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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南茶叶在明代茶马互市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末民初，湖南茶叶已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安化茶叶驰名中外。在安化茶叶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茶叶包装、运输、销售的要求也越来越细化。山西商人在茶叶贸易各个环节所付出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茶叶贸易的外销，使安化黑茶在茶叶贸易中搭起商品交流和文化互动的桥梁，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品牌。
关键词：清末民初；湖南安化；茶叶贸易；山西商人
湖南省位于我国东南腹地，全年热量丰富，无霜期长，日照年辐射总量较低，雨量较为充沛，十分适宜茶叶的种植和生长。一般认为湖南茶叶内销始于唐代，唐朝李肇在《国史补》中曾记载：“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且运销西藏。”[1]安化县隶属于湖南省益阳市，是湖南有名的茶叶生产大县。安化黑茶是指将大叶种茶叶经过杀青、揉捻、渥堆多种制作工艺加工而成的黑毛茶和以其为原料加工成的产品总称。
一、明清安化黑茶发展情况
黑茶属于六大茶类之一，因成品茶外观为黑色而得名。《明代茶叶生产的发展》指出两种关于黑茶起源的说法，一为宋代川茶，蒸制为团块便于长途运销于边地，因沿途“渥堆作用”自然变黑。二是明代中后期崛起的湖茶，特别是安化黑毛茶，经揉捻后渥堆一段时间，叶色变成褐绿带黑，然后烘干而成[2]。明洪武初年黑茶在四川开始生产，《明会典》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直到嘉靖年间扩至湖南。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制法的改革、散茶的盛行，促使湖南向四川学习黑茶制作的相关技术，经过不断发展，黑茶成为湖南安化的一种特产。
清承明制，湖南安化黑茶的兴起，与明代茶马贸易密切相关。明朝廷利用茶叶易马，实施“联番制虏”的政策。明嘉靖三年（1524年）御史陈讲的奏疏中记载了黑茶的生产：“商茶低伪，悉征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每十斤蒸晒一篦，送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由此可知，当时湖南安化的黑茶多以茶易马。从长远来看，明朝廷制定的汉茶为主、湖茶为辅的易马政策，确立了湖南黑茶的合法地位，使湖南黑茶发展成为茶马贸易的重要货源，也促进了清朝、民国黑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3]。
到了清代，安化黑茶总体产销情况依然可观。安化是清代黑茶的主要产区，湖南安化集市繁茂，商号林立。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曾以赞叹的口吻描述了黑茶生产、加工的情况：“才交谷雨见旗杆，安排火坑打包箱，芙蓉山顶多女伴，采得仙茶带露香。”[4] 一方面，西北地区民间素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说法，西北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酥酪，不喝茶便会感到不适，而安化黑茶量多价廉，为黑茶销售提供了稳定的市场条件。另一方面，清政府采取的推进茶业发展的措施，为茶业产销提供了政策支持：清康熙、雍正时期，朝廷推行积极的农业政策，推进茶业发展。同时，朝廷大力经营蒙古、西藏地区，促进了蒙古、西藏、中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边销茶的市场，湖南黑茶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5]。
在生产地—湖南安化和销售地—西北地区之间，山西商人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明代，抵御蒙古人南下，设北部九边，实行开中制，山西商人（河东商人）纳粮中盐，成为北方边镇市场的主体。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封贡互市”后，南北物资交流频繁，晋商空前活跃，北部边镇市场进入全面繁荣阶段[6]。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发育与发展、加速了赋役制度的变更，人身依附关系被削弱，为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提供了便利。利润需求的吸引、销售市场的拓展、政府政策的支持促使山西商人成为人口流动“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安化茶山办茶，加工、包装后运往汉口，再转运到西北地区，丰富了明清社会经济生活图景。山西商人开设有多家经营湖南地区茶叶生意的茶行，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在湖北、湖南占有羊楼洞、羊楼司、咸宁三座茶山。蒲州天德顺安化芽茶发行的茶叶在清末民初也很有名气，这家茶行曾占据了北方很大的茶叶市场，其茶叶主要来源于两湖、两广，销往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7]。三和号、德和、川记、高山永、高山和也是专做黑茶生意的几个祁县商号。
二、清末民初安化茶叶贸易及生活图景
（一）茶叶贸易
“向来鄂省茶连湘省茶，合计有五十万箱左右，兹据民国二年销售数，两湖头春有四十万三千箱，二春有七万七千箱，三春有六千箱。”[8]民国时期时人所编著的《安化黑茶》称：“安化黑茶分甘引、陕引、花卷三种：陕引销售山西、陜西、绥远、察哈尔等省，而以西安为市场；甘引销售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及苏俄境内，而以兰州为市场；花卷运销山西、宁夏、河北及察哈尔、绥远一带，太原其市场也。”[9]
道光年间，山西商人，一般是从苏州经河口到武夷山买茶叶；咸丰年间，山西商人主要从湖南、湖北地区采购茶叶。山西商人一般在安化茶山内就地采茶，经过简单加工、包装后运往汉口进行贸易或转运。清代茶叶商人的贸易离不开票号的发展，汉口作为票号发展的集中地之一，也逐渐成为茶叶聚集区。
《湖南古村镇》记载了安化黑茶的贸易路线：当时安化黑茶从长沙府牛田堡起程，集中到牛田驿后，用竹排、木排顺麻溪河入资江，经益阳、湘阴，入洞庭湖，再经岳州府入长江……到汉阳县汉口镇。另有陆路二线，经新化至宝庆，经梅城、宁乡至长沙，麻溪洞市茶集中到汉口后，再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上岸以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再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右玉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再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一千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然后由恰克图销往欧洲和远东地区[10]。
清末民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需求的增大，安化的茶叶贸易除了黑茶贸易，还存在较为广泛的红茶贸易。咸丰年间，安化开始以产制红、黑茶为主，红茶兴盛时，常年产量约为六万箱（每箱约三十五公斤），最高年产达到四十万箱（1901年和1915年）。黑茶年产量为一千五百至两千吨，最高时年产达七千吨以上[11]。由此，我们仅从以上数字的大小就能推测出当时安化黑茶贸易之兴盛。 （二）生活图景
为了降低茶叶贸易的成本，避免陷入茶农与茶行的内损，也为了减少转卖环节、减少中间商的抬价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山西商人在清末民初多在茶叶产地直接与茶农订立契约。山西商人根据市场需求和贸易情况，直接在茶山雇佣当地茶农采茶，由江西人按照其标准来制茶，而后将茶叶运往汉口进行贸易，或经汉口转运到恰克图市场。
1.山西商人来安化办茶，往往会先拟定好需要置办的物品
安山买办：篾、废铝、窝盘、大腰盘、拣盘、小样盘、申拖盘、簸盘、腰篓、吊篓、焙笼、炕芯、官堆箕、大巴箕、小巴箕、扫地箕、硬口/软口撮箕、木炭、棕帽、白炭、桐油、茶油等物[12]。
益阳安置各物：色头米、吃米、牛油烛、棕绳、岩卜碗、大蒲扇、草鞋、皮蛋、挂面、羊毫笔、水笔、黑丝、砚池。
汉口安置各物：汾酒、黄酒、酱油、麻油、陈醋、洋油、洋面、粉条、粉片、粉面、全料面、洋灯、外带罩、灯焾子、良机灯、洋蜡、算盘、火筛、火印、洋肥皂、洋毛巾、手巾、折扇、手幅、小剪刀、棕竹折扇、裤带、丝腿带、洋胰、鱼骨扣、铜锁子、白棉线、洋针、洋锁、品红胭脂、洋瓷面盆、红头绳、衣线、棉花、藿香丸、苏合丸、沙气丸、眼药、午时茶、水旱烟钵/袋、艾绒、信封、挂钟、日晷等，还包括各类布和包装用纸。
由上述买办、安置的各类物品，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物品类型多种多样，品类细化程度极高。物品类型既包括采茶、制茶用品，又包括生活用品及食物，还包括算盘、信封、笔等商业用品。此外，物品类型还囊括了药品、女性用品和一些洋货，生活图景既艰苦又丰富。
第二，洋货的使用较为广泛。在上述物品中，出现洋火、洋肥皂、洋毛巾、洋针等多种洋货产品。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洋货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山西商人作为明清时期“走南闯北”的一大商业群体，也较早开始接触并使用洋货。
第三，山西商人的细致化经营及其基本的商业运作模式可从中窥探一二。买办、安置物品的细致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山西商人的精细化经营模式，他们对于小事也颇为上心，从细节处追求节约化、规范化，也从小处入手缩小经营成本，难怪其有着可观的利润收入和成功的经商经验。
第四，形成产、运、销一体化产业链，其办茶模式极具规格化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化的民间工厂。买办、安置的各类物品不仅品类齐全，还涉及生产、加工等细致环节，从这些物品名称中，既可以隐约看到不同分工的采茶人、制茶人、商人、女性的劳动生活情景，也可对茶叶生产流程和茶叶生产概况有所了解。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和细致而明确的分工，使山西商人在安化的办茶历程更为规范化、近代化，整个生产、加工区域宛若一个近代化的民间工厂。
2.恰克图贩茶生活图景
“富贵贫贱都在内”可谓是对恰克图贩茶商人生活的如实概括。明代茶马互市的传统贸易、清朝对蒙、藏地区的管理、西北市场的不断拓展都促使众多商人来恰克图贩茶，山西商人便是其中的主力军。作为产、运、销一体化经营的商人群体，山西商人将其所办茶叶经长途贩运到恰克图，开启了售茶之路。商人们往往在每年冬季十一月到來年四月往返恰克图，《恰克图贩茶歌》[13]为我们生动呈现了清末山西商人北上贩茶的真实生活图景。
第一，行路之难。商人们到恰克图贩茶，一路历经恶劣的环境、寒冷的气候，还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家乡刮风树梢响，口外刮风雷吼天。四下一看无村店，一片白雪尺二三。不避雪，难顾寒，一片荒草乱野滩。走一天，没人烟，山高路远地连天。”恰克图茶贩在冬季如果遇到风雪天气，就只能“风吹雪打无处躲，只得忍气下泪点……化雪成水忙煮肉，半生半熟捞在盘。刀刮操土吃两口，调料缺少老咸盐。”行商途中的冻伤、生病、饥饿成了常见现象。
第二，思乡之苦。“一起身，离家园，抛闪父母在堂前。”商人们不梳头、不洗脸地赶路，一走就是几十天。“忍冻走，心里寒，越走越思想家园。思想父母不得见，五门性命交给天。”为了创造家业、做买卖赚钱，商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抛下父母和妻儿，独自踏上行商贩茶之路。
第三，经商之艰。一方面，在恰克图贩茶，不仅需要过人的毅力和信念，还需要具备行商的技能。写字、算账、学行话是基本技能，此外，从事口外贸易的商人还需要学习翻译，加强语言交流能力：“初到恰图要学话，不会翻译无本钱。用心学，记心间，学会翻译是本钱。”另一方面，从南方买茶到北方贩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贩茶途中的风险、运输路线和费用的计算、运输方式的选择都需要经过商人的细细盘算。
三、小结
湖南安化黑茶产量高、价格低、适应市场需求，获得了西北游牧民族的青睐，成为清末民初茶叶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茶贸易中，商人们在生产环节、运输环节、销售环节所付出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安化黑茶的外销。政府在茶叶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行政角色，有效地连接了茶叶贸易中的各个参与者，刺激了茶叶经济的发展。安化黑茶在茶叶贸易中搭起了商品交流和文化互动的桥梁，已发展成为历史记忆中的特色品牌。
作者简介
董竹馨，1993年生，女，山西临猗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文物利用、陈列展览。
参考文献
[1]（唐）李肇.国史补卷（下）[Z].清嘉庆11年序刻本.
[2]郭孟良.明代茶叶生产的发展[J].殷都学刊，2000（3）：31-35.
[3]章传政.明代茶叶科技、贸易、文化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7：96.
[4]陶澍.陶澍全集（卷十）[M].长沙：岳麓书社，2010：251.
[5]李朵娇.明清及民国时期湖南茶叶史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0：18.
[6]高春平，田晓红，高小平.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J].晋阳学刊，2002（4）：41-44.
[7]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字号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92，197.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1：809.
[9]彭先泽.安化黑茶[M].长沙：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2007：37.
[10]李渔村，李仕铭.湖南古村镇[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360.
[11]李朵娇.明清及民国时期湖南茶叶史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0：19.
[12]民国六年办茶规程[Z].民间文献手抄本.
[13]蒙古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恰克图贩茶歌[M]//旅蒙商档案集萃，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清末民初；湖南安化；茶叶贸易；山西商人
湖南省位于我国东南腹地，全年热量丰富，无霜期长，日照年辐射总量较低，雨量较为充沛，十分适宜茶叶的种植和生长。一般认为湖南茶叶内销始于唐代，唐朝李肇在《国史补》中曾记载：“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且运销西藏。”[1]安化县隶属于湖南省益阳市，是湖南有名的茶叶生产大县。安化黑茶是指将大叶种茶叶经过杀青、揉捻、渥堆多种制作工艺加工而成的黑毛茶和以其为原料加工成的产品总称。
一、明清安化黑茶发展情况
黑茶属于六大茶类之一，因成品茶外观为黑色而得名。《明代茶叶生产的发展》指出两种关于黑茶起源的说法，一为宋代川茶，蒸制为团块便于长途运销于边地，因沿途“渥堆作用”自然变黑。二是明代中后期崛起的湖茶，特别是安化黑毛茶，经揉捻后渥堆一段时间，叶色变成褐绿带黑，然后烘干而成[2]。明洪武初年黑茶在四川开始生产，《明会典》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直到嘉靖年间扩至湖南。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制法的改革、散茶的盛行，促使湖南向四川学习黑茶制作的相关技术，经过不断发展，黑茶成为湖南安化的一种特产。
清承明制，湖南安化黑茶的兴起，与明代茶马贸易密切相关。明朝廷利用茶叶易马，实施“联番制虏”的政策。明嘉靖三年（1524年）御史陈讲的奏疏中记载了黑茶的生产：“商茶低伪，悉征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每十斤蒸晒一篦，送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由此可知，当时湖南安化的黑茶多以茶易马。从长远来看，明朝廷制定的汉茶为主、湖茶为辅的易马政策，确立了湖南黑茶的合法地位，使湖南黑茶发展成为茶马贸易的重要货源，也促进了清朝、民国黑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3]。
到了清代，安化黑茶总体产销情况依然可观。安化是清代黑茶的主要产区，湖南安化集市繁茂，商号林立。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曾以赞叹的口吻描述了黑茶生产、加工的情况：“才交谷雨见旗杆，安排火坑打包箱，芙蓉山顶多女伴，采得仙茶带露香。”[4] 一方面，西北地区民间素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说法，西北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酥酪，不喝茶便会感到不适，而安化黑茶量多价廉，为黑茶销售提供了稳定的市场条件。另一方面，清政府采取的推进茶业发展的措施，为茶业产销提供了政策支持：清康熙、雍正时期，朝廷推行积极的农业政策，推进茶业发展。同时，朝廷大力经营蒙古、西藏地区，促进了蒙古、西藏、中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边销茶的市场，湖南黑茶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5]。
在生产地—湖南安化和销售地—西北地区之间，山西商人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明代，抵御蒙古人南下，设北部九边，实行开中制，山西商人（河东商人）纳粮中盐，成为北方边镇市场的主体。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封贡互市”后，南北物资交流频繁，晋商空前活跃，北部边镇市场进入全面繁荣阶段[6]。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发育与发展、加速了赋役制度的变更，人身依附关系被削弱，为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提供了便利。利润需求的吸引、销售市场的拓展、政府政策的支持促使山西商人成为人口流动“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安化茶山办茶，加工、包装后运往汉口，再转运到西北地区，丰富了明清社会经济生活图景。山西商人开设有多家经营湖南地区茶叶生意的茶行，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在湖北、湖南占有羊楼洞、羊楼司、咸宁三座茶山。蒲州天德顺安化芽茶发行的茶叶在清末民初也很有名气，这家茶行曾占据了北方很大的茶叶市场，其茶叶主要来源于两湖、两广，销往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7]。三和号、德和、川记、高山永、高山和也是专做黑茶生意的几个祁县商号。
二、清末民初安化茶叶贸易及生活图景
（一）茶叶贸易
“向来鄂省茶连湘省茶，合计有五十万箱左右，兹据民国二年销售数，两湖头春有四十万三千箱，二春有七万七千箱，三春有六千箱。”[8]民国时期时人所编著的《安化黑茶》称：“安化黑茶分甘引、陕引、花卷三种：陕引销售山西、陜西、绥远、察哈尔等省，而以西安为市场；甘引销售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及苏俄境内，而以兰州为市场；花卷运销山西、宁夏、河北及察哈尔、绥远一带，太原其市场也。”[9]
道光年间，山西商人，一般是从苏州经河口到武夷山买茶叶；咸丰年间，山西商人主要从湖南、湖北地区采购茶叶。山西商人一般在安化茶山内就地采茶，经过简单加工、包装后运往汉口进行贸易或转运。清代茶叶商人的贸易离不开票号的发展，汉口作为票号发展的集中地之一，也逐渐成为茶叶聚集区。
《湖南古村镇》记载了安化黑茶的贸易路线：当时安化黑茶从长沙府牛田堡起程，集中到牛田驿后，用竹排、木排顺麻溪河入资江，经益阳、湘阴，入洞庭湖，再经岳州府入长江……到汉阳县汉口镇。另有陆路二线，经新化至宝庆，经梅城、宁乡至长沙，麻溪洞市茶集中到汉口后，再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上岸以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再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右玉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再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一千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然后由恰克图销往欧洲和远东地区[10]。
清末民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需求的增大，安化的茶叶贸易除了黑茶贸易，还存在较为广泛的红茶贸易。咸丰年间，安化开始以产制红、黑茶为主，红茶兴盛时，常年产量约为六万箱（每箱约三十五公斤），最高年产达到四十万箱（1901年和1915年）。黑茶年产量为一千五百至两千吨，最高时年产达七千吨以上[11]。由此，我们仅从以上数字的大小就能推测出当时安化黑茶贸易之兴盛。 （二）生活图景
为了降低茶叶贸易的成本，避免陷入茶农与茶行的内损，也为了减少转卖环节、减少中间商的抬价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山西商人在清末民初多在茶叶产地直接与茶农订立契约。山西商人根据市场需求和贸易情况，直接在茶山雇佣当地茶农采茶，由江西人按照其标准来制茶，而后将茶叶运往汉口进行贸易，或经汉口转运到恰克图市场。
1.山西商人来安化办茶，往往会先拟定好需要置办的物品
安山买办：篾、废铝、窝盘、大腰盘、拣盘、小样盘、申拖盘、簸盘、腰篓、吊篓、焙笼、炕芯、官堆箕、大巴箕、小巴箕、扫地箕、硬口/软口撮箕、木炭、棕帽、白炭、桐油、茶油等物[12]。
益阳安置各物：色头米、吃米、牛油烛、棕绳、岩卜碗、大蒲扇、草鞋、皮蛋、挂面、羊毫笔、水笔、黑丝、砚池。
汉口安置各物：汾酒、黄酒、酱油、麻油、陈醋、洋油、洋面、粉条、粉片、粉面、全料面、洋灯、外带罩、灯焾子、良机灯、洋蜡、算盘、火筛、火印、洋肥皂、洋毛巾、手巾、折扇、手幅、小剪刀、棕竹折扇、裤带、丝腿带、洋胰、鱼骨扣、铜锁子、白棉线、洋针、洋锁、品红胭脂、洋瓷面盆、红头绳、衣线、棉花、藿香丸、苏合丸、沙气丸、眼药、午时茶、水旱烟钵/袋、艾绒、信封、挂钟、日晷等，还包括各类布和包装用纸。
由上述买办、安置的各类物品，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物品类型多种多样，品类细化程度极高。物品类型既包括采茶、制茶用品，又包括生活用品及食物，还包括算盘、信封、笔等商业用品。此外，物品类型还囊括了药品、女性用品和一些洋货，生活图景既艰苦又丰富。
第二，洋货的使用较为广泛。在上述物品中，出现洋火、洋肥皂、洋毛巾、洋针等多种洋货产品。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洋货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山西商人作为明清时期“走南闯北”的一大商业群体，也较早开始接触并使用洋货。
第三，山西商人的细致化经营及其基本的商业运作模式可从中窥探一二。买办、安置物品的细致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山西商人的精细化经营模式，他们对于小事也颇为上心，从细节处追求节约化、规范化，也从小处入手缩小经营成本，难怪其有着可观的利润收入和成功的经商经验。
第四，形成产、运、销一体化产业链，其办茶模式极具规格化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化的民间工厂。买办、安置的各类物品不仅品类齐全，还涉及生产、加工等细致环节，从这些物品名称中，既可以隐约看到不同分工的采茶人、制茶人、商人、女性的劳动生活情景，也可对茶叶生产流程和茶叶生产概况有所了解。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和细致而明确的分工，使山西商人在安化的办茶历程更为规范化、近代化，整个生产、加工区域宛若一个近代化的民间工厂。
2.恰克图贩茶生活图景
“富贵贫贱都在内”可谓是对恰克图贩茶商人生活的如实概括。明代茶马互市的传统贸易、清朝对蒙、藏地区的管理、西北市场的不断拓展都促使众多商人来恰克图贩茶，山西商人便是其中的主力军。作为产、运、销一体化经营的商人群体，山西商人将其所办茶叶经长途贩运到恰克图，开启了售茶之路。商人们往往在每年冬季十一月到來年四月往返恰克图，《恰克图贩茶歌》[13]为我们生动呈现了清末山西商人北上贩茶的真实生活图景。
第一，行路之难。商人们到恰克图贩茶，一路历经恶劣的环境、寒冷的气候，还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家乡刮风树梢响，口外刮风雷吼天。四下一看无村店，一片白雪尺二三。不避雪，难顾寒，一片荒草乱野滩。走一天，没人烟，山高路远地连天。”恰克图茶贩在冬季如果遇到风雪天气，就只能“风吹雪打无处躲，只得忍气下泪点……化雪成水忙煮肉，半生半熟捞在盘。刀刮操土吃两口，调料缺少老咸盐。”行商途中的冻伤、生病、饥饿成了常见现象。
第二，思乡之苦。“一起身，离家园，抛闪父母在堂前。”商人们不梳头、不洗脸地赶路，一走就是几十天。“忍冻走，心里寒，越走越思想家园。思想父母不得见，五门性命交给天。”为了创造家业、做买卖赚钱，商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抛下父母和妻儿，独自踏上行商贩茶之路。
第三，经商之艰。一方面，在恰克图贩茶，不仅需要过人的毅力和信念，还需要具备行商的技能。写字、算账、学行话是基本技能，此外，从事口外贸易的商人还需要学习翻译，加强语言交流能力：“初到恰图要学话，不会翻译无本钱。用心学，记心间，学会翻译是本钱。”另一方面，从南方买茶到北方贩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贩茶途中的风险、运输路线和费用的计算、运输方式的选择都需要经过商人的细细盘算。
三、小结
湖南安化黑茶产量高、价格低、适应市场需求，获得了西北游牧民族的青睐，成为清末民初茶叶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茶贸易中，商人们在生产环节、运输环节、销售环节所付出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安化黑茶的外销。政府在茶叶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行政角色，有效地连接了茶叶贸易中的各个参与者，刺激了茶叶经济的发展。安化黑茶在茶叶贸易中搭起了商品交流和文化互动的桥梁，已发展成为历史记忆中的特色品牌。
作者简介
董竹馨，1993年生，女，山西临猗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文物利用、陈列展览。
参考文献
[1]（唐）李肇.国史补卷（下）[Z].清嘉庆11年序刻本.
[2]郭孟良.明代茶叶生产的发展[J].殷都学刊，2000（3）：31-35.
[3]章传政.明代茶叶科技、贸易、文化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7：96.
[4]陶澍.陶澍全集（卷十）[M].长沙：岳麓书社，2010：251.
[5]李朵娇.明清及民国时期湖南茶叶史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0：18.
[6]高春平，田晓红，高小平.晋商与北部市场开发[J].晋阳学刊，2002（4）：41-44.
[7]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字号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192，197.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1：809.
[9]彭先泽.安化黑茶[M].长沙：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2007：37.
[10]李渔村，李仕铭.湖南古村镇[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360.
[11]李朵娇.明清及民国时期湖南茶叶史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0：19.
[12]民国六年办茶规程[Z].民间文献手抄本.
[13]蒙古国家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恰克图贩茶歌[M]//旅蒙商档案集萃，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