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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而有了今天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王辉耀认为，个人也和国家一样，只有开放，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王辉耀总能以开放的眼光看到更精彩的“外面的世界”，从而使他无论在职场还是创业路上都能游刃有余……
王辉耀在上小学和中学时，正赶上文革，因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王辉耀很幸运，他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又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他是中国最早一批出国攻读MBA和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的留学生；是最早一批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海归；第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出身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在当代外国政府工作过的中国人，更是留学生中最早回国创业的一批。这些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总能比同龄人先一步意识到危机。
中学时苦读英语，等待时机
王辉耀从小学开始就已经在思考未来的出路。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基本上有3个模式可以让人出人头地：学雷锋、打乒乓球、当文学家。事实上，王辉耀的乒乓球打的非常好，在小学时就已经是校第一了。然而，由于他所在的区没有体校，因此等到他上初中，已无法再继续打乒乓球这一成功途径。这也令他在整个初中，甚至高中都十分迷茫。他开始关注文学，经常去图书馆借书看，但图书馆却不许学生借巴金、郭沫若、四大名著等书——这些书被批判封建或者资本主义。于是，他就和同学偷这些禁书看。很多人看多了文学书籍后都励志成为文学家，而王辉耀不同，他从巴金、郭沫若、茅盾、蔡元培、胡适、鲁迅、瞿秋白等文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都有海外背景，都会外语。隐隐约约中，直觉告诉他，必须和海外建立联系、必须刻苦学外语方有出路。这种见识在当时实在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于是乎，当很多人还忙着阶级斗争时，他却捧着破烂的英语书躲在角落里苦读；即使中学时他被下放到方圆几里都少见人踪的荒野农村时，他也不忘带着能收到VOA、BBC的小收音机。在农村，他住过茅屋，离茅屋不远的地方就是猪圈。如果是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老鼠、蟑螂是茅屋的“常客”，他经历过无数与鼠共眠的日子，甚至有一天，当王辉耀回家时发现他的被褥已经被老鼠撕得稀烂。他至今还能回忆起那些细节：“文革期间我在四川农村插队的时候，才高中三年级。日子非常苦，一天干下来不到2毛钱，还吃不饱，住的类似猪圈的房子，冬天得喝辣椒水来取暖。精神上既压抑又痛苦。” 但是他坚信：国家一定会恢复高考的，为了梦想中的大学，他白天埋头苦干，晚上用煤油灯苦读。
终于，高考恢复了，他在竞争最激烈的第一年考上了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系，摆脱了人生中第一个年龄危机。
而立之年：抛弃铁饭碗去国外“充电”
如果说，中学时的王辉耀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学英语，与海外建立联系是一条成功之路，那么，他在上大学后，就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想要什么。毕业分配他将目标锁定在了外交部。为此，他曾独身一人从广州到北京外交部登门求见，希望毕业后外交部能录取他。虽然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但他得到了很多招生的宝贵信息，最终令外经贸部招收了他。按理说，得到了国家的铁饭碗，应该踏实了。然而没过多久，随着工作量的增加，他又感到了危机：自己的商务知识无法与国际接轨。长此以往，业务知识上止步不前的自己必将遭受淘汰。为了学到最前沿的商务知识，1984年，王辉耀毅然停薪留职，远赴加拿大求学，先后在温莎大学商学院以及西安大略大学攻读MBA和工商管理博士。
学校出来后，王辉耀在加拿大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国际上最大的一家工程咨询公司SNC-Lavalin。通过努力，他在两年内就完成了从助理经理、经理到董事经理的“三级跳”。
有了跨国公司高管的经验后，王辉耀又将目标锁定了政府官员职位。1990年，王辉耀接受加拿大魁北克政府的聘用，任加拿大驻香港领事团，负责魁北克驻香港及中国地区业务的首席经济商务参赞，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出生于中国内地的加拿大华裔外交官。在他任职期间，魁北克对中国的贸易翻了一番，对香港的贸易翻了两番。优秀的成绩，令加拿大当地媒体称其为“财富的使者”。然而如此辉煌的业绩却又令他感觉危机逼近了：“工作后我觉得人应该更有人生价值，每当我感觉人生价值危机时，我都会换一个领域，换一个工作，因为我想追求一种更理想的人生方式。”这时的王辉耀觉得做商务参赞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挑战，他又在迷茫地寻找下一个人生价值。
1992年，就在王辉耀在香港做商务参赞的任期还剩下半年的时候，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得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后让他热血沸腾而又踯躅不定。他意识到去国内发展的机会开始变好。邓小平的这次讲话让他面临着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和抉择：是继续在香港做商务参赞，还是去跨国公司做高管，或是自己出来创业呢？他走到了人生的三岔口。
“我花了三至四个月的时间考虑如何取舍，最终我的答案是——创业！”做在记者面前的王辉耀说这句话时依然富有激情，仿佛变成了十几年前做这个决定时的自己。
不惑之年：“开放人生”要居安思危
做创业的决定容易，真正创业时却很难。一想起回到北京后创业的艰辛，王辉耀的语气非常感慨：“我用自有资金开的公司，一开始先在友谊宾馆租了个标准间，既当睡觉的地方又当办公的地方，几个人挤在里面。然后我开始添加办公设备，没想到我从国外带个电脑到公司就让我跑了20多趟海关：因为手续不全电脑就被扣在那了。后来连买个传真机都要为买入网号而奔波。”
创业初期虽然资金不是很充裕，但是他通过努力和声望留住了两个比较固定的客户，从而让新公司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得以生存下去。
因为时差的原因，王辉耀晚上要接北美发过来的传真。以致睡眠质量极差，经常半夜被传真机、电话的声音吵醒。长期睡眠不足的他有一次上洗手间居然晕倒在里面，幸亏被同事即时发现。
“其实，我当时创业的目的，是把它当成人生中的一个过度。希望创业后带来的资金，能让我的时间和财务都自由，从而让我做更多喜欢的事情，比如一些公益事业。”如今的王辉耀谈起当年创业之初的艰辛似乎还有些心有余悸：“一开始公司没有定位好，做了很多贸易，最后才定位在国际商务咨询，因为门槛比较高，在当时算是个蓝海。后来针对这个方向，慢慢地发展，公司也由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一百人了，业务也稳定了下来。”
再次回顾自己人生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危机，王辉耀总结道：“我的一生其实就是开放人生的过程，我从事了很多领域，自己时刻有转型的意识，有危机的意识。这是成功的人士的共性。每个人，在每个年龄阶段，都会遇到危机，尤其是你做的越好，你的危机就越大。
就像刘翔：打破记录难，保持记录更难。打破记录前，他可能没有危机，打破记录后反而有了被别人超越或自己保持不了记录的危机。现在，我的企业已经到了一定规模，我不再亲自过问了，让别人来做了。比尔·盖茨捐钱，我现在可以捐出很多时间放在写书、学术研究、欧美同学会商会上了。”
王辉耀认为，汉语中“危机”两字既有“危”又有“机”，这就明确了危机的涵义：机会总藏在危险当中。只要你勇于把握危险中的机会，你就可以掌控你的人生。而王辉耀则总是居安思危，这也是他总能比别人先一步发现更好机会的奥妙所在。
图/梁峥编辑/梁峥
王辉耀在上小学和中学时，正赶上文革，因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王辉耀很幸运，他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又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他是中国最早一批出国攻读MBA和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的留学生；是最早一批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海归；第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出身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在当代外国政府工作过的中国人，更是留学生中最早回国创业的一批。这些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总能比同龄人先一步意识到危机。
中学时苦读英语，等待时机
王辉耀从小学开始就已经在思考未来的出路。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基本上有3个模式可以让人出人头地：学雷锋、打乒乓球、当文学家。事实上，王辉耀的乒乓球打的非常好，在小学时就已经是校第一了。然而，由于他所在的区没有体校，因此等到他上初中，已无法再继续打乒乓球这一成功途径。这也令他在整个初中，甚至高中都十分迷茫。他开始关注文学，经常去图书馆借书看，但图书馆却不许学生借巴金、郭沫若、四大名著等书——这些书被批判封建或者资本主义。于是，他就和同学偷这些禁书看。很多人看多了文学书籍后都励志成为文学家，而王辉耀不同，他从巴金、郭沫若、茅盾、蔡元培、胡适、鲁迅、瞿秋白等文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都有海外背景，都会外语。隐隐约约中，直觉告诉他，必须和海外建立联系、必须刻苦学外语方有出路。这种见识在当时实在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于是乎，当很多人还忙着阶级斗争时，他却捧着破烂的英语书躲在角落里苦读；即使中学时他被下放到方圆几里都少见人踪的荒野农村时，他也不忘带着能收到VOA、BBC的小收音机。在农村，他住过茅屋，离茅屋不远的地方就是猪圈。如果是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老鼠、蟑螂是茅屋的“常客”，他经历过无数与鼠共眠的日子，甚至有一天，当王辉耀回家时发现他的被褥已经被老鼠撕得稀烂。他至今还能回忆起那些细节：“文革期间我在四川农村插队的时候，才高中三年级。日子非常苦，一天干下来不到2毛钱，还吃不饱，住的类似猪圈的房子，冬天得喝辣椒水来取暖。精神上既压抑又痛苦。” 但是他坚信：国家一定会恢复高考的，为了梦想中的大学，他白天埋头苦干，晚上用煤油灯苦读。
终于，高考恢复了，他在竞争最激烈的第一年考上了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系，摆脱了人生中第一个年龄危机。
而立之年：抛弃铁饭碗去国外“充电”
如果说，中学时的王辉耀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学英语，与海外建立联系是一条成功之路，那么，他在上大学后，就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想要什么。毕业分配他将目标锁定在了外交部。为此，他曾独身一人从广州到北京外交部登门求见，希望毕业后外交部能录取他。虽然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但他得到了很多招生的宝贵信息，最终令外经贸部招收了他。按理说，得到了国家的铁饭碗，应该踏实了。然而没过多久，随着工作量的增加，他又感到了危机：自己的商务知识无法与国际接轨。长此以往，业务知识上止步不前的自己必将遭受淘汰。为了学到最前沿的商务知识，1984年，王辉耀毅然停薪留职，远赴加拿大求学，先后在温莎大学商学院以及西安大略大学攻读MBA和工商管理博士。
学校出来后，王辉耀在加拿大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国际上最大的一家工程咨询公司SNC-Lavalin。通过努力，他在两年内就完成了从助理经理、经理到董事经理的“三级跳”。
有了跨国公司高管的经验后，王辉耀又将目标锁定了政府官员职位。1990年，王辉耀接受加拿大魁北克政府的聘用，任加拿大驻香港领事团，负责魁北克驻香港及中国地区业务的首席经济商务参赞，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出生于中国内地的加拿大华裔外交官。在他任职期间，魁北克对中国的贸易翻了一番，对香港的贸易翻了两番。优秀的成绩，令加拿大当地媒体称其为“财富的使者”。然而如此辉煌的业绩却又令他感觉危机逼近了：“工作后我觉得人应该更有人生价值，每当我感觉人生价值危机时，我都会换一个领域，换一个工作，因为我想追求一种更理想的人生方式。”这时的王辉耀觉得做商务参赞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挑战，他又在迷茫地寻找下一个人生价值。
1992年，就在王辉耀在香港做商务参赞的任期还剩下半年的时候，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得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后让他热血沸腾而又踯躅不定。他意识到去国内发展的机会开始变好。邓小平的这次讲话让他面临着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危机和抉择：是继续在香港做商务参赞，还是去跨国公司做高管，或是自己出来创业呢？他走到了人生的三岔口。
“我花了三至四个月的时间考虑如何取舍，最终我的答案是——创业！”做在记者面前的王辉耀说这句话时依然富有激情，仿佛变成了十几年前做这个决定时的自己。
不惑之年：“开放人生”要居安思危
做创业的决定容易，真正创业时却很难。一想起回到北京后创业的艰辛，王辉耀的语气非常感慨：“我用自有资金开的公司，一开始先在友谊宾馆租了个标准间，既当睡觉的地方又当办公的地方，几个人挤在里面。然后我开始添加办公设备，没想到我从国外带个电脑到公司就让我跑了20多趟海关：因为手续不全电脑就被扣在那了。后来连买个传真机都要为买入网号而奔波。”
创业初期虽然资金不是很充裕，但是他通过努力和声望留住了两个比较固定的客户，从而让新公司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得以生存下去。
因为时差的原因，王辉耀晚上要接北美发过来的传真。以致睡眠质量极差，经常半夜被传真机、电话的声音吵醒。长期睡眠不足的他有一次上洗手间居然晕倒在里面，幸亏被同事即时发现。
“其实，我当时创业的目的，是把它当成人生中的一个过度。希望创业后带来的资金，能让我的时间和财务都自由，从而让我做更多喜欢的事情，比如一些公益事业。”如今的王辉耀谈起当年创业之初的艰辛似乎还有些心有余悸：“一开始公司没有定位好，做了很多贸易，最后才定位在国际商务咨询，因为门槛比较高，在当时算是个蓝海。后来针对这个方向，慢慢地发展，公司也由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一百人了，业务也稳定了下来。”
再次回顾自己人生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危机，王辉耀总结道：“我的一生其实就是开放人生的过程，我从事了很多领域，自己时刻有转型的意识，有危机的意识。这是成功的人士的共性。每个人，在每个年龄阶段，都会遇到危机，尤其是你做的越好，你的危机就越大。
就像刘翔：打破记录难，保持记录更难。打破记录前，他可能没有危机，打破记录后反而有了被别人超越或自己保持不了记录的危机。现在，我的企业已经到了一定规模，我不再亲自过问了，让别人来做了。比尔·盖茨捐钱，我现在可以捐出很多时间放在写书、学术研究、欧美同学会商会上了。”
王辉耀认为，汉语中“危机”两字既有“危”又有“机”，这就明确了危机的涵义：机会总藏在危险当中。只要你勇于把握危险中的机会，你就可以掌控你的人生。而王辉耀则总是居安思危，这也是他总能比别人先一步发现更好机会的奥妙所在。
图/梁峥编辑/梁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