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中国广西中南部到越南北部的古骆越遗址，都发现过秦朝半两铜钱，表明它是秦军南征时留下的遗物，也是秦朝在当地设置过郡县的标志。西汉早期汉朝钱币在骆越地区罕见，表明南越国因闭关自守，实行以物易物的商品贸易。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并重置郡县之后，汉朝货币便在岭南广泛流行。目前两汉铜钱在中国广西和越南都有大量出土，这意味骆越地区真正完成了国家化进程，海上丝绸之路也走向繁荣，社会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
关键词：古代岭南骆越地区;秦汉钱币;考古发现;汉化进程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1.016
[中图分类号]K875.6;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1-0089-06
秦汉王朝统一岭南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进程之一，因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简略，加上秦王朝存在的時间短暂，关于秦汉王朝统一岭南的过程及其在当地设置行政区划和郡县制度的情形，学术界还不是很清楚，对其中的学术疑难问题，中外学者之间也存在着较多的争议。笔者根据历年的考古发现，试从秦汉铜钱的考古发现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供学者们参考。
一、岭南骆越地区秦汉半两钱币的发现
（一）广西象州等地遗址发现的秦汉半两铜钱
2017年，广西考古学者在象州运江河岸发现了一批秦朝半两铜钱，伴出有不少的铁铤铜箭镞（图1：1，2，3，4，5）。
象州出土的秦半两铜钱大小不一，与广东乐昌市对面山、广州秦汉墓出土的秦半两铜钱相似[1]。铁铤铜箭镞是战国秦汉时期最先进的冷兵器，射程远，杀伤力强。学者一般认为，岭南的冶铁术是由中原传入的，此前在广西平乐银山岭等遗址，也发现过秦人的兵器铜戈（图1：1）及伴出的铁器等，这表明铁铤铜箭镞这种先进的兵器也是秦人南征岭南留下的遗物。广西地区发现的西汉早期四铢半两钱币稀少，如分见于广西合浦汉墓（图2：5）[2]和广西昭平县的东汉墓（图表一：4）[3]，这说明西汉早期钱币仍然流行到东汉时期。
（二）越南北部地区发现的秦汉半两铜钱
20世纪90年代，有国外学者曾报道过，在越南北部东山文化后期的福寿省三清县陶舍遗址，发现了秦朝半两铜钱与万家坝型早期铜鼓共存的现象[4]。
此外，越南学者也先后报道过越南北方曾出土一批秦朝半两铜钱（图2：1）[5]。而且，从时代和地望来说，出土秦朝半两钱的越南河内东英县古螺城遗址，国内外学者一般都认为它就是越南上古史中的骆越安阳王所建立的都城，该城的年代上限大约在秦末汉初。古螺城也是后来西汉交阯郡的西于县治所及东汉的封溪县城[6]。
事实上，目前在整个岭南地区发现的秦汉半两铜钱并不多，在越南北部地区也仅有少量出土。再如，越南义安省鼎村遗址西区属于东山文化晚期的114b号墓，也见出土有2枚西汉早期的四铢半两铜钱（编号：B114b-1，b-2），铜钱的印痕也较为清晰（图2：2）[7]。
二、岭南骆越地区汉代钱币的发现
进入汉代，中央王朝发行的钱币发现不断增多，可以说在整个古骆越地区都有出土，而且西汉、新莽朝、东汉的铜钱是自北向南扩散，并延伸至越南南方。例如，在越南东南部广义省理山岛螺村、庆和省万宁县万盛乡的永安遗址的沙黄文化瓮棺葬就出土有汉代五铢铜钱[9]402-403。说明汉代铜钱是从骆越地区传到了南岛语族地区。为了便于论证，下面笔者用图表的形式（图表一）来揭示两汉钱币在古骆越地区的传播。
图表一 1，2.广西象州县运江河岸秦半两钱;3.越南北部秦半两钱;4.广西昭平汉墓四铢半两钱（FM：15[3]）;5.广西合浦汉墓四铢半两钱;6.越南义安省鼎村四铢半两钱印痕;7.广西柳州市九头村西汉墓武帝五铢钱（M1：15：1[10]）;8.广西平乐银山岭汉墓武帝五铢钱（M97：3）;9，12.越南河南省安渡船棺墓汉武帝、昭宣五铢钱（摹本）[11];10.广西柳州市九头村西汉墓昭宣五铢钱（M1：15：2）;11，19.广西昭平汉墓赤仄五铢钱、剪轮五铢钱;13，14.广西合浦风门岭汉墓王莽“大泉五十”“货泉”（M10）;15.越南北部王莽“大泉五十”;16，20.广西荔浦东汉墓五铢钱[12];17.广西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五铢钱;18.广西合浦母猪岭东汉晚期墓五铢钱（M6：10[13]）;21.广西东兴万尾东汉晚期五铢钱[14]。▲代表汉代五铢钱，据（日）俵宽司《越南汉墓的分期研究》统计，越南清化省绍阳等地汉墓出土有1：5型两汉五铢钱 [15]。
从图表一可见，自从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暴动以后，重新在南越国故地设置郡县制度实施管辖，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发行的五铢钱就开始在岭南地区流行。根据考古学者的分期断代研究，两汉时期汉王朝发行的五铢钱可大致区分为五种型式，可代表不同的时代特点。两汉间的王莽新朝铜钱发行的时间短暂，但在古骆越地区也有发现，这说明新莽中央王朝的政令施行在岭南各地仍然是有效的。从图表一的钱币分期演示可见，两汉王朝发行的各个时期的五铢铜钱，在古骆越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根据日本学者俵宽司的统计分析，两汉各时期的五铢钱主要是典型汉墓的随葬品，这在以清化省绍阳地区为中心的汉墓中发现最为密集。这也意味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在墓葬中随葬钱币是北方汉族官吏商贾和移民带来的习俗。
笔者也注意到，在越南北部骆越人的东山文化晚期遗存中，与骆越式铜鼓、铜钺共存的器物中也出现了汉式铜钱和北方传入的铁器。例如，在属于东山文化后期的福寿省三清县陶舍遗址，不仅发现有秦朝半两铜钱、万家坝型早期铜鼓，还伴出有东周式铜剑、铁矛和汉代五铢钱[16]。在河内市东英县古螺城遗址，曾出土一面铜鼓（古螺I号鼓），其中伴出有盖盅、提筒等骆越式器物外，也有汉式钱币。在河西省应和县一些东山文化晚期遗存中，也多见骆越式铜器与东汉五铢铜钱共存的现象[9]321，324，327。这表明，虽然汉朝统治在越南北部推行日久，但骆越人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还保存着本地区的文化特色。 三、从秦汉钱币的发现看骆越地区融入国家“大一统”进程
（一）秦朝半两钱是否为秦军南征骆越集团留下的遗物
《史记·南越列传》明载，秦军在征服统一岭南之后，秦王朝曾在此地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实施管辖，目前学术界无异议。问题在于，秦象郡辖地是否包括今越南北部地区，中外学者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例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主张秦军在南征骆越人后即在当地设置了象郡，其辖地范围已经包括今越南北部，这一地区即为南部骆越人的聚居区[17]。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则主张秦王朝设置的象郡的南部边界大约在今天的中、越边区一带，秦朝势力并没有向南延伸到越南中部附近[18]。
笔者认为，秦朝半两铜钱在中、越地区的发现，可支持郭沫若等人的观点。秦朝文物的发现，不能视为由北方传入的偶然现象，因为我们在西汉早期的广州南越王墓，广西贵港罗泊湾1、2号南越国贵族大墓，西林普驮铜鼓墓中，都没有发现过秦半两铜钱，表明秦亡之后，秦朝货币也随之废行。反言之，秦半两钱在越南北部地区发现，这可视为秦朝曾在该地设置过郡县行政区的明证。此外，秦半两钱币的发现也不是孤证，事实上考古学者在广西贵港、合浦汉墓、越南清化东山文化诸遗存中也发现过秦式铜扁壶、东周式铜剑和铜戈等汉式器物[19]，这也应当是秦军南征骆越人留下的遗物。
学者一般认为，广西南部至越南北部一带是越人的骆越方国的分布范围。桂中一带是百越西瓯族与骆越族的交汇地。桂中象州运江河岸发现的秦半两铜钱和铁铤铜箭镞，应当是秦军南征的遗物，意味这里或可能发生过战争。考古学者在越南河内市东英县古螺城的环城濠沟中也发现过上万枚铜箭镞，这与古螺城遗址出土秦半两铜钱也应当是有联系的。在《汉书·两粤传·功臣表》中，往往见有“瓯骆”族名联称，又载南越国桂林监居翁，以瓯骆四十万人口户数投降汉武帝平叛大军，这意味当时西瓯越人已经与骆越人融为一体。《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是秦南海郡尉赵佗击并秦朝之桂林郡、象郡而建立了南越国，《水经·叶榆水注》又记述了赵佗南越军队击并骆越安阳王国的史事。凡此种种，都可证明秦半两铜钱就是秦军南下统一骆越地区时留下的遗物。
（二）古骆越地区少见西汉早期钱币的原因
与中原地区相同时期的考古遗迹发现比较，骆越地区不见西汉早期的“榆荚半两”“吕后八铢半两”铜钱，也不多见西汉文帝颁行的“四铢半两”铜钱，其原因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南越国在西汉早期与汉王朝分庭抗礼，导致了南越国的闭关自守，其内外的商品贸易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碍，也迟滞了整个越人社会的发展。《史记·南越列传》《汉书·两粤传》都说赵氏南越国雄踞岭南，西汉早期已经成为横跨东西千余里的南方大国，赵氏政权实行汉、越融合的民族政策，甚得民心，获得了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机。然而，这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南越武王赵佗称帝，曾引起了吕后执政的西汉王朝的警惕和不满，故“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这种严禁向南越国出口铁器、母牲畜等重要物产的封锁政策，激怒了赵氏南越国，即发兵北向攻打西汉朝的长沙国。这些事例都说明，所谓南越国的强大，只是因西汉朝当时实行休养生息，重点在防范北部匈奴的侵犯，基本无暇顾及岭南的南越国。从广西贵港罗泊湾南越国大墓的随葬品清单（《从器志》）也可看出，里面有不少来自中原的重要物资，如有“东阳（今天江苏盱眙）铁器”“客秈米”谷种，等等。这说明当时岭南越人地区开发不足，生产力较为落后，还必须仰赖中原的物资交流输入。
事实上，货币经济的发达也意味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因此，西汉早期的南越国地区不见钱币的广泛流通，经贸交往是以物易物，这只能说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反映。
（三）汉代钱币增多是骆越地区社会得到飞跃发展的缩影
史载表明，闭关自守与西汉王朝分庭抗礼的南越国，到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南越王墓印章作“赵眜”[20]）执政时，其国力已衰退，开始向汉朝示好。例如，《史记·南越列传》又载，曾被南越国役属的闽越王郢，这时兴兵击南越，赵胡即上书汉朝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汉）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
可见，经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汉武帝遣将伐闽越，虽兵未越岭，但已震摄南越，汉朝接着派庄助谕意南越王归附，南越王即遣太子婴齐入长安京师为人质，以示效忠汉朝。
《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国太子婴齐在汉朝京师娶汉人为妻，安居生子，十余年后回到岭南即位成为第三代南越王。与此相应，岭南越人各地区也开始加快融入国家“大一统”的进程。因此，各地开始流行西汉王朝发行的五铢钱，这同时也意味岭南与内地中原的经济文化交往得到了加強。由于融入国家“大一统”进程的加快，政治制度逐渐“比内诸侯”，这也同时侵犯了南越国守旧统治集团多数人的利益，以南越权相吕嘉为首，发军攻杀了南越王和王太后及汉王朝使臣，并“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赵）建德为王”。
针锋相对，汉武帝即下达了武力统一岭南的诏令。《汉书·两粤传·功臣表》载：“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直到元鼎六年（前112年）冬，汉王朝最终平定了南越国。南越国桂林监居翁，也向汉王朝献出西瓯、骆越地区的人口户数图册;南越国派驻骆越“西于王国”（其辖地在今越南河内市北部）的佐将黄同，也乘机斩杀西于王降汉。许多投降汉王朝的南越国高官皆得以封侯。
汉武帝平定岭南之后重新设置九郡对岭南各地实施管辖，此后到整个东汉时期，其中骆越地区虽然发生过动乱，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趋势不可逆转。这就是古骆越地区汉代钱币不断增多且广为扩散的根本原因。 据黄启善先生的统计，广西的汉墓发现仅合浦一地就达上万座，经过科学发掘的两汉墓达上千座，出土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铜钱多不胜数，这是古骆越地区融入国家“大一统”进程不断推进的明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商品贸易与货币经济发达的反映[21]。
《汉书·地理志下》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湊，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今广州），其一都会也”。这是说，汉代的广州已经发展成为可与内地中原都市比肩的大城市。事实上，据史籍的记载，古骆越地区的社会发展甚至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这集中体现在城乡人口的增长率上。
例如，南越国时期位于其西部的瓯骆地区，在汉武帝设郡县前，不过是40余万口户数。《汉书·两粤传·地理志》和 《后汉书·郡国志》都记载有两汉时期岭南各郡作为征收赋税对象的民户人口数。这虽然是不完全的统计数，但已较清晰地反映出当时岭南主要中心区域的人口变化状况。原南越国瓯骆地区，不计入郁林、苍梧、合浦等郡的人口，仅是交阯郡（主体居民是骆越人）一地，到东汉初期，当地有10个县，总人口已达到746 237人，这与西汉中期以前整个瓯骆地区人口总数相比，可谓飞速增长。东汉初期的河南郡是京师洛阳所在的核心地区，有20个县，总人口数也不过是174 279人[22]。
整个东汉交阯郡的人口数在《后汉书·郡国志》中缺载，但可以推论其人口增长数仍然稳居岭南地区前列，因为这里已经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末期士燮兄弟雄长岭南交阯诸州郡，“震服百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东汉交阯郡的治所就先后设在羸僂和龙编两地，都位于今越南河内市附近[23]。
秦汉时期的南海郡，本来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但到了东汉初期，其城市的社会发展速度显然也不及交阯郡，东汉初期南海郡地区人口数是94 253人，到东汉末才增至250 282人[24]。南海郡与交阯郡人口数两相比较，可见古骆越地区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社会发展的确十分惊人。
综上所述，古代官方发行的钱币，是国家行政管辖的标志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秦代半两钱币在岭南古骆越地区的发现，表明它是秦军南征骆越留下的遗物，也是秦朝在今中国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设置过郡县制度的标志。西汉早期，中原王朝发行的钱币在骆越地区罕见，表明南越国统治的岭南地区因实行闭关自守，基本上是实行以物易物的商品贸易。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其原有郡县的基础上重置九郡，中央王朝发行的货币才开始在各地流行，今天西汉五铢钱、王莽钱、东汉五铢钱在古骆越地区都有大量出土。国家统一货币经济的发达，这意味骆越地区融入国家“大一统”进程加快，海上丝绸之路走向繁荣，商品贸易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东汉初期骆越地区的人口已经大幅增长，这标志着岭南社会在这一时期已经跻身于汉代国家发展的前列。
[参考文献]
[1]邱立诚，古运泉.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J].考古，2000（6）.
[2]杨豪.广东合浦发现东汉砖墓[J].考古通讯，1958（6）.
[3]黄启善，李兆宗.广西昭平东汉墓[J].考古学报，1989（2）.
[4][美]邱兹惠.试论东南亚所见之万家坝式鼓[J].民族艺术，1997（增刊）.
[5][越]阮维.越南东山文化青铜器的早期汉字铭文[J].越南考古学，2007（5）.[越]杜文宁.秦朝半两钱币[J].越南考古学，2008（2）.
[6][日]西村昌也.越南古代考古学[M].东京：同成社，2011：136-139.
[7] The Lang Vac Sites（鼎村）[M].The Vietnam-Japan Joi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eam，2004.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P-58.
[8][越]杜文寧.秦朝半两钱币[J].越南考古学，2008（2）.
[9]彭长林.越南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10]柳州市博物馆.广西柳州市九头村一号汉墓[J].文物，1984（4）.
[11][越]Ngo Si Hong，Tran Qui Thinh.河南省安渡船棺墓[C].越南历史博物馆科学通报，1992：10.
[12]蒋廷瑜.荔浦笔村一座东汉墓葬的清理[C]//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57.
[13]张居英，陆露.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J].考古，2007（2）.
[14]覃义生.万尾岛考古调查[J].文物，1984（9）.
[15][日]俵宽司.越南汉墓的分期研究——以越南北部清化省（清化县绍阳）出土考古资料为中心[C]//谢崇安，译.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54.
[16][越]阮文好.越南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C]//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与东盟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07.
[17]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79：24.
[1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3-4.
[19][瑞典]高本汉.早期东山文化的年代[C]//赵嘉文，译.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考古译丛（第一辑），1979：23（内部资料）.
[20]麦英豪，王文建.岭南之光——南越王墓考古大发现[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25-28.
[21]黄启善.广西北部湾地区汉代货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C]//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176-178.
[22]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2：1629、1555.
[23] 谢崇安.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古族社会文明[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57-158.
[2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3289、3530.
责任编辑：郑 好
关键词：古代岭南骆越地区;秦汉钱币;考古发现;汉化进程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1.016
[中图分类号]K875.6;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1-0089-06
秦汉王朝统一岭南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历史进程之一，因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简略，加上秦王朝存在的時间短暂，关于秦汉王朝统一岭南的过程及其在当地设置行政区划和郡县制度的情形，学术界还不是很清楚，对其中的学术疑难问题，中外学者之间也存在着较多的争议。笔者根据历年的考古发现，试从秦汉铜钱的考古发现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供学者们参考。
一、岭南骆越地区秦汉半两钱币的发现
（一）广西象州等地遗址发现的秦汉半两铜钱
2017年，广西考古学者在象州运江河岸发现了一批秦朝半两铜钱，伴出有不少的铁铤铜箭镞（图1：1，2，3，4，5）。
象州出土的秦半两铜钱大小不一，与广东乐昌市对面山、广州秦汉墓出土的秦半两铜钱相似[1]。铁铤铜箭镞是战国秦汉时期最先进的冷兵器，射程远，杀伤力强。学者一般认为，岭南的冶铁术是由中原传入的，此前在广西平乐银山岭等遗址，也发现过秦人的兵器铜戈（图1：1）及伴出的铁器等，这表明铁铤铜箭镞这种先进的兵器也是秦人南征岭南留下的遗物。广西地区发现的西汉早期四铢半两钱币稀少，如分见于广西合浦汉墓（图2：5）[2]和广西昭平县的东汉墓（图表一：4）[3]，这说明西汉早期钱币仍然流行到东汉时期。
（二）越南北部地区发现的秦汉半两铜钱
20世纪90年代，有国外学者曾报道过，在越南北部东山文化后期的福寿省三清县陶舍遗址，发现了秦朝半两铜钱与万家坝型早期铜鼓共存的现象[4]。
此外，越南学者也先后报道过越南北方曾出土一批秦朝半两铜钱（图2：1）[5]。而且，从时代和地望来说，出土秦朝半两钱的越南河内东英县古螺城遗址，国内外学者一般都认为它就是越南上古史中的骆越安阳王所建立的都城，该城的年代上限大约在秦末汉初。古螺城也是后来西汉交阯郡的西于县治所及东汉的封溪县城[6]。
事实上，目前在整个岭南地区发现的秦汉半两铜钱并不多，在越南北部地区也仅有少量出土。再如，越南义安省鼎村遗址西区属于东山文化晚期的114b号墓，也见出土有2枚西汉早期的四铢半两铜钱（编号：B114b-1，b-2），铜钱的印痕也较为清晰（图2：2）[7]。
二、岭南骆越地区汉代钱币的发现
进入汉代，中央王朝发行的钱币发现不断增多，可以说在整个古骆越地区都有出土，而且西汉、新莽朝、东汉的铜钱是自北向南扩散，并延伸至越南南方。例如，在越南东南部广义省理山岛螺村、庆和省万宁县万盛乡的永安遗址的沙黄文化瓮棺葬就出土有汉代五铢铜钱[9]402-403。说明汉代铜钱是从骆越地区传到了南岛语族地区。为了便于论证，下面笔者用图表的形式（图表一）来揭示两汉钱币在古骆越地区的传播。
图表一 1，2.广西象州县运江河岸秦半两钱;3.越南北部秦半两钱;4.广西昭平汉墓四铢半两钱（FM：15[3]）;5.广西合浦汉墓四铢半两钱;6.越南义安省鼎村四铢半两钱印痕;7.广西柳州市九头村西汉墓武帝五铢钱（M1：15：1[10]）;8.广西平乐银山岭汉墓武帝五铢钱（M97：3）;9，12.越南河南省安渡船棺墓汉武帝、昭宣五铢钱（摹本）[11];10.广西柳州市九头村西汉墓昭宣五铢钱（M1：15：2）;11，19.广西昭平汉墓赤仄五铢钱、剪轮五铢钱;13，14.广西合浦风门岭汉墓王莽“大泉五十”“货泉”（M10）;15.越南北部王莽“大泉五十”;16，20.广西荔浦东汉墓五铢钱[12];17.广西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五铢钱;18.广西合浦母猪岭东汉晚期墓五铢钱（M6：10[13]）;21.广西东兴万尾东汉晚期五铢钱[14]。▲代表汉代五铢钱，据（日）俵宽司《越南汉墓的分期研究》统计，越南清化省绍阳等地汉墓出土有1：5型两汉五铢钱 [15]。
从图表一可见，自从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暴动以后，重新在南越国故地设置郡县制度实施管辖，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发行的五铢钱就开始在岭南地区流行。根据考古学者的分期断代研究，两汉时期汉王朝发行的五铢钱可大致区分为五种型式，可代表不同的时代特点。两汉间的王莽新朝铜钱发行的时间短暂，但在古骆越地区也有发现，这说明新莽中央王朝的政令施行在岭南各地仍然是有效的。从图表一的钱币分期演示可见，两汉王朝发行的各个时期的五铢铜钱，在古骆越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根据日本学者俵宽司的统计分析，两汉各时期的五铢钱主要是典型汉墓的随葬品，这在以清化省绍阳地区为中心的汉墓中发现最为密集。这也意味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在墓葬中随葬钱币是北方汉族官吏商贾和移民带来的习俗。
笔者也注意到，在越南北部骆越人的东山文化晚期遗存中，与骆越式铜鼓、铜钺共存的器物中也出现了汉式铜钱和北方传入的铁器。例如，在属于东山文化后期的福寿省三清县陶舍遗址，不仅发现有秦朝半两铜钱、万家坝型早期铜鼓，还伴出有东周式铜剑、铁矛和汉代五铢钱[16]。在河内市东英县古螺城遗址，曾出土一面铜鼓（古螺I号鼓），其中伴出有盖盅、提筒等骆越式器物外，也有汉式钱币。在河西省应和县一些东山文化晚期遗存中，也多见骆越式铜器与东汉五铢铜钱共存的现象[9]321，324，327。这表明，虽然汉朝统治在越南北部推行日久，但骆越人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还保存着本地区的文化特色。 三、从秦汉钱币的发现看骆越地区融入国家“大一统”进程
（一）秦朝半两钱是否为秦军南征骆越集团留下的遗物
《史记·南越列传》明载，秦军在征服统一岭南之后，秦王朝曾在此地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实施管辖，目前学术界无异议。问题在于，秦象郡辖地是否包括今越南北部地区，中外学者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例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主张秦军在南征骆越人后即在当地设置了象郡，其辖地范围已经包括今越南北部，这一地区即为南部骆越人的聚居区[17]。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则主张秦王朝设置的象郡的南部边界大约在今天的中、越边区一带，秦朝势力并没有向南延伸到越南中部附近[18]。
笔者认为，秦朝半两铜钱在中、越地区的发现，可支持郭沫若等人的观点。秦朝文物的发现，不能视为由北方传入的偶然现象，因为我们在西汉早期的广州南越王墓，广西贵港罗泊湾1、2号南越国贵族大墓，西林普驮铜鼓墓中，都没有发现过秦半两铜钱，表明秦亡之后，秦朝货币也随之废行。反言之，秦半两钱在越南北部地区发现，这可视为秦朝曾在该地设置过郡县行政区的明证。此外，秦半两钱币的发现也不是孤证，事实上考古学者在广西贵港、合浦汉墓、越南清化东山文化诸遗存中也发现过秦式铜扁壶、东周式铜剑和铜戈等汉式器物[19]，这也应当是秦军南征骆越人留下的遗物。
学者一般认为，广西南部至越南北部一带是越人的骆越方国的分布范围。桂中一带是百越西瓯族与骆越族的交汇地。桂中象州运江河岸发现的秦半两铜钱和铁铤铜箭镞，应当是秦军南征的遗物，意味这里或可能发生过战争。考古学者在越南河内市东英县古螺城的环城濠沟中也发现过上万枚铜箭镞，这与古螺城遗址出土秦半两铜钱也应当是有联系的。在《汉书·两粤传·功臣表》中，往往见有“瓯骆”族名联称，又载南越国桂林监居翁，以瓯骆四十万人口户数投降汉武帝平叛大军，这意味当时西瓯越人已经与骆越人融为一体。《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是秦南海郡尉赵佗击并秦朝之桂林郡、象郡而建立了南越国，《水经·叶榆水注》又记述了赵佗南越军队击并骆越安阳王国的史事。凡此种种，都可证明秦半两铜钱就是秦军南下统一骆越地区时留下的遗物。
（二）古骆越地区少见西汉早期钱币的原因
与中原地区相同时期的考古遗迹发现比较，骆越地区不见西汉早期的“榆荚半两”“吕后八铢半两”铜钱，也不多见西汉文帝颁行的“四铢半两”铜钱，其原因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南越国在西汉早期与汉王朝分庭抗礼，导致了南越国的闭关自守，其内外的商品贸易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碍，也迟滞了整个越人社会的发展。《史记·南越列传》《汉书·两粤传》都说赵氏南越国雄踞岭南，西汉早期已经成为横跨东西千余里的南方大国，赵氏政权实行汉、越融合的民族政策，甚得民心，获得了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机。然而，这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南越武王赵佗称帝，曾引起了吕后执政的西汉王朝的警惕和不满，故“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这种严禁向南越国出口铁器、母牲畜等重要物产的封锁政策，激怒了赵氏南越国，即发兵北向攻打西汉朝的长沙国。这些事例都说明，所谓南越国的强大，只是因西汉朝当时实行休养生息，重点在防范北部匈奴的侵犯，基本无暇顾及岭南的南越国。从广西贵港罗泊湾南越国大墓的随葬品清单（《从器志》）也可看出，里面有不少来自中原的重要物资，如有“东阳（今天江苏盱眙）铁器”“客秈米”谷种，等等。这说明当时岭南越人地区开发不足，生产力较为落后，还必须仰赖中原的物资交流输入。
事实上，货币经济的发达也意味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因此，西汉早期的南越国地区不见钱币的广泛流通，经贸交往是以物易物，这只能说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反映。
（三）汉代钱币增多是骆越地区社会得到飞跃发展的缩影
史载表明，闭关自守与西汉王朝分庭抗礼的南越国，到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南越王墓印章作“赵眜”[20]）执政时，其国力已衰退，开始向汉朝示好。例如，《史记·南越列传》又载，曾被南越国役属的闽越王郢，这时兴兵击南越，赵胡即上书汉朝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汉）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
可见，经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汉武帝遣将伐闽越，虽兵未越岭，但已震摄南越，汉朝接着派庄助谕意南越王归附，南越王即遣太子婴齐入长安京师为人质，以示效忠汉朝。
《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国太子婴齐在汉朝京师娶汉人为妻，安居生子，十余年后回到岭南即位成为第三代南越王。与此相应，岭南越人各地区也开始加快融入国家“大一统”的进程。因此，各地开始流行西汉王朝发行的五铢钱，这同时也意味岭南与内地中原的经济文化交往得到了加強。由于融入国家“大一统”进程的加快，政治制度逐渐“比内诸侯”，这也同时侵犯了南越国守旧统治集团多数人的利益，以南越权相吕嘉为首，发军攻杀了南越王和王太后及汉王朝使臣，并“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赵）建德为王”。
针锋相对，汉武帝即下达了武力统一岭南的诏令。《汉书·两粤传·功臣表》载：“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直到元鼎六年（前112年）冬，汉王朝最终平定了南越国。南越国桂林监居翁，也向汉王朝献出西瓯、骆越地区的人口户数图册;南越国派驻骆越“西于王国”（其辖地在今越南河内市北部）的佐将黄同，也乘机斩杀西于王降汉。许多投降汉王朝的南越国高官皆得以封侯。
汉武帝平定岭南之后重新设置九郡对岭南各地实施管辖，此后到整个东汉时期，其中骆越地区虽然发生过动乱，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趋势不可逆转。这就是古骆越地区汉代钱币不断增多且广为扩散的根本原因。 据黄启善先生的统计，广西的汉墓发现仅合浦一地就达上万座，经过科学发掘的两汉墓达上千座，出土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铜钱多不胜数，这是古骆越地区融入国家“大一统”进程不断推进的明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商品贸易与货币经济发达的反映[21]。
《汉书·地理志下》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湊，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今广州），其一都会也”。这是说，汉代的广州已经发展成为可与内地中原都市比肩的大城市。事实上，据史籍的记载，古骆越地区的社会发展甚至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这集中体现在城乡人口的增长率上。
例如，南越国时期位于其西部的瓯骆地区，在汉武帝设郡县前，不过是40余万口户数。《汉书·两粤传·地理志》和 《后汉书·郡国志》都记载有两汉时期岭南各郡作为征收赋税对象的民户人口数。这虽然是不完全的统计数，但已较清晰地反映出当时岭南主要中心区域的人口变化状况。原南越国瓯骆地区，不计入郁林、苍梧、合浦等郡的人口，仅是交阯郡（主体居民是骆越人）一地，到东汉初期，当地有10个县，总人口已达到746 237人，这与西汉中期以前整个瓯骆地区人口总数相比，可谓飞速增长。东汉初期的河南郡是京师洛阳所在的核心地区，有20个县，总人口数也不过是174 279人[22]。
整个东汉交阯郡的人口数在《后汉书·郡国志》中缺载，但可以推论其人口增长数仍然稳居岭南地区前列，因为这里已经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末期士燮兄弟雄长岭南交阯诸州郡，“震服百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东汉交阯郡的治所就先后设在羸僂和龙编两地，都位于今越南河内市附近[23]。
秦汉时期的南海郡，本来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但到了东汉初期，其城市的社会发展速度显然也不及交阯郡，东汉初期南海郡地区人口数是94 253人，到东汉末才增至250 282人[24]。南海郡与交阯郡人口数两相比较，可见古骆越地区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社会发展的确十分惊人。
综上所述，古代官方发行的钱币，是国家行政管辖的标志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秦代半两钱币在岭南古骆越地区的发现，表明它是秦军南征骆越留下的遗物，也是秦朝在今中国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设置过郡县制度的标志。西汉早期，中原王朝发行的钱币在骆越地区罕见，表明南越国统治的岭南地区因实行闭关自守，基本上是实行以物易物的商品贸易。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其原有郡县的基础上重置九郡，中央王朝发行的货币才开始在各地流行，今天西汉五铢钱、王莽钱、东汉五铢钱在古骆越地区都有大量出土。国家统一货币经济的发达，这意味骆越地区融入国家“大一统”进程加快，海上丝绸之路走向繁荣，商品贸易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东汉初期骆越地区的人口已经大幅增长，这标志着岭南社会在这一时期已经跻身于汉代国家发展的前列。
[参考文献]
[1]邱立诚，古运泉.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J].考古，2000（6）.
[2]杨豪.广东合浦发现东汉砖墓[J].考古通讯，1958（6）.
[3]黄启善，李兆宗.广西昭平东汉墓[J].考古学报，1989（2）.
[4][美]邱兹惠.试论东南亚所见之万家坝式鼓[J].民族艺术，1997（增刊）.
[5][越]阮维.越南东山文化青铜器的早期汉字铭文[J].越南考古学，2007（5）.[越]杜文宁.秦朝半两钱币[J].越南考古学，2008（2）.
[6][日]西村昌也.越南古代考古学[M].东京：同成社，2011：136-139.
[7] The Lang Vac Sites（鼎村）[M].The Vietnam-Japan Joi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eam，2004.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okyo.P-58.
[8][越]杜文寧.秦朝半两钱币[J].越南考古学，2008（2）.
[9]彭长林.越南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10]柳州市博物馆.广西柳州市九头村一号汉墓[J].文物，1984（4）.
[11][越]Ngo Si Hong，Tran Qui Thinh.河南省安渡船棺墓[C].越南历史博物馆科学通报，1992：10.
[12]蒋廷瑜.荔浦笔村一座东汉墓葬的清理[C]//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57.
[13]张居英，陆露.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J].考古，2007（2）.
[14]覃义生.万尾岛考古调查[J].文物，1984（9）.
[15][日]俵宽司.越南汉墓的分期研究——以越南北部清化省（清化县绍阳）出土考古资料为中心[C]//谢崇安，译.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54.
[16][越]阮文好.越南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C]//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与东盟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07.
[17]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79：24.
[1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3-4.
[19][瑞典]高本汉.早期东山文化的年代[C]//赵嘉文，译.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考古译丛（第一辑），1979：23（内部资料）.
[20]麦英豪，王文建.岭南之光——南越王墓考古大发现[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25-28.
[21]黄启善.广西北部湾地区汉代货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C]//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176-178.
[22]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2：1629、1555.
[23] 谢崇安.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古族社会文明[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57-158.
[2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3289、3530.
责任编辑：郑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