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与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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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心态不仅反映了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自身的社会生活感受、社会动机与情绪等,而且会通过企业家的管理权和影响力将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渗透到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作用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课题组通过对浙江省1022名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主观幸福感”的调研发现,浙江省民营企业家“三感”总体感受良好。从分项来看:安全感有待提高,尤其在信息安全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特别焦虑,安全感的行业、代际分化明显;获得感较高,对自己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很高,但小微企业在竞争环境公平性和政策执行度方面的满意度不如规模以上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整体主观幸福感较高,企业传承意愿有所上升,但信心仍有待提高。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密切相关,要增强企业家的整体主观幸福感,应在保证他们体验到充分安全感的基础上,著力提升其获得感。
  关键词: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主观幸福感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1.007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1-0038-08
  一、引言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群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1]。它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表现为社会多数成员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影响着每个个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安全感、获得感、主观幸福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直接体现人们对当下生活满意和满足的体验,进而决定其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努力和信心。
  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企业家肩负企业生存发展责任,其关于安全、获得的体验不仅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息息相关,而且也影响到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主观幸福感受也必然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意涵。因此,他们的社会心态情况值得研究。
  浙江是民营企业集聚并领先发展的重要省份,民营企业发展对浙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都具有指标性意义。近年来,浙江省采取各种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全社会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关注度普遍提升,“亲商、安商、富商”传统得到进一步传承发扬,减负降本、保护产权、创新容错、技术改造、主体培育等促进民企发展、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各项保障机制日渐完善。那么,民营企业的掌舵人是否感受到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现状究竟如何?近期,课题组就民营企业家的“三感”走访百余家民营企业,并通过“问卷星”对民营企业家“三感”进行了调查,对相关数据和材料作了分析。
  二、调查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浙江省民营企业家。调查时间为2019年3月,受访对象1 198人,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22份。有效样本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数据收集借助 “问卷星”渠道。调查使用自编问卷,包含28 道题目,分别测量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状况。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5表示“非常同意”。将三大维度上所有题目的平均分作为各维度得分,得分越高,代表民营企业家在该维度上的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越高。28道题目的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0.85),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5~0.85之间。
  (三)数据处理
  研究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8.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差异性检验等方法,了解和呈现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现状。
  三、结果与分析
  (一)安全感的现状
  安全感是社会心态的关键指标,指一定社会环境下个体对于不确定和不安全的感受[2]。调查中分为财产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安全,以及总体社会安全感几个维度测量。
  1.总体状况。
  受访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处于量表中间值以下的水平(M=2.80)。由图1可知,除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M=3.19)和总体社会安全(M=3.13)得分略高,其他各领域安全感分数均低于中间值3,信息安全感得分最低(M=2.50)。
  安全感均值表现出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增高的趋势,“90后”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均值(M=2.64)显著弱于“60后”(M=2.94)和“50后”及以上(M=3.14)两个群体(P<0.05)。而从创业和守业的经历来看,第一代企业家的安全感均值(M=2.72)又要显著低于第三代企业家(M=2.99)(P<0.05)。“90后”的低安全感与第一代企业家的低安全感显得有些矛盾,这是因为年轻的企业家并不意味就都必然承袭父辈、祖辈打下的“江山”。在本研究的数据中,虽然第一代创业者的主体是“70后”和“80后”,但“90后”企业家中是企业第三代负责人的比例(20.4%)并不高,第一代创业者在其中占了40.7%。因而,年龄与创建或继承企业家身份是从不同视角考察企业家安全感群际差异特点的重要变量,应该分开评量与讨论。
  此外,安全感均值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随受教育水平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高中学历的民营企业家安全感均值(M=2.74)明显弱于本科(M=2.85)和硕士(2.92)、博士(M=3.04)(P<0.05)。
  2.各领域安全感的群际差异。
  为了更具体掌握各领域安全感的变动情况,本研究还将受访民营企业家的年龄、教育程度、所属行业、企业创立时间、第几代创业等因素纳入分析,比较不同类别群体的细致差异。   年龄差异。在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方面,不同年龄段的人感受不同。“90后”的财产安全感(M=2.98)明显低于“60后”(M=3.4)(P<0.05)。其他领域的安全感在年龄层面上的差异不显著。
  代际差异。创业守业经历对安全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人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个人信息安全感(M=2.35)明显低于第二代(M=2.58)和第三代企业家(M=2.86),第二代企业家的个人信息安全感也低于第三代企业家。其次,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对生态环境安全的担忧也明显高于第三代,安全感平均分数比第三代企业家低0.36分(P<0.01)。再次,第一代企业家也比第二代和第三代企业家更不放心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企业可持续发展安全感比第二代企业家低0.23分(P<0.05),比第三代企业家低0.46分(P<0.01)。从图2可以看出五种领域安全感的具体情况。
  行业差异。在调查的12种行业中,各行业安全感均值2.78,处于不太安全区间,其中化工材料业安全感平均值得分最高,现代农业的安全感平均值得分最低,总体社会安全感上,低于其他几个行业的企业家。各行业担忧的侧重不一,高端装备和信息经济行业最担心信息安全;房地产业最担心外部环境;纺织化纤和交通运输业最担心可持续发展。调查进一步显示,近期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集中在人力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成本上涨、行业竞争过度三个方面,分别有50.4%、38.9%和31.1%受访企业家提到上述困难。另外,税费、融资、高端人才缺乏問题也很棘手(见图4)。
  (二)获得感的现状
  获得感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实在获得,也涉及获得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体验[3]。本研究借鉴谭旭运等人关于获得感内涵维度的观点[4],将获得感分为获得体验、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和获得分享五个层面测量。
  1.总体状况。
  受访民营企业家的总体获得感均值为3.35,处于中上水平。年龄越长者获得感越强,“90后”的获得感(M=3.20)低于“60后”( M=3.44)。不同教育程度者的获得感也有差异,其中本科学历的企业家获得感最强(M=3.49),明显高于初中文化水平(M=3.20)和高中文化水平(M=3.31)的企业家,也高于硕士(M=3.37)、博士(M=3.22)毕业的企业家。
  受访者获得体验“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过得很舒适”“企业的发展感到欣慰”的均值(M=3.02),和获得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政策的完善执行”“亲清的政企关系”的均值(M=3.26),均低于获得感均值。获得内容“实现自我价值”“提高企业社会地位”“高风险高回报投资”的均值(M=3.3),获得分享“普通员工持股”“参加公益活动”“只依法纳税、不欠薪”的均值(M=3.58)和获得途径“自我努力”“政府精准服务”“行业协会助推”“现代企业制度”的均值(M=3.56)则略高于获得感均值(见图5)。
  
  2.获得感分支维度的群际差异。
  在获得感分析过程中,本研究仍旧考虑了年龄、教育程度、所属行业、第几代创业等因素的作用,最终发现群际差异主要体现在代际和教育程度两个因素上。
  代际差异。从图6可以看出,获得感的各维度,总体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最低,第三代民营企业家的得分最高,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获得体验明显不及第二代和第三代企业家(P<0.01)。但在具体题项上也有少许变化,比如获得体验中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估,第二代得分最高;第一代则在获得内容的实现自我价值、提升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获得途径的自我努力方面得分最高。
  不同教育程度的差异。获得感五个维度均在教育程度上表现出明显差异。大学本科学历的民营企业家的获得环境、获得内容、获得途径和获得分享分数均有明显的优势。其中,获得环境方面,本科学历企业家比大专学历企业家的得分高出0.27;获得内容方面,本科学历企业家显著优于初中和高中学历的企业家,比后两个群体分别高出0.28和0.21分;本科学历企业家的获得途径得分也明显高于初中和大专学历企业家。而在获得分享方面,初中学历企业家的得分则显著低于高中、大专和大本三类学历群体的企业家。
  行业差异。从行业看,交通运输业获得感平均得分3.6为最高,其次是信息经济业、化工材料业、批零住餐业、高端装备业、生命健康业,平均得分在均值3.35以上,而现代农业为最低,得分是2.83,其和房地产业的获得感的5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平均值(见图7)。
  从企业成立的年限看,近五年成立的企业,在获得体验得分最低,其他获得感纬度差异不显著,尤其在获得分享项,而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企业在获得感的各维度中得分都是最高的。
  (三)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和现状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lin,SWB)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性评价[5]。
  从图8、图9可以看出,受访民营企业家的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11,略高于量表中间值。第三代民营企业家的主观幸福感(M=3.26)高于第一代企业家(3.05);女性企业家的主观幸福感(M=3.20)略高于男性(M=3.07)。受访者在“生活感到满意”项得分最高,在“生活可以重来,几乎不想改变”项得分最低,尤其是规模以下的第一代男性民营企业家,认为如果生活可以重来,想尝试改变的占到44%。这些想法也反映在是否让子女接班的意愿上,调查中发现,民营企业家“明确希望子女接班”“不确定”“不希望”的分别为33.6%、34.6%、31.8%;规模以上的企业家明确希望子女接班的占38.3%,高于规模以下的27.1%。
  (四)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的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并非孤立存在,三种心理感受之间彼此勾连、相互作用[6]。   1.安全感与获得感的关系。
  本调查中,安全感与获得感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为0.423(P< 0.01)。其中,获得体验与安全感的相关最强(r=0.478),获得环境与安全感的相关次之(r=0.453),获得途径与安全感的相关再次之(r=0.328)。获得内容和获得分享与安全感的相关系数较小(二者与安全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r=0.226和r=0.156)。
  2.安全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安全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度也较高(r=0.413)。从五个具体领域的安全感看,个人信息安全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密切(r=0.385),企业可持续发展安全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次之(r=0.380),生态环境安全感和个人财产安全感与主观幸福感也有一定关联,社会安全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最弱(r=0.211)。
  从图10、图11可以看出,主观幸福感和安全感强的民营企业家,更愿意投资和进行分享。调查显示,敢于尝试高风险高收益投资的民营企业家分别高出主观幸福感和安全感弱的民营企业家14.87%和3.33%。安全感高的民营企业家愿意获得分享的均值(M=3.69),也远高于安全感非常低的企业家愿意分享的均值(M=2.71)。
  3.获得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获得感与主观幸福感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为0.677(P< 0.01?)。获得感具体5个维度内容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获得感每一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均显著相关,其中获得体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最强,相关系数为0.651;获得分享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度最弱,相关系数仅为0.372。
  四、结果与讨论
  (一)总体安全感有待提升,对信息安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担忧尤甚
  本调查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家的总体安全感均值未达量表中间值,这主要是由于信息安全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信心方面的得分较低造成。信息安全感低,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生产相关信息和知识产权信息比较焦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担忧,从内部来看,是因为部分民营企业家将企业发展跟本人紧密关联起来;从外部来看,是因为对法制环境、产权保护、产业发展、经济走势比较迷茫。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普遍低于第二、第三代民营企业家。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安全感低,一方面源于企业初创阶段的各种不确定性,往往使企业家缺乏对未来的掌控感;另一方面,源于当下的整体经济形势,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到近年来的企业流动性风险,当周围大概同时期的企业或倒闭或重组,幸存的企业也不免感到危机重重。而总体社会安全感随年龄、学历等因素的提升而降低,与互联网条件下年轻人对外部经济形势比父辈有更多的了解有关。
  从行业看,现代农业企业家的总体安全感和生态环境安全感、企业发展安全感相比其他行业的企业家都低,建筑安装、房地产业的企业家安全感次低,化工材料行业得分最高。现代农业排名最后,主要与投入大、产出慢,靠天吃饭,市场难预期等因素有关;化工业的良好状况,与浙江近年技改、升级的前瞻性,已收获红利及留下的多为龙头企业有关;房地产业的得分也反映了该行业明显的市场特点和经济政策敏感性,尽管外部环境风吹草动会引起房产业的不安,但仍不减投资热情,尤其是房产业中的行业龙头;而纺织化纤等传统行业表现的担忧,与转型升级中的政策及预期的不确定性有关;民营交通运输业表现的担忧,主要是受近年高铁、地铁的快速发展影响有关。
  (二)总体获得感高,对外部获得环境和获得途径的评价还有提升空间
  本调查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家对获得体验、获得环境、获得内容、获得途径、获得分享总体感觉良好。但在获得体验中,主观社会地位评价不高,只有不到24%的民营企业家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呈现“主观地位下移”的现象,这与“大政府、小企业”社会氛围以及企业在初创期民营企业家往往遭遇不被认可和尊重、企业家自身不自信有关。受访的民营企业家对自己在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但对行业协会的引领和服务等评价不理想,对环境公平、政策落地、政企关系的评价仍有提升空间。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分享意识比较强,赞同员工持股,愿意做公益,但当前公益活动外部环境配套不完备,影响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
  (三)总体感觉幸福,创业信心和动力仍需鼓励
  本调查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家对当前的生活比较满意,大部分人认为生活中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三代企业家的幸福得分依次递增。但调查中也发现,有44%的民营企业家不愿进行较大投资,反映出他们缺乏持续发展奋斗的信心。数据显示,除了新材料、电子信息业等新兴产业在地方政府倡导推动下有一定的投资增幅外,大部分行业投资动力不足,对民营企业家投资创业需要社会各方面给予支持与鼓励。
  (四)幸福是目标,底线在安全,源泉在获得
  调查显示,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三者密切相关。其中,安全感是底线,获得感是基础,主观幸福感是目标,持续获得是幸福的源泉,高安全感、高主观幸福感又会为获得感提供支撑。数据显示,高安全感和高主观幸福感的民营企业家更愿意尝试投资[7],也更愿意进行获得分享。
  五、对策与建议
  针对当前民营企业家安全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状况,课题组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改进。
  (一)加强司法保障,着力增进安全感
  提升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重在为其企业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是充分尊重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用法制保障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信息安全、财产安全,维护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用司法手段制止、懲戒不合法行为,确保创业者专心、投资者放心、经营者安心。二是积极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在推进产业改造提升、落后产能淘汰、园区整治发展等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保护民营企业家自主经营权,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给民营企业家营造明确、长效、稳定的政策预期。三是致力建设公平的市场环境。在市场准入、政策扶持等方面,要给不同的市场主体以同等机会和公平竞争,对初创的中小微企业在政策性融资担保、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倾斜,营造良好的“双创”环境。   (二)解决企业需求,着力提高获得感
  提升民营企业家的获得感,重在通过各种服务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是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家荣誉制度。开展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表彰活动,每年表彰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畅通参政议政渠道,适当增加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民营企业家人数,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推崇企业家精神的良好氛围。二是及时回应企业需求。对当前民营企业用工、融资、贸易摩擦等问题,各级政府应建立专业化服务团队,及时会商,设法解决。同时,健全长效的亲清政商关系,真心走近企业,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完善民营经济服务体系。鼓励发展税务代理、财务代理、商标代理以及法律咨询、质量认证、人才服务、投资策划、项目论证等中介组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民间商会的作用,建立完善立体式服务体系,强化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服务。
  (三)完善支持系统,着力提升幸福感
  提升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重在为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一是探索民营企业家心理关爱系列工程。通过健全心理服务网络、搭建心理服务平台、发展心理服务机构,关注民营企业家的压力与困惑,培育积极心态,助推民营企业家健康发展。二是关注民营企业代际传承。一方面以新生代企业家为重点开展“薪火传承”行动,培养创新意识、工匠精神,增强民营企业传承能力;另一方面,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破解部分民营企业“后继无人”问题。三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个体、家庭、职场、社会不同场域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共同建设幸福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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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曹现强,李烁.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J].人民论坛,2017(2).
  [4]谭旭运,张若玉,董洪杰,等.青年人获得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青年研究,2018(10).
  [5]Diner, E., Emmons, R. A.Larsen,R.J.andGriffin,S.,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oum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49).
  [6]王俊秀,刘晓柳.现状、变化和相互关系:安全感、获得感与主观幸福感及其提升路徑[J].江苏社会科学,2019(1).
  [7]毛文秀,叶显.地区主观幸福感对区域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9(1).
  责任编辑:朱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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