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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4年到2007年下半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时至2008年，却变成了“返乡潮”，文章认为，是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导致了这一结果，是依靠要素市场扭曲、低要素成本吸引外资，依赖低价格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必然出现的困境。突破这种格局的根本途径是加速国内市场一体化，加快产业升级，加快该地区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型等。
关键词：金融危机 民工荒 返乡潮 出口导向增长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6-220-02
2004年到2007年下半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即民工短缺现象，时至2008年，相距不过一年，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却转变成了“返乡潮”，大批民工返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么短的时间，就出现这么大反差，是偶然?是必然?作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民工时而出现短缺，时而又出现剩余，多少令人感到奇怪，这里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显然，民工就业问题已经不能作为一个暂时出现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不仅仅是增长过程中的偶然问题，而是我国经济经历了较低发展阶段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笔者将从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及其支持条件出发，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行为进行分析。
一、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外贸依存度从2000年的43.9％上升到2003年的60.1％，2005年达到64.51％，2008年达到70.0％。与同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相比，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我国，以广东省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贸依存度更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省2005年的外贸依存度为160.7％。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存在大量的、几乎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我们能够在较长时期拥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现阶段是在技术缺口与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对外经济开放，加之区际贸易壁垒的存在、要素市场的扭曲、国内市场的不完善，与这一基本态势相吻合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必然。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性质，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从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紧密相关性，从其外贸依存度来看，把其视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事实。
二、出口导向增长模式问题分析
综观世界大多发展中国家，如我国一样，多数以廉价劳动力优势与FDI结合，这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市场的过度供给。过剩的低技术产品之间恶性竞争，使得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近年来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已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70％。在制成品出口份额不断扩大的同时，制成品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没有相应提高，有的国家甚至下降。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灵活的工资制度，刺激了全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增加(生产)，加剧了价格竞争，从而使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为不同国家之间劳动工资的竞争。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大量制造业被固化在“加工装配”的位置上，80％的加工贸易企业始终被定格为“组装车间”。大多数制造业活动处在价值链的末端，由此也决定了出口产品的结构与盈利能力较低。在我国向世界的制成品出口中，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在1997年占56％，2002年仍占44%左右，中技术含量的制成品从17.66％上升至18.78％。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至2004年，尽管我国工业品出口产品结构有所变化，但是若按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标准对中国产品所进行的划分，仍然属于比较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型的出口产品结构。这种结构，在国外需求比较稳定，国内农民工工资总在低位运行时，尚能支撑一段时间，因而对农民工有较大的需求，以至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工荒”，而当面临2007下半年至今的金融危机，国外需求萎缩时，便经受不了这种打击，纷纷裁员甚至关门、破产，使得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形成所谓的“返乡潮”。
三、农民工流动行为分析
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依赖农民工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来维持，但是，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是建立在劳动者对收益和成本的判断基础上的。根据我们对不同阶段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现象的考察，对农民工的流动分析并没有超越托达罗的劳动力迁移模型的解释范围：劳动力迁移主要是对城乡预期的收入差距的反应，而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差异贴现净值的函数，即：
V(0)=∫0n[Q(t)×Yu(t)－Yr(t)]e-r-C(0)
V(0)代表迁移者在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Yu(t)Yr(t)分别代表t期城市和乡村的实际工资率，n代表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表示贴现率，托达罗把它解释为反映迁移者的时间偏好程度。C(0)表示迁移成本，Q(t)表示一个迁移者在t期中现代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公式中Q(t)×Yu(t)表示迁移者在城市中可能获得的工资，该贴现值减去迁移成本C(0)后即为贴现净值V(0)。若V(0)>0，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净流入人口就增加；若V(0)<0，则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从城市倒流入乡村，于是，城市净流入人口就不会增加，甚至减少。由于托达罗假设的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在城乡之间充分流动的完全市场，与我国农民工市场的现实有很大距离，因此，为了进一步解释民工短缺现象，我们在托达罗模型中加入表征制度的变量，例如用工制度与环境、劳资关系等，使模型更贴近我国真实的农民工市场。我们对上述模型进一步修正如下：
M=A*f[V(0)] f′>0
其中，A为制度变量，表示制度环境对劳动力流动的约束，在数量上可以由农民工享受的制度利益的程度来表示，其数值介于0和1之间。劳动力流动内生地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A作为外生的制度变量对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函数起着减缓的作用。一般而言，A值随着农民工的制度利益的改善而增加，随着农民工的制度利益的恶化而减小。
在现实中，影响A值变化的因素首先来自于企业方面。企业通过推迟工资的支付、延长工作时间、违反最低工资标准与逃避参加社保等手段，以达到尽可能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的目的，最终导致企业的农民工的大量流失；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也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对务工的收入预期。类似工业革命时期的血汗工资的企业行为不断产生，其后果必然恶化用工环境，导致制度变量A的值不断缩小，即城乡收入差异贴现净值的函数值减少。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利农政策的出台，产生了农村收入快速增长、农民务农的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的积极效果。与快速增长的农村收入相比，民工工资增长幅度远远落后于农村收入增长幅度；相对于一些地区十几年不变的工资，不断上升的务农收入无疑增强了民工返乡的吸引力。由于非工资性收入逐渐增加，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收入和非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的提升，意味着农民离开农业的机会成本加大了。在国内，资本的强势一度可以使企业为转移产品竞争对利润侵蚀的压力而挤压农民工工资，以确保资本回报，于是“劳动力比较优势”反而变成劳动者贫困的条件。不断增长的农村收入与过低的农民工工资使得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加上其他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减缓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势头，甚至出现了劳动力向农村回流，从而引致农民工短缺，产生2004至2007下半年所谓的“民工荒”。但是，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与农民工利益相关的两大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与国内劳动力市场，都属于过度竞争的市场。两个市场的同一性质，决定了在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者和农民工一样，同样缺乏价格的决定权。在过度竞争的国际市场，一旦遭遇需求减少，遭到如新《劳动合同法》之类的要素成本控制，便只有听天由命，被动减员以至破产关门，从而出现上文所说的“返乡潮”了。
四、结论与对策
1.尽快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型，走创造内需的道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追求经济强国的目标中在对外贸易战略上不能一味强调出口创汇的出口导向战略，而应着眼于国内改革和国内技术进步，走内涵型经济增长的道路。过分强调出口导向，使出口规模扩大，可能使出口规模的数量增长和利益增长相分离，甚至造成资源配置失当，贸易利益下降。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中，要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具备两方面支持条件，即国外需求的较大规模和控制劳动力单位成本。前者正遭遇越来越多的竞争，而后者也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诸多经济理论和史实都表明，随着发展阶段的向前推进，工资必然向上运动，劳动力相对资本而言将变得更加昂贵。让“人”变得“昂贵”，这是必然要发生的趋势。再考虑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结构、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以及FDI的结构导向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加速产业的升级，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型，走创造内需的道路。
2.高度关注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动态化问题。在国际经济范围内，一国的劳动力要素禀赋特征往往决定国际生产的分工格局，即产业类型和生产网络的层次。因此，在加速产业升级的同时，加快我国人力资本的结构性改造更为重要。FDI的流动表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状况与结构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本是一致的。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投入、公共政策对“干中学”的激励机制，将有利于我国广大农民工素质的提升，从而使得农民工就业较为稳定。
3.加快国内经济市场一体化。从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来看，自由化已被证明可带来贸易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这种贸易利益的实现有以下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一是国内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国内商品市场是一体化的；其二是国内生产要素是充分流动的，即国内生产要素市场是一体化的。如果国内市场不统一，区际贸易的障碍所造成的国内市场分割，必然结果是国内价格的扭曲，就会出现国际贸易对国内贸易的替代，这种替代贸易会导致贸易转向，使本可以在国内进行的贸易转向了对外贸易。一个贸易大国，由于国内市场分割使贸易转向国外，导致规模虽大，但出口贸易条件却恶化，则会产生更大的福利损失。这种扭曲不仅会带来微观经济利益的损失，而且会对贸易的长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为使增长模式顺利转型，使农民工就业稳定，国内市场的统一，区际贸易障碍的消除，是其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王雷.中国区际贸易壁垒及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J].财贸研究，2003(5)
3.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一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经济研究，2001
4.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焦军普.论国内区际贸易与对外贸易利益的关系.经济经纬，2005(4)
（作者单位：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从化 510900）
（责编：吕尚）
关键词：金融危机 民工荒 返乡潮 出口导向增长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6-220-02
2004年到2007年下半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即民工短缺现象，时至2008年，相距不过一年，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却转变成了“返乡潮”，大批民工返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么短的时间，就出现这么大反差，是偶然?是必然?作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民工时而出现短缺，时而又出现剩余，多少令人感到奇怪，这里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显然，民工就业问题已经不能作为一个暂时出现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不仅仅是增长过程中的偶然问题，而是我国经济经历了较低发展阶段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笔者将从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及其支持条件出发，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行为进行分析。
一、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外贸依存度从2000年的43.9％上升到2003年的60.1％，2005年达到64.51％，2008年达到70.0％。与同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相比，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我国，以广东省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贸依存度更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省2005年的外贸依存度为160.7％。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存在大量的、几乎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我们能够在较长时期拥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现阶段是在技术缺口与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对外经济开放，加之区际贸易壁垒的存在、要素市场的扭曲、国内市场的不完善，与这一基本态势相吻合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必然。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性质，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从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紧密相关性，从其外贸依存度来看，把其视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事实。
二、出口导向增长模式问题分析
综观世界大多发展中国家，如我国一样，多数以廉价劳动力优势与FDI结合，这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市场的过度供给。过剩的低技术产品之间恶性竞争，使得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近年来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已占发展中国家出口的70％。在制成品出口份额不断扩大的同时，制成品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没有相应提高，有的国家甚至下降。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灵活的工资制度，刺激了全球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增加(生产)，加剧了价格竞争，从而使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为不同国家之间劳动工资的竞争。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大量制造业被固化在“加工装配”的位置上，80％的加工贸易企业始终被定格为“组装车间”。大多数制造业活动处在价值链的末端，由此也决定了出口产品的结构与盈利能力较低。在我国向世界的制成品出口中，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在1997年占56％，2002年仍占44%左右，中技术含量的制成品从17.66％上升至18.78％。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至2004年，尽管我国工业品出口产品结构有所变化，但是若按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标准对中国产品所进行的划分，仍然属于比较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型的出口产品结构。这种结构，在国外需求比较稳定，国内农民工工资总在低位运行时，尚能支撑一段时间，因而对农民工有较大的需求，以至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工荒”，而当面临2007下半年至今的金融危机，国外需求萎缩时，便经受不了这种打击，纷纷裁员甚至关门、破产，使得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形成所谓的“返乡潮”。
三、农民工流动行为分析
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依赖农民工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来维持，但是，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是建立在劳动者对收益和成本的判断基础上的。根据我们对不同阶段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现象的考察，对农民工的流动分析并没有超越托达罗的劳动力迁移模型的解释范围：劳动力迁移主要是对城乡预期的收入差距的反应，而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差异贴现净值的函数，即：
V(0)=∫0n[Q(t)×Yu(t)－Yr(t)]e-r-C(0)
V(0)代表迁移者在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Yu(t)Yr(t)分别代表t期城市和乡村的实际工资率，n代表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表示贴现率，托达罗把它解释为反映迁移者的时间偏好程度。C(0)表示迁移成本，Q(t)表示一个迁移者在t期中现代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公式中Q(t)×Yu(t)表示迁移者在城市中可能获得的工资，该贴现值减去迁移成本C(0)后即为贴现净值V(0)。若V(0)>0，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净流入人口就增加；若V(0)<0，则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从城市倒流入乡村，于是，城市净流入人口就不会增加，甚至减少。由于托达罗假设的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在城乡之间充分流动的完全市场，与我国农民工市场的现实有很大距离，因此，为了进一步解释民工短缺现象，我们在托达罗模型中加入表征制度的变量，例如用工制度与环境、劳资关系等，使模型更贴近我国真实的农民工市场。我们对上述模型进一步修正如下：
M=A*f[V(0)] f′>0
其中，A为制度变量，表示制度环境对劳动力流动的约束，在数量上可以由农民工享受的制度利益的程度来表示，其数值介于0和1之间。劳动力流动内生地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A作为外生的制度变量对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函数起着减缓的作用。一般而言，A值随着农民工的制度利益的改善而增加，随着农民工的制度利益的恶化而减小。
在现实中，影响A值变化的因素首先来自于企业方面。企业通过推迟工资的支付、延长工作时间、违反最低工资标准与逃避参加社保等手段，以达到尽可能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的目的，最终导致企业的农民工的大量流失；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也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对务工的收入预期。类似工业革命时期的血汗工资的企业行为不断产生，其后果必然恶化用工环境，导致制度变量A的值不断缩小，即城乡收入差异贴现净值的函数值减少。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利农政策的出台，产生了农村收入快速增长、农民务农的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的积极效果。与快速增长的农村收入相比，民工工资增长幅度远远落后于农村收入增长幅度；相对于一些地区十几年不变的工资，不断上升的务农收入无疑增强了民工返乡的吸引力。由于非工资性收入逐渐增加，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收入和非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的提升，意味着农民离开农业的机会成本加大了。在国内，资本的强势一度可以使企业为转移产品竞争对利润侵蚀的压力而挤压农民工工资，以确保资本回报，于是“劳动力比较优势”反而变成劳动者贫困的条件。不断增长的农村收入与过低的农民工工资使得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加上其他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减缓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势头，甚至出现了劳动力向农村回流，从而引致农民工短缺，产生2004至2007下半年所谓的“民工荒”。但是，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与农民工利益相关的两大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与国内劳动力市场，都属于过度竞争的市场。两个市场的同一性质，决定了在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者和农民工一样，同样缺乏价格的决定权。在过度竞争的国际市场，一旦遭遇需求减少，遭到如新《劳动合同法》之类的要素成本控制，便只有听天由命，被动减员以至破产关门，从而出现上文所说的“返乡潮”了。
四、结论与对策
1.尽快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型，走创造内需的道路。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追求经济强国的目标中在对外贸易战略上不能一味强调出口创汇的出口导向战略，而应着眼于国内改革和国内技术进步，走内涵型经济增长的道路。过分强调出口导向，使出口规模扩大，可能使出口规模的数量增长和利益增长相分离，甚至造成资源配置失当，贸易利益下降。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中，要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具备两方面支持条件，即国外需求的较大规模和控制劳动力单位成本。前者正遭遇越来越多的竞争，而后者也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诸多经济理论和史实都表明，随着发展阶段的向前推进，工资必然向上运动，劳动力相对资本而言将变得更加昂贵。让“人”变得“昂贵”，这是必然要发生的趋势。再考虑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结构、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以及FDI的结构导向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加速产业的升级，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型，走创造内需的道路。
2.高度关注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动态化问题。在国际经济范围内，一国的劳动力要素禀赋特征往往决定国际生产的分工格局，即产业类型和生产网络的层次。因此，在加速产业升级的同时，加快我国人力资本的结构性改造更为重要。FDI的流动表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状况与结构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本是一致的。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投入、公共政策对“干中学”的激励机制，将有利于我国广大农民工素质的提升，从而使得农民工就业较为稳定。
3.加快国内经济市场一体化。从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来看，自由化已被证明可带来贸易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这种贸易利益的实现有以下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一是国内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国内商品市场是一体化的；其二是国内生产要素是充分流动的，即国内生产要素市场是一体化的。如果国内市场不统一，区际贸易的障碍所造成的国内市场分割，必然结果是国内价格的扭曲，就会出现国际贸易对国内贸易的替代，这种替代贸易会导致贸易转向，使本可以在国内进行的贸易转向了对外贸易。一个贸易大国，由于国内市场分割使贸易转向国外，导致规模虽大，但出口贸易条件却恶化，则会产生更大的福利损失。这种扭曲不仅会带来微观经济利益的损失，而且会对贸易的长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为使增长模式顺利转型，使农民工就业稳定，国内市场的统一，区际贸易障碍的消除，是其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王雷.中国区际贸易壁垒及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J].财贸研究，2003(5)
3.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一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经济研究，2001
4.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焦军普.论国内区际贸易与对外贸易利益的关系.经济经纬，2005(4)
（作者单位：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从化 510900）
（责编：吕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