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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属性，而人性异化中的“异化”指的就是在异己力量的作用下，人的主体性受压制导致人的本真自我同现实自我发生分离的现象，主体性与自我实现自由的缺失是人性异化的重要特征。本文对小说《芳华》中主要人物产生异化的原因与其人性异化的表现进行揭示和剖析，同时对人性异化后尚未泯灭的人性产生的自我救赎作进一步的思考与追问。
关键词：芳华 人性 异化 救赎
严歌苓被评论界誉为“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的新一代移民作家，她的小说中不乏对人性之异化的揭示，如《穗子物语》、《雌性草地》、《陆犯焉识》等，通过对人物极致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叙述来反映人的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表现其对特定历史时代人性问题以及个体自由问题的思考。《芳华》原名是《你触碰了我》，电影《芳华》更多的是导演冯小刚眼中的对青春逝去的缅怀，是一首悠扬的青春之歌。而小说《芳华》（《你触碰了我》）则是作家严歌苓内心着力想要表达的关于人性异化问题的追思。
一.个体自由伦理的丧失与人性异化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谈到人民民主伦理和个体自由伦理两个概念，“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上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不难理解二者之间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态势，人民民主伦理更多的是站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人民民主伦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体公民的感受。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个性主义与人的意识缺乏培植的土壤和气候，个体往往容易成为集体的附庸。而个体自由伦理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不像是人民民主那样，通过压抑人的个性，压抑小我，成就大我。在个体自由伦理中，自主地依照自己的价值偏好生活的具体个体，仍在执着地寻求不确定的人生中生活的幸福条件。小说《芳华》的叙事背景横跨了42年，小说结尾追溯回1973年4月7日，小曼在冬青甬道第一次见到刘峰，这是故事开始的最初时代背景，一直延续到刘峰追悼会的召开2015年12月23日。故事里的人历经42年都已经面目全非，芳华逝去。当我们再次回望历史，目睹他们历经喜怒哀乐的时候，难以忽略的是那个荒诞的年代下人性是如何发生变异的。严歌苓曾经谈及：“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向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所关注的是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会理解，产生共鸣。”她重点思考的是人性幽暗性和表象性如何结合在一起，在极致环境下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个体自由伦理被人民民主伦理所遮蔽的年代，人民民主伦理化身为组织伦理和革命伦理，集体化的道德原则成为社会主导。在组织伦理与革命伦理的指导下又催生了集体话语遮蔽个人话语的图景。
组织伦理与革命伦理让个体自由伦理处于失语的状态，集体话语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对个人话语具有压倒性的打击。在极致的政治高压以及集体话语的压制下，人性逐渐发生裂变进而走向变异。故事开头，人们或许以为好人刘峰是顺应了时代发展，他的雷锋行为在集体话语中得到了认可。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主人公刘峰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十足的“活雷锋”，他擅长一切修理改善，心灵手巧，是木匠也是铁匠，电工也不赖。“他自知自己是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刘峰的“重要”仅仅是因为刘峰无条件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是一种“有用之用”。当刘峰当选为全军学雷锋标兵时，我等“进步青年”想到其背后的好处，如入党，如紧随其后的政治待遇以及由待遇引发的优越感时产生了妒忌，人性中的妒忌使人发狂，不仅仅是时代在作祟。刘峰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回来，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或许是羡慕，或许是认可，或许是妒忌，掌声的内容太丰富。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是刘峰个人与集体分道扬镳的开端，穗子率先代表集体袒露了自己的人性阴暗面：“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错，露点儿马脚什么的。”刘峰的雷锋行为是人性本真的自然流露，但是在无形中被笼罩在集体话语的桎梏中，让他成为了他人眼中的异己者。以至于“触摸事件”发生，刘峰遵循个体自由伦理对林丁丁正常的爱的表白被践踏，被不怀好意的误读。因为刘峰简直就是“超我”人格的外化，让处于“自我”状态的集体无法接受，刘峰遂被排除在平凡人之外。林丁丁、萧穗子、郝淑雯等批斗刘峰的人站在人民民主伦理中集体道德的制高点对刘峰的美好人性的流露进行否定与排斥。林丁丁被刘峰爱她的念头“强暴”了，公开批判时我等“进步青年”顺应了人民民主伦理中组织伦理和革命伦理的规约，充分发扬了“讲坏话”的“优良作风”，忘我地批判着刘峰。“大半个世纪到处都在讲人坏话，背地的，公开的，我们就这样成长和世故起来。”个体自由伦理丧失的年代，将“我们”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展露得一干二净，人性的异化变形得到直观的呈现，郝淑雯即便刚开始坚持不出卖刘峰但最终仍旧屈服于集體话语。而刘峰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自己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资产阶级的茅坑，臭得招苍蝇，脏得生蛆。或许是愤怒，或许是对这个以文工团为代表的集体的失望，抑或是哀莫大于心死。刘峰的心灵在触摸林丁丁时被判了死刑，对美好的爱情的向往终结于二十六岁，此后的刘峰在遵循个体自由伦理中人性本真的自然流露，依旧做好事，但对自己的生命却没有了一路向前的憧憬。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刘峰失去对生的渴望，故意给司机指错包扎所的方向，这或许是他沿袭自己善良本质的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工团”个人自由伦理丧失的状态下对刘峰的排斥与批判已经让刘峰人性中对生的渴望发生了变异。
个体自由伦理的丧失意味着人民民主伦理中组织伦理与革命伦理的猖獗。小说中萧穗子的父亲在做了多年阶级敌人的“磨练”下，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想送刘峰礼物，拉拢刘峰，好让刘峰标兵的政治光环罩着“我”。萧穗子的父亲在政治权利的“改造”下，人性发生裂变，逐渐世故起来。而何小曼的父亲与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小曼父亲在个人自由伦理的丧失下，不得已选择了死亡，人失去了自尊，生不如死。小曼母亲则带着小曼寄居在何厅长的硬壳中，在何厅长与女儿之间辗转变形。而小曼则在继父和众人的淫威下默默酝酿着恨，在“红毛衣事件”中，她念着咒语将毛衣染黑。同时，她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她热爱生病，热爱伤痛，热爱危险，正常人追求的舒适安乐在小曼那里永远不可能实现，她只有靠自己的受伤来博得短暂的关爱与同情。小曼在个体自由伦理丧失的状态下产生了非人的举动，直到遇见刘峰，她的变异与恨才慢慢得到救赎。 政治身份悬殊的何小曼是文工团集体的意外闯入者，与“红二代”不同，小曼即便参了军依旧是“在而不属于”的状态，于是乎，不难理解小曼为何会在成为“战地天使”之后产生精神裂变，这是人性变异在小曼身上最直观的表现。从小没有得到过正常的关爱，在文工团不受待见，在集体将小曼推向神坛成为英雄楷模之后，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压倒了她敏锐的神经。人民民主伦理阉割了生活中具体个人自由伦理意识。“革命伦理”在与民族集体的强大震慑力合而为一之后所形成的不正是这使得人性变异的催化剂吗？当小曼被人们报道成“战地天使”时，文中的“我”也就是萧穗子看了何小曼的新闻报道后，“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说不出所以然。”这里的“不对劲”正是源于个体记忆被集体叙说所覆盖后的无所适从。
二.迫害欲望的操纵与人性异化
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敢于直面人性阴暗面的，包括作家自己。诚如张爱玲，在香港沦陷战火纷飞的年代坦诚自己惜命，最爱的是自己。一方面是对人性自我的剖析，另一方面也不失为一种豁达的真性情。而严歌苓亦是如此，善于把时代的印记虚化为故事的底色，用客观公正去呈现鲜活的生命个体中人性的本真。面对人性的复杂变异，不同于张爱玲的苍凉底色，严歌苓用略带温情的声音抚慰着普通人的人性弱点，如隐匿在人性深处的迫害欲望，一种想要攻击、压迫、征服外物和他人的欲望，迫害欲望具有反自我、反主体性的特征。人的迫害欲望一旦被激发，除了迫害他者还会自我迫害。如陷入极度悲伤的境地，人会产生自残、自我毁灭的行为。但人性中迫害欲望的主要表现还是在于迫害他者。严歌苓笔下不乏此类思考人性迫害欲望导致人性异化的作品，如《陆犯焉识》中犯人之间的相互利用与倾轧，《金陵十三钗》中日本对中国的民族迫害等。人一旦被迫害欲望操纵，则会使得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人性面临异化的危机。迫害欲望的操纵会对人性善恶的对立统一产生破坏，直到变异失去自我。
《芳华》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严歌苓对于人性的探索，其中就有对人性中迫害欲望导致人异化的呈现。小曼在继父家是被欺负长大的，当她脱离家庭来到文工团依旧是众矢之的，被人瞧不起，被集体抛弃。小曼是所有人转嫁危机的载体，也是集体迫害欲望发泄时的承载者。“胸罩事件”是小曼引发集体歧视的导火索，填充着黄颜色海绵的胸罩出卖了每个女人上万年来形成的对集体潜意识的向往，而这集体潜意识却是女性受压抑的影射。“胸罩事件”发生时“我們”最终目标锁定的是小曼，“我们”对小曼进行了“严刑拷打”，以此发泄自己对于这次出卖的愤怒。“其实我们都是可怜虫，一旦有一个可怜虫遭殃，危机就被转嫁了暂时不会降临于我们，我们也就有了短暂的安全。于是我们要确保这个可怜虫遭殃的时间长久一些，把我们的危机转嫁得长久一些。”[7]小曼在集体的迫害欲中无地自容，成为危机的承载者，殊不知大家都是处于男权意识的操纵之中，无意中在迫害他者的同时也成为被迫害者。女性的集体潜意识正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寄托，是男性性意识的体现，它要求女性丰乳肥臀，然而个体是存在差异的，小曼因不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而被驱逐，成为集体迫害的对象。与何小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郝淑雯的“饱满多汁”，符合男性欲望而备受男兵追捧。这里严歌苓将小曼这类处于男性意识之外的女性形象塑造出来，揭示了男性意识的征服欲望。作者一方面哀叹小曼处于大环境中将海绵塞进胸罩的妥协与自我主体性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受集体潜意识驱使的女兵们在男权世界中丧失了自我意识从而施展了对同类，对女性身体的暴力蹂躏。这里的迫害者包括被男权意识奴役的广大“郝淑雯”们，她们自身也是被迫害者，同时也在无意识中接纳了男性意识从而成为迫害者，小曼从此受到文工团男女兵堂而皇之的歧视。舞蹈排练时无人托举小曼，她被群体孤立，直到刘峰的托举将小曼救赎。
不难理解，刘峰在“触摸事件”之后受到组织伦理和革命伦理的放逐，更关键的是刘峰也在集体的迫害下成为被迫害者。萧穗子为被迫害欲望操纵的文工团集体发声“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要靠互相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为什么会对刘峰那样？我们那群可怜虫，十几二十岁，都缺乏做人的看家本领，只有在融为集体，相互借胆迫害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个人强大一点。”[8]人在迫害欲望操纵的情况在变得猥琐不堪，丑恶异常。或许会觉得违背良心，但为了一己之私，仍旧对他者加以迫害，获得优越感。不由得想起鲁迅愤然弃医从文的决心背后，正是洞察到人性迫害欲的残酷和国民性的弱点。日本留学期间看到幻灯片中一伙体格健壮的中国人淡然地围观被当做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心有戚戚焉。陷入生死绝境中，同胞们不仅不加以救助，反而成为一群守秩序的看客，看他人死去，看客们有种危机转嫁的幸运感，对于他们来说他人的灾难就是自己的幸福。看客们虽然不是直接迫害者，但也是对同胞迫害的参与者，他们内心麻木又冷淡。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拿起思想武器拯救愚昧的国民同时也在人性的探索道路上反抗着绝望。
当下大热的美剧《西部世界》反映的也是对人性迫害欲望发挥到极致时异化的批判。该剧讲述了由一座巨型高科技以西部世界为主题的成人乐园，提供给游客杀戮与性欲的满足，随着机器人接待员有了自主意识和思维，他们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本质，进而觉醒并反抗人类。“without limits”是西部世界的口号与宗旨，人们在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杀戮欲望、破坏欲望、征服欲望等只要花上一笔钱就可以在西部世界为所欲为。机器人接待员与真人无二致，它们有真人的面容，会在受伤后嗷嗷大叫，也有人类的一系列生理需求。唯一不同的是它是人类做出来的，意识是受到人类程序员操控的。当被人类戕害死亡之后送回总部维修好后再次投放到游戏场中供人类玩乐驱使，一遍又一遍地遭受着人类的迫害与折磨。从游戏里出来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遏制他的迫害欲望，所以只能一直沉迷于这场欲望游戏中不能自拔，从而失去自我走向人性异化的道路。文学电影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人的迫害欲望一旦处于被操控的状态就会发生异化，走向恶的深渊。
关键词：芳华 人性 异化 救赎
严歌苓被评论界誉为“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的新一代移民作家，她的小说中不乏对人性之异化的揭示，如《穗子物语》、《雌性草地》、《陆犯焉识》等，通过对人物极致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叙述来反映人的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表现其对特定历史时代人性问题以及个体自由问题的思考。《芳华》原名是《你触碰了我》，电影《芳华》更多的是导演冯小刚眼中的对青春逝去的缅怀，是一首悠扬的青春之歌。而小说《芳华》（《你触碰了我》）则是作家严歌苓内心着力想要表达的关于人性异化问题的追思。
一.个体自由伦理的丧失与人性异化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谈到人民民主伦理和个体自由伦理两个概念，“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上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不难理解二者之间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态势，人民民主伦理更多的是站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人民民主伦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体公民的感受。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个性主义与人的意识缺乏培植的土壤和气候，个体往往容易成为集体的附庸。而个体自由伦理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不像是人民民主那样，通过压抑人的个性，压抑小我，成就大我。在个体自由伦理中，自主地依照自己的价值偏好生活的具体个体，仍在执着地寻求不确定的人生中生活的幸福条件。小说《芳华》的叙事背景横跨了42年，小说结尾追溯回1973年4月7日，小曼在冬青甬道第一次见到刘峰，这是故事开始的最初时代背景，一直延续到刘峰追悼会的召开2015年12月23日。故事里的人历经42年都已经面目全非，芳华逝去。当我们再次回望历史，目睹他们历经喜怒哀乐的时候，难以忽略的是那个荒诞的年代下人性是如何发生变异的。严歌苓曾经谈及：“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向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所关注的是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会理解，产生共鸣。”她重点思考的是人性幽暗性和表象性如何结合在一起，在极致环境下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个体自由伦理被人民民主伦理所遮蔽的年代，人民民主伦理化身为组织伦理和革命伦理，集体化的道德原则成为社会主导。在组织伦理与革命伦理的指导下又催生了集体话语遮蔽个人话语的图景。
组织伦理与革命伦理让个体自由伦理处于失语的状态，集体话语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对个人话语具有压倒性的打击。在极致的政治高压以及集体话语的压制下，人性逐渐发生裂变进而走向变异。故事开头，人们或许以为好人刘峰是顺应了时代发展，他的雷锋行为在集体话语中得到了认可。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主人公刘峰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十足的“活雷锋”，他擅长一切修理改善，心灵手巧，是木匠也是铁匠，电工也不赖。“他自知自己是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刘峰的“重要”仅仅是因为刘峰无条件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是一种“有用之用”。当刘峰当选为全军学雷锋标兵时，我等“进步青年”想到其背后的好处，如入党，如紧随其后的政治待遇以及由待遇引发的优越感时产生了妒忌，人性中的妒忌使人发狂，不仅仅是时代在作祟。刘峰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回来，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或许是羡慕，或许是认可，或许是妒忌，掌声的内容太丰富。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是刘峰个人与集体分道扬镳的开端，穗子率先代表集体袒露了自己的人性阴暗面：“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错，露点儿马脚什么的。”刘峰的雷锋行为是人性本真的自然流露，但是在无形中被笼罩在集体话语的桎梏中，让他成为了他人眼中的异己者。以至于“触摸事件”发生，刘峰遵循个体自由伦理对林丁丁正常的爱的表白被践踏，被不怀好意的误读。因为刘峰简直就是“超我”人格的外化，让处于“自我”状态的集体无法接受，刘峰遂被排除在平凡人之外。林丁丁、萧穗子、郝淑雯等批斗刘峰的人站在人民民主伦理中集体道德的制高点对刘峰的美好人性的流露进行否定与排斥。林丁丁被刘峰爱她的念头“强暴”了，公开批判时我等“进步青年”顺应了人民民主伦理中组织伦理和革命伦理的规约，充分发扬了“讲坏话”的“优良作风”，忘我地批判着刘峰。“大半个世纪到处都在讲人坏话，背地的，公开的，我们就这样成长和世故起来。”个体自由伦理丧失的年代，将“我们”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展露得一干二净，人性的异化变形得到直观的呈现，郝淑雯即便刚开始坚持不出卖刘峰但最终仍旧屈服于集體话语。而刘峰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自己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资产阶级的茅坑，臭得招苍蝇，脏得生蛆。或许是愤怒，或许是对这个以文工团为代表的集体的失望，抑或是哀莫大于心死。刘峰的心灵在触摸林丁丁时被判了死刑，对美好的爱情的向往终结于二十六岁，此后的刘峰在遵循个体自由伦理中人性本真的自然流露，依旧做好事，但对自己的生命却没有了一路向前的憧憬。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刘峰失去对生的渴望，故意给司机指错包扎所的方向，这或许是他沿袭自己善良本质的表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工团”个人自由伦理丧失的状态下对刘峰的排斥与批判已经让刘峰人性中对生的渴望发生了变异。
个体自由伦理的丧失意味着人民民主伦理中组织伦理与革命伦理的猖獗。小说中萧穗子的父亲在做了多年阶级敌人的“磨练”下，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想送刘峰礼物，拉拢刘峰，好让刘峰标兵的政治光环罩着“我”。萧穗子的父亲在政治权利的“改造”下，人性发生裂变，逐渐世故起来。而何小曼的父亲与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小曼父亲在个人自由伦理的丧失下，不得已选择了死亡，人失去了自尊，生不如死。小曼母亲则带着小曼寄居在何厅长的硬壳中，在何厅长与女儿之间辗转变形。而小曼则在继父和众人的淫威下默默酝酿着恨，在“红毛衣事件”中，她念着咒语将毛衣染黑。同时，她潜意识里有求死之心，她热爱生病，热爱伤痛，热爱危险，正常人追求的舒适安乐在小曼那里永远不可能实现，她只有靠自己的受伤来博得短暂的关爱与同情。小曼在个体自由伦理丧失的状态下产生了非人的举动，直到遇见刘峰，她的变异与恨才慢慢得到救赎。 政治身份悬殊的何小曼是文工团集体的意外闯入者，与“红二代”不同，小曼即便参了军依旧是“在而不属于”的状态，于是乎，不难理解小曼为何会在成为“战地天使”之后产生精神裂变，这是人性变异在小曼身上最直观的表现。从小没有得到过正常的关爱，在文工团不受待见，在集体将小曼推向神坛成为英雄楷模之后，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压倒了她敏锐的神经。人民民主伦理阉割了生活中具体个人自由伦理意识。“革命伦理”在与民族集体的强大震慑力合而为一之后所形成的不正是这使得人性变异的催化剂吗？当小曼被人们报道成“战地天使”时，文中的“我”也就是萧穗子看了何小曼的新闻报道后，“只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说不出所以然。”这里的“不对劲”正是源于个体记忆被集体叙说所覆盖后的无所适从。
二.迫害欲望的操纵与人性异化
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敢于直面人性阴暗面的，包括作家自己。诚如张爱玲，在香港沦陷战火纷飞的年代坦诚自己惜命，最爱的是自己。一方面是对人性自我的剖析，另一方面也不失为一种豁达的真性情。而严歌苓亦是如此，善于把时代的印记虚化为故事的底色，用客观公正去呈现鲜活的生命个体中人性的本真。面对人性的复杂变异，不同于张爱玲的苍凉底色，严歌苓用略带温情的声音抚慰着普通人的人性弱点，如隐匿在人性深处的迫害欲望，一种想要攻击、压迫、征服外物和他人的欲望，迫害欲望具有反自我、反主体性的特征。人的迫害欲望一旦被激发，除了迫害他者还会自我迫害。如陷入极度悲伤的境地，人会产生自残、自我毁灭的行为。但人性中迫害欲望的主要表现还是在于迫害他者。严歌苓笔下不乏此类思考人性迫害欲望导致人性异化的作品，如《陆犯焉识》中犯人之间的相互利用与倾轧，《金陵十三钗》中日本对中国的民族迫害等。人一旦被迫害欲望操纵，则会使得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人性面临异化的危机。迫害欲望的操纵会对人性善恶的对立统一产生破坏，直到变异失去自我。
《芳华》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严歌苓对于人性的探索，其中就有对人性中迫害欲望导致人异化的呈现。小曼在继父家是被欺负长大的，当她脱离家庭来到文工团依旧是众矢之的，被人瞧不起，被集体抛弃。小曼是所有人转嫁危机的载体，也是集体迫害欲望发泄时的承载者。“胸罩事件”是小曼引发集体歧视的导火索，填充着黄颜色海绵的胸罩出卖了每个女人上万年来形成的对集体潜意识的向往，而这集体潜意识却是女性受压抑的影射。“胸罩事件”发生时“我們”最终目标锁定的是小曼，“我们”对小曼进行了“严刑拷打”，以此发泄自己对于这次出卖的愤怒。“其实我们都是可怜虫，一旦有一个可怜虫遭殃，危机就被转嫁了暂时不会降临于我们，我们也就有了短暂的安全。于是我们要确保这个可怜虫遭殃的时间长久一些，把我们的危机转嫁得长久一些。”[7]小曼在集体的迫害欲中无地自容，成为危机的承载者，殊不知大家都是处于男权意识的操纵之中，无意中在迫害他者的同时也成为被迫害者。女性的集体潜意识正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生殖力的寄托，是男性性意识的体现，它要求女性丰乳肥臀，然而个体是存在差异的，小曼因不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而被驱逐，成为集体迫害的对象。与何小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郝淑雯的“饱满多汁”，符合男性欲望而备受男兵追捧。这里严歌苓将小曼这类处于男性意识之外的女性形象塑造出来，揭示了男性意识的征服欲望。作者一方面哀叹小曼处于大环境中将海绵塞进胸罩的妥协与自我主体性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受集体潜意识驱使的女兵们在男权世界中丧失了自我意识从而施展了对同类，对女性身体的暴力蹂躏。这里的迫害者包括被男权意识奴役的广大“郝淑雯”们，她们自身也是被迫害者，同时也在无意识中接纳了男性意识从而成为迫害者，小曼从此受到文工团男女兵堂而皇之的歧视。舞蹈排练时无人托举小曼，她被群体孤立，直到刘峰的托举将小曼救赎。
不难理解，刘峰在“触摸事件”之后受到组织伦理和革命伦理的放逐，更关键的是刘峰也在集体的迫害下成为被迫害者。萧穗子为被迫害欲望操纵的文工团集体发声“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要靠互相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为什么会对刘峰那样？我们那群可怜虫，十几二十岁，都缺乏做人的看家本领，只有在融为集体，相互借胆迫害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个人强大一点。”[8]人在迫害欲望操纵的情况在变得猥琐不堪，丑恶异常。或许会觉得违背良心，但为了一己之私，仍旧对他者加以迫害，获得优越感。不由得想起鲁迅愤然弃医从文的决心背后，正是洞察到人性迫害欲的残酷和国民性的弱点。日本留学期间看到幻灯片中一伙体格健壮的中国人淡然地围观被当做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心有戚戚焉。陷入生死绝境中，同胞们不仅不加以救助，反而成为一群守秩序的看客，看他人死去，看客们有种危机转嫁的幸运感，对于他们来说他人的灾难就是自己的幸福。看客们虽然不是直接迫害者，但也是对同胞迫害的参与者，他们内心麻木又冷淡。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拿起思想武器拯救愚昧的国民同时也在人性的探索道路上反抗着绝望。
当下大热的美剧《西部世界》反映的也是对人性迫害欲望发挥到极致时异化的批判。该剧讲述了由一座巨型高科技以西部世界为主题的成人乐园，提供给游客杀戮与性欲的满足，随着机器人接待员有了自主意识和思维，他们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本质，进而觉醒并反抗人类。“without limits”是西部世界的口号与宗旨，人们在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杀戮欲望、破坏欲望、征服欲望等只要花上一笔钱就可以在西部世界为所欲为。机器人接待员与真人无二致，它们有真人的面容，会在受伤后嗷嗷大叫，也有人类的一系列生理需求。唯一不同的是它是人类做出来的，意识是受到人类程序员操控的。当被人类戕害死亡之后送回总部维修好后再次投放到游戏场中供人类玩乐驱使，一遍又一遍地遭受着人类的迫害与折磨。从游戏里出来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遏制他的迫害欲望，所以只能一直沉迷于这场欲望游戏中不能自拔，从而失去自我走向人性异化的道路。文学电影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人的迫害欲望一旦处于被操控的状态就会发生异化，走向恶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