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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最不可忽视的，就是那些在具体社会中使课本上的教条得以成立或失效的前提和实施条件
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如果政府实施“最低工资”法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引用芝加哥学派的看法：失业率与最低工资水平（及其实施强度）之间，很可能保持显著的正比关系。
类似地，实施“房租上限”规定，很可能导致更多租客流离失所。一般而言，实施任何形式的“价格上限”规定，可能导致短缺和排队。这是教科书经济学，所谓经济学的“教条”。
凡教条都重要，否则不会被奉为“经文”。在现实世界里运用教条，则必须仔细审核其前提和实施条件。
例如，规定价格上限会导致短缺和排队，这一命题之所以成立，因为私有产权是受到保护的。否则，短缺可以导致抢劫而不必导致排队。
探讨中国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最不可忽视的，就是那些在具体社会中使课本上的教条得以成立或失效的前提和实施条件。例如，在目前这一转型期社会，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和资本要素的所有者，都未享有足以与西方成熟市场社会相提并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我们没有弱势群体的舆论优势，没有中产阶级的社区和政治，没有广泛的法治意识和有效的立法机构。由于未来的极端不确定性，我们甚至没有“恒心”和“恒产”；也因此，中国只有完全符合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短期行为”，却并不存在基于长期理性假设的成熟要素市场。教科书经济学关于“最低工资”的教条，适用于成熟的要素市场，却很可能不适用于不成熟的要素市场。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例如，梁漱溟曾仔细论证过，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在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下仍能延续两千年而未有根本改变的“家族观念”。基于顽固不化的家族观念，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社会——过去和现在，主要是以“父母-子女”利他主义和“家族互助”的形式实现的。
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观念、最低工资三者间关系，我们还应考虑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教育和医疗体制的特殊性。
作为人力资本的两种基本投资过程，教育和医疗，在目前阶段，仍主要是“国营的”而非“私营的”；另一方面，国营组织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非盈利的组织蜕变为旨在使“可分享利益”最大化的组织——颇像长期员工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可能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也可能仅仅是中国经济令人惊讶的特征。
无论如何，这些追求组织内部的长期员工可分享利益的教育与医疗组织，并不像西方成熟市场社会里的教育与医疗组织那样，足够敏感地对市场需求作出响应。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组织享有强大的院外活动优势和基于这一优势的垄断地位，故而具有垄断者的一切重要的“恶”——足以遮蔽这一垄断的“善”的初衷。
极不完善的要素市场和极不确定的私有产权，诱致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如传统社会那样把投资局限于家族内部——长期而言，在统计意义上，家族内部的社会关系往往比家族外部的社会关系更可靠。所以，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或许是劳动力知识含量的基本增长方式。
另一方面，家族内部投资的基本回报方式，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照料。这一基本的循环，由于顽固的文化理由，不会因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的迅速攀升而中断。
但教育与医疗费用的攀升，与劳动报酬增长速度的停滞，二者联合作用，很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在权势家族和弱势家族的两极化积累过程。那些积累了足够人力资本的社会成员，和那些尚未积累足够人力资本的社会成员，他们之间关于劳动与资本要素的讨价还价过程，于是日益依赖于双方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
上述的两极化过程一旦发生，事情就很可能按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罗默尔所论述的方式演变——有产者（有人力资本者）对无产者（无人力资本者）的剥削将愈演愈烈，直至这一内部冲突将它由以存在的制度炸毁为止。
我们很容易在贝克尔（发表于《政治经济评论》1990年专号）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模型中引入上述的两极化过程，并以马克思的方式称之为“经典过程”。那篇关于“新发展经济学”的著名论文，对当代中国最具意义的，是贝克尔关于“多均衡状态”与“低水平陷阱”的论述。
根据这一带有两极化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的贝克尔的新经济发展模型，实施“最低工资”法规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可能迫使中国社会跳出“经典过程”，使弱势群体获得更多资源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改善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后者将在弱势家族内诱致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这样，就可能发生“非经典过程”——即跳出低水平陷阱之后趋向于高水平均衡的过程。
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如果政府实施“最低工资”法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引用芝加哥学派的看法：失业率与最低工资水平（及其实施强度）之间，很可能保持显著的正比关系。
类似地，实施“房租上限”规定，很可能导致更多租客流离失所。一般而言，实施任何形式的“价格上限”规定，可能导致短缺和排队。这是教科书经济学，所谓经济学的“教条”。
凡教条都重要，否则不会被奉为“经文”。在现实世界里运用教条，则必须仔细审核其前提和实施条件。
例如，规定价格上限会导致短缺和排队，这一命题之所以成立，因为私有产权是受到保护的。否则，短缺可以导致抢劫而不必导致排队。
探讨中国的问题——包括经济问题，最不可忽视的，就是那些在具体社会中使课本上的教条得以成立或失效的前提和实施条件。例如，在目前这一转型期社会，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和资本要素的所有者，都未享有足以与西方成熟市场社会相提并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我们没有弱势群体的舆论优势，没有中产阶级的社区和政治，没有广泛的法治意识和有效的立法机构。由于未来的极端不确定性，我们甚至没有“恒心”和“恒产”；也因此，中国只有完全符合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短期行为”，却并不存在基于长期理性假设的成熟要素市场。教科书经济学关于“最低工资”的教条，适用于成熟的要素市场，却很可能不适用于不成熟的要素市场。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例如，梁漱溟曾仔细论证过，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是在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下仍能延续两千年而未有根本改变的“家族观念”。基于顽固不化的家族观念，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社会——过去和现在，主要是以“父母-子女”利他主义和“家族互助”的形式实现的。
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观念、最低工资三者间关系，我们还应考虑中国转型期社会的教育和医疗体制的特殊性。
作为人力资本的两种基本投资过程，教育和医疗，在目前阶段，仍主要是“国营的”而非“私营的”；另一方面，国营组织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非盈利的组织蜕变为旨在使“可分享利益”最大化的组织——颇像长期员工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可能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也可能仅仅是中国经济令人惊讶的特征。
无论如何，这些追求组织内部的长期员工可分享利益的教育与医疗组织，并不像西方成熟市场社会里的教育与医疗组织那样，足够敏感地对市场需求作出响应。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和医疗组织享有强大的院外活动优势和基于这一优势的垄断地位，故而具有垄断者的一切重要的“恶”——足以遮蔽这一垄断的“善”的初衷。
极不完善的要素市场和极不确定的私有产权，诱致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如传统社会那样把投资局限于家族内部——长期而言，在统计意义上，家族内部的社会关系往往比家族外部的社会关系更可靠。所以，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或许是劳动力知识含量的基本增长方式。
另一方面，家族内部投资的基本回报方式，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照料。这一基本的循环，由于顽固的文化理由，不会因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的迅速攀升而中断。
但教育与医疗费用的攀升，与劳动报酬增长速度的停滞，二者联合作用，很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在权势家族和弱势家族的两极化积累过程。那些积累了足够人力资本的社会成员，和那些尚未积累足够人力资本的社会成员，他们之间关于劳动与资本要素的讨价还价过程，于是日益依赖于双方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
上述的两极化过程一旦发生，事情就很可能按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罗默尔所论述的方式演变——有产者（有人力资本者）对无产者（无人力资本者）的剥削将愈演愈烈，直至这一内部冲突将它由以存在的制度炸毁为止。
我们很容易在贝克尔（发表于《政治经济评论》1990年专号）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模型中引入上述的两极化过程，并以马克思的方式称之为“经典过程”。那篇关于“新发展经济学”的著名论文，对当代中国最具意义的，是贝克尔关于“多均衡状态”与“低水平陷阱”的论述。
根据这一带有两极化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的贝克尔的新经济发展模型，实施“最低工资”法规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可能迫使中国社会跳出“经典过程”，使弱势群体获得更多资源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改善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后者将在弱势家族内诱致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这样，就可能发生“非经典过程”——即跳出低水平陷阱之后趋向于高水平均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