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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像。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摘编自新浪网）
延伸阅读
好的故事能让每个人从中看到自己
问/记者 答/莫言
2012年12月6日19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新闻发布会在瑞典文学院举行。莫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问莫言先生，此次来到斯德哥尔摩，除了领奖外，您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最大的目的就是来领奖，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参加记者招待会。很多人把记者招待会描述得十分可怕，也把我描述得十分可怕。结果我来到这里后发现你们并不可怕，你们也发现我不可怕。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问：您获奖后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变化是我过去在北京街头骑自行车，没人来理我。前几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好几个年轻姑娘追着我照像。我一下知道，哦！我成名人了。得奖后我马上说过，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情转移到中国广大的作家身上去。也希望由阅读莫言一个人转移到阅读更多人的作品上去。
问：如果您向欧美读者推荐一部自己的作品，是哪一部？
答：我推荐《生死疲劳》。这部小说里面有想象力、有童话色彩、也有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
问：四年前您曾经来到斯德哥尔摩，在这儿做过一次演讲，这次来您的心态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答：11年前，当时有几个朋友带着我去参观，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写，将来有可能站在这里面去讲。我当时心里也觉得要好好写。现在我确实来到这个地方领诺贝尔文学奖了。我现在心里除了感觉高兴，还有很深的惭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很好的作家应该获得这个奖项。我自己觉得写得还不够好，还应该继续努力。
问：您是否开始考虑新的创作，您对未来的文学创意有什么期许？
答：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最希望回到我的书桌前坐下来写小说。也有人说一个人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就再也写不出好东西了，但是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打破这个魔咒。
问：您主要是讲故事，但是讲故事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创造一些很好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在您写过这么多的小说中，创造无数人物，你觉得谁是你自己印象最深的人物？
答：讲故事是人的天性，我们每个人都是听故事长大的。但是讲故事一旦变成一种职业以后，就不仅仅是围绕一个故事来谈。用故事表达对人生、对社会种种问题的看法，他也要用故事来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所以讲故事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故事最大好处就是有很宽阔的想象空间。最好的故事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从这里面看到他自己。
问：您对年轻的作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我想全世界很多国家对年轻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我对年轻作家一直是支持的态度。我认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生活，每一代人应该写自己的文学。
（本刊根据视频编辑整理）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像。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
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摘编自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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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故事能让每个人从中看到自己
问/记者 答/莫言
2012年12月6日19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新闻发布会在瑞典文学院举行。莫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问莫言先生，此次来到斯德哥尔摩，除了领奖外，您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最大的目的就是来领奖，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参加记者招待会。很多人把记者招待会描述得十分可怕，也把我描述得十分可怕。结果我来到这里后发现你们并不可怕，你们也发现我不可怕。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问：您获奖后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变化是我过去在北京街头骑自行车，没人来理我。前几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好几个年轻姑娘追着我照像。我一下知道，哦！我成名人了。得奖后我马上说过，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情转移到中国广大的作家身上去。也希望由阅读莫言一个人转移到阅读更多人的作品上去。
问：如果您向欧美读者推荐一部自己的作品，是哪一部？
答：我推荐《生死疲劳》。这部小说里面有想象力、有童话色彩、也有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
问：四年前您曾经来到斯德哥尔摩，在这儿做过一次演讲，这次来您的心态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答：11年前，当时有几个朋友带着我去参观，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写，将来有可能站在这里面去讲。我当时心里也觉得要好好写。现在我确实来到这个地方领诺贝尔文学奖了。我现在心里除了感觉高兴，还有很深的惭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很好的作家应该获得这个奖项。我自己觉得写得还不够好，还应该继续努力。
问：您是否开始考虑新的创作，您对未来的文学创意有什么期许？
答：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最希望回到我的书桌前坐下来写小说。也有人说一个人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就再也写不出好东西了，但是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打破这个魔咒。
问：您主要是讲故事，但是讲故事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创造一些很好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在您写过这么多的小说中，创造无数人物，你觉得谁是你自己印象最深的人物？
答：讲故事是人的天性，我们每个人都是听故事长大的。但是讲故事一旦变成一种职业以后，就不仅仅是围绕一个故事来谈。用故事表达对人生、对社会种种问题的看法，他也要用故事来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所以讲故事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故事最大好处就是有很宽阔的想象空间。最好的故事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从这里面看到他自己。
问：您对年轻的作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答：我想全世界很多国家对年轻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我对年轻作家一直是支持的态度。我认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生活，每一代人应该写自己的文学。
（本刊根据视频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