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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与俄罗斯和中国在上个世纪经济、文化联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密切相关，与几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从相同到相异对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相关，也与今天两国都谋求走强国之路有关。因此，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即使在苏联解体、经济衰退等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也依然坚持着、发展着。
[关键词]俄罗斯；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1—0098-06
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与俄罗斯和中国在上个世纪经济、文化联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密切相关，与几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从相同到相异对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相关，也与今天两国都谋求走强国之路有关。因此，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即使在苏联解体、经济衰退等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也依然坚持着、发展着。
(一)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和成果，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逐渐显现出其科学性和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化和当代化，强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和现实相结合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观点，过去同在社会主义战线上的俄罗斯，经历解体、休眠、重起的后苏联时代。今天的人们对这样一个提法会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呢?他们的想法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我访问俄罗斯朋友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总体来看，对于中国共产党强调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和意义，被采访者普遍表示赞赏，认为是非常必要而且应该坚持的。也的确是通过解体后俄罗斯走过的艰难历程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有所不同。
前苏联时期的老一辈人，充分认定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今天的成绩，且在每一代的领导人手中又都有继承和发展。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伊万诺维奇明确指出，“中国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各有不同，但是相互继承。以往我们俄罗斯老战士曾多次建议国家领导人看看中国的做法。但是他们没有人听得进去，所以苏联走了弯路，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与老战士不同，50岁上下的学者们对于中国化的解释更看中“本国化”的意义。斯米尔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原则上是完全对的”。正是苏联时期党的领导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犯了思想僵化和保守的错误，才导致了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的发生。斯米尔诺夫的第二层意思是“我同意中国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一定要中国化。俄罗斯也一定要俄国化”，因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来的叶利钦都一样有僵化的问题：即使是上世纪90年代领导人也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僵化，所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化，还是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化，一定要俄罗斯化”。这是经历从苏联解体到俄罗斯今天的社会演变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总的来说是思想方式不可以僵化。这里‘化’的意义是承认一些客观的规律，这些规律一定要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和土壤考虑。俄罗斯化不是拒绝共同规律，而是承认一些客观规律，普京正在慢慢地改变”。第三层意思是，“因为中国是现在唯一的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俄罗斯不是。现在看来再恢复一个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已经不可能了。这已经是俄罗斯以前的历史”。所以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讲。学习中国强调俄罗斯化是最现实的。
(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978年以来的中国历经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由此，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专家学者、政要研究中国，解读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其中以改革开放政策及社会效果分析为最，最敏感的问题是中国道路到底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季塔连科院士认为，在中国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早就销声匿迹了，但在俄罗斯学术界却方兴未艾。他认为，对于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同样面临一个如何以科学态度对待中国改革的问题。正确认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学者们如果不能从现实出发，不考虑整个中国国情的复杂性，而只是从一个侧面看待中国，无论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都不是全面和科学的认识，不管结论如何动听，都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分析与研究。
季塔连科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学术界存在三种严重的偏差认识：一种人认为中国是打着红旗向资本主义挺进；第二种人多是苏联时期在中国长期生活或工作过的专家学者，他们现在彻底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认为中国正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就是还缺乏足够的美国式的民主基础：第三种人坚持传统立场，赞成社会主义，真心希望中国繁荣昌盛，但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新生事物难于接受，他们为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而担心。此外。还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改革实际上是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季塔连科院士认为这些思想都有片面性和不正确性，指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论述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符合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可以坚信，中国的改革之路是一条正确之路，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他指出，中国在利用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和措施。中国的经济具有多种所有制的形式和成分，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成分，也有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的成分存在，这都是事实。如果不采取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的现状，就会作出错误和偏激的结论。
斯米尔诺夫也指出，在思想多元化的俄罗斯，多数专家认同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我个人认为，中国大体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一定要发展市场经济。当然也出现了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如私人财产地位怎么看?因为资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利益。按照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共可以纳入这个阶级，可以利用现有的国家制度对其他阶层利益进行协调。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自己单独的政治代表，他们也有这样的权利。以后，这方面可能会有问题。加上西方意识形态压力和政治压力。我想这是很大的理论问题，应该明确最终的界限在何处”，“中国提出小康社会目标最好，和谐是理想，协调也好，协调各阶层利益”。
(三)关于中共“十七大”的评价
在访问的过程中，被访问者有两个态度是我没有想到的。
一是对我带去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非常重视，这是目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权威性教材、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成果之一， 俄罗斯学界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最新学术观点。
二是对中共十七大的关注程度也令人意想不到，成为几乎是每个被访者都要提及的问题。斯米尔诺夫告诉我“十七大之后，远东研究所召开各研究中心参加的圆桌会议，每个研究员都作报告，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外交等发展方面的新情况作综合分析之后，由《远东问题》杂志出版一个专刊”。他认为，中共十七大通过了诸多具有权威性的决定，“再次明确了解决国家管理复杂国内外事务的机制、方式和方法。因此，一定要根据中国实际，重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走自己的道路。现在众多复杂任务摆在中共面前，作为执政党，中共有义务解决这些难题。而这些难题能否解决，取决于中共在中国民众眼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于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能否不断得到提升。很明显，当前中共领导人致力于发展的思想政治纲领，正是近年来重点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这一进程，其基本特点在于——坚持基本理论公式，即在坚持党纲的前提下走‘中国化’之路。所有这一切帮助中共领导解决了首要任务——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离开这两条，要在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增强、全球一体化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建设中等发达国家的纲领目标简直无从谈起。”马马耶娃研究员认为，十七大寻找到了一个回复马克思主义原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中国社会变成和谐社会。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有成就。也有很大的负面问题，特别是在农村。而十七大再次试图走向社会主义方向。”两位学者认为“十七大重点是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加强帮助农民和贫困的社会人群等政治问题。还有就是一些新的政策，比如农民和城市居民同比率的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解决得好，过去比例是4：1，现在有了平等的比例，这是向民主化的进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十七大重要思想之一。所以希望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一方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将会得到很好的成果。当然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四)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俄罗斯学者承认，在相当长时间里，受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非正常化的影响，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评价方面，在苏联和俄罗斯并不是十分客观的，汉学家们存在偏见。“研究他的思想的人很少，更多的是偏重于对他作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的研究，而且持批评态度的人居多。”现在有些学者开始了根据新资料，特别是根据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红军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的新材料重新研究。其中，备受赞赏的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潘佐夫和他的新作《毛泽东传》。安德列副院长认为“潘佐夫是俄罗斯第一个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毛泽东的人”，他在毛泽东研究方面“作了较大的扭转，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安德列指出：潘佐夫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有几个有利的条件：(1)苏联时期他在共产国际档案馆工作过20多年，可以看到直接的档案，包括照片。(2)他有在共产党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各工作十年的经历。眼界比较宽，又比纯西方人对共产党更了解。(3)潘佐夫的爷爷在1934年就率先写过《毛泽东传》，他的家里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他的爷爷在莫斯科大学当过教师，也曾经在中山大学教过书，有一辈子离不开中国革命的情结，所以从小家里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认为潘佐夫这本《毛泽东传》的不足之处是，“这还不是一本纯学术专著，仍属于普及性作品”。
此外，我和斯米尔诺夫、马马耶娃还就如何看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如何看待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如何看待《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的历史作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斯米尔诺夫指出，我们目前还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即什么原因使毛泽东放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中国将要发展一段时间的民族资本主义，并依靠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帮助。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但是抗战结束后，接着中国就爆发内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的话，社会分化的情况就会发生。中国原本就很穷很落后，社会关系也很紧张，国情太弱，(在国际方面)毛泽东反倒得到了苏联的援助。接着又是朝鲜战争爆发，在许多矛盾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下，于是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这个理论。关于问及对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看法，斯米尔诺夫肯定这篇文章很有意义，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源之一。
(五)关于邓小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俄罗斯学者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有分歧的，但肯定的应该是占主流。季塔连科认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邓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怎样评价都不过分。邓小平打破了教条主义框框的束缚，解放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苏联时期，也包括在改革前的中国，人们一直认为，完全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些论断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犹如五个月的婴儿一样，他必须经历人生的每个阶段。才能长大成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市场和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具有建设性的。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能再重蹈“大跃进”的覆辙。
斯米尔诺夫认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作重新评价时邓小平顾及到毛泽东的问题的深刻影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巨大历史作用。而没有邓小平的领导就没有现在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他指出“这方面也有人持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在1989年事件后。可是，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改革的成功，我们不知道。如果当时邓小平没有压倒这些反对分子，以后中国会有怎样的发展?邓挽救了国家的政治稳定。他不怕受到世界的谴责，进而保证了中国老百姓生活的稳定。这是历史的矛盾，有好处也有坏处。可是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全部时间只做好的事情，那是不行的。”
(六)关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社会主义苏联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苏联解体后，苏联共产党组织也解散了，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严重的混乱。经过十多年的“休克”，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有了些新的解读。在一份资料中我们看到，苏联刚刚解体时，对列宁主义的赞同者仅有百分之十几，现在上升到了44％。这其中有诸多复杂的社会背景原因。那么到底还有多少人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斯米尔诺夫的谈话中明显带有矛盾的心态，他说“现在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很少。80年代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巩固苏联经济，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渐实行党内和国家的民主化。但并不意味着后来向西方作那么 多的让步，不意味着解散苏联和共产党等。所以戈尔巴乔夫做的完全不是当时多数党员的理想事情。最重要的应该是与国家政府内和当时苏共上层官僚主义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最大的事情，但他没有做。我想，苏联解体和之后俄罗斯搞民主化搞得太快，如果没有苏联最高阶层的原因，苏联是不会解散的”。
回答当前俄共党员有多少人还心存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时，斯米尔诺夫又说：“不是没有理想，但现在，很少人相信共产主义会实现，即使苏联时期，80年代也是很少人相信，包括多数共产党员。因为，这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是空想，是乌托邦。原因有二，一是人与人有太多的不同，不能保护每个人利益的实现：二是人的能力也不同，能力高低的人工资会不同。还有，在俄罗斯、在中国、在欧洲，都有同样的问题。即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出生背景，一个人出生在贫穷农村，另一个人是企业家的儿子，可以去国外有名的大学，初级条件完全不同，他们怎么可能有共同的理想呢?所以这些都是乌托邦。所以，国家利益和国家综合国力才是真正的理想。……当然，提出达到综合国力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人与人完全平等，但是可以保证所有阶层也有利益，这就是更实际更现实的政策。所以，对和谐社会的口号我有两种看法：对口号，我有疑问，但对它的实践意义，我认为完全对，因为协调各阶层的利益来保证每个阶层都有利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所有阶层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平等。那不现实。”
对同样的问题老战士伊万诺维奇则态度坚决，“作为老战士，我们的信心不变。因为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不可能由它来实现人类真正平等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我也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同时实现。会有先有后，某些国家先实现是可能的，最终会走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的主旨。有的人看不明白这个规律，走到半路折回，这是不明智的。我们在苏联时期目标明确，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目的何在?路在何方?”“我不同意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乌托邦的观点。现在，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很多，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很好地借鉴这些经验使俄罗斯少走弯路呢?”
(七)关于中俄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方方面面
置身在今日俄罗斯，你能看到曾经的工业大国苏联的余威，也会亲身体会到一个破落了的大国的沧桑感。然而，在谈话中，也能体会到一些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比如公共场所的礼貌谦让、对为后人创造幸福生活的先烈的敬爱、慢而繁琐却又保持严谨的工作作风等等，这些都是今天俄罗斯人骄傲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关于坚强有力的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性
在被采访中，多数人对于普京的领导才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在许多方面学习了中国的经验或者治国方略。季塔连科说，中共领导人在治国方面的确能够做到高瞻远瞩，普京总统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他从中国吸取和借鉴了许多经验。首先是强化国家作用，建立了统一的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立了一些大的统一的国营大公司，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吸取中国经验的结果。再比如，普京下令成立了有社会各界人士、各党派人士组成的社会院，此举就是参照了中国政协和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对话的做法。普京决定率“统一俄罗斯党”参加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也是借鉴了中共执政党的经验。当然，“统俄党”不能和中共相比，但它毕竟是执政党。总而言之，中国的成功经验对于俄罗斯来说是积极的、正面的，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至于现在的俄罗斯政策，斯米尔诺夫指出，“普京最大的目标是在外交上保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在国内保证加强俄罗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这在90年代是完全没有的。当时的领导人不追寻这个目标，无论国内政策还是国外政策他们多半得听美国的，因为当时俄罗斯不是真正的独立国家，有很大的外债。普京总统2006年全部解决了，外债再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所以，从此俄罗斯完全可以独立地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这两个目标。”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消亡后，作为仍然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应该从苏联吸取什么教训?伊万认为，中国已经从苏联吸取了教训。邓小平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领导国家走什么方向的问题。所以，苏联解体后，中国的一切政策都是防止重蹈苏联覆辙的。
2，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数量与质量问题
斯米尔诺夫指出：“80年代苏共的数量很大，但却对苏联解体起了不好的作用。……政党的力量和它的数量没有直接的联系，完全没有。数量可以提升力量，也可能降低力量。一周前，中国的人大代表来访我所，我提出这个问题。中国的代表说，现在首先要吸入年轻一代入党，特别是大学生。但是，他们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我想这是形式主义的态度，不一定能巩固党内的团结。一个党要有很强的中心，我指的不是中央机构，而是党员实际的核心。人过多而政治不进步，反而引起中心慢慢地软化。”他认为苏联时期许多目的不纯的年轻人人了党，后来他们有些人就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90年代，叶利钦起用了很多苏联时期居高位的干部，如候补中央委员、大多数部长、省长、州地级书记，他们实行的政策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
伊万诺夫指出，中国同志应该接受苏联共产党的教训，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我们不希望中国再发生类似情况。苏联的问题，错误不在群众，而在上层。尤其是叶利钦时代，国家被肢解。现在好些了。现在，非常令人悲伤的是绝大多数人对国家命运的漠然态度。许多人认为，管了也没有用。真正一个好的国家结构应该是上层领导与下层人民相结合。上层领导的意图要让人民知道，并加以推进。而俄罗斯现在上层政府与下层人民是脱节的。这就可能导致上层瞎忙乎。有时政府也惧怕人民，
3，关于苏联的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
季塔连科所长特别提到，中苏友好时期，中国积极向苏联学习，但是你们不该学的学了，两个非学不可的却没学好，指的是教育和福利。中国没有很好地解决教育机会不公的问题，农村的小伙子不能上大学的问题。但苏联则不同，我个人是农村出来的，能够在4个大学(莫斯科、北大、复旦、党校)学习过，且都是免费的，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就是现在，莫斯科大学有50％学生可以免费学习。俄罗斯高中仍是全部免费。苏联时期托儿所也免费，现在要付钱。
苏联的福利体系原比中国发展高得多，这是苏联时期很大的成就，可喜的是现在被俄罗斯保留了下来。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十天免费为学生换洗一次床单，学校为学生免费看病等。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三次为研究人员涨工资。2005年退休人员举行游行，迫使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提高退休金。普京还承诺2008年政府采取新措施提高最低工资和退休金水平。斯米尔诺夫指出，在俄罗斯贫困人口主要是在农村，其中老年农 民是很大的问题。
(八)关于俄罗斯的青少年传统教育
苏联时期少先队和青年团组织、高校的政治理论课都对青少年的传统教育起了积极作用。苏联解体后，大学的政治理论课被取消了，青少年的德育教育问题比较混乱。尽管俄罗斯人保留了一些苏联时期的爱国主义好传统，比如，每个星期六新结婚的年轻夫妇会到烈士墓献花；各个单位和公共场所都保留着卫国战争时期的历史遗址和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的纪念橱窗、纪念砖墙、石碑等。即使这样，因为道德教育脱节引发的社会问题在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比较严重。
伊万老人说：“我完全赞成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教育，因为国家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国家对年轻人的教育更是需要。现在，暴力和不健康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经常建议国家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原来俄罗斯有共青团，这个组织很有力量，它是团结青年人的组织。现在有个拥护普京的青年组织叫‘那什’(译成汉语即“我们的”意思——编者注)，但是，比较松散。现在，我们对年轻人比较担心，因为官方的理想教育没有了，政治课取消了，学校的少先队也没有了，理想教育不知从何人手。于是，我们老战士组织起来去学校给孩子们做报告，孩子们也爱听不听的。过去由学校组织学生搞博物馆教育、上政治课，现在，校长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办教育，教学生如何升官、如何挣钱。我们老战士就去学校教育学生，不管他们听不听也要去讲，讲十月革命、讲卫国战争，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因为教材中很少有这些内容了，老师也不讲。我们非常担心。在军队，也取消了政治委员。一个不知道国家历史的军队是非常危险的。”
伊万说，因为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化了，这些(社会问题)就是必然产物了。夜总会等场所是社会问题滋生地。政府虽然采取措施，移走这些东西，但还是产生新的。光头党是一种暴力倾向，开始时闹着玩，后来真的有行动，危害社会，这也是放松理想教育的结果。还是应该注意正面引导，“不要像前东德共产党，一味地承认自己什么都不对，这等于否认了自己党和国家的历史”。
伊万强调，你们有这方面的教育(学生的思想政治课)是很重要的，可惜俄罗斯没有了。我也向国家领导人建议过，俄罗斯年轻人的德育教育，必须有从中学到大学课程体系的教材。现在，学生的命运掌握在学校的手中而不是国家的手中。学校各讲一套，自行决定教材。美国人写的俄国史很糟糕，我们的校长还用来教学生，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九)关于俄罗斯学者和百姓热切关注当代中国的动因
季塔连科院士表示俄罗斯远东所对当代中国问题感兴趣的研究方面是：(1)俄中历史现状和预测研究。(2)中国当代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3)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对世界稳定的影响。(4)中国的改革对俄罗斯的影响及两国比较。为此，远东所设立了专门的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以加强这个课题的研究，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视、对这个组织在俄中关系、亚洲大陆的影响和作用的重视，十七大召开之后，远东研究所召开了各中心参加的圆桌会议，对经济、政治、科技、外交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
俄罗斯学者为什么对现实中国问题感兴趣呢?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成就。相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际地位的下滑，学者们开始反思以往对中国的态度，认为虽然中国改革也有难题，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很平稳，很快，这很重要。中国的发展是导致人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热情高涨的直接动因，中国成功的经验引起了许多人的研究兴趣。由此带动了许多俄罗斯人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人数也越来越多。甚至远东所要利用晚上时间给年轻人开中文课程。中国通们都参加讲课。
斯米尔诺夫指出，有些人认为，中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与他们之间有争论。我认为，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应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定义有正确理解。有人认为，与俄罗斯一样，中国是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两国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现在俄罗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元素以作为补充，这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
[关键词]俄罗斯；共产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1—0098-06
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与俄罗斯和中国在上个世纪经济、文化联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密切相关，与几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从相同到相异对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相关，也与今天两国都谋求走强国之路有关。因此，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即使在苏联解体、经济衰退等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也依然坚持着、发展着。
(一)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和成果，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逐渐显现出其科学性和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化和当代化，强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和现实相结合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观点，过去同在社会主义战线上的俄罗斯，经历解体、休眠、重起的后苏联时代。今天的人们对这样一个提法会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呢?他们的想法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我访问俄罗斯朋友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总体来看，对于中国共产党强调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和意义，被采访者普遍表示赞赏，认为是非常必要而且应该坚持的。也的确是通过解体后俄罗斯走过的艰难历程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有所不同。
前苏联时期的老一辈人，充分认定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今天的成绩，且在每一代的领导人手中又都有继承和发展。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伊万诺维奇明确指出，“中国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各有不同，但是相互继承。以往我们俄罗斯老战士曾多次建议国家领导人看看中国的做法。但是他们没有人听得进去，所以苏联走了弯路，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与老战士不同，50岁上下的学者们对于中国化的解释更看中“本国化”的意义。斯米尔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原则上是完全对的”。正是苏联时期党的领导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犯了思想僵化和保守的错误，才导致了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的发生。斯米尔诺夫的第二层意思是“我同意中国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一定要中国化。俄罗斯也一定要俄国化”，因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来的叶利钦都一样有僵化的问题：即使是上世纪90年代领导人也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僵化，所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化，还是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化，一定要俄罗斯化”。这是经历从苏联解体到俄罗斯今天的社会演变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总的来说是思想方式不可以僵化。这里‘化’的意义是承认一些客观的规律，这些规律一定要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和土壤考虑。俄罗斯化不是拒绝共同规律，而是承认一些客观规律，普京正在慢慢地改变”。第三层意思是，“因为中国是现在唯一的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俄罗斯不是。现在看来再恢复一个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已经不可能了。这已经是俄罗斯以前的历史”。所以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讲。学习中国强调俄罗斯化是最现实的。
(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1978年以来的中国历经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由此，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专家学者、政要研究中国，解读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其中以改革开放政策及社会效果分析为最，最敏感的问题是中国道路到底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季塔连科院士认为，在中国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早就销声匿迹了，但在俄罗斯学术界却方兴未艾。他认为，对于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同样面临一个如何以科学态度对待中国改革的问题。正确认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学者们如果不能从现实出发，不考虑整个中国国情的复杂性，而只是从一个侧面看待中国，无论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都不是全面和科学的认识，不管结论如何动听，都不能称得上是科学的分析与研究。
季塔连科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学术界存在三种严重的偏差认识：一种人认为中国是打着红旗向资本主义挺进；第二种人多是苏联时期在中国长期生活或工作过的专家学者，他们现在彻底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认为中国正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就是还缺乏足够的美国式的民主基础：第三种人坚持传统立场，赞成社会主义，真心希望中国繁荣昌盛，但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新生事物难于接受，他们为中国正在走“资本主义”而担心。此外。还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改革实际上是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季塔连科院士认为这些思想都有片面性和不正确性，指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论述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符合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可以坚信，中国的改革之路是一条正确之路，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他指出，中国在利用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和措施。中国的经济具有多种所有制的形式和成分，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成分，也有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的成分存在，这都是事实。如果不采取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的现状，就会作出错误和偏激的结论。
斯米尔诺夫也指出，在思想多元化的俄罗斯，多数专家认同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我个人认为，中国大体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一定要发展市场经济。当然也出现了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如私人财产地位怎么看?因为资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利益。按照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共可以纳入这个阶级，可以利用现有的国家制度对其他阶层利益进行协调。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自己单独的政治代表，他们也有这样的权利。以后，这方面可能会有问题。加上西方意识形态压力和政治压力。我想这是很大的理论问题，应该明确最终的界限在何处”，“中国提出小康社会目标最好，和谐是理想，协调也好，协调各阶层利益”。
(三)关于中共“十七大”的评价
在访问的过程中，被访问者有两个态度是我没有想到的。
一是对我带去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非常重视，这是目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权威性教材、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成果之一， 俄罗斯学界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最新学术观点。
二是对中共十七大的关注程度也令人意想不到，成为几乎是每个被访者都要提及的问题。斯米尔诺夫告诉我“十七大之后，远东研究所召开各研究中心参加的圆桌会议，每个研究员都作报告，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外交等发展方面的新情况作综合分析之后，由《远东问题》杂志出版一个专刊”。他认为，中共十七大通过了诸多具有权威性的决定，“再次明确了解决国家管理复杂国内外事务的机制、方式和方法。因此，一定要根据中国实际，重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走自己的道路。现在众多复杂任务摆在中共面前，作为执政党，中共有义务解决这些难题。而这些难题能否解决，取决于中共在中国民众眼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于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能否不断得到提升。很明显，当前中共领导人致力于发展的思想政治纲领，正是近年来重点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这一进程，其基本特点在于——坚持基本理论公式，即在坚持党纲的前提下走‘中国化’之路。所有这一切帮助中共领导解决了首要任务——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离开这两条，要在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增强、全球一体化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建设中等发达国家的纲领目标简直无从谈起。”马马耶娃研究员认为，十七大寻找到了一个回复马克思主义原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中国社会变成和谐社会。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有成就。也有很大的负面问题，特别是在农村。而十七大再次试图走向社会主义方向。”两位学者认为“十七大重点是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加强帮助农民和贫困的社会人群等政治问题。还有就是一些新的政策，比如农民和城市居民同比率的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解决得好，过去比例是4：1，现在有了平等的比例，这是向民主化的进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十七大重要思想之一。所以希望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一方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将会得到很好的成果。当然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四)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俄罗斯学者承认，在相当长时间里，受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非正常化的影响，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评价方面，在苏联和俄罗斯并不是十分客观的，汉学家们存在偏见。“研究他的思想的人很少，更多的是偏重于对他作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的研究，而且持批评态度的人居多。”现在有些学者开始了根据新资料，特别是根据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红军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的新材料重新研究。其中，备受赞赏的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潘佐夫和他的新作《毛泽东传》。安德列副院长认为“潘佐夫是俄罗斯第一个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毛泽东的人”，他在毛泽东研究方面“作了较大的扭转，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安德列指出：潘佐夫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有几个有利的条件：(1)苏联时期他在共产国际档案馆工作过20多年，可以看到直接的档案，包括照片。(2)他有在共产党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各工作十年的经历。眼界比较宽，又比纯西方人对共产党更了解。(3)潘佐夫的爷爷在1934年就率先写过《毛泽东传》，他的家里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他的爷爷在莫斯科大学当过教师，也曾经在中山大学教过书，有一辈子离不开中国革命的情结，所以从小家里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认为潘佐夫这本《毛泽东传》的不足之处是，“这还不是一本纯学术专著，仍属于普及性作品”。
此外，我和斯米尔诺夫、马马耶娃还就如何看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如何看待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如何看待《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的历史作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斯米尔诺夫指出，我们目前还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即什么原因使毛泽东放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中国将要发展一段时间的民族资本主义，并依靠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帮助。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但是抗战结束后，接着中国就爆发内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的话，社会分化的情况就会发生。中国原本就很穷很落后，社会关系也很紧张，国情太弱，(在国际方面)毛泽东反倒得到了苏联的援助。接着又是朝鲜战争爆发，在许多矛盾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下，于是毛泽东不得不放弃这个理论。关于问及对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看法，斯米尔诺夫肯定这篇文章很有意义，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源之一。
(五)关于邓小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俄罗斯学者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有分歧的，但肯定的应该是占主流。季塔连科认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邓的历史作用和功绩怎样评价都不过分。邓小平打破了教条主义框框的束缚，解放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苏联时期，也包括在改革前的中国，人们一直认为，完全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些论断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犹如五个月的婴儿一样，他必须经历人生的每个阶段。才能长大成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市场和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具有建设性的。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能再重蹈“大跃进”的覆辙。
斯米尔诺夫认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作重新评价时邓小平顾及到毛泽东的问题的深刻影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巨大历史作用。而没有邓小平的领导就没有现在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他指出“这方面也有人持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在1989年事件后。可是，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改革的成功，我们不知道。如果当时邓小平没有压倒这些反对分子，以后中国会有怎样的发展?邓挽救了国家的政治稳定。他不怕受到世界的谴责，进而保证了中国老百姓生活的稳定。这是历史的矛盾，有好处也有坏处。可是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全部时间只做好的事情，那是不行的。”
(六)关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社会主义苏联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苏联解体后，苏联共产党组织也解散了，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严重的混乱。经过十多年的“休克”，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有了些新的解读。在一份资料中我们看到，苏联刚刚解体时，对列宁主义的赞同者仅有百分之十几，现在上升到了44％。这其中有诸多复杂的社会背景原因。那么到底还有多少人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斯米尔诺夫的谈话中明显带有矛盾的心态，他说“现在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很少。80年代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巩固苏联经济，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渐实行党内和国家的民主化。但并不意味着后来向西方作那么 多的让步，不意味着解散苏联和共产党等。所以戈尔巴乔夫做的完全不是当时多数党员的理想事情。最重要的应该是与国家政府内和当时苏共上层官僚主义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最大的事情，但他没有做。我想，苏联解体和之后俄罗斯搞民主化搞得太快，如果没有苏联最高阶层的原因，苏联是不会解散的”。
回答当前俄共党员有多少人还心存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时，斯米尔诺夫又说：“不是没有理想，但现在，很少人相信共产主义会实现，即使苏联时期，80年代也是很少人相信，包括多数共产党员。因为，这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是空想，是乌托邦。原因有二，一是人与人有太多的不同，不能保护每个人利益的实现：二是人的能力也不同，能力高低的人工资会不同。还有，在俄罗斯、在中国、在欧洲，都有同样的问题。即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出生背景，一个人出生在贫穷农村，另一个人是企业家的儿子，可以去国外有名的大学，初级条件完全不同，他们怎么可能有共同的理想呢?所以这些都是乌托邦。所以，国家利益和国家综合国力才是真正的理想。……当然，提出达到综合国力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人与人完全平等，但是可以保证所有阶层也有利益，这就是更实际更现实的政策。所以，对和谐社会的口号我有两种看法：对口号，我有疑问，但对它的实践意义，我认为完全对，因为协调各阶层的利益来保证每个阶层都有利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所有阶层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平等。那不现实。”
对同样的问题老战士伊万诺维奇则态度坚决，“作为老战士，我们的信心不变。因为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不可能由它来实现人类真正平等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我也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同时实现。会有先有后，某些国家先实现是可能的，最终会走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的主旨。有的人看不明白这个规律，走到半路折回，这是不明智的。我们在苏联时期目标明确，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目的何在?路在何方?”“我不同意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乌托邦的观点。现在，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很多，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很好地借鉴这些经验使俄罗斯少走弯路呢?”
(七)关于中俄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方方面面
置身在今日俄罗斯，你能看到曾经的工业大国苏联的余威，也会亲身体会到一个破落了的大国的沧桑感。然而，在谈话中，也能体会到一些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比如公共场所的礼貌谦让、对为后人创造幸福生活的先烈的敬爱、慢而繁琐却又保持严谨的工作作风等等，这些都是今天俄罗斯人骄傲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关于坚强有力的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性
在被采访中，多数人对于普京的领导才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在许多方面学习了中国的经验或者治国方略。季塔连科说，中共领导人在治国方面的确能够做到高瞻远瞩，普京总统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他从中国吸取和借鉴了许多经验。首先是强化国家作用，建立了统一的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立了一些大的统一的国营大公司，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吸取中国经验的结果。再比如，普京下令成立了有社会各界人士、各党派人士组成的社会院，此举就是参照了中国政协和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对话的做法。普京决定率“统一俄罗斯党”参加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也是借鉴了中共执政党的经验。当然，“统俄党”不能和中共相比，但它毕竟是执政党。总而言之，中国的成功经验对于俄罗斯来说是积极的、正面的，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至于现在的俄罗斯政策，斯米尔诺夫指出，“普京最大的目标是在外交上保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在国内保证加强俄罗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这在90年代是完全没有的。当时的领导人不追寻这个目标，无论国内政策还是国外政策他们多半得听美国的，因为当时俄罗斯不是真正的独立国家，有很大的外债。普京总统2006年全部解决了，外债再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所以，从此俄罗斯完全可以独立地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这两个目标。”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消亡后，作为仍然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应该从苏联吸取什么教训?伊万认为，中国已经从苏联吸取了教训。邓小平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领导国家走什么方向的问题。所以，苏联解体后，中国的一切政策都是防止重蹈苏联覆辙的。
2，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数量与质量问题
斯米尔诺夫指出：“80年代苏共的数量很大，但却对苏联解体起了不好的作用。……政党的力量和它的数量没有直接的联系，完全没有。数量可以提升力量，也可能降低力量。一周前，中国的人大代表来访我所，我提出这个问题。中国的代表说，现在首先要吸入年轻一代入党，特别是大学生。但是，他们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我想这是形式主义的态度，不一定能巩固党内的团结。一个党要有很强的中心，我指的不是中央机构，而是党员实际的核心。人过多而政治不进步，反而引起中心慢慢地软化。”他认为苏联时期许多目的不纯的年轻人人了党，后来他们有些人就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90年代，叶利钦起用了很多苏联时期居高位的干部，如候补中央委员、大多数部长、省长、州地级书记，他们实行的政策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
伊万诺夫指出，中国同志应该接受苏联共产党的教训，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我们不希望中国再发生类似情况。苏联的问题，错误不在群众，而在上层。尤其是叶利钦时代，国家被肢解。现在好些了。现在，非常令人悲伤的是绝大多数人对国家命运的漠然态度。许多人认为，管了也没有用。真正一个好的国家结构应该是上层领导与下层人民相结合。上层领导的意图要让人民知道，并加以推进。而俄罗斯现在上层政府与下层人民是脱节的。这就可能导致上层瞎忙乎。有时政府也惧怕人民，
3，关于苏联的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
季塔连科所长特别提到，中苏友好时期，中国积极向苏联学习，但是你们不该学的学了，两个非学不可的却没学好，指的是教育和福利。中国没有很好地解决教育机会不公的问题，农村的小伙子不能上大学的问题。但苏联则不同，我个人是农村出来的，能够在4个大学(莫斯科、北大、复旦、党校)学习过，且都是免费的，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就是现在，莫斯科大学有50％学生可以免费学习。俄罗斯高中仍是全部免费。苏联时期托儿所也免费，现在要付钱。
苏联的福利体系原比中国发展高得多，这是苏联时期很大的成就，可喜的是现在被俄罗斯保留了下来。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十天免费为学生换洗一次床单，学校为学生免费看病等。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三次为研究人员涨工资。2005年退休人员举行游行，迫使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提高退休金。普京还承诺2008年政府采取新措施提高最低工资和退休金水平。斯米尔诺夫指出，在俄罗斯贫困人口主要是在农村，其中老年农 民是很大的问题。
(八)关于俄罗斯的青少年传统教育
苏联时期少先队和青年团组织、高校的政治理论课都对青少年的传统教育起了积极作用。苏联解体后，大学的政治理论课被取消了，青少年的德育教育问题比较混乱。尽管俄罗斯人保留了一些苏联时期的爱国主义好传统，比如，每个星期六新结婚的年轻夫妇会到烈士墓献花；各个单位和公共场所都保留着卫国战争时期的历史遗址和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的纪念橱窗、纪念砖墙、石碑等。即使这样，因为道德教育脱节引发的社会问题在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比较严重。
伊万老人说：“我完全赞成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教育，因为国家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国家对年轻人的教育更是需要。现在，暴力和不健康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经常建议国家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原来俄罗斯有共青团，这个组织很有力量，它是团结青年人的组织。现在有个拥护普京的青年组织叫‘那什’(译成汉语即“我们的”意思——编者注)，但是，比较松散。现在，我们对年轻人比较担心，因为官方的理想教育没有了，政治课取消了，学校的少先队也没有了，理想教育不知从何人手。于是，我们老战士组织起来去学校给孩子们做报告，孩子们也爱听不听的。过去由学校组织学生搞博物馆教育、上政治课，现在，校长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办教育，教学生如何升官、如何挣钱。我们老战士就去学校教育学生，不管他们听不听也要去讲，讲十月革命、讲卫国战争，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因为教材中很少有这些内容了，老师也不讲。我们非常担心。在军队，也取消了政治委员。一个不知道国家历史的军队是非常危险的。”
伊万说，因为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化了，这些(社会问题)就是必然产物了。夜总会等场所是社会问题滋生地。政府虽然采取措施，移走这些东西，但还是产生新的。光头党是一种暴力倾向，开始时闹着玩，后来真的有行动，危害社会，这也是放松理想教育的结果。还是应该注意正面引导，“不要像前东德共产党，一味地承认自己什么都不对，这等于否认了自己党和国家的历史”。
伊万强调，你们有这方面的教育(学生的思想政治课)是很重要的，可惜俄罗斯没有了。我也向国家领导人建议过，俄罗斯年轻人的德育教育，必须有从中学到大学课程体系的教材。现在，学生的命运掌握在学校的手中而不是国家的手中。学校各讲一套，自行决定教材。美国人写的俄国史很糟糕，我们的校长还用来教学生，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九)关于俄罗斯学者和百姓热切关注当代中国的动因
季塔连科院士表示俄罗斯远东所对当代中国问题感兴趣的研究方面是：(1)俄中历史现状和预测研究。(2)中国当代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3)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对世界稳定的影响。(4)中国的改革对俄罗斯的影响及两国比较。为此，远东所设立了专门的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以加强这个课题的研究，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视、对这个组织在俄中关系、亚洲大陆的影响和作用的重视，十七大召开之后，远东研究所召开了各中心参加的圆桌会议，对经济、政治、科技、外交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
俄罗斯学者为什么对现实中国问题感兴趣呢?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显著成就。相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际地位的下滑，学者们开始反思以往对中国的态度，认为虽然中国改革也有难题，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很平稳，很快，这很重要。中国的发展是导致人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热情高涨的直接动因，中国成功的经验引起了许多人的研究兴趣。由此带动了许多俄罗斯人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人数也越来越多。甚至远东所要利用晚上时间给年轻人开中文课程。中国通们都参加讲课。
斯米尔诺夫指出，有些人认为，中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与他们之间有争论。我认为，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应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定义有正确理解。有人认为，与俄罗斯一样，中国是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两国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现在俄罗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元素以作为补充，这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