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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生前有无著作出版，从前是谜
最早谈论李大钊著作的，是1962年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的《书话》，开篇第一章，说的就是李大钊的《守常全集》。李大钊，字守常。唐弢先生在书中说：“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当时就曾计划过为他编印选集，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荆棘遍野，豺狼当道，又哪里容得了欢呼新世纪的声音呢？1933年，他遇难六周年的时候，北京人民在地下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发起为大钊同志募捐，并举行公葬。《守常文集》的稿子也是在这个时候编定。原稿分上下两卷，收论文30篇。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记》，后来编入《南腔北调集》，文后加上一段短短的附识。”这部文集，一开始人们想送当时的群众书局出版，鲁迅先生不同意送审，免得李大钊先生的文章在审查官那里“受刑”，同时北京的一些人，也认为群众书局出版社名气太小，不如送大出版社好，于是送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这一送，正如鲁迅所料，杳无音信。书稿要回以后，就存在了当时北新书局。抗战爆发，人们于是又想起应该把这个文集出版出来，书名改了一下就叫《守常全集》，1939年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书出来以后，马上就又遭到租界当局的禁止，已经印好了的书都被没收了，可以说李大钊的这部文集，形式上虽然出版了，效果上又等于没有出版。由此可见在当时白色恐怖条件下，李大钊著作和遗篇的收藏、整理、出版不仅十分艰难，而且十分不易。又过了十年整，1949年上海解放，好在书版保存得还比较完好，于是就以《守常文集》之名出版了原稿中的一部分内容。
不仅文集出版如此富有传奇色彩，李大钊的生前专著及遗篇的收藏更是如此。
唐弢《书话》出版后，引起众多现代史学家对李大钊作品存世遗留的关注，他们陆续向编辑部（北京出版社）寄送信函，就李大钊先烈遗著编录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主要反映在寻找李大钊遗篇，其中最难寻觅的是专著和演讲记录。当时在讲述李大钊的相关文字中，都没有提到过李大钊生前的史学名著《史学要论》，有的虽然提到了，但是把书名误记为《史学概论》，这种情况，我们看后来编纂的《李大钊全集》，相关目录都反映不出李大钊生前著有并出版了《史学概论》一书。可让人们无奈的是，就是翻遍了公私所藏图书，挖地三尺也找不到那部被误记为《史学要论》的著作。
李大钊生前有无专著出版，竟成一谜。
一部珍藏，谜底揭穿
秦杰收藏的李大钊生前专著，最可珍贵者就是这部《史学要论》。这部书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收入当时著名的百科小丛书之中，它是李大钊在史学上的代表性著作。1964年编纂《李大钊选集》，因为上述原因没有发现它，所以选集中没有收。1998年编纂《李大钊全集》时，他听说以后，决定还是把这样一部珍贵的书捐献出来，为李大钊全集的编纂，尽一份爱书人的绵薄之力。没想到的是，这部书受到李大钊之子、原中顾委常委、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李大钊全集》编纂委员会主任李葆华同志的高度赞扬，他还亲笔书写“珍贵文物”四个大字。1998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商务百年百种经典名著”，将这部74年前的图书收入其中。
在编纂《李大钊全集》时，秦杰同时还向其提供另外两种李大钊遗篇珍本，一部叫作《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此书为1923年中国大学编。另一册名叫《1939年燕京大学近代文编》，李葆华称这份书信文物为“日寇铁蹄下留存的文物”，继而破格将他吸收入“李大钊研究会”。秦杰也因为收藏李大钊早期珍本而成为“李大钊研究会”中唯一的不是专家、学者的研究会员。后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这4册珍籍参展并获金奖；2005年在“潘家园红色的回忆”展上亮相时，许多红色藏书的朋友都赞叹为“足可镇堂”。
李大钊、周恩来密会有记录
很多历史书上都说，周恩来当年来北京与李大钊见过面，但都没有说明来自何处文献。在秦杰收藏的与李大钊生平事迹有直接关系的藏品中，有一件文献《少年中国》，它当时的发行量在5000份左右。1921年后，一共出4卷。它由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学会发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的1918年6月30日，成立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1919年7月1日。它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少年中国》为其机关刊物，月刊，编辑主任即李大钊，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创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等先后参加了这个组织。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少年中国》内容主要为两大部分，一是会员所写的自然科学、文学、社会学和哲学论著；另一部分是会务报告、会务消息和会员通讯。
《少年中国》前一部分内容不提，就说其每期后半部内容，虽然比前面的要短很多，因为它记录的都是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事件，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对于了解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主要地点，就在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学会的绝大多数会议和主持都有李大钊参与其间，这为研究李大钊生平事迹，尤其是为修订李大钊年谱，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文献依据。特别是《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期）会员通讯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了1920年8月16日，李大钊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公园会晤，这是李周生平第一次见面的准确记录。秦杰把这份珍贵的记录贡献也给了《李大钊全集》，并被列为重要的附录。
秦杰跟我讲了一个李大钊题外的红色文物故事，那是2004年8月，北京报国寺文化收藏品市场上，突然浮现出7册《少年中国》。虽然仅仅是零本，不是全份儿，你可别小看这类另本散册，就这7册零本里面，藏着十分珍贵的东西。1920年毛泽东住在哪里？这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过去住所的问题。这几本老杂志中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8期，是诗学研究号，现在人一看这名字，会以为是研究诗歌的，然而其价值在后面。这期是1920年2月15日出版的，第68页有“加入新会员3人”的名单，其中收录有毛泽东，不仅只有个名字，而且还有毛泽东当年的通信地址，“毛泽东 润之 湖南 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 文科”。这册秦杰说他没有遇上，是个遗憾，可是被他的红色文物收藏家朋友金铁华先生一眼相上了，二话没说2000元拿下。秦杰说自己没有得到这件珍品，不遗憾，在朋友手里，知道东西在哪儿，随时能看看，心满意足。
（编辑 王文娜）
[email protected]
秦杰与笔者同岁，55岁，早在1974年就开始收藏。秦杰说：“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对红色文物情有独钟。”其中酸甜苦辣，少为人知。为了收藏一件红色文献，手里的钱不够，他把自己刚买的一辆崭新的凤头自行车给了卖主。还有一回，路遇一人卖一套毛泽东选集，当时他没带钱，顺手摘下手腕上的金表送给了对方。
在他拥有的文物级藏品中，有一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大钊生前出版的著作4册。其中李大钊之史学著作《史学要论》，更具传奇色彩。
最早谈论李大钊著作的，是1962年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的《书话》，开篇第一章，说的就是李大钊的《守常全集》。李大钊，字守常。唐弢先生在书中说：“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当时就曾计划过为他编印选集，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荆棘遍野，豺狼当道，又哪里容得了欢呼新世纪的声音呢？1933年，他遇难六周年的时候，北京人民在地下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发起为大钊同志募捐，并举行公葬。《守常文集》的稿子也是在这个时候编定。原稿分上下两卷，收论文30篇。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记》，后来编入《南腔北调集》，文后加上一段短短的附识。”这部文集，一开始人们想送当时的群众书局出版，鲁迅先生不同意送审，免得李大钊先生的文章在审查官那里“受刑”，同时北京的一些人，也认为群众书局出版社名气太小，不如送大出版社好，于是送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这一送，正如鲁迅所料，杳无音信。书稿要回以后，就存在了当时北新书局。抗战爆发，人们于是又想起应该把这个文集出版出来，书名改了一下就叫《守常全集》，1939年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书出来以后，马上就又遭到租界当局的禁止，已经印好了的书都被没收了，可以说李大钊的这部文集，形式上虽然出版了，效果上又等于没有出版。由此可见在当时白色恐怖条件下，李大钊著作和遗篇的收藏、整理、出版不仅十分艰难，而且十分不易。又过了十年整，1949年上海解放，好在书版保存得还比较完好，于是就以《守常文集》之名出版了原稿中的一部分内容。
不仅文集出版如此富有传奇色彩，李大钊的生前专著及遗篇的收藏更是如此。
唐弢《书话》出版后，引起众多现代史学家对李大钊作品存世遗留的关注，他们陆续向编辑部（北京出版社）寄送信函，就李大钊先烈遗著编录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主要反映在寻找李大钊遗篇，其中最难寻觅的是专著和演讲记录。当时在讲述李大钊的相关文字中，都没有提到过李大钊生前的史学名著《史学要论》，有的虽然提到了，但是把书名误记为《史学概论》，这种情况，我们看后来编纂的《李大钊全集》，相关目录都反映不出李大钊生前著有并出版了《史学概论》一书。可让人们无奈的是，就是翻遍了公私所藏图书，挖地三尺也找不到那部被误记为《史学要论》的著作。
李大钊生前有无专著出版，竟成一谜。
一部珍藏，谜底揭穿
秦杰收藏的李大钊生前专著，最可珍贵者就是这部《史学要论》。这部书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收入当时著名的百科小丛书之中，它是李大钊在史学上的代表性著作。1964年编纂《李大钊选集》，因为上述原因没有发现它，所以选集中没有收。1998年编纂《李大钊全集》时，他听说以后，决定还是把这样一部珍贵的书捐献出来，为李大钊全集的编纂，尽一份爱书人的绵薄之力。没想到的是，这部书受到李大钊之子、原中顾委常委、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李大钊全集》编纂委员会主任李葆华同志的高度赞扬，他还亲笔书写“珍贵文物”四个大字。1998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商务百年百种经典名著”，将这部74年前的图书收入其中。
在编纂《李大钊全集》时，秦杰同时还向其提供另外两种李大钊遗篇珍本，一部叫作《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此书为1923年中国大学编。另一册名叫《1939年燕京大学近代文编》，李葆华称这份书信文物为“日寇铁蹄下留存的文物”，继而破格将他吸收入“李大钊研究会”。秦杰也因为收藏李大钊早期珍本而成为“李大钊研究会”中唯一的不是专家、学者的研究会员。后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这4册珍籍参展并获金奖；2005年在“潘家园红色的回忆”展上亮相时，许多红色藏书的朋友都赞叹为“足可镇堂”。
李大钊、周恩来密会有记录
很多历史书上都说，周恩来当年来北京与李大钊见过面，但都没有说明来自何处文献。在秦杰收藏的与李大钊生平事迹有直接关系的藏品中，有一件文献《少年中国》，它当时的发行量在5000份左右。1921年后，一共出4卷。它由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学会发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的1918年6月30日，成立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1919年7月1日。它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少年中国》为其机关刊物，月刊，编辑主任即李大钊，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创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等先后参加了这个组织。
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少年中国》内容主要为两大部分，一是会员所写的自然科学、文学、社会学和哲学论著；另一部分是会务报告、会务消息和会员通讯。
《少年中国》前一部分内容不提，就说其每期后半部内容，虽然比前面的要短很多，因为它记录的都是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事件，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对于了解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主要地点，就在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学会的绝大多数会议和主持都有李大钊参与其间，这为研究李大钊生平事迹，尤其是为修订李大钊年谱，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文献依据。特别是《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期）会员通讯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了1920年8月16日，李大钊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公园会晤，这是李周生平第一次见面的准确记录。秦杰把这份珍贵的记录贡献也给了《李大钊全集》，并被列为重要的附录。
秦杰跟我讲了一个李大钊题外的红色文物故事，那是2004年8月，北京报国寺文化收藏品市场上，突然浮现出7册《少年中国》。虽然仅仅是零本，不是全份儿，你可别小看这类另本散册，就这7册零本里面，藏着十分珍贵的东西。1920年毛泽东住在哪里？这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人过去住所的问题。这几本老杂志中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8期，是诗学研究号，现在人一看这名字，会以为是研究诗歌的，然而其价值在后面。这期是1920年2月15日出版的，第68页有“加入新会员3人”的名单，其中收录有毛泽东，不仅只有个名字，而且还有毛泽东当年的通信地址，“毛泽东 润之 湖南 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 文科”。这册秦杰说他没有遇上，是个遗憾，可是被他的红色文物收藏家朋友金铁华先生一眼相上了，二话没说2000元拿下。秦杰说自己没有得到这件珍品，不遗憾，在朋友手里，知道东西在哪儿，随时能看看，心满意足。
（编辑 王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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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杰与笔者同岁，55岁，早在1974年就开始收藏。秦杰说：“我是一名普通党员，对红色文物情有独钟。”其中酸甜苦辣，少为人知。为了收藏一件红色文献，手里的钱不够，他把自己刚买的一辆崭新的凤头自行车给了卖主。还有一回，路遇一人卖一套毛泽东选集，当时他没带钱，顺手摘下手腕上的金表送给了对方。
在他拥有的文物级藏品中，有一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大钊生前出版的著作4册。其中李大钊之史学著作《史学要论》，更具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