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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旅美华人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都曾在他们的移民小说中致力于女性身体书写。他们一方面突破传统禁锢，用大胆的笔触刻画女性之美，建构女性主体与自我，另一方面又将女性置于绝望的生存困境，书写她们在隐忍或挣扎中的自我救赎方式。
关键词：白先勇 严歌苓 移民小说 女性 身体叙事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的“新移民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都曾创作过一系列“移民小说”。“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深省的意义。” 异域生活的切换宛如一场“生命的移植”，让他们的小说闪烁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在他们大多数的作品中，女性的身体被极力书写，彰显着触动人心的力量。福柯说：“身体是文化塑造的场所。”无论是作为肉体欲望的载体还是精神的象征符号，女性的身体都承载着诸多信息，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谪仙怨》和《扶桑》即是女性身体叙事的两个代表作品。
一、 女神与妓女：女性身体叙事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纽约客》是白先勇移民小说的代表之作，它讲述了一群漂泊者去国离乡，在“他地”所遭遇的种种生命困境。异域的生存体验，中西文化碰撞带来的精神刺激，让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在远离故土的陌生环境中挣扎或沉沦。“黄凤仪”就是这群漂泊者中的“沉沦人”之一。留学在外的大家闺秀，因为时势变化，家道中落，沦为酒吧坐台的“蒙古公主”，靠陪酒卖笑为生。“我很喜欢目前在酒馆里的工作，因为钱多。在这里，赚钱是人生的大目的。” 很显然，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的观念已经完全驱使了黄凤仪。她在信中向母亲谈起幼时“上海霞飞路的法国房子”“葡萄藤的花棚”，足以看出这个女孩对从前富足生活的怀念。从官宦之家到负债累累，物质条件的变化使黄凤仪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现实黯淡无光、生活的窘迫、对母亲的心疼、爱情的失望，让黄凤仪选择自我放逐，以一种看似洒脱的方式屈从于命运。
在白先勇笔下，黄凤仪其实是一类“边缘人”的代表。纽约让黄凤仪“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 在被边缘化、逐渐沉沦的过程中，黄凤仪选择了“妓女”这一身份。她放弃了对母体文化身份的认同，试图以一种堕落的方式摆脱命运的困境，融入这个异域社会，实则是一种凄凉无奈的认命。
与黄凤仪相同的是，严歌苓笔下的扶桑也在经历无处皈依的漂泊之痛。她们都是处在边缘处的移民女性，只是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矛盾，扶桑是被动选择对母体文化身份的逃离。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社会，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低下而卑微的。她们被迫认同自身民族的劣等性，沦为被支配和凌辱的肉体。像货物一样被拐旧金山，从一个妓馆被卖到另一个妓馆。她不曾经历像黄凤仪那样从“幸”到“不幸”的过程，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自出生时，扶桑的命运就被“父权”所掌控，在襁褓中和别人定了亲。少时和公鸡拜堂，长大后依然不能操纵自己的命运。她不是活在“钱堆”里的堕落者，像黄凤仪一样追求物欲的满足和精神的享受，而是以一种“无尊严”的状态，找寻在异域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归宿。
自古以来，“妓女”这一形象总是伴随着“美丽”“风骚”等词语，无论是舞场里的交际花还是酒吧里的坐台女，她们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肮脏”和“堕落”，而是眉眼含笑，风情万种。黄凤仪和扶桑都是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在《谪仙怨》中，白先勇虽然没有直接描写黄凤仪的容貌，却也间接透露出这个女子的妩媚动人。“她穿了一件短袖亮黑的紧身缎子旗袍，领头上锁着一枚拇指大殷红的珊瑚梅花扣，一头的乌发，从中分开，披到肩上来。” 而同样的，严歌苓笔下的扶桑也是美丽而温柔的，她虽不是妖娆之美，却浑身散发着纯真，别具魅力，令克里斯为之着迷。无论是少年还是青年，她一直是克里斯心中的“女神”，克里斯对扶桑并非像普通嫖客一般只是出于新奇的探究心理，而是出于一种对母性光辉的依恋。
黃凤仪和扶桑，她们是作家笔下的风尘女子，也是美丽的身体符号。黄凤仪在命运的驱使下自我放逐，恣意寻欢，以得到精神的麻醉与灵魂的解脱。扶桑则是凭着个体生命的顽强在异域的底层社会选择了自我救赎，以追求心灵的平和与宽慰。如果说黄凤仪是在不幸中迷失，那么扶桑就是在不幸中坚持。她们“出卖”自己的肉体，实际上是在“他者”的身份下寻求一种自我保护和精神支撑。
二、 困境与救赎：女性身体叙事的内涵意蕴
“身体是自然的，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必然受到社会的各种制约：正是在与其他社会要素的互动之中作为肉体的身体就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身份。” 在白先勇和严歌苓的移民小说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对女性文化身份、性别身份的书写。身体是一个社会性符号，它不单单代表人的肉身，还象征着人的身份，具有多重内涵意蕴。
（一）异域环境下的女性生存困境揭示
女性身体负载着她们的命运，揭示着她们的生存境况。为了在异域生存，移民女性常常要忍受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在《谪仙怨》与《扶桑》中，主人公被作家们置于绝望、痛苦的生存困境。无论是黄凤仪还是扶桑，她们都是异域社会的边缘群体，在陌生的环境中渐渐丧失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
作为一代移民作家，白先勇始终专注于对人的精神创伤的体察。他曾说：“我们经常在挣扎，人的内心都有不可言喻的痛，我写作是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 在《谪仙怨》中，白先勇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外表洒脱、内心痛苦的女子。身处困境的黄凤仪选择以肉身的沉沦来麻痹自己，填补精神上的创伤，逃避现实与过去的“天壤之别”。一方面，身处异地的孤独让她努力在异域文化中找寻适合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过去美好的记忆和现实物质的匮乏不停地困扰着她，让她无法接受现有的物质条件，只得自甘堕落。虽然在给母亲的书信里，黄凤仪表达了她对现状的满足与享受，但那种异族人的寂寞和随波逐流，依然透露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浓烈的感伤。 而就扶桑而言，她在某种程度上与黄凤仪是不同的。如果说黄凤仪所面临的困境是精神创伤与信仰迷失，那么扶桑的苦难更多来自肉体，来自异域和男权社会的压制和禁锢。“扶桑的身份是特别的，作为一个移民来说，她是弱者，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她又是性别上的弱者，双重的弱者身份导致她只能在异国他乡以最低贱的方式存在着，被侮辱被践踏。”在小说中，扶桑作为一个女性和外来者，在身体上遭受的折磨是巨大的。被像货物一样被卖了一次又一次；被剥光衣服，用蘸了水的皮鞭抽；两年内打了五胎；被白人拖到大街上强暴……那个年代的旧金山，白人男子是权威的存在。而扶桑作为一个中国妓女，其身份在他人眼里无疑是低劣而卑微的。正是由于这种“被排挤”的身份，扶桑在异域的生活非常艰辛。外来移民带着“他者”的身份，在夹缝中艰难地活着、忍受著，扶桑一直身处这样的困境。
（二）文化冲突下女性的自我救赎探寻
面对物质缺失和文化冲突的双重困境，黄凤仪选择与之对抗的方式就是自我放逐和毁灭。她堕落为娼，在灯红酒绿中与贵族佬们嗔笑怒骂，用物欲满足空虚、焦虑的精神。她所遭受的困境，更多的是来自远离故土的疏离感和焦灼感。由于自身的文化身份得不到认同，她不得不强迫自己融入这个新的社会。“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住得惯了。”当美国人错把她当成日本姑娘时，她从不否认，可见她用一种自欺的方式，完成了与母体文化身份的脱离。黄凤仪用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换取内心融入这个集体的安慰，并将自己置身于这个成千上万人的大城中，掩藏或逃离，仿佛真的如她所说，“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
而在严歌苓笔下，扶桑面对困境则是另一种面貌。她虽然与黄凤仪一样，承受着身体的堕落，但这是她困境的本身，而非摆脱困境的方式。扶桑所做的只是坚持、忍受和宽恕。对于她来说，生存只是为了争取肉体的存活。“首先，你活过了二十岁。这是个奇迹，你这类女子几乎找不出活过二十岁的。我找遍这一百六十本书，你是唯一活到相当寿数的。其他风尘女子在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已两眼混沌，颜色败尽，即使活着也像死了一样被忽略和忘却，渐渐沉寂如尘土。而你绝不同于她们。”扶桑活到了七十岁。她患上痨病的时候将死人剩下的米饭塞到嘴里，她从不跟自己赌气，即使生命始终在受难，她也不愿意舍弃生命。面对被蹂躏的屈辱，扶桑“没有救命、救命地喊，没有去抓去咬”，“没有骂他们畜生野兽” ，只是向着一片虚无张开身体，在两只拳头中握着满把的纽扣。在扶桑身上，我们看不见反抗、屈辱和仇恨，相反却看见了她心灵无限的自由。她坦然地出卖肉体，命运赋予什么，便承受什么。面对困境，扶桑将身体化作坚韧、宽恕的符号，用微笑与平和化解苦难。
三、结语
作为两代移民作家，白先勇与严歌苓都曾在他们的创作中着眼于对移民异域生存境遇的关注，在其中，对移民女性的叙述更是让他们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在他们笔下，女性的身体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女性的身份、形象和社会地位。作家在构建这种符号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女性的特殊身份与女性之美相融合，另一方面，在书写女性生存困境的同时为她们找寻自我救赎的方式。在《谪仙怨》和《扶桑》中，黄凤仪与扶桑都有三重身份：女神、妓女和“他者”。她们都有着美丽的容貌，在社会底层从事肮脏的职业。她们是远离故土的异邦人，遭受着移民的生存困境，承担着痛苦与无奈。只是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总的来说，白先勇的书写更侧重移民女性精神层面的焦灼与迷惘，而严歌苓的书写则侧重肉体层面的痛苦和压迫。在小说中，黄凤仪的堕落实际上是她在孤独世界中追求精神解放的主动选择，而扶桑的沉沦则是她必须被动承受的异域和男权社会带给她的悲哀命运。面对困境，二人与现实悲剧对抗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当心灵被过去和现实的鸿沟上了一条沉重的枷锁，黄凤仪选择以一种逃避和自欺的方式完成与母体文化身份的脱离，从物欲与享乐中获得精神的拯救，面对压迫、欺辱、鄙夷，扶桑选择报之以坚韧、包容和宽恕。对于扶桑来说，肉体可以任人践踏，但是精神要永远自由。
参考文献：
[1] 白先勇.纽约客[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严歌苓.扶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3] 王秀琳，路迪.论白先勇作品中对边缘人物的书写——以《纽约客》和《台北人》为例[J].名作欣赏，2016（20）：10-13.
[4] 黄佳淑. 台湾现代派小说的身体叙事[D].福建师范大学，2011.
[5] 黄彩萍.“她时代”：论严歌苓小说女性身体叙事[J].鄂州大学学报，2017（3）：45-47.
[6] 王向阳，盛玲芳.严歌苓的边缘女性形象扶桑论[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12）：63-68.
[7] 王谦. 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D].河北师范大学，2014.
作 者： 王艺璇，江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白先勇 严歌苓 移民小说 女性 身体叙事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旅外作家和八九十年代的“新移民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都曾创作过一系列“移民小说”。“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深省的意义。” 异域生活的切换宛如一场“生命的移植”，让他们的小说闪烁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在他们大多数的作品中，女性的身体被极力书写，彰显着触动人心的力量。福柯说：“身体是文化塑造的场所。”无论是作为肉体欲望的载体还是精神的象征符号，女性的身体都承载着诸多信息，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谪仙怨》和《扶桑》即是女性身体叙事的两个代表作品。
一、 女神与妓女：女性身体叙事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纽约客》是白先勇移民小说的代表之作，它讲述了一群漂泊者去国离乡，在“他地”所遭遇的种种生命困境。异域的生存体验，中西文化碰撞带来的精神刺激，让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在远离故土的陌生环境中挣扎或沉沦。“黄凤仪”就是这群漂泊者中的“沉沦人”之一。留学在外的大家闺秀，因为时势变化，家道中落，沦为酒吧坐台的“蒙古公主”，靠陪酒卖笑为生。“我很喜欢目前在酒馆里的工作，因为钱多。在这里，赚钱是人生的大目的。” 很显然，金钱至上和享乐主义的观念已经完全驱使了黄凤仪。她在信中向母亲谈起幼时“上海霞飞路的法国房子”“葡萄藤的花棚”，足以看出这个女孩对从前富足生活的怀念。从官宦之家到负债累累，物质条件的变化使黄凤仪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现实黯淡无光、生活的窘迫、对母亲的心疼、爱情的失望，让黄凤仪选择自我放逐，以一种看似洒脱的方式屈从于命运。
在白先勇笔下，黄凤仪其实是一类“边缘人”的代表。纽约让黄凤仪“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 在被边缘化、逐渐沉沦的过程中，黄凤仪选择了“妓女”这一身份。她放弃了对母体文化身份的认同，试图以一种堕落的方式摆脱命运的困境，融入这个异域社会，实则是一种凄凉无奈的认命。
与黄凤仪相同的是，严歌苓笔下的扶桑也在经历无处皈依的漂泊之痛。她们都是处在边缘处的移民女性，只是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矛盾，扶桑是被动选择对母体文化身份的逃离。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社会，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低下而卑微的。她们被迫认同自身民族的劣等性，沦为被支配和凌辱的肉体。像货物一样被拐旧金山，从一个妓馆被卖到另一个妓馆。她不曾经历像黄凤仪那样从“幸”到“不幸”的过程，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自出生时，扶桑的命运就被“父权”所掌控，在襁褓中和别人定了亲。少时和公鸡拜堂，长大后依然不能操纵自己的命运。她不是活在“钱堆”里的堕落者，像黄凤仪一样追求物欲的满足和精神的享受，而是以一种“无尊严”的状态，找寻在异域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归宿。
自古以来，“妓女”这一形象总是伴随着“美丽”“风骚”等词语，无论是舞场里的交际花还是酒吧里的坐台女，她们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肮脏”和“堕落”，而是眉眼含笑，风情万种。黄凤仪和扶桑都是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在《谪仙怨》中，白先勇虽然没有直接描写黄凤仪的容貌，却也间接透露出这个女子的妩媚动人。“她穿了一件短袖亮黑的紧身缎子旗袍，领头上锁着一枚拇指大殷红的珊瑚梅花扣，一头的乌发，从中分开，披到肩上来。” 而同样的，严歌苓笔下的扶桑也是美丽而温柔的，她虽不是妖娆之美，却浑身散发着纯真，别具魅力，令克里斯为之着迷。无论是少年还是青年，她一直是克里斯心中的“女神”，克里斯对扶桑并非像普通嫖客一般只是出于新奇的探究心理，而是出于一种对母性光辉的依恋。
黃凤仪和扶桑，她们是作家笔下的风尘女子，也是美丽的身体符号。黄凤仪在命运的驱使下自我放逐，恣意寻欢，以得到精神的麻醉与灵魂的解脱。扶桑则是凭着个体生命的顽强在异域的底层社会选择了自我救赎，以追求心灵的平和与宽慰。如果说黄凤仪是在不幸中迷失，那么扶桑就是在不幸中坚持。她们“出卖”自己的肉体，实际上是在“他者”的身份下寻求一种自我保护和精神支撑。
二、 困境与救赎：女性身体叙事的内涵意蕴
“身体是自然的，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必然受到社会的各种制约：正是在与其他社会要素的互动之中作为肉体的身体就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身份。” 在白先勇和严歌苓的移民小说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对女性文化身份、性别身份的书写。身体是一个社会性符号，它不单单代表人的肉身，还象征着人的身份，具有多重内涵意蕴。
（一）异域环境下的女性生存困境揭示
女性身体负载着她们的命运，揭示着她们的生存境况。为了在异域生存，移民女性常常要忍受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在《谪仙怨》与《扶桑》中，主人公被作家们置于绝望、痛苦的生存困境。无论是黄凤仪还是扶桑，她们都是异域社会的边缘群体，在陌生的环境中渐渐丧失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
作为一代移民作家，白先勇始终专注于对人的精神创伤的体察。他曾说：“我们经常在挣扎，人的内心都有不可言喻的痛，我写作是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 在《谪仙怨》中，白先勇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外表洒脱、内心痛苦的女子。身处困境的黄凤仪选择以肉身的沉沦来麻痹自己，填补精神上的创伤，逃避现实与过去的“天壤之别”。一方面，身处异地的孤独让她努力在异域文化中找寻适合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过去美好的记忆和现实物质的匮乏不停地困扰着她，让她无法接受现有的物质条件，只得自甘堕落。虽然在给母亲的书信里，黄凤仪表达了她对现状的满足与享受，但那种异族人的寂寞和随波逐流，依然透露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浓烈的感伤。 而就扶桑而言，她在某种程度上与黄凤仪是不同的。如果说黄凤仪所面临的困境是精神创伤与信仰迷失，那么扶桑的苦难更多来自肉体，来自异域和男权社会的压制和禁锢。“扶桑的身份是特别的，作为一个移民来说，她是弱者，作为一个女性来说，她又是性别上的弱者，双重的弱者身份导致她只能在异国他乡以最低贱的方式存在着，被侮辱被践踏。”在小说中，扶桑作为一个女性和外来者，在身体上遭受的折磨是巨大的。被像货物一样被卖了一次又一次；被剥光衣服，用蘸了水的皮鞭抽；两年内打了五胎；被白人拖到大街上强暴……那个年代的旧金山，白人男子是权威的存在。而扶桑作为一个中国妓女，其身份在他人眼里无疑是低劣而卑微的。正是由于这种“被排挤”的身份，扶桑在异域的生活非常艰辛。外来移民带着“他者”的身份，在夹缝中艰难地活着、忍受著，扶桑一直身处这样的困境。
（二）文化冲突下女性的自我救赎探寻
面对物质缺失和文化冲突的双重困境，黄凤仪选择与之对抗的方式就是自我放逐和毁灭。她堕落为娼，在灯红酒绿中与贵族佬们嗔笑怒骂，用物欲满足空虚、焦虑的精神。她所遭受的困境，更多的是来自远离故土的疏离感和焦灼感。由于自身的文化身份得不到认同，她不得不强迫自己融入这个新的社会。“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住得惯了。”当美国人错把她当成日本姑娘时，她从不否认，可见她用一种自欺的方式，完成了与母体文化身份的脱离。黄凤仪用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换取内心融入这个集体的安慰，并将自己置身于这个成千上万人的大城中，掩藏或逃离，仿佛真的如她所说，“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
而在严歌苓笔下，扶桑面对困境则是另一种面貌。她虽然与黄凤仪一样，承受着身体的堕落，但这是她困境的本身，而非摆脱困境的方式。扶桑所做的只是坚持、忍受和宽恕。对于她来说，生存只是为了争取肉体的存活。“首先，你活过了二十岁。这是个奇迹，你这类女子几乎找不出活过二十岁的。我找遍这一百六十本书，你是唯一活到相当寿数的。其他风尘女子在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已两眼混沌，颜色败尽，即使活着也像死了一样被忽略和忘却，渐渐沉寂如尘土。而你绝不同于她们。”扶桑活到了七十岁。她患上痨病的时候将死人剩下的米饭塞到嘴里，她从不跟自己赌气，即使生命始终在受难，她也不愿意舍弃生命。面对被蹂躏的屈辱，扶桑“没有救命、救命地喊，没有去抓去咬”，“没有骂他们畜生野兽” ，只是向着一片虚无张开身体，在两只拳头中握着满把的纽扣。在扶桑身上，我们看不见反抗、屈辱和仇恨，相反却看见了她心灵无限的自由。她坦然地出卖肉体，命运赋予什么，便承受什么。面对困境，扶桑将身体化作坚韧、宽恕的符号，用微笑与平和化解苦难。
三、结语
作为两代移民作家，白先勇与严歌苓都曾在他们的创作中着眼于对移民异域生存境遇的关注，在其中，对移民女性的叙述更是让他们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在他们笔下，女性的身体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女性的身份、形象和社会地位。作家在构建这种符号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女性的特殊身份与女性之美相融合，另一方面，在书写女性生存困境的同时为她们找寻自我救赎的方式。在《谪仙怨》和《扶桑》中，黄凤仪与扶桑都有三重身份：女神、妓女和“他者”。她们都有着美丽的容貌，在社会底层从事肮脏的职业。她们是远离故土的异邦人，遭受着移民的生存困境，承担着痛苦与无奈。只是二者还是有所不同。总的来说，白先勇的书写更侧重移民女性精神层面的焦灼与迷惘，而严歌苓的书写则侧重肉体层面的痛苦和压迫。在小说中，黄凤仪的堕落实际上是她在孤独世界中追求精神解放的主动选择，而扶桑的沉沦则是她必须被动承受的异域和男权社会带给她的悲哀命运。面对困境，二人与现实悲剧对抗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当心灵被过去和现实的鸿沟上了一条沉重的枷锁，黄凤仪选择以一种逃避和自欺的方式完成与母体文化身份的脱离，从物欲与享乐中获得精神的拯救，面对压迫、欺辱、鄙夷，扶桑选择报之以坚韧、包容和宽恕。对于扶桑来说，肉体可以任人践踏，但是精神要永远自由。
参考文献：
[1] 白先勇.纽约客[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严歌苓.扶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3] 王秀琳，路迪.论白先勇作品中对边缘人物的书写——以《纽约客》和《台北人》为例[J].名作欣赏，2016（20）：10-13.
[4] 黄佳淑. 台湾现代派小说的身体叙事[D].福建师范大学，2011.
[5] 黄彩萍.“她时代”：论严歌苓小说女性身体叙事[J].鄂州大学学报，2017（3）：45-47.
[6] 王向阳，盛玲芳.严歌苓的边缘女性形象扶桑论[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12）：63-68.
[7] 王谦. 身份的认同与重构的焦虑——论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份建构意识[D].河北师范大学，2014.
作 者： 王艺璇，江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级在读本科生。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