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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庄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受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个人性格及理想追求的影响，在极其动乱的战国之世他以积极入世为始，以消极出世为终，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超世，避世，顺世。庄子的这种独特的态度与看法在《庄子》一书中有充分的体现，对后世古人影响较深，对现代人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庄子 处世态度 现实意义
所谓处世态度就是指个人对社会世俗生活的态度，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个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与看法。庄子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在洞察社会现实后表现出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个人的独特的态度与看法。庄子的这种独特的态度与看法在《庄子》一书中是通过他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形象体现出来的，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超世，避世，顺世。
据史书记载，庄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极其动乱的战国之世的中期，是战争最为频繁而统治者最为骄横的时代。其时思想界混乱不堪，儒墨二家既定方针“各行其是，又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再加上公孙等的诡辩，愈益使人迷乱而莫知所从。面对这种时代，这种环境，庄子发出了悲壮的感慨：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人间世》）
一、庄子的处世态度
庄子正因为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才知难而退，放弃类似孔子一族的功名追求，转而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个体的解脱。总体上说，庄子的思想是老子“天道无为而自然”的道家思想的延续。下面详细地分析庄子的三种处世态度。
（一）超世的处世态度，“游乎尘垢之外”，摆脱人世的一切桎梏，以达到真正逍遥的精神境界。
作为乱世中的一位博学多才有思想的人，庄子理性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一种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存在整体“道”结合在一起，理智地感受到个人的存在只是“道”的一种附属物时，胸襟自然变得宽广起来，在这个高远的位置上来审视人生与功名利禄，得丧祸福、穷达贫富也就不足萦怀了。因而庄子在世俗生活采取的就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态度。例如：
神人……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也，孰肯以物为事！（《逍遥游》）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累。天下奋秉而不与之谐，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固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
就是说有深远修养的人是和万物合为一体的，安然无系地神游于尘世之外，逍遥自在于自然的境地。他是厌烦拘守世俗的仁义礼节的，是不屑于治理天下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庄子的超世的处世态度是源自于对人间世务的鄙弃和对世俗道德的否定的基础上的，是一种理想人格的精神超脱。
人总是社会现实的存在。因为脱离了现实，庄子的“超世”具有某种幻想与理想性。《庄子》有大量相关的描述：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漠土。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大宗师》）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天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庄子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于这种理想的“真人”、“神人”上，以求摆脱人生困境的这种超越，只能算是一种企图上的精神的超越。从这里可以看到庄子的超世是他塑造的理想人格“真人”、“至人”、“神人”等在精神追求方面，在绝对关照自我、自处的情况下的人生态度。他以自我为起点，又以自我为终点，忽视了一切外在物在个人处世过程的影响，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因而他转向了避世。
（二）避世的处世态度，即“不与物撄，陆沉世寰”，以自我为主体的处世态度。
从《庄子》中可以看到，浪迹于山林，潜于人世也是庄子理想人格的处世态度，例如：
真人……居山林，食茅粟。（《徐无鬼》）
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樱，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攸然而往，侗然而来。（《庚桑楚》）
圣人……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则阳》）
如果说庄子的超世的态度是他追求自然、自由的人生理想的表征，那么避世的态度则更多的是艰辛的现实生活在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有人说庄子的这种观点反映了没落、颓废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大约就因为他对现实的敌视、否定和悲观。其实，对现实的否定，可以是对过去的眷恋，也可以是向着未来的。庄子认为自有亲疏、贵贱、贫富、穷达的差别以来，人性就被扭曲了。所以他眷恋着上古时代，希望回到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无何有之乡，或浪迹山林、隐逸自然。
在庄子的避世态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无用之用”说，这也是庄子出的处世态度的核心内容。“无用”可为“大用”，庄子通过对世态的冷峻的观察，认定正是在他人以为是“无用”的地方存在着“大用”，即得以全身保命。因为在庄子看来，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生命之外，而在于生命本身。而在乱世中，人的唯一目标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求得生存。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子的避世实际上是避政治，避官场，避社会责任。“无用之用”也是当时社会挤压下的所造成的变态心理。
（三）顺世的处世态度，即“虚而待物”、“与世沉浮”。
超世是庄子在悲惨世界中幻想般的设想，而社会的现实的险恶使他的设想不攻自破，于是又想以避世来远离困境。这两种态度都未能真正站稳脚跟，因为庄子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这两种处世态度都是以个人可以完全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实际上无论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上，人都是不可能存在于“无何有之乡”、“无人之野”的想象天地里。于是庄子总结出：人伦世情都是人必须面对，无法逃避，也无法超脱的。既然无法逃避也无法超脱，则只有“安之若命”顺世罢了。《养生主》说：
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依乎天理，批大穀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微碍，而况大瓜乎……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适来，夫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这几段文字，不仅阐述了养生的要领，而且道明了庄子的顺世的处世态度：顺应自然，“缘督以为经”，只有像庖丁解牛那样，“以无厚入有间”，才能“保身”、“全生”。并且也说明人的生死是顺应自然的结果，不必太执着于生死。
“得道”是庄子精神追求的最终极目标，因而顺世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简单地说，顺世态度可概括为“游世不僻，与时俱化”，“虚己游世，以和为量”，“安之若命”。显然这也是“得道”的精神境界的一种自由的表现。如《庄子》写道：“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易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徐无鬼》）
可见，庄子顺世的处世态度是顺自然、顺时、顺命。这既源于对社会现实苦难的深沉透析，又是他的哲学思想“道”的精神境界、理想人格的体现。不仅如此，超世、避世的处世态度也是这样，是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因环境的不同而呈现的不同形态，都是在以其人生理想为核心，以其自然哲学“道”的观念为基础的层面上对现实社会的政治、道德状况的否定性洞察审视后得出的结论，通过“体道”达到“心斋”、“逍遥无所持”的中线。因而这三种处世态度分开来看似乎是矛盾的，但在庄子这里却在矛盾中得到统一。
二、庄子的处世态度的现实意义
借用臧克家的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庄子就属于后者，虽然他死去已两千多年了，但那只是形体上的消逝，而在精神上，他却对后世的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阮籍、陶渊明等。
撇开庄子超世、避世、顺世的三种具体的处世形态不说，总的来讲，庄子是以积极入世为始，以消极出世为终的，其中的酸甜苦辣、无奈与尴尬，只有与之有共同情境的人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众所周知，庄子处世哲学的主旨在于人如何追求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布万物与我为一之”，“与道复通为一”的自由境界，成为乘天地之正，而御天气之辨，以游无穷。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世态度显然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以及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应肩负的社会责任，而具有误导后人的消极作用。但辩证地来看，他的超世、避世、顺世思想中顺应自如、淡泊无欲的生活态度和直觉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比如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都是人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自然、不“顺世”的结果。另外，庄子主张“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和“不以好恶伤其身，常用自然而不益生也”，“芒然傍徨乎无为之业”。这种悠然自得，不受外物牵累，无心无情，一任无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对当代人化解社会生活中的人事纠纷，淡化物欲观念，淡化对名位的追求，摆正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树立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观念和和谐完满精神信念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与向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史.东方出版社.
［3］孙以昭，常森.庄子散论.安微大学出版社.
［4］雷仲康译注.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5］崖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6］诸子百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关键词： 庄子 处世态度 现实意义
所谓处世态度就是指个人对社会世俗生活的态度，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个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与看法。庄子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在洞察社会现实后表现出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个人的独特的态度与看法。庄子的这种独特的态度与看法在《庄子》一书中是通过他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形象体现出来的，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超世，避世，顺世。
据史书记载，庄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极其动乱的战国之世的中期，是战争最为频繁而统治者最为骄横的时代。其时思想界混乱不堪，儒墨二家既定方针“各行其是，又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再加上公孙等的诡辩，愈益使人迷乱而莫知所从。面对这种时代，这种环境，庄子发出了悲壮的感慨：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人间世》）
一、庄子的处世态度
庄子正因为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才知难而退，放弃类似孔子一族的功名追求，转而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个体的解脱。总体上说，庄子的思想是老子“天道无为而自然”的道家思想的延续。下面详细地分析庄子的三种处世态度。
（一）超世的处世态度，“游乎尘垢之外”，摆脱人世的一切桎梏，以达到真正逍遥的精神境界。
作为乱世中的一位博学多才有思想的人，庄子理性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一种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存在整体“道”结合在一起，理智地感受到个人的存在只是“道”的一种附属物时，胸襟自然变得宽广起来，在这个高远的位置上来审视人生与功名利禄，得丧祸福、穷达贫富也就不足萦怀了。因而庄子在世俗生活采取的就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态度。例如：
神人……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也，孰肯以物为事！（《逍遥游》）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累。天下奋秉而不与之谐，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固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
就是说有深远修养的人是和万物合为一体的，安然无系地神游于尘世之外，逍遥自在于自然的境地。他是厌烦拘守世俗的仁义礼节的，是不屑于治理天下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庄子的超世的处世态度是源自于对人间世务的鄙弃和对世俗道德的否定的基础上的，是一种理想人格的精神超脱。
人总是社会现实的存在。因为脱离了现实，庄子的“超世”具有某种幻想与理想性。《庄子》有大量相关的描述：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漠土。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大宗师》）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天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庄子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于这种理想的“真人”、“神人”上，以求摆脱人生困境的这种超越，只能算是一种企图上的精神的超越。从这里可以看到庄子的超世是他塑造的理想人格“真人”、“至人”、“神人”等在精神追求方面，在绝对关照自我、自处的情况下的人生态度。他以自我为起点，又以自我为终点，忽视了一切外在物在个人处世过程的影响，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因而他转向了避世。
（二）避世的处世态度，即“不与物撄，陆沉世寰”，以自我为主体的处世态度。
从《庄子》中可以看到，浪迹于山林，潜于人世也是庄子理想人格的处世态度，例如：
真人……居山林，食茅粟。（《徐无鬼》）
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樱，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攸然而往，侗然而来。（《庚桑楚》）
圣人……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则阳》）
如果说庄子的超世的态度是他追求自然、自由的人生理想的表征，那么避世的态度则更多的是艰辛的现实生活在精神上留下的烙印。有人说庄子的这种观点反映了没落、颓废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大约就因为他对现实的敌视、否定和悲观。其实，对现实的否定，可以是对过去的眷恋，也可以是向着未来的。庄子认为自有亲疏、贵贱、贫富、穷达的差别以来，人性就被扭曲了。所以他眷恋着上古时代，希望回到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无何有之乡，或浪迹山林、隐逸自然。
在庄子的避世态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无用之用”说，这也是庄子出的处世态度的核心内容。“无用”可为“大用”，庄子通过对世态的冷峻的观察，认定正是在他人以为是“无用”的地方存在着“大用”，即得以全身保命。因为在庄子看来，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生命之外，而在于生命本身。而在乱世中，人的唯一目标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求得生存。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子的避世实际上是避政治，避官场，避社会责任。“无用之用”也是当时社会挤压下的所造成的变态心理。
（三）顺世的处世态度，即“虚而待物”、“与世沉浮”。
超世是庄子在悲惨世界中幻想般的设想，而社会的现实的险恶使他的设想不攻自破，于是又想以避世来远离困境。这两种态度都未能真正站稳脚跟，因为庄子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这两种处世态度都是以个人可以完全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实际上无论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上，人都是不可能存在于“无何有之乡”、“无人之野”的想象天地里。于是庄子总结出：人伦世情都是人必须面对，无法逃避，也无法超脱的。既然无法逃避也无法超脱，则只有“安之若命”顺世罢了。《养生主》说：
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依乎天理，批大穀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微碍，而况大瓜乎……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适来，夫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这几段文字，不仅阐述了养生的要领，而且道明了庄子的顺世的处世态度：顺应自然，“缘督以为经”，只有像庖丁解牛那样，“以无厚入有间”，才能“保身”、“全生”。并且也说明人的生死是顺应自然的结果，不必太执着于生死。
“得道”是庄子精神追求的最终极目标，因而顺世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简单地说，顺世态度可概括为“游世不僻，与时俱化”，“虚己游世，以和为量”，“安之若命”。显然这也是“得道”的精神境界的一种自由的表现。如《庄子》写道：“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易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徐无鬼》）
可见，庄子顺世的处世态度是顺自然、顺时、顺命。这既源于对社会现实苦难的深沉透析，又是他的哲学思想“道”的精神境界、理想人格的体现。不仅如此，超世、避世的处世态度也是这样，是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因环境的不同而呈现的不同形态，都是在以其人生理想为核心，以其自然哲学“道”的观念为基础的层面上对现实社会的政治、道德状况的否定性洞察审视后得出的结论，通过“体道”达到“心斋”、“逍遥无所持”的中线。因而这三种处世态度分开来看似乎是矛盾的，但在庄子这里却在矛盾中得到统一。
二、庄子的处世态度的现实意义
借用臧克家的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庄子就属于后者，虽然他死去已两千多年了，但那只是形体上的消逝，而在精神上，他却对后世的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阮籍、陶渊明等。
撇开庄子超世、避世、顺世的三种具体的处世形态不说，总的来讲，庄子是以积极入世为始，以消极出世为终的，其中的酸甜苦辣、无奈与尴尬，只有与之有共同情境的人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众所周知，庄子处世哲学的主旨在于人如何追求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布万物与我为一之”，“与道复通为一”的自由境界，成为乘天地之正，而御天气之辨，以游无穷。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世态度显然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以及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应肩负的社会责任，而具有误导后人的消极作用。但辩证地来看，他的超世、避世、顺世思想中顺应自如、淡泊无欲的生活态度和直觉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比如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都是人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自然、不“顺世”的结果。另外，庄子主张“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和“不以好恶伤其身，常用自然而不益生也”，“芒然傍徨乎无为之业”。这种悠然自得，不受外物牵累，无心无情，一任无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对当代人化解社会生活中的人事纠纷，淡化物欲观念，淡化对名位的追求，摆正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树立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观念和和谐完满精神信念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与向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2］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史.东方出版社.
［3］孙以昭，常森.庄子散论.安微大学出版社.
［4］雷仲康译注.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
［5］崖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6］诸子百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