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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琛把跳槽到南京明基医院形容为一次“冒险”。
2009年9月，他从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副主任的岗位上，跳槽到以台资为主的南京明基医院，任副院长兼放射科主任。他说服妻子支持自己的理由是：在不久的将来，民营医院或将翻盘。
如今，一年半过去了，他仍然坚信“翻盘”一说，但“比想象中的要慢”。
有一次，他跟明基医院的董事长李焜耀说，你得赶紧做强做大，不然我都待不住了。“冒险也就三五年，我不能一辈子冒险。”
但王继琛自己也清楚，明基能否做强做大，除了明基自己的努力，还有很多外在的制约因素，其中最致命的一个，是人才。
“非典型”争取
2006年，从南京市下关区卫生局局长任上退下来的孙秋莎来到明基，担任执行长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是协调政府关系。明基所享受到的很多政策，都或多或少与她有关。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南京明基医院运营中心执行长（CEO）江明洲承认，相比很多民营医院，明基已经得到了很多政策的眷顾：开业伊始即成为南京市医保定点单位；不用像很多民营医院一样缴纳企业所得税；2009年成为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科研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定上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据知情人士透露，南京明基医院的成立，有为南京市发展河西新城（秦淮河以西）配套之意。本世纪初，鉴于南京旧城发展空间受限，南京市有意在河西打造一个以居住和商务为主的城市的副中心。时任南京市领导找到台湾明基友达集团董事长李焜耀，邀其投资，双方一拍即合。
孙秋莎说，向政府争取政策的过程，是一个先说服自己再说服别人的过程。“有时候老板提一个要求，感觉是天方夜谭，根本就解决不了，甚至担心对方会不会认为我们的要求太过分了。但明基是‘吃螃蟹’的，它要发展，总要变无到有。”
前两年，当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时候，明基就会被停气。“最长的时候，一个冬天累计停了100多个小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城的公立医院，却“一分钟都没有停过”。
两个月前，又传出要停气的消息。孙秋莎就去南京市政府交涉，说你停气可以，你停鼓楼（鼓楼医院，南京最大的三甲医院之一）的，就停我的，不然我就坐在这儿不走。“连我们旁边的桑拿店都没停，说不过去。”这次交涉后，明基就没有被停气。
孙秋莎说，过去政府的经历对做这类事情的帮助是，她知道“进哪个门，找哪个人”。并且“沟通的方式非常重要，搞不好就把路堵死了”。
也有一些问题很难协调。比如增资。医院要发展，就得增加投入。但明基医院有两个股东，台湾明基友达集团占股70%，南京市政府下属的国资集团持股30%。若要持股比例不变，宏基投钱，政府也要跟着投钱。“但政府增资的动力不足。”而如果要改变持股比例，则要上报卫生部批准。“这并非易事，”孙秋莎说。
最难的还是人才问题。碰到这类问题，孙秋莎就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要“保障”还是要“自由”
孙秋莎说，之所以无从下手，是因为在医疗人才的背后，有一大堆的体制因素。
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兰青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医生与医院之间的关系，与国外不同，“国外实行的是医生自由执业制度，医生是自己的老板。医生与医院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医院搭台，医生唱戏。”“而中国医生与医院之间，则是一种从属关系。医生的成长、工资和养老，医院都给包了。作为代价，医生就失去了执业的自由，成为一个‘单位人’。”有人将中国的这种制度形容为“拿自由换保障”。
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医生最为成熟的年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民营医院挖人，主要是挖这个群体。但这些人还有10多年就退休了，他们大多不愿放弃在公立医院退休的待遇。”
离开公立医院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可能失去随公立医院而来的学术地位。在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期间，王继琛有两个主要的学术身份，一个是欧洲《放射学》杂志的编委，另一个是中国医师协会放射学委员会的委员。来到明基以后，《放射学》杂志的主编两次向他暗示，你到了一个不起眼的机构，这个职位是不是就不要再担任了。中国医师协会的委员位置也岌岌可危。“以前是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进入的。现在要占用江苏省的名额。但这个名额很有限，在公立医院之间尤其难以调配，就会想是不是要把他拿掉。”
王继琛说，这些名头的取得，一般与教职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大学。“所谓名望，其实大多靠学术地位支撑。病人看病，就看你来自哪个学校，是不是教授、博导，是不是主任、副主任。而这些资源，基本上都被公立医院垄断了。”
公立医院对学术地位的垄断，对民营医院在科研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定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那些来自公立医院的专家，很难对来自民营医院的申请投下赞成票，”明基医院执行长江明洲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离开就会被边缘化，这是我的主要职业风险。”王继琛说。40出头的他初来明基时，业内同仁一片惊呼，说他这一行为实在“太大胆”。
除了学术地位，还有一个阻碍医疗人才流动的因素，就是经济利益。孙秋莎说，如果比公开的收入，明基比公立医院要高出不少。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明基，一个台湾主任医生的年薪在100万左右，内地主任医生年薪在50万左右，一般的医生年薪在10万元左右。而在南京三甲公立医院，一个主任医师的年工资在20万元左右。
但公立医院对患者资源的垄断，正在为其中的专家们带来“账外收入”。南京市一家民营医院的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有一次他周五去机场，碰到了两位正匆匆外出的医疗专家。他后来得知，这是一个外出会诊的专家群体，一般周五出去，周日返回，两天时间内，上万元甚至几万元落袋。
上文提到的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会诊这件事上，业内的共识是“小专家出近门，大专家出远门”。但无论大小专家，这种机会的取得，多与在业内的人脉有关。而人脉积累的一个主要途径，是进修。他说，自己有两个比较稳定的会诊单位，都是在对方进修期间积累的资源。作为新晋的副主任医生，他会诊一次的价码是2000元。“这当然是不上税的，并且往返费用由对方承担。”
这位医生说，会诊资格的取得，一般有两个条件：一是所在的医院为三甲医院，二是职称通常要在副主任医师以上。在南京，有这种资格的人有几百个。
江明洲将公立医院的医生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是退休的人，三分之一是年轻人，另外三分之一是业务骨干。“真正有机会的是最后一类人。”
除了会诊费，公立医院的医生还有另外两项收入：病人的“红包”和药商的回扣。上文提到的南京市三甲医院的医生说，有两个现实决定了药商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一是医生在开药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二是每一种药都有很多的替代品。“比如阿莫西林，一般医院只会进一家药厂的，但头孢类的药很多。如果我人也没见过，药也没听说过，我怎么可能用你这种药！”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药厂通常要在两个环节为医院花钱：一个是投标。“不找人就中不了标。”第二个是，中标以后，还得找医生，让他们用。这两部分费用，都会最终体现在药品的价格上。“有一种药叫克林霉素，出厂价两块多，到了病人手里已经30多块。”
孙秋莎说，在这个问题上，明基有两种做法：一是在采购环节把水分挤掉。“把价格压得很低，让他们没有多余的利润空间。只要厂家有利润空间，他就会制造腐败。”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相比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在与药厂讨价还价方面明显更有动力。“因为民营医院是为自己省，而公立医院却不知道为谁省。”
另外，在对医生的考核上，明基不将医生的收入与其开药的多少挂钩。“如果发现医生收回扣，就除名。这是个不妥协的政策。”孙秋莎说。
有些医生收了红包后，由于害怕处罚，就上缴给医院。明基的人力资源专门开了个窗口，受理红包事宜。
“单位人”到“社会人”
在“买”不来医生的情况下，民营医院变换思路，转攻“用”这些专家。“不求拥有，但求一用。”
江明洲说，各地陆续试点的医师多点执业，曾让自己看到了希望。但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悖论：相关的文件大多规定，医生要多点执业，需要所在医院的同意。“多点执业，相当于在院长的身上割肉，他怎么可能同意！”
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兰青也不理解其中的逻辑：“医生是‘单位人’，让他多点执业，怎么也理不顺。我都包了你全部了，你去给人家工作，我怎么能想得通！”
率先试点的广东省，出现了试点几个月仅有一人报名的窘境。该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透露说，公立医院院长在这一试点中态度消极。
试点对象的选择也有一些问题。南京市一家民营医院的负责人说，现有的医师多点执业试点，都是在公立医院之间进行。“但两者的需求都不是很强烈。”而对人才求贤若渴的民营医院则未被纳入试点，“按照这种方式，试点的效果一定是负面的。”
江明洲说，在春节前拜会江苏省领导时他提出：如果江苏省启动医师多点职业的试点，明基医院希望能参与其中。
但兰青劝江明洲不要将希望寄托在多点执业上。兰青认为，医疗人才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将目前医生的“单位人”身份，转化为“社会人”。
在人才问题久求无解的情况下，明基还是决定派孙秋莎出马，向政府寻求支持。与以往跟政府要政策时一样，孙秋莎一开始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爸爸要他儿子的钱，怎么可能？”“刚开始自己否定。逼得没办法，再想。变不可能为可能。”几个月前，宏基向江苏省和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请求，希望能给予一些特殊的人才政策。
在多方交涉下，卫生主管部门的态度开始出现松动。前段时间，卫生行政部门答复说：“你们开个清单来，我们再沟通沟通。”
人才自身也在出现松动，有些人开始出现“反体制”的倾向。王继琛说，有时候在公立医院感觉很累。“医生需要把医教研绑在一起。不仅要看好病，课还要讲得好，不然就没有职称，还要有SC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出版的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章，这是科研成果。”
但有时候这三者很难兼得。王继琛说，人总难免有短板。“有人科研做得很好，但临床一塌糊涂。有人处理疑难杂症有一套，但不善于总结。有人善于总结，但不善于面对病人。”“我带研究生时，已经看出这种趋势。那些博士生，由于黄金的5年都用来研究一个很窄的领域，毕业后想回到临床很难。”
但考核的标准又逼着这些人成为“全才”。“因为有8个人要竞争一个教授头衔。竞争需要这样的考核标准，而不是社会需要。”
有时候看到医疗水平很高的人在大学混了一辈子也上不去，王继琛就动员他们来明基。“那里不讲职称，”但话刚出口即觉不妥：明基正在申请三甲医院，而三甲的其中一个硬指标是你要有多少个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要有多少个教授。
三甲还有一个硬指标是，要求医院的科室配置齐全。王继琛也搞不清其中的逻辑：“我这儿为什么要设整形美容？”
“但不进入三甲，你的收费标准就上不去，就没有效益，有的病还不让你看。还有一点很关键，老百姓认这些符号。”王继琛说。
从2008年1月21日试营业至今，明基医院的就诊人数已从第一天的9人，上升到现在的每天1500~1600人。王继琛透露，其中大多数是常见病，疑难杂症还比较少。这对于需要靠实践来提升水平的医生来说，是个挑战。
2009年9月，他从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副主任的岗位上，跳槽到以台资为主的南京明基医院，任副院长兼放射科主任。他说服妻子支持自己的理由是：在不久的将来，民营医院或将翻盘。
如今，一年半过去了，他仍然坚信“翻盘”一说，但“比想象中的要慢”。
有一次，他跟明基医院的董事长李焜耀说，你得赶紧做强做大，不然我都待不住了。“冒险也就三五年，我不能一辈子冒险。”
但王继琛自己也清楚，明基能否做强做大，除了明基自己的努力，还有很多外在的制约因素，其中最致命的一个，是人才。
“非典型”争取
2006年，从南京市下关区卫生局局长任上退下来的孙秋莎来到明基，担任执行长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是协调政府关系。明基所享受到的很多政策，都或多或少与她有关。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南京明基医院运营中心执行长（CEO）江明洲承认，相比很多民营医院，明基已经得到了很多政策的眷顾：开业伊始即成为南京市医保定点单位；不用像很多民营医院一样缴纳企业所得税；2009年成为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科研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定上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据知情人士透露，南京明基医院的成立，有为南京市发展河西新城（秦淮河以西）配套之意。本世纪初，鉴于南京旧城发展空间受限，南京市有意在河西打造一个以居住和商务为主的城市的副中心。时任南京市领导找到台湾明基友达集团董事长李焜耀，邀其投资，双方一拍即合。
孙秋莎说，向政府争取政策的过程，是一个先说服自己再说服别人的过程。“有时候老板提一个要求，感觉是天方夜谭，根本就解决不了，甚至担心对方会不会认为我们的要求太过分了。但明基是‘吃螃蟹’的，它要发展，总要变无到有。”
前两年，当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时候，明基就会被停气。“最长的时候，一个冬天累计停了100多个小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城的公立医院，却“一分钟都没有停过”。
两个月前，又传出要停气的消息。孙秋莎就去南京市政府交涉，说你停气可以，你停鼓楼（鼓楼医院，南京最大的三甲医院之一）的，就停我的，不然我就坐在这儿不走。“连我们旁边的桑拿店都没停，说不过去。”这次交涉后，明基就没有被停气。
孙秋莎说，过去政府的经历对做这类事情的帮助是，她知道“进哪个门，找哪个人”。并且“沟通的方式非常重要，搞不好就把路堵死了”。
也有一些问题很难协调。比如增资。医院要发展，就得增加投入。但明基医院有两个股东，台湾明基友达集团占股70%，南京市政府下属的国资集团持股30%。若要持股比例不变，宏基投钱，政府也要跟着投钱。“但政府增资的动力不足。”而如果要改变持股比例，则要上报卫生部批准。“这并非易事，”孙秋莎说。
最难的还是人才问题。碰到这类问题，孙秋莎就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要“保障”还是要“自由”
孙秋莎说，之所以无从下手，是因为在医疗人才的背后，有一大堆的体制因素。
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兰青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医生与医院之间的关系，与国外不同，“国外实行的是医生自由执业制度，医生是自己的老板。医生与医院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医院搭台，医生唱戏。”“而中国医生与医院之间，则是一种从属关系。医生的成长、工资和养老，医院都给包了。作为代价，医生就失去了执业的自由，成为一个‘单位人’。”有人将中国的这种制度形容为“拿自由换保障”。
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医生最为成熟的年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民营医院挖人，主要是挖这个群体。但这些人还有10多年就退休了，他们大多不愿放弃在公立医院退休的待遇。”
离开公立医院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可能失去随公立医院而来的学术地位。在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期间，王继琛有两个主要的学术身份，一个是欧洲《放射学》杂志的编委，另一个是中国医师协会放射学委员会的委员。来到明基以后，《放射学》杂志的主编两次向他暗示，你到了一个不起眼的机构，这个职位是不是就不要再担任了。中国医师协会的委员位置也岌岌可危。“以前是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进入的。现在要占用江苏省的名额。但这个名额很有限，在公立医院之间尤其难以调配，就会想是不是要把他拿掉。”
王继琛说，这些名头的取得，一般与教职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大学。“所谓名望，其实大多靠学术地位支撑。病人看病，就看你来自哪个学校，是不是教授、博导，是不是主任、副主任。而这些资源，基本上都被公立医院垄断了。”
公立医院对学术地位的垄断，对民营医院在科研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定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那些来自公立医院的专家，很难对来自民营医院的申请投下赞成票，”明基医院执行长江明洲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离开就会被边缘化，这是我的主要职业风险。”王继琛说。40出头的他初来明基时，业内同仁一片惊呼，说他这一行为实在“太大胆”。
除了学术地位，还有一个阻碍医疗人才流动的因素，就是经济利益。孙秋莎说，如果比公开的收入，明基比公立医院要高出不少。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明基，一个台湾主任医生的年薪在100万左右，内地主任医生年薪在50万左右，一般的医生年薪在10万元左右。而在南京三甲公立医院，一个主任医师的年工资在20万元左右。
但公立医院对患者资源的垄断，正在为其中的专家们带来“账外收入”。南京市一家民营医院的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有一次他周五去机场，碰到了两位正匆匆外出的医疗专家。他后来得知，这是一个外出会诊的专家群体，一般周五出去，周日返回，两天时间内，上万元甚至几万元落袋。
上文提到的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会诊这件事上，业内的共识是“小专家出近门，大专家出远门”。但无论大小专家，这种机会的取得，多与在业内的人脉有关。而人脉积累的一个主要途径，是进修。他说，自己有两个比较稳定的会诊单位，都是在对方进修期间积累的资源。作为新晋的副主任医生，他会诊一次的价码是2000元。“这当然是不上税的，并且往返费用由对方承担。”
这位医生说，会诊资格的取得，一般有两个条件：一是所在的医院为三甲医院，二是职称通常要在副主任医师以上。在南京，有这种资格的人有几百个。
江明洲将公立医院的医生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是退休的人，三分之一是年轻人，另外三分之一是业务骨干。“真正有机会的是最后一类人。”
除了会诊费，公立医院的医生还有另外两项收入：病人的“红包”和药商的回扣。上文提到的南京市三甲医院的医生说，有两个现实决定了药商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一是医生在开药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二是每一种药都有很多的替代品。“比如阿莫西林，一般医院只会进一家药厂的，但头孢类的药很多。如果我人也没见过，药也没听说过，我怎么可能用你这种药！”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药厂通常要在两个环节为医院花钱：一个是投标。“不找人就中不了标。”第二个是，中标以后，还得找医生，让他们用。这两部分费用，都会最终体现在药品的价格上。“有一种药叫克林霉素，出厂价两块多，到了病人手里已经30多块。”
孙秋莎说，在这个问题上，明基有两种做法：一是在采购环节把水分挤掉。“把价格压得很低，让他们没有多余的利润空间。只要厂家有利润空间，他就会制造腐败。”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相比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在与药厂讨价还价方面明显更有动力。“因为民营医院是为自己省，而公立医院却不知道为谁省。”
另外，在对医生的考核上，明基不将医生的收入与其开药的多少挂钩。“如果发现医生收回扣，就除名。这是个不妥协的政策。”孙秋莎说。
有些医生收了红包后，由于害怕处罚，就上缴给医院。明基的人力资源专门开了个窗口，受理红包事宜。
“单位人”到“社会人”
在“买”不来医生的情况下，民营医院变换思路，转攻“用”这些专家。“不求拥有，但求一用。”
江明洲说，各地陆续试点的医师多点执业，曾让自己看到了希望。但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悖论：相关的文件大多规定，医生要多点执业，需要所在医院的同意。“多点执业，相当于在院长的身上割肉，他怎么可能同意！”
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兰青也不理解其中的逻辑：“医生是‘单位人’，让他多点执业，怎么也理不顺。我都包了你全部了，你去给人家工作，我怎么能想得通！”
率先试点的广东省，出现了试点几个月仅有一人报名的窘境。该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透露说，公立医院院长在这一试点中态度消极。
试点对象的选择也有一些问题。南京市一家民营医院的负责人说，现有的医师多点执业试点，都是在公立医院之间进行。“但两者的需求都不是很强烈。”而对人才求贤若渴的民营医院则未被纳入试点，“按照这种方式，试点的效果一定是负面的。”
江明洲说，在春节前拜会江苏省领导时他提出：如果江苏省启动医师多点职业的试点，明基医院希望能参与其中。
但兰青劝江明洲不要将希望寄托在多点执业上。兰青认为，医疗人才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将目前医生的“单位人”身份，转化为“社会人”。
在人才问题久求无解的情况下，明基还是决定派孙秋莎出马，向政府寻求支持。与以往跟政府要政策时一样，孙秋莎一开始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跟爸爸要他儿子的钱，怎么可能？”“刚开始自己否定。逼得没办法，再想。变不可能为可能。”几个月前，宏基向江苏省和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请求，希望能给予一些特殊的人才政策。
在多方交涉下，卫生主管部门的态度开始出现松动。前段时间，卫生行政部门答复说：“你们开个清单来，我们再沟通沟通。”
人才自身也在出现松动，有些人开始出现“反体制”的倾向。王继琛说，有时候在公立医院感觉很累。“医生需要把医教研绑在一起。不仅要看好病，课还要讲得好，不然就没有职称，还要有SC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出版的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章，这是科研成果。”
但有时候这三者很难兼得。王继琛说，人总难免有短板。“有人科研做得很好，但临床一塌糊涂。有人处理疑难杂症有一套，但不善于总结。有人善于总结，但不善于面对病人。”“我带研究生时，已经看出这种趋势。那些博士生，由于黄金的5年都用来研究一个很窄的领域，毕业后想回到临床很难。”
但考核的标准又逼着这些人成为“全才”。“因为有8个人要竞争一个教授头衔。竞争需要这样的考核标准，而不是社会需要。”
有时候看到医疗水平很高的人在大学混了一辈子也上不去，王继琛就动员他们来明基。“那里不讲职称，”但话刚出口即觉不妥：明基正在申请三甲医院，而三甲的其中一个硬指标是你要有多少个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要有多少个教授。
三甲还有一个硬指标是，要求医院的科室配置齐全。王继琛也搞不清其中的逻辑：“我这儿为什么要设整形美容？”
“但不进入三甲，你的收费标准就上不去，就没有效益，有的病还不让你看。还有一点很关键，老百姓认这些符号。”王继琛说。
从2008年1月21日试营业至今，明基医院的就诊人数已从第一天的9人，上升到现在的每天1500~1600人。王继琛透露，其中大多数是常见病，疑难杂症还比较少。这对于需要靠实践来提升水平的医生来说，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