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
　　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200多年前。北京法源寺，来自江南的落魄诗人黄仲则写下这首诗，并寄给了好友洪亮吉。洪亮吉把诗念给当时的陕西巡抚毕沅听。这位慷慨的文学资助人说：“这诗值1000两银子。先给他寄500两吧”。
　　古代出版业什么的都还不发达，文化人主要靠这种私人资助吃饭。一个文人可以得到多少收入?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一样，有时候恐怕会高得超乎今天的人的想像。乾隆时期的历史学者章学诚，获得的各种资助和收入，平均是每年2000两白银，相当于一个知府的官俸。这笔钱足够他养活一个老婆、两个小老婆、六个儿子，以及女儿若干。不过，市场上的资助者有鉴别能力，想获得高收入，是要有真本事的。
　　在西方，则有贵夫人担当文学与艺术的资助者的传统。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德彪西就得到过贵夫人的资助。既然文学、艺术那么引人入迷，理论上，是不缺买家的。市场上发展出了资助文学、艺术的种种形式。虽然也有很多落魄的文学家、艺术家，但总体上看，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出普通老百姓。
　　不过，有人对资助受之坦然，有人则觉得不好意思。可能觉得不好意思的人还挺多的，市场又体贴地发展出另一套体系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人们不再直接把钱交给受资助者，而是成立种种资助文学、艺术的基金会，或者在大学设立讲席。很好!文化人不用再红着脸从讨厌的富人手里接过支票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博爱、高尚的基金会。其实，无论资助体系怎样演化。它们始终是文学、艺术的买卖关系，只是以资助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人大可不必脸红。用自己的创作换得收入，有什么可羞耻的呢?这只能说，市场对文化人够体贴，但文化人对市场的理解却不够体贴。
　　但是，有一种形式的资助，受之者的确应该脸红的，但他们却不脸红，反倒觉得光荣无比。先让我说另一种类似的情况吧。
　　假设一个叫迈克的路人，在某个公共场合对初次见到的约翰说：“约翰，我老婆生孩子，你必须帮我抚养。”假如约翰是主动、自愿地帮助迈克，这是可贵的人类助人精神。但，迈克却强迫约翰帮他养孩子，这个迈克是不是应该感到羞耻?可是，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说：就应该这样!她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政府要帮美国妇女养孩子。政府的钱从何而来?来自跟迈克素不相识的单身汉约翰等人。嗯，在迈克自己不好意思强迫约翰的时候，希拉里愿意率领政府替他出面。中国的诸多所谓“协会”，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作为中介，让政府掏钱来养活一帮某某家或某某大师，比如被韩寒藐视的作协。这些钱来自于纳税人，而其中的无数纳税人根本就从来没看过他们的作品，更谈不上主动、自愿地资助他们了。这就怪不得，从市场获取收入的韩寒说作协的人应该脸红。
　　这么看，接受政府资助的作家的确应该脸红，但事情很吊诡。政府资助文学、艺术的这套体系，其功能之一，居然是解决脸红问题。这套解决脸红问题的理论是：文学无比重要，所以政府必须掏钱来促进其繁荣；一个人如果能够成为政府养活的作家，那就说明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这套理论，作家从政府手里拿钱，比从基金会拿钱更没有心理负担了。不对，他们感到的是光荣。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本不应该脸红的事，作家们感到脸红；本来应该脸红的事，作家们却感到光荣。这个例子说明，有时候一些人反对市场，并不是因为认知，而是因为情感。
　　要求政府养作家的另一个理由是：文学虽然无比重要，但市场不一定认识到其价值，所以需要政府的补贴，否则作家不能潜心创作。事实上，市场上有前面说过的种种自愿资助文学的方式，不需要强迫纳税人来补贴。即使某位作家的书尽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卖得不好，他仍然可以从市场上获得资助。当然，市场的资助机构的确会漏掉一些有天赋的写作者，但政府办的机构漏掉的更多。
　　纳税人的钱交上去之后，就归作协支配：相关人员只会按照文件的标准来甄选领薪水的专业作家，而不是按照市场标准。因此，韩寒说作协主席是靠领悟文件写作——写作者不是都要领悟文件才能写出佳作，但经费却倾向于那些领悟文件的人。有这样自主倾向和喜好倾向的人，这样体系的游戏就会继续；对消费者来说，花这笔税款的也不是毫无作用，方便检验谁的作品价值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