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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时期的骆越和巴蜀地区都存在有相似的玉石礼器，通过对两地存在相似的青铜器、石墓、船棺葬等文化因素的观察，可以证明，当时岭南的骆越先民和四川盆地的巴蜀先民已经存在着持续的文化经贸交往和互动融合关系。
关键词：先秦时期;玉石礼器;骆越与巴蜀;文化交流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14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4-0087-06
收稿日期：2019-07-30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ZH002）。
作者简介：谢崇安，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学。
广西红水河以南至越南北部这一广大地区，在上古时代是骆越族群集团的主要分布区。事实上，自先秦两汉时期以来，这里不仅包括了以骆越人为主体的众多族群，而且，骆越人还与周边及内地中原地区众多的族群酋邦或王国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和交流关系。下面笔者就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玉石礼器的考古发现来阐明上古骆越文化与四川巴蜀文化的关系。
一、蜀王子在骆越地建立安阳王国的历史记忆
《水经·叶榆水》引公元4世纪成书的《交州外域记》曾载：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通“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民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臯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赵）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晋《太康地记》，县属交趾，（南）越遂服诸雒将。”[1]
上述表明，战国时期四川盆地的蜀王子泮曾率大军东南下，征服了交趾地区（今中越边区）的骆王、骆侯、骆将诸部，在骆越地建立了安阳王国。秦朝征服岭南后，安阳王国应当成为秦朝象郡的一部分，秦朝灭亡之际，安阳王一度复国，不久又被赵氏南越国攻破兼并，安阳王即逃亡“迳出于海”。因此，《后汉书·郡国志》“交趾郡”条下，即说汉朝交趾郡为“故安阳王国”。这是汉晋时人对中越边区上古交趾郡骆越人与巴蜀人遥远交往融合关系的一种追忆。当然，历史文献记载是贫乏的，所记内容也只能看作是一种古史传说。即使是西汉中期以前的中原汉朝人，对巴蜀人与岭南越人的关系也是缺乏了解的，汉武帝特使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国之前，就不知蜀枸酱是经“骆越水”（贵州北盘江——广西红水河）通道流入“番禺”（广州）等地的实情[2]。
事实上，从考古发现来看，先秦两汉时期以来，巴蜀先民与岭南越人的交流一直都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可以通过玉石文化的比较研究来证实这一问题。
二、先秦时期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玉石礼器及其相关性
上古时代，东亚大陆先民应用于宗教祭祀、葬礼和社会礼仪的玉石礼器，其主要类型和相应的文化观念，最早是起源于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玉石礼器后来在夏商周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先秦礼玉形式多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用途，其中最重要的是“六瑞玉”，它们分别是“璧、琮、圭、璋、璜、琥”，这六种玉器，其中又以前四器为核心[3]。 因处于中原夏商周王朝边地的巴蜀、骆越地区，在新石器晚期没有这种礼玉的传统，所以一般学者都认为玉石礼器及其礼制观念，是由夏商周三代王朝向其周边地区渐次传播的。
（一）玉璋
迄今为止，在巴蜀地区和骆越地区都发现了夏商式礼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玉璋。早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三、四期至商代晚期，就流行一种所谓的“牙璋” （图一，1—4），它形似直内直长援铜戈，端刃（射部）刃缘内凹，形成两个不等长的尖锋，牙璋的内部多半有小穿孔，阑部有成组斜、直平行线及两侧凸凹的棱齿，清代金石学家吴大澂称之为“牙璋”即沿用至今[4]。 作为一种重要的礼玉和信玉，“璋”具有不少功能用途。如《左传·昭公五年》载：“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周礼·春官》载“大宗伯”之职主要是掌国家祭祀，如“以玉作六器……以赤璋禮南方”。《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牙璋、中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汉班固《白虎通·文质》曰：“璋，之为言明也。赏罚之道，使臣之礼，当章明也。”总之，玉璋作为礼器和信物，在上古时代的祭祀、朝聘、丧葬、治军、外交等场合都有使用。
图一 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玉石牙璋（1.3.四川广汉三星堆;2.4.越南冯原文化）
进入西周，牙璋在中原地区已经罕见了。然而，夏商式玉石牙璋传播到四川成都平原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三星堆文化（古蜀文化）诸遗址就有大量的出土，其时代属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地处岭南的骆越文化分布区，也发现了一些夏商式牙璋，其中又以越南北部冯原文化晚期出现的夏商式玉石牙璋较为典型[5] 。此外，在香港南丫岛大湾、广东增城红花林、东莞村头、 湖南石门皂市等遗址也有零星发现。广西地区发现的夏商式玉石牙璋更少，在桂南的马山县曾出土有一件前端残缺的石璋[6]， 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出土了一件仿玉牙璋的骨质牙璋[7]。
紧邻骆越地区的湘、粤各地区，属于夏商时期的古遗址，仅出土零星的夏商式玉石牙璋，由于时空距离太大，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骆越地区的夏商式牙璋当另有来源。通过器物类型学比较发现，越南北部冯原文化晚期的夏商式玉石牙璋（图一，2.4），与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的玉石牙璋（图一，1.3）很相似，加上两地的时空距离较小，骆越文化的夏商式牙璋应当是由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传播而来。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博物馆存有上古蜀文化的多种类型玉石礼器，其中牙璋数量占很高比例，堪称为商周时期中国玉石礼器制造及其文化传播的中心。它们除了本身礼制用途的需要，还可能具有文化礼仪和经贸交往的用途。 据史载，先秦时期的蜀人就极力南向发展。蜀国在春秋中叶已扩张到川滇黔边区，如《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开明立，“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长僚（越）、僰”。《华阳国志·蜀志》又载，战国时期秦蜀守李冰（前256—前250年间）开凿僰道（五尺道）时，“僰道有故蜀王兵阑……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这可理解为在李冰开凿五尺道之前，就有沟通川黔边区的交通栈道存在。
如果从考古发现来说，蜀人与包括骆越人在内的西南夷各族交往的时间更早。如汪宁生先生曾指出，四川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很有可能就是从交趾沿海地区经过西南通道输入四川盆地的南海地区物产[8]， 而桂西南则是巴蜀人南下越南北部交趾沿海地区的必经通道。
（二）玉戈
古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相似的玉石礼器还有玉石戈，目前，在两广地区发现的玉石戈，其数量要远多于玉石牙璋。如属于骆越地区的广西大新麗江（图二，2）、武鸣岜马山、田阳牌楼、那坡感驮岩、合浦龙门江、龙州那浪就出土有多种形式的石戈，其中大新丽江玉戈是用黄褐色的彩石制作，武鸣岜马山玉戈是用灰白色的玉石（透闪石类）制作。
图二 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玉石戈（1.四川广汉三星堆;2.广西大新丽江）
岭南及其邻近地区在商代以来都出现了不少玉石戈，学者多认为这是来自内地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影响，但蒋廷瑜先生则认为，广西大新丽江玉戈与四川三星堆文化的玉戈（图2-1）十分相似，表明两地的古文化存在联系与交流[8]。
分布于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冯原文化，它以具有精湛的玉器、石器加工技术而著称，冯原文化松仁遗址出土有较多精致的夏商式玉牙璋（图一，2），表明它与东亚大陆的古蜀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交流关系，这种文化交流对古骆越地区的玉石工艺制作发展也当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红河平原邻近地区的山地河岸盛产玉石原料，因此冯原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石器特别多，最著名的有海防市长睛的玉器制作工场遗址[9]。 冯原文化晚期遗存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其中的夏商式玉牙璋，国外学者断其年代相当于中国的夏代[10]53， 似嫌偏早，笔者认为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商代中晚期。
与两广地区不同的是，越南北部发现的石戈极少，冯原文化的石戈，长直援三角尖刃，小穿孔，阑部不明显，只是在戈援和内部接合处两侧稍作突起。由此可见，大陆内地王朝的玉石礼戈向南方地区传播，到桂南骆越地区就减弱了。越南北部早期青铜时代的丘门（Go Mun）文化，也见有长直援无阑的穿孔殘石戈[10]89。
青铜戈、玉石戈都是由新石器晚期的石质锋刃器如石刀、石矛等演变而来的，它本属于日用器和武器，不过用玉石质材制作的戈就具有礼器的性质了，它制作精致、美观珍稀，因此，作为礼兵器，先秦两汉的礼戈其应用功能极为广泛。例如，《周礼·夏官》载：“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丧纪，则衰葛执戈盾。军旅，则介而趋。节服氏，掌祭祀，朝觐衮冕……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从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以说礼戈在各种礼仪的场合，都不可或缺，这都可以用考古发现来印证。例如，青铜时代出土的玉戈，就多见于商代贵族大、中形墓，小墓随葬青铜器，但罕见玉戈，表明其实用性不及青铜器和石器，同时也说明玉戈是贵重的礼兵器，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其墓就随葬有47件玉戈，其中一件长方形、带脊穿孔的等腰尖刃玉戈，有学者根据古六瑞玉图称之为圭。这也表明，六瑞玉中的圭、璋（斜刃的半圭为璋）就是由石矛演变而来。广西上古骆越人分布区出土的玉石戈，有的是先民豪酋岩洞葬的随葬品（如武鸣岜马山），这表明最迟到商代晚期，内地王朝的礼玉及其礼制观念也已经传播到骆越诸酋邦方国。
（三）玉瑗（环）
玉瑗（环）在先秦时期的广西地区和越南北部有较多的发现，如广西武鸣县的敢猪岩洞葬、独山岩洞葬、越南北部冯原文化遗址、丘门文化遗址，都出土有多种形式的玉瑗。圆形玉瑗和有领玉瑗（图三，1—3），在蜀文化和骆越文化中都有相似的同类器。D·葛维汉博士曾说玉瑗是用于礼天的祭器[11]， 杨建芳先生将有凸领的圆形玉瑗称为有领玉环[12]， 也有广西学者称之为玉钏[13]130。 日本学者吉开将人称之为“T字形环[14]。玉瑗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新时器遗址中较为常见。吉开将人认为它是由东亚大陆腹地起源然后向华南各地传播。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祭祀遗址中，有领玉瑗是与玉琮伴出，越南北方冯原文化松仁遗址的有领玉瑗是与玉璋伴出，证明它的确是作为礼器使用。环形玉器，从形状和礼器功能来说，称之为瑗似乎更妥当。如《尔雅·释器》郭璞注云：“瑗，孔大而边小。”史载也说玉瑗是礼器，《荀子·大略》载：“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
图三 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有领玉瑗（1.四川三星堆文化;2.越南冯原文化;3.广西武鸣独山岩洞葬）
广西武鸣县两江乡独山岩洞葬出土的有领玉瑗（图三，3），时代属于战国时期，伴出文物有近似巴蜀式柳叶形剑的穿孔无格铜剑。广西田东祥周锅盖岭战国晚期墓也出有一件有领玉瑗[15]。这都表明，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对骆越文化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玉璧
玉石璧在蜀文化中很常见，也是受到夏商礼玉强烈影响的结果。玉石璧在骆越地区发现不多，广西宜州市祥贝乡古龙村鹞鹰山岩洞葬出土的一件残玉璧（图四，3），器表以凹凸弦纹作装饰，其时代大约为西周中晚期[13]166。 这种饰凹凸弦纹的玉璧也见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16]。 此外，在越南北部永福省风州县冯原遗址也发现过与玉牙璋伴出的残石璧（图四，2）[17]405。 这也可以证明青铜时代早期，蜀文化与骆越文化已经有文化和经贸交流。 玉璧，圆形穿孔，它与瑗的主要区别是边缘大于孔径，故称之为璧。玉璧称得上是先秦两汉最重要的礼玉，故上等美玉，也称为璧玉。先秦玉璧以“和氏璧”最为著名。《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苍璧礼天。”《荀子·大略》载：“聘人以珪，问士以璧。”玉璧在祭祀、朝聘、丧葬等等礼仪场合都是重要的礼器，故《汉书·食货志下》说：“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图四 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玉璧、玉玦（ 1.成都三星堆文化四牙棱边玉璧;2.越南冯原文化的残玉璧;3.广西宜州祥贝鹞鹰山岩洞葬残玉璧;4.广西田东锅盖岭战国墓四牙棱边玉玦）
（五）玉玦
骆越文化中虽然罕见早期玉璧，但多见玉玦，有的是圆形玉玦，有的是带牙棱边饰的圆形玉玦，如广西田东县祥周锅盖岭战国墓出有两件圆形四牙棱边玉玦（图四，4）[15]。 骆越文化中带牙棱边饰的玉玦，李昆声诸先生称之为凸节玉玦，在岭南地区它最先是见于广东曲江石峡文化[17]， 此后在两广、贵州、越南北部都有发现，且演变成多种类型。
从器物类型学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骆越文化的一些玉玦，如越南东山文化的大型玉玦[18]， 实际上就是从早期玉璧演变而来。蜀文化的一种圆形四牙棱边玉璧（图四，1）与广西田东锅盖岭战国玉玦（图四，4）就较为相似。骆越大型玉玦，是先制成璧，然后再将圆形玉璧外环开一槽缝，古人即称之为玦。不过，据越南学者的实验研究，带牙边饰的玉玦加工起来要比圆形玉玦复杂而困难。玉玦作为佩玉是便于系挂，作为礼器，玉玦后来就演变成以示决断和决绝的象征物。如《左传·闵公二年》载：“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杜预注：“玦，示以当决断;矢，示以御难。”《荀子·大略》载：“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
与骆越文化考古发现相对，玉玦在蜀文化中罕见，这就反映，骆越先民在吸收外来玉石文化的过程中，也能够改造创新，制作出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礼玉。笔者认为，在骆越文化中，其中的大型玉玦就具备有玉璧的功能，这也是骆越地区少见玉璧的原因。
三、余论
上述从玉石礼器的考古发现及其比较研究证明了骆越文化与四川巴蜀文化的早期交流关系。事实上，进入青铜时代以来，在桂西南和越南北部地区发现的骆越青铜文化遗存中，还可找到不少的巴蜀文化因素。
例如，骆越地区出土的三角援直内带穿戈、扁茎带穿柳叶形铜剑，与巴蜀式的三角援直内带穿戈、柳叶形剑就十分相似。
广西田东祥周春秋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铜罍，形制和纹饰近似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商末周初青铜罍，田东祥周铜罍也可以说是后者的“仿制品”。
骆越地区的越南东山文化嘎江类型鼎乡遗址（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左右）发现有不少大石墓和火葬遗迹，这与中国西部的川、滇等地先秦大石墓和氐羌先民火葬习俗有共性，氐羌先民的发式是辫发或披发，越南鼎乡遗存的铜剑，有的剑柄上也见雕刻有辫发人像的例子，这都意味越南东山文化嘎江类型居民有来自中国西南氐羌先民的成分[19]。 过去一直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四川盆地蜀文化的族属，就源自氐羌系先民，在三星堆文化的人像中也可见到服饰左衽者和辫发者[20]。
先秦两汉时期的骆越地区发现过不少船棺葬，这与四川地区的巴蜀文化也有共性。考古发现表明，四川盆地的成都、重庆巴县等地，都有大量商周时期的船棺墓分布，因此，不排除巴蜀文化的船棺葬俗与骆越地区的船棺葬习俗有文化关联。越南河内附近东英县发现的上古都城——古螺城，学者多认为它就是蜀王子泮建立的安阳王国的都城，它的形制也与蜀人造城的传说有明显的联系，考古发现的古螺城的布局形似龟城，传说先秦时期的成都城的布局也似龟城[21]， 这恐非偶然。
凡此种种迹象表明，《水经·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所载之蜀王子泮曾在骆越故地建立安阳王国的传说，应当是有其巴蜀人南向发展的历史原型。以考古发现印证文献记载，古史传说当不是向壁虚造，这都反映，远在先秦时期，巴蜀人就不畏山川险阻，力图向南发展，通过川滇黔边区，与桂西南和越南北部地区的骆越人实现了交流与融合[22]。 《史记·南越列传》载：汉武帝征伐南越国，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使驰义侯（《集解》：‘故越人’）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可见，西汉越人驰义侯所率之巴蜀罪人、夜郎兵，进军路线实际上也是步巴蜀先民的后尘，从川滇黔边区的五尺道，经“骆越水（红水河）”南下，这就是上古时期由来已久的巴蜀人与骆越人交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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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 好
关键词：先秦时期;玉石礼器;骆越与巴蜀;文化交流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14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4-0087-06
收稿日期：2019-07-30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ZH002）。
作者简介：谢崇安，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学。
广西红水河以南至越南北部这一广大地区，在上古时代是骆越族群集团的主要分布区。事实上，自先秦两汉时期以来，这里不仅包括了以骆越人为主体的众多族群，而且，骆越人还与周边及内地中原地区众多的族群酋邦或王国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和交流关系。下面笔者就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玉石礼器的考古发现来阐明上古骆越文化与四川巴蜀文化的关系。
一、蜀王子在骆越地建立安阳王国的历史记忆
《水经·叶榆水》引公元4世纪成书的《交州外域记》曾载：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通“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民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臯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赵）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晋《太康地记》，县属交趾，（南）越遂服诸雒将。”[1]
上述表明，战国时期四川盆地的蜀王子泮曾率大军东南下，征服了交趾地区（今中越边区）的骆王、骆侯、骆将诸部，在骆越地建立了安阳王国。秦朝征服岭南后，安阳王国应当成为秦朝象郡的一部分，秦朝灭亡之际，安阳王一度复国，不久又被赵氏南越国攻破兼并，安阳王即逃亡“迳出于海”。因此，《后汉书·郡国志》“交趾郡”条下，即说汉朝交趾郡为“故安阳王国”。这是汉晋时人对中越边区上古交趾郡骆越人与巴蜀人遥远交往融合关系的一种追忆。当然，历史文献记载是贫乏的，所记内容也只能看作是一种古史传说。即使是西汉中期以前的中原汉朝人，对巴蜀人与岭南越人的关系也是缺乏了解的，汉武帝特使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国之前，就不知蜀枸酱是经“骆越水”（贵州北盘江——广西红水河）通道流入“番禺”（广州）等地的实情[2]。
事实上，从考古发现来看，先秦两汉时期以来，巴蜀先民与岭南越人的交流一直都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可以通过玉石文化的比较研究来证实这一问题。
二、先秦时期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玉石礼器及其相关性
上古时代，东亚大陆先民应用于宗教祭祀、葬礼和社会礼仪的玉石礼器，其主要类型和相应的文化观念，最早是起源于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玉石礼器后来在夏商周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先秦礼玉形式多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用途，其中最重要的是“六瑞玉”，它们分别是“璧、琮、圭、璋、璜、琥”，这六种玉器，其中又以前四器为核心[3]。 因处于中原夏商周王朝边地的巴蜀、骆越地区，在新石器晚期没有这种礼玉的传统，所以一般学者都认为玉石礼器及其礼制观念，是由夏商周三代王朝向其周边地区渐次传播的。
（一）玉璋
迄今为止，在巴蜀地区和骆越地区都发现了夏商式礼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玉璋。早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三、四期至商代晚期，就流行一种所谓的“牙璋” （图一，1—4），它形似直内直长援铜戈，端刃（射部）刃缘内凹，形成两个不等长的尖锋，牙璋的内部多半有小穿孔，阑部有成组斜、直平行线及两侧凸凹的棱齿，清代金石学家吴大澂称之为“牙璋”即沿用至今[4]。 作为一种重要的礼玉和信玉，“璋”具有不少功能用途。如《左传·昭公五年》载：“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周礼·春官》载“大宗伯”之职主要是掌国家祭祀，如“以玉作六器……以赤璋禮南方”。《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牙璋、中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汉班固《白虎通·文质》曰：“璋，之为言明也。赏罚之道，使臣之礼，当章明也。”总之，玉璋作为礼器和信物，在上古时代的祭祀、朝聘、丧葬、治军、外交等场合都有使用。
图一 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玉石牙璋（1.3.四川广汉三星堆;2.4.越南冯原文化）
进入西周，牙璋在中原地区已经罕见了。然而，夏商式玉石牙璋传播到四川成都平原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三星堆文化（古蜀文化）诸遗址就有大量的出土，其时代属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地处岭南的骆越文化分布区，也发现了一些夏商式牙璋，其中又以越南北部冯原文化晚期出现的夏商式玉石牙璋较为典型[5] 。此外，在香港南丫岛大湾、广东增城红花林、东莞村头、 湖南石门皂市等遗址也有零星发现。广西地区发现的夏商式玉石牙璋更少，在桂南的马山县曾出土有一件前端残缺的石璋[6]， 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出土了一件仿玉牙璋的骨质牙璋[7]。
紧邻骆越地区的湘、粤各地区，属于夏商时期的古遗址，仅出土零星的夏商式玉石牙璋，由于时空距离太大，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骆越地区的夏商式牙璋当另有来源。通过器物类型学比较发现，越南北部冯原文化晚期的夏商式玉石牙璋（图一，2.4），与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的玉石牙璋（图一，1.3）很相似，加上两地的时空距离较小，骆越文化的夏商式牙璋应当是由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传播而来。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博物馆存有上古蜀文化的多种类型玉石礼器，其中牙璋数量占很高比例，堪称为商周时期中国玉石礼器制造及其文化传播的中心。它们除了本身礼制用途的需要，还可能具有文化礼仪和经贸交往的用途。 据史载，先秦时期的蜀人就极力南向发展。蜀国在春秋中叶已扩张到川滇黔边区，如《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开明立，“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长僚（越）、僰”。《华阳国志·蜀志》又载，战国时期秦蜀守李冰（前256—前250年间）开凿僰道（五尺道）时，“僰道有故蜀王兵阑……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这可理解为在李冰开凿五尺道之前，就有沟通川黔边区的交通栈道存在。
如果从考古发现来说，蜀人与包括骆越人在内的西南夷各族交往的时间更早。如汪宁生先生曾指出，四川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很有可能就是从交趾沿海地区经过西南通道输入四川盆地的南海地区物产[8]， 而桂西南则是巴蜀人南下越南北部交趾沿海地区的必经通道。
（二）玉戈
古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相似的玉石礼器还有玉石戈，目前，在两广地区发现的玉石戈，其数量要远多于玉石牙璋。如属于骆越地区的广西大新麗江（图二，2）、武鸣岜马山、田阳牌楼、那坡感驮岩、合浦龙门江、龙州那浪就出土有多种形式的石戈，其中大新丽江玉戈是用黄褐色的彩石制作，武鸣岜马山玉戈是用灰白色的玉石（透闪石类）制作。
图二 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玉石戈（1.四川广汉三星堆;2.广西大新丽江）
岭南及其邻近地区在商代以来都出现了不少玉石戈，学者多认为这是来自内地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影响，但蒋廷瑜先生则认为，广西大新丽江玉戈与四川三星堆文化的玉戈（图2-1）十分相似，表明两地的古文化存在联系与交流[8]。
分布于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冯原文化，它以具有精湛的玉器、石器加工技术而著称，冯原文化松仁遗址出土有较多精致的夏商式玉牙璋（图一，2），表明它与东亚大陆的古蜀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交流关系，这种文化交流对古骆越地区的玉石工艺制作发展也当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红河平原邻近地区的山地河岸盛产玉石原料，因此冯原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石器特别多，最著名的有海防市长睛的玉器制作工场遗址[9]。 冯原文化晚期遗存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其中的夏商式玉牙璋，国外学者断其年代相当于中国的夏代[10]53， 似嫌偏早，笔者认为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商代中晚期。
与两广地区不同的是，越南北部发现的石戈极少，冯原文化的石戈，长直援三角尖刃，小穿孔，阑部不明显，只是在戈援和内部接合处两侧稍作突起。由此可见，大陆内地王朝的玉石礼戈向南方地区传播，到桂南骆越地区就减弱了。越南北部早期青铜时代的丘门（Go Mun）文化，也见有长直援无阑的穿孔殘石戈[10]89。
青铜戈、玉石戈都是由新石器晚期的石质锋刃器如石刀、石矛等演变而来的，它本属于日用器和武器，不过用玉石质材制作的戈就具有礼器的性质了，它制作精致、美观珍稀，因此，作为礼兵器，先秦两汉的礼戈其应用功能极为广泛。例如，《周礼·夏官》载：“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丧纪，则衰葛执戈盾。军旅，则介而趋。节服氏，掌祭祀，朝觐衮冕……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从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以说礼戈在各种礼仪的场合，都不可或缺，这都可以用考古发现来印证。例如，青铜时代出土的玉戈，就多见于商代贵族大、中形墓，小墓随葬青铜器，但罕见玉戈，表明其实用性不及青铜器和石器，同时也说明玉戈是贵重的礼兵器，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其墓就随葬有47件玉戈，其中一件长方形、带脊穿孔的等腰尖刃玉戈，有学者根据古六瑞玉图称之为圭。这也表明，六瑞玉中的圭、璋（斜刃的半圭为璋）就是由石矛演变而来。广西上古骆越人分布区出土的玉石戈，有的是先民豪酋岩洞葬的随葬品（如武鸣岜马山），这表明最迟到商代晚期，内地王朝的礼玉及其礼制观念也已经传播到骆越诸酋邦方国。
（三）玉瑗（环）
玉瑗（环）在先秦时期的广西地区和越南北部有较多的发现，如广西武鸣县的敢猪岩洞葬、独山岩洞葬、越南北部冯原文化遗址、丘门文化遗址，都出土有多种形式的玉瑗。圆形玉瑗和有领玉瑗（图三，1—3），在蜀文化和骆越文化中都有相似的同类器。D·葛维汉博士曾说玉瑗是用于礼天的祭器[11]， 杨建芳先生将有凸领的圆形玉瑗称为有领玉环[12]， 也有广西学者称之为玉钏[13]130。 日本学者吉开将人称之为“T字形环[14]。玉瑗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新时器遗址中较为常见。吉开将人认为它是由东亚大陆腹地起源然后向华南各地传播。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祭祀遗址中，有领玉瑗是与玉琮伴出，越南北方冯原文化松仁遗址的有领玉瑗是与玉璋伴出，证明它的确是作为礼器使用。环形玉器，从形状和礼器功能来说，称之为瑗似乎更妥当。如《尔雅·释器》郭璞注云：“瑗，孔大而边小。”史载也说玉瑗是礼器，《荀子·大略》载：“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
图三 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有领玉瑗（1.四川三星堆文化;2.越南冯原文化;3.广西武鸣独山岩洞葬）
广西武鸣县两江乡独山岩洞葬出土的有领玉瑗（图三，3），时代属于战国时期，伴出文物有近似巴蜀式柳叶形剑的穿孔无格铜剑。广西田东祥周锅盖岭战国晚期墓也出有一件有领玉瑗[15]。这都表明，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对骆越文化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玉璧
玉石璧在蜀文化中很常见，也是受到夏商礼玉强烈影响的结果。玉石璧在骆越地区发现不多，广西宜州市祥贝乡古龙村鹞鹰山岩洞葬出土的一件残玉璧（图四，3），器表以凹凸弦纹作装饰，其时代大约为西周中晚期[13]166。 这种饰凹凸弦纹的玉璧也见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16]。 此外，在越南北部永福省风州县冯原遗址也发现过与玉牙璋伴出的残石璧（图四，2）[17]405。 这也可以证明青铜时代早期，蜀文化与骆越文化已经有文化和经贸交流。 玉璧，圆形穿孔，它与瑗的主要区别是边缘大于孔径，故称之为璧。玉璧称得上是先秦两汉最重要的礼玉，故上等美玉，也称为璧玉。先秦玉璧以“和氏璧”最为著名。《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苍璧礼天。”《荀子·大略》载：“聘人以珪，问士以璧。”玉璧在祭祀、朝聘、丧葬等等礼仪场合都是重要的礼器，故《汉书·食货志下》说：“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图四 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玉璧、玉玦（ 1.成都三星堆文化四牙棱边玉璧;2.越南冯原文化的残玉璧;3.广西宜州祥贝鹞鹰山岩洞葬残玉璧;4.广西田东锅盖岭战国墓四牙棱边玉玦）
（五）玉玦
骆越文化中虽然罕见早期玉璧，但多见玉玦，有的是圆形玉玦，有的是带牙棱边饰的圆形玉玦，如广西田东县祥周锅盖岭战国墓出有两件圆形四牙棱边玉玦（图四，4）[15]。 骆越文化中带牙棱边饰的玉玦，李昆声诸先生称之为凸节玉玦，在岭南地区它最先是见于广东曲江石峡文化[17]， 此后在两广、贵州、越南北部都有发现，且演变成多种类型。
从器物类型学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骆越文化的一些玉玦，如越南东山文化的大型玉玦[18]， 实际上就是从早期玉璧演变而来。蜀文化的一种圆形四牙棱边玉璧（图四，1）与广西田东锅盖岭战国玉玦（图四，4）就较为相似。骆越大型玉玦，是先制成璧，然后再将圆形玉璧外环开一槽缝，古人即称之为玦。不过，据越南学者的实验研究，带牙边饰的玉玦加工起来要比圆形玉玦复杂而困难。玉玦作为佩玉是便于系挂，作为礼器，玉玦后来就演变成以示决断和决绝的象征物。如《左传·闵公二年》载：“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杜预注：“玦，示以当决断;矢，示以御难。”《荀子·大略》载：“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
与骆越文化考古发现相对，玉玦在蜀文化中罕见，这就反映，骆越先民在吸收外来玉石文化的过程中，也能够改造创新，制作出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礼玉。笔者认为，在骆越文化中，其中的大型玉玦就具备有玉璧的功能，这也是骆越地区少见玉璧的原因。
三、余论
上述从玉石礼器的考古发现及其比较研究证明了骆越文化与四川巴蜀文化的早期交流关系。事实上，进入青铜时代以来，在桂西南和越南北部地区发现的骆越青铜文化遗存中，还可找到不少的巴蜀文化因素。
例如，骆越地区出土的三角援直内带穿戈、扁茎带穿柳叶形铜剑，与巴蜀式的三角援直内带穿戈、柳叶形剑就十分相似。
广西田东祥周春秋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铜罍，形制和纹饰近似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商末周初青铜罍，田东祥周铜罍也可以说是后者的“仿制品”。
骆越地区的越南东山文化嘎江类型鼎乡遗址（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左右）发现有不少大石墓和火葬遗迹，这与中国西部的川、滇等地先秦大石墓和氐羌先民火葬习俗有共性，氐羌先民的发式是辫发或披发，越南鼎乡遗存的铜剑，有的剑柄上也见雕刻有辫发人像的例子，这都意味越南东山文化嘎江类型居民有来自中国西南氐羌先民的成分[19]。 过去一直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四川盆地蜀文化的族属，就源自氐羌系先民，在三星堆文化的人像中也可见到服饰左衽者和辫发者[20]。
先秦两汉时期的骆越地区发现过不少船棺葬，这与四川地区的巴蜀文化也有共性。考古发现表明，四川盆地的成都、重庆巴县等地，都有大量商周时期的船棺墓分布，因此，不排除巴蜀文化的船棺葬俗与骆越地区的船棺葬习俗有文化关联。越南河内附近东英县发现的上古都城——古螺城，学者多认为它就是蜀王子泮建立的安阳王国的都城，它的形制也与蜀人造城的传说有明显的联系，考古发现的古螺城的布局形似龟城，传说先秦时期的成都城的布局也似龟城[21]， 这恐非偶然。
凡此种种迹象表明，《水经·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所载之蜀王子泮曾在骆越故地建立安阳王国的传说，应当是有其巴蜀人南向发展的历史原型。以考古发现印证文献记载，古史传说当不是向壁虚造，这都反映，远在先秦时期，巴蜀人就不畏山川险阻，力图向南发展，通过川滇黔边区，与桂西南和越南北部地区的骆越人实现了交流与融合[22]。 《史记·南越列传》载：汉武帝征伐南越国，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使驰义侯（《集解》：‘故越人’）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可见，西汉越人驰义侯所率之巴蜀罪人、夜郎兵，进军路线实际上也是步巴蜀先民的后尘，从川滇黔边区的五尺道，经“骆越水（红水河）”南下，这就是上古时期由来已久的巴蜀人与骆越人交往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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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