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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剖析《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余永泽等人物形象和经历,理清其“革命+爱情”模式的叙事逻辑,探究政治主题先行下人物政治属性压倒一切,爱情书写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对“人”的失落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青春之歌;政治;革命;爱情
《青春之歌》讲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逐渐自我改造,最终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故事。女主人公的情感归属经历了从余永泽到卢嘉川再到江华的转变,这三段爱情其实折射了她不断向革命靠拢乃至彻底投身其中的过程,很显然,这是典型的“革命+爱情”叙事。
细读文本,笔者发现,这种叙事模式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和革命逐步主导人物的情感和行为方式以至几乎凌驾于人的自然的生命和感情体验之上,乃至造成“人”的失落。
一、爱情故事沦为政治的传声筒
茅盾在1935年发表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中指出,“革命+恋爱”的小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类小说的基本公式为:主人公面对革命事业和浪漫情欲之间的冲突时以革命的大局为重,放弃儿女私情;之后,小说家不再把革命描写成一种阻碍,相反,革命也变成一种诱因,促使恋爱中的男女同心协力,共赴革命。最后,革命已经不再是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条件,革命就是爱情。而《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三段情感体验几乎就是对这一公式的完整诠释。
余永泽是个人至上者,追求学术上的功成名就和个人的生活美满,这被“进步”的林道静视为自私、落后。她曾因彼此共同的对文学的喜爱、他对她的理解和同情而产生爱意,但思想上的分歧注定了两人的情意不得善终。卢嘉川以林道静革命思想的启蒙者的身份出现,意味着“政治话语开始介入爱情,并开始控制爱情的展开过程”。卢嘉川的政治觉悟比资产阶级的余永泽先进,所以林道静的情感天平自然而然向盧倾斜。在这里,爱情成为一种政治隐喻,女主人公的情感归属根本上由对方的革命意志和政治觉悟决定。
一开始林道静因卢嘉川而接触革命有着为爱情而革命的意味,而随着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趋于丰富,林道静接受革命实干家江华则是为革命而爱情。“随着她从一个普通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坚强而可信的布尔塞维克同志,这种爱情是更加深了,更加纯厚了”——江华对林道静的情感升温乃至将其宣之于口代表了对林道静革命性之成熟的肯定。
林道静与余永泽相处时有着感情、私人话题的沟通,加之文学话题的嵌入,颇为自然可信。写到卢嘉川时更是花了大量的篇幅,并且使用诗歌、信件以及心理描写来证明这段爱情的存在。但林道静与江华之间的交流几乎都停留在革命工作层面,读来颇为严肃和生硬。从这个角度看,前两段爱情书写更符合故事逻辑,第三段较为牵强,有着明显的政治先行的痕迹。
在真实的语境中,影响感情的因素远非只有政治观,但“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将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打造为政治传声筒,将本该由人——这种感性动物本身来体验和选择的情感简单化甚至政治一维化,解构了爱情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实质上便对人的尊严构成了挑战。
二、人为阶级代言
小说中,余永泽、卢嘉川、江华分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实干家,在各自的政治标签设定下发挥着叙事功能。“现实中的人,应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系统。他既有政治性的层面,也有非政治性的层面,而且,后者在构成人这个系统中还占着更大的比重”,但在小说里,阶级属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中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余永泽对林道静不乏真心,且温柔、体贴,有文化,林道静曾称之为“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但这一切优点几乎都被阶级属性遮蔽和架空,徒剩对其政治落后、个人主义的论断。阶级属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占主导,成为评判一个人的最重要标准。人一旦背离了革命,便被彻底否定。
在革命时代,阶级身份往往带有道德判断的意味——无产阶级淳朴善良;地主阶级邪恶残暴;资产阶级自私软弱。为了丑化余永泽、凸显其阶级属性,作者设计了分手后他结交风骚的女子、鉴赏林道静在革命中受伤狼狈的样子等情节,操控了读者的感情倾向。同样地,为了强化卢嘉川的革命精神,直到临死,他给林道静的信件里仍然强调着革命,而无私人情感的表达。但这对于一对互相钟情的男女来说,未免奇怪。
似此,人物便沦为容器般的存在,具备了所属阶级所应具有的特质。相比之下,林道静形象似乎更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但“她仍是基于某种政治合法化的理念塑造出来的,个性化特征只不过是此观念的某些填充与丰富罢了。这个观念即: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管历经多少磨难,要想找到自我价值的确证和自身解放的道路,最终只有投身革命,与工农结合。”由于林道静经历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思想转变,所以给读者造成了“个性丰富”的假象。但实际上,“她的一切成长历程都是为了阐明这个信念,她的存在价值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这条法定的信条。”
三、结语
《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塑造和爱情故事书写都是服务于政治主题的表达的。人只有依附于革命,按照进步阶级的规范塑造自己的思想,他才能得到承认,其感情也才有可能修成正果。但与此同时,人本身的独立的感性特征也渐渐模糊,在政治主导下失去个体对自身爱情的实际选择权。
关键词:青春之歌;政治;革命;爱情
《青春之歌》讲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逐渐自我改造,最终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故事。女主人公的情感归属经历了从余永泽到卢嘉川再到江华的转变,这三段爱情其实折射了她不断向革命靠拢乃至彻底投身其中的过程,很显然,这是典型的“革命+爱情”叙事。
细读文本,笔者发现,这种叙事模式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和革命逐步主导人物的情感和行为方式以至几乎凌驾于人的自然的生命和感情体验之上,乃至造成“人”的失落。
一、爱情故事沦为政治的传声筒
茅盾在1935年发表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中指出,“革命+恋爱”的小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类小说的基本公式为:主人公面对革命事业和浪漫情欲之间的冲突时以革命的大局为重,放弃儿女私情;之后,小说家不再把革命描写成一种阻碍,相反,革命也变成一种诱因,促使恋爱中的男女同心协力,共赴革命。最后,革命已经不再是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条件,革命就是爱情。而《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三段情感体验几乎就是对这一公式的完整诠释。
余永泽是个人至上者,追求学术上的功成名就和个人的生活美满,这被“进步”的林道静视为自私、落后。她曾因彼此共同的对文学的喜爱、他对她的理解和同情而产生爱意,但思想上的分歧注定了两人的情意不得善终。卢嘉川以林道静革命思想的启蒙者的身份出现,意味着“政治话语开始介入爱情,并开始控制爱情的展开过程”。卢嘉川的政治觉悟比资产阶级的余永泽先进,所以林道静的情感天平自然而然向盧倾斜。在这里,爱情成为一种政治隐喻,女主人公的情感归属根本上由对方的革命意志和政治觉悟决定。
一开始林道静因卢嘉川而接触革命有着为爱情而革命的意味,而随着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趋于丰富,林道静接受革命实干家江华则是为革命而爱情。“随着她从一个普通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坚强而可信的布尔塞维克同志,这种爱情是更加深了,更加纯厚了”——江华对林道静的情感升温乃至将其宣之于口代表了对林道静革命性之成熟的肯定。
林道静与余永泽相处时有着感情、私人话题的沟通,加之文学话题的嵌入,颇为自然可信。写到卢嘉川时更是花了大量的篇幅,并且使用诗歌、信件以及心理描写来证明这段爱情的存在。但林道静与江华之间的交流几乎都停留在革命工作层面,读来颇为严肃和生硬。从这个角度看,前两段爱情书写更符合故事逻辑,第三段较为牵强,有着明显的政治先行的痕迹。
在真实的语境中,影响感情的因素远非只有政治观,但“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将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打造为政治传声筒,将本该由人——这种感性动物本身来体验和选择的情感简单化甚至政治一维化,解构了爱情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实质上便对人的尊严构成了挑战。
二、人为阶级代言
小说中,余永泽、卢嘉川、江华分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实干家,在各自的政治标签设定下发挥着叙事功能。“现实中的人,应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系统。他既有政治性的层面,也有非政治性的层面,而且,后者在构成人这个系统中还占着更大的比重”,但在小说里,阶级属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中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余永泽对林道静不乏真心,且温柔、体贴,有文化,林道静曾称之为“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但这一切优点几乎都被阶级属性遮蔽和架空,徒剩对其政治落后、个人主义的论断。阶级属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占主导,成为评判一个人的最重要标准。人一旦背离了革命,便被彻底否定。
在革命时代,阶级身份往往带有道德判断的意味——无产阶级淳朴善良;地主阶级邪恶残暴;资产阶级自私软弱。为了丑化余永泽、凸显其阶级属性,作者设计了分手后他结交风骚的女子、鉴赏林道静在革命中受伤狼狈的样子等情节,操控了读者的感情倾向。同样地,为了强化卢嘉川的革命精神,直到临死,他给林道静的信件里仍然强调着革命,而无私人情感的表达。但这对于一对互相钟情的男女来说,未免奇怪。
似此,人物便沦为容器般的存在,具备了所属阶级所应具有的特质。相比之下,林道静形象似乎更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但“她仍是基于某种政治合法化的理念塑造出来的,个性化特征只不过是此观念的某些填充与丰富罢了。这个观念即: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管历经多少磨难,要想找到自我价值的确证和自身解放的道路,最终只有投身革命,与工农结合。”由于林道静经历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思想转变,所以给读者造成了“个性丰富”的假象。但实际上,“她的一切成长历程都是为了阐明这个信念,她的存在价值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这条法定的信条。”
三、结语
《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塑造和爱情故事书写都是服务于政治主题的表达的。人只有依附于革命,按照进步阶级的规范塑造自己的思想,他才能得到承认,其感情也才有可能修成正果。但与此同时,人本身的独立的感性特征也渐渐模糊,在政治主导下失去个体对自身爱情的实际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