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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鸣西应记》
编者：王鼎钧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王鼎钧 1925年生于山东省兰陵，曾亲历流亡求学、抗日战争、国共内战；1949年到台湾，曾任广播公司节目制作组长、电视公司节目编审组长、多家报社副刊主编、大学讲师。1979年移居美国，之后定居纽约至今。著有“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 《怒目少年》 《关山夺路》 《文学江湖》）。曾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优良图书著作金鼎奖、“中国时报”文学奖推荐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历史嘉年华“历史书写致敬奖”。
解读 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 “人生四书” “作文四书”等作品在内地出版以后，受到学界的关注，也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对中国现当代历史、传记作品感兴趣的读者的喜爱。
《东鸣西应记》是王鼎钧的访谈集，由其亲自整理编排而成。访谈者为资深媒体人、学者、作家等，海内外皆有。这些访谈提问角度众多，话题涉及面广，深浅错落，从文学创作、人生经历、历史变迁至宗教信仰、人情世故；而王鼎钧的回答则深入内心，娓娓道来，恳切圆融，尽显耄耋长者的智慧和豁达。
常：您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不止一次地为文推崇他，您认为他的意托（寓意）技法很高明，可以举例仔细说明吗？
王：且说莫言的《生死疲劳》，这四个字原是佛经里的一句话，莫言写成55万字的小说。他把有限的材料扩张为丰富复杂的情节，中国当代作家没有人可以相比。中国有一观念，人活着有许多痛苦，死后就解脱了，“大哉死乎，君子息焉”。莫言用55万字诠释生死疲劳，死也不得休息，死不是结束，是流转，死后麻烦也许更多。
《生死疲劳》说当年土改的时候，有一个地主不能过关，被枪毙了，他到了阴曹地府喊冤，阎王就教他再世轮回。从1950年到2000年，50年间他一世为驴，二世为牛，三世为猪，四世为狗，五世为猴，六世好不容易再得人身，偏偏又不是健康人，而是一个大头婴儿，带着不治之症。这50年正是中国变动最大、灾难最多的时代，小说中的驴牛猪狗猴，都用动物的眼睛观察了他经历的大跃进、大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
《生死疲劳》布置一个魔幻境界，他没说出来的是什么呢？答案不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他述说中国人的苦难，讲述50年乡村史。不可说，不可说，但是莫言就有办法说出来，不过这是读者的领会，莫言并没有直接褒贬，你也无法证明他说的确实是这个，这就是艺术。
常：您欣赏莫言，与他在限制较多的环境中设法找出安全空隙创作，坚持信念有很大关系，是否其中投射了您自己的影子？
王：我当然见贤思齐，这是我的习惯。我得补充，西贤说“艺术最大的奥秘在隐藏”，艺术品本来不该张口见喉，一清到底，并非仅仅为了应付不自由的环境。我佩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佩服“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也佩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不仅仅佩服对现实体制的反抗。就风格而论，莫言不是我的偶像，他太重浊，泛滥而无节制。若是我可以比附前贤，我选择卡夫卡。
常：这些年，文学书刊的销路减少，作家的知名度、影响力远不如从前，都说文学是“夕阳工业”了。您看呢？
王：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大众、改变社会，而且据研究表明，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说法都是夸大的。比如说，林肯解放黑奴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实际上，林肯只是在演讲里面提到某一本书，并不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才去解放黑奴。再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青年的自杀率忽然提高，因为维特是自杀而死的。这个说法也不真实。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唱《马赛曲》唱起来的，大革命发生后， 《马赛曲》才流行。
现在文学作品更难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因此有些写文章的朋友灰心了，甚至宣布文学死亡，这也太过分了。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南美洲亚马孙河上的一只飞蝶，翅膀扇动空气，经过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反应，最后形成太平洋上的飓风。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文学的发展会有流变，但是不会消亡。文学有旺季，有淡季，作家在旺季中傲慢，在淡季中消沉，才是文学致命的不幸。我对文学的远景仍然看好，这些年我给远方的朋友写信，常用“但愿人长久，万里共文学”代替传统的祝福，我也仿照佛家的四弘誓愿，写出“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广赠同文。
常：您近年花了不少心力在海外薪传中文，特别是读文学经典。说说您的想法？对华人教育第二代人学中文，您有何建议？
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十岁八岁的孩子读文言古典，尤其是在美国出生、将来要在美国立足的孩子，他将来要凭英文跟人家竞争，除非天资特别高，他应该在高中毕业以前全心全力主攻英文。中国孩子应该认识中国文化，没错，但是我怀疑十岁八岁的孩子背诵“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可以认识中国文化。中国孩子应该有能力与中国人沟通，但背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对他跟中国人沟通有什么帮助？
要十岁八岁的中国孩子认识中国文化，应该给他英语制作的视听教材。即使他长大了，进了大学，除非主修的科目必需，他也该学习白话文，能读中文报纸，能听华语广播，能用中文写信问候父母，能跟“中国朋友”谈谈天，说个故事。至于说批公文、签合同，那真是望子成龙了。即使有这样的长程目标，童年读经也并非最好的教学计划。
我在美国有编写中文教材的经验。那时找来的参考样本都是从《诗经》选起，以后《论语》、孟子、唐诗、宋词等等，最后是冰心。我认为这样的课本不利于学习，主张把课文的顺序颠倒过来，由“燕子去了，还有再来的时候”开始，最后才是“关关雎鸠”。白话文也是中国文化。有人说，教孩子学中文要趁他还小，长大了，有了自主的能力，他就不肯学了。这想法近似“虎妈”，争议就更多了。（节选自《东鸣西应记》中《虚实相生攀高峰》一文）
编者：王鼎钧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王鼎钧 1925年生于山东省兰陵，曾亲历流亡求学、抗日战争、国共内战；1949年到台湾，曾任广播公司节目制作组长、电视公司节目编审组长、多家报社副刊主编、大学讲师。1979年移居美国，之后定居纽约至今。著有“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 《怒目少年》 《关山夺路》 《文学江湖》）。曾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优良图书著作金鼎奖、“中国时报”文学奖推荐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历史嘉年华“历史书写致敬奖”。
解读 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 “人生四书” “作文四书”等作品在内地出版以后，受到学界的关注，也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对中国现当代历史、传记作品感兴趣的读者的喜爱。
《东鸣西应记》是王鼎钧的访谈集，由其亲自整理编排而成。访谈者为资深媒体人、学者、作家等，海内外皆有。这些访谈提问角度众多，话题涉及面广，深浅错落，从文学创作、人生经历、历史变迁至宗教信仰、人情世故；而王鼎钧的回答则深入内心，娓娓道来，恳切圆融，尽显耄耋长者的智慧和豁达。
常：您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不止一次地为文推崇他，您认为他的意托（寓意）技法很高明，可以举例仔细说明吗？
王：且说莫言的《生死疲劳》，这四个字原是佛经里的一句话，莫言写成55万字的小说。他把有限的材料扩张为丰富复杂的情节，中国当代作家没有人可以相比。中国有一观念，人活着有许多痛苦，死后就解脱了，“大哉死乎，君子息焉”。莫言用55万字诠释生死疲劳，死也不得休息，死不是结束，是流转，死后麻烦也许更多。
《生死疲劳》说当年土改的时候，有一个地主不能过关，被枪毙了，他到了阴曹地府喊冤，阎王就教他再世轮回。从1950年到2000年，50年间他一世为驴，二世为牛，三世为猪，四世为狗，五世为猴，六世好不容易再得人身，偏偏又不是健康人，而是一个大头婴儿，带着不治之症。这50年正是中国变动最大、灾难最多的时代，小说中的驴牛猪狗猴，都用动物的眼睛观察了他经历的大跃进、大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
《生死疲劳》布置一个魔幻境界，他没说出来的是什么呢？答案不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他述说中国人的苦难，讲述50年乡村史。不可说，不可说，但是莫言就有办法说出来，不过这是读者的领会，莫言并没有直接褒贬，你也无法证明他说的确实是这个，这就是艺术。
常：您欣赏莫言，与他在限制较多的环境中设法找出安全空隙创作，坚持信念有很大关系，是否其中投射了您自己的影子？
王：我当然见贤思齐，这是我的习惯。我得补充，西贤说“艺术最大的奥秘在隐藏”，艺术品本来不该张口见喉，一清到底，并非仅仅为了应付不自由的环境。我佩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佩服“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也佩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不仅仅佩服对现实体制的反抗。就风格而论，莫言不是我的偶像，他太重浊，泛滥而无节制。若是我可以比附前贤，我选择卡夫卡。
常：这些年，文学书刊的销路减少，作家的知名度、影响力远不如从前，都说文学是“夕阳工业”了。您看呢？
王：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大众、改变社会，而且据研究表明，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说法都是夸大的。比如说，林肯解放黑奴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实际上，林肯只是在演讲里面提到某一本书，并不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才去解放黑奴。再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青年的自杀率忽然提高，因为维特是自杀而死的。这个说法也不真实。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唱《马赛曲》唱起来的，大革命发生后， 《马赛曲》才流行。
现在文学作品更难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因此有些写文章的朋友灰心了，甚至宣布文学死亡，这也太过分了。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南美洲亚马孙河上的一只飞蝶，翅膀扇动空气，经过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反应，最后形成太平洋上的飓风。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文学的发展会有流变，但是不会消亡。文学有旺季，有淡季，作家在旺季中傲慢，在淡季中消沉，才是文学致命的不幸。我对文学的远景仍然看好，这些年我给远方的朋友写信，常用“但愿人长久，万里共文学”代替传统的祝福，我也仿照佛家的四弘誓愿，写出“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广赠同文。
常：您近年花了不少心力在海外薪传中文，特别是读文学经典。说说您的想法？对华人教育第二代人学中文，您有何建议？
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十岁八岁的孩子读文言古典，尤其是在美国出生、将来要在美国立足的孩子，他将来要凭英文跟人家竞争，除非天资特别高，他应该在高中毕业以前全心全力主攻英文。中国孩子应该认识中国文化，没错，但是我怀疑十岁八岁的孩子背诵“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可以认识中国文化。中国孩子应该有能力与中国人沟通，但背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对他跟中国人沟通有什么帮助？
要十岁八岁的中国孩子认识中国文化，应该给他英语制作的视听教材。即使他长大了，进了大学，除非主修的科目必需，他也该学习白话文，能读中文报纸，能听华语广播，能用中文写信问候父母，能跟“中国朋友”谈谈天，说个故事。至于说批公文、签合同，那真是望子成龙了。即使有这样的长程目标，童年读经也并非最好的教学计划。
我在美国有编写中文教材的经验。那时找来的参考样本都是从《诗经》选起，以后《论语》、孟子、唐诗、宋词等等，最后是冰心。我认为这样的课本不利于学习，主张把课文的顺序颠倒过来，由“燕子去了，还有再来的时候”开始，最后才是“关关雎鸠”。白话文也是中国文化。有人说，教孩子学中文要趁他还小，长大了，有了自主的能力，他就不肯学了。这想法近似“虎妈”，争议就更多了。（节选自《东鸣西应记》中《虚实相生攀高峰》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