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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戴明扬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校注《嵇康集》，直至五十年代去世时止，倾注了毕生精力。遗著《嵇康集校注》是戴明扬孜孜从事古典文献研讨与古籍整理的见证，《校注》充分运用了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成果，据补《嵇康集》脱文11处共计125字；又合理运用鲁迅校《嵇康集》，为周校本指误41条，对研究鲁迅古籍整理颇有裨益。正是不倦的劳动，令这部著作成为一部文献价值颇高的古籍善本，与鲁迅校本一起成为《嵇康集》的权威版本。
关键词：戴明扬；鲁迅；《嵇康集》；《嵇康集校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181－007
戴明扬（1902—1953），一作名扬，字荔生，四川省隆昌县龙市镇人。192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9年毕业，先后在河北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从事过教学科研工作。《隆昌县志·人物》有“戴名扬传略”［1］766。《嵇康集校注》是戴明扬遗著，也是戴明扬学术代表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提及《嵇康集》的整理，学术界多瞩目鲁迅先生。许寿裳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2］ 与鲁迅同期开始校勘《嵇康集》的还有叶渭清与戴明扬，叶渭清的校勘成果分期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没有引起较大关注，倒是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采纳了叶氏校勘的大量成果。戴明扬的校注本“是一部研究嵇康生平和作品较为完备的专集”［3］，在梳理旧注的基础上，重点引录嵇康之前的文字用例作为注解，再择要附录明、清诸人评语于各篇之后，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但与鲁迅校勘的善本相比较，不免学界高下之评议，如顾农说：由于戴氏“始终以黄刻本为底本，搞起校勘来颇费事，例如他用丛书堂钞本校底本时，就须说原钞如何，墨校如何，朱校如何，说起来费力，读起来也吃力”。［4］顾先生就选择底本一端来讨论校勘学上的一般问题，的确不难看出，鲁迅校本简洁清晰，便于研读；戴氏校注本则引录繁复，不便初学。然而，正是戴氏不厌其烦的校注，还原了《嵇康集》诸多校本的本来面貌，辛勤的校勘之功还是令人肃然起敬。兹不揣浅陋，就戴明扬校注《嵇康集》的原因始末及其校注特点等略作探讨如下。
一
在“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暨第二届思想史论坛”上，单世联先生评论舒炜的主题发言时说：“古典文学专家戴明扬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校注嵇康，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嵇康集校注》。中国魏晋时期的诗人嵇康，是与政府不合作的典范，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戴明扬先生校注嵇康有没有特别的政治关怀？假如说，他有这种考虑，在新形势下表彰知识分子不合作的精神，是不是以甚至对立的方式和当时的当代中国文化对传统的重构有关系呢？”［5］单先生只是信手拈来的例证，从这段例证至少可以提供两个信息，一是戴明扬校注《嵇康集》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二是戴明扬校注《嵇康集》的原因可能有特别的政治关怀。单先生只是即兴发言，录音整理者也没有具体考证这段例证的时间悖论，五十年代末，戴明扬已去世多年，实际上，戴明扬早在就读北京大学时就开始校注《嵇康集》。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一文说：“有一次，一位叫戴明扬的同学注释《稽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历来无人讲清。戴请教多人，都未得到解释，便让我引见他去求教季刚先生。季刚先生立即找出证据，说明‘交赊’是六朝语，义即‘远近’。戴明扬惊服而去。”［6］查《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戴明扬1929年毕业，陆宗达早一年毕业，戴氏请陆宗达引见求教黄侃先生或在1928年前。结识黄季刚先生后，戴氏更就学于黄侃，入黄门弟子之列。殷孟伦《忆量守师》回忆：“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我京沪，我随先生到北平避难，卜居前外长巷上四条……当时先生门人在京者，有骆绍宾、陆颖民、戴名扬、刘子植、周馥、朱臾卿等请先生讲学，我亦侍席。先生乃为说文字声韵训诂相关之理。”［7］戴明扬1931年已成为黄侃门人，要求教老师自不必他人引见，由此可进一步推断，戴明扬校注《嵇康集》开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当然，校注《嵇康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如1935年台静农寄送《四部丛刊初编》本《嵇康集》给鲁迅，曾朱笔过录戴明扬的校勘批注，鲁迅在九月二十日致台静农回信中便批评戴氏校本，“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8］，可见那时戴氏校本还不够精细，在断文定字上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也许是台静农转达了鲁迅的意见，戴明扬认识到吴钞本的重要意义，《嵇康集校注·例言》认为《嵇康集》“以吴钞本原钞为胜”，《参校书目》著录“明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时亦认为“原钞多是，而校改每非”，正是从善如流的学术品格，推动戴氏校注《嵇康集》的工作又前进了一大步。据许寿裳致许广平信，1937年，许寿裳在整理《鲁迅全集》时，《嵇康集》序文中空白不易填，便曾托戴荔生填入，可见戴明扬在《嵇康集》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当时有一定的权威性。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戴明扬参校《全集》本《嵇康集》，《嵇康集校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嵇康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戴氏于1941年10月重订《圣贤高士传赞》，并以《圣贤高士传赞校补》为题发表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2年第2期，又撰写《与嵇茂齐书作者辨》，发表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4年第4期。可以说，校注《嵇康集》付出了戴先生辛勤的劳动，倾注了毕生精力。
然而，戴氏如此致意《嵇康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窃以为并不完全是因为嵇康其人与政治的原因。首先，戴明扬接触嵇康的机缘或许是因为《广陵散》与古琴曲。戴氏《广陵散考》说：“予少好雅琴，因颇留心其故实，昔年谒杨时百先生，见案上稿有说嵇叔夜《广陵散》者，叩以此曲之情致，先生曰：‘此杀伐之声也。’时已入夜，遂未竟谈，即听《渔歌》一曲而别，其后先生忽归道山，不能请益矣。迨先生书出，始获观其全文，与予意略有不合，乃更详考之，作为此篇，区以十目。”这里是讲自己写《广陵散考》的动机与始末，也正是戴氏研究嵇康的开始。杨时百，即近代琴学大师、中国古琴“九嶷派”创始人杨宗稷（1865—1933），湖南宁远人，编著《琴学丛书》四十三卷，其《琴镜续》有《广陵散古减字指法解》（作于“戊辰腊月既望”，即1929年1月）、《广陵散史事轶闻杂录》、《广陵散》琴谱及跋（作于“丁卯六月望日”，即1927年7月）［9］。戴明扬能与杨宗稷谈论《广陵散》，说明他比较熟悉《广陵散》，也许能够弹奏此曲，并有较深入的研究。由此不难推测，戴明扬就读北京大学时，因《广陵散》而拜访杨宗稷，因杨宗稷论证《广陵散》及其各种史事轶闻而研究嵇康，撰写《广陵散考》连载于《辅仁学志》1936年第5卷第1—2期合刊，这应该是戴明扬研究嵇康的最初成果。 其次，古籍整理与考证是戴明扬的学术研究方向，坚持不懈从事《嵇康集》的校注工作亦有学科原因。《隆昌县志·人物传略》说：“戴名扬在北大读书时，曾以朴学是否与时相悖就教于鲁迅、黄季刚，得两先生指教，进致力于古文献研讨。”［1］766三十年代，戴氏又与黄侃学习声韵训诂之学，后又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从事《一切经音义》等典籍整理工作，综其学术经历，亦始终致力于古籍校考与订补工作，颇有朴学之风。戴明扬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校补明末李长祥《天问阁集》，再是编辑《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再是校注《嵇康集》。
1935年戴明扬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三号发表《校补天问阁集跋》，介绍了校补经过。戴明扬广泛搜集《天问阁集》各种版本及总集选本，在清赵之谦鹤斋丛书本、求恕斋刊本、民国三年达县李氏补刊本、周栎园《赖古堂文选》及《尺牍新钞》、谢石臞之文的李长祥序等基础上，以补刊本为主，校补《天问阁集》［10］，可惜稿本未见，实属古籍整理一大憾事。
《一切经音义》的整理工作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一项重要古籍整理项目，从1922年沈兼士命整理此书开始，分“标记”、“编目”、“纂辑”、“通检”四目全面开展工作，戴明扬从1930年夏接手“引用书索引”工作，次年二月完成索引，“审校钩比，作成初稿”［11］，撰写《编辑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之经过》，确定了编排“凡例”，1933年春重加校定，又以原书多奇字别体，未能付印，戴明扬1934年夏去职，最终改由陆宗达接替完成这项工作。《一切经音义》整理工作最初由黄文弼、欧阳道达、魏建功、张挹兰、原孝友、张鹏等担任，戴明扬能参与进来，说明他古籍整理功夫是得到认可的。《嵇康集校注》中引《一切经音义》释义者凡五条，当得益于此时的古籍整理工作。
既有鲁迅、黄侃等名师指点，又专门从事古籍校补整理工作，戴明扬校注《嵇康集》自然可以认为是学术研究方向的原因，戴氏正如清儒朴学，乃“为学问而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12］，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必追究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关怀。
事实上，《嵇康集》流播散佚，至宋代已不复其全，明代又纷纷辑集，抄本、刻本一时并起，各类总集选本广泛选录，导致异文百出，《嵇康集》确有校勘整理之必要。叶渭清从1930年到1935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二号、第五号，第五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九卷第六号陆续发表《嵇康集校记》，正说明《嵇康集》整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然而，叶氏《校记》仅就异文字句出校，未录全文，校勘也比较简单，《嵇康集》还是缺少权威的版本。鲁迅校本又因各种原因，迟迟不能付梓。这都是戴明扬孜孜于《嵇康集》校注的原因。
最后，鲁迅反复校勘《嵇康集》，多次强调嵇康的文化意义，客观上对戴明扬的学术方向产生了影响。鲁迅从1913年开始校勘《嵇康集》，每次觅得新版本就校勘一次，《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五函便收录了1931年本、1924年本、1915—1922年本、1913年本及零星散叶手稿共五册，可见其用力之勤［4］。鲁迅自己也在与朋友书信往来中反复提及《嵇康集》校勘问题，并不断撰写嵇康研究论文，如1924年撰《嵇康集序》，又陆续写出《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1926年撰专题论文《嵇康集考》，特别是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重点谈论嵇康、阮籍，曹聚仁盛赞：“鲁迅那回讲演中，对嵇康、阮籍有极精彩的描述，他是千百年后嵇康、阮籍的知己。”［13］鲁迅这些研究进一步提高了嵇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推动嵇康研究成为彼时一个热点。受鲁迅影响，戴明扬选定《嵇康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嵇康人格精神的影响，戴明扬在1948年任四川大学教授期间，敢于正色斥责蒋介石“不学无术”，这也许就是戴氏坚持校注《嵇康集》而养成的特殊政治情结吧。
二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以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仿宋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清陆心源皕宋楼藏钞校本、明程荣刻本、明汪士贤刻本、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明张溥《百三家集》本、清《四库全书》本、清潘锡恩刻《乾坤正气集》本、鲁迅校本、叶渭清《校记》及诸家类书总集，在诗文末尾附录明清诸人评语，最后附录佚文、目录、著录考、序跋、事迹、诔评、圣贤高士传赞、春秋左氏传音、吕安集、广陵散考、参校书目等，比较全面辑集了嵇康相关文献资料，是不同于鲁迅《嵇康集》的一个新版本，具有自身特点。
1.充分利用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
《嵇康集校注》据“吴钞本”出校1300余条，充分利用了吴钞本。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黄本漏落较多，不成句读者，依吴宽丛书堂钞本补入。检《嵇康集校注》，据吴钞本补入者共计11处125字，详见下表：
检鲁迅校本，均已出校各本夺漏字数，与此同，可知戴氏校注的精密细致。另外戴明扬还据吴钞本原钞断是判非，校正文字。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朗月照轩”下注：“‘朗’吴钞本原钞作‘明’，墨校改。案由李注观之，作‘明’是也。”《重作四言诗七首》“颜回短折，不及童乌”句，戴氏在出校吴钞本“不”作“下”后，引《读书续记》证成吴钞本字佳：“‘下’字是，盖《郎顗传》虽有十八而亡之说，然尚胜于童乌，此盖言颜回以及童乌，皆从役神致短折也。”又，《郭遐叔赠诗》“愿各保遐心”下注：“‘心’吴钞本原钞作‘年’，墨校改。案原钞更合。”《与阮德如诗》诗“念隔怅忧叹”下注：“‘怅’张本及《古今诗删》、《诗纪》作‘增’。此句吴钞本原钞作‘念鬲怅增叹’，墨校改，案原钞是也。”
其次，吴钞本朱墨两校改从明刻，原钞有异者，皆校出。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流俗难悟”句注：“‘俗’吴钞本作‘代’，‘悟’吴钞本原钞作‘寤’，墨校改。”墨校改从刻本，出校原钞异文。此“流代难寤”费解，墨校改或不误，戴氏如此出校得窥吴钞本面貌，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如《郭遐周赠诗》“归我北山阿，逍遥以倡佯”句注：“‘倡’吴钞本原钞作‘相’，墨校改作‘倘’”。很明显，墨校从他本之误，“聊逍遥以相佯”见于宋玉《九辨》，应以原钞为是。又如《述志诗》“多念世间人”，吴钞本原钞作“谢”，“荣华安足为”，吴钞本原钞作“何”，墨校均改从刻本，原钞与刻本用字于义皆通，戴氏出校异文，有很高的校勘价值。 最后，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屡经涂改，戴氏不厌其烦，详细出校改涂信息。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原藏京师图书馆，是鲁迅《嵇康集》校本的底本，但辗转传承，被反复校改涂抹，“先为墨校，增删最多，且常灭尽原文，至不可辨；所据又仅刻本，并取彼之讹夺，以改旧钞。后又有朱校二次，亦据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辄复涂改，改悉从同。盖经朱墨三校，而旧钞之长，且泯绝矣”［14］。戴明扬亦谓：“钞者非一手，钞校不同时，且墨校朱校，亦皆非一次……知吴钞本之墨校，且有出于清代者矣。”虽然如此，鲁迅、戴明扬都认为，吴钞本是较胜版本，鲁迅《嵇康集》较好传承了吴钞本。然而，这本珍贵的《嵇康集》却于解放前被美、蒋劫往美国，幸亏鲁迅、戴明扬校勘本保留了这个版本的大量信息。
为区别起见，戴明扬校注时以“原钞”、“改钞”、“墨校”、“墨笔”、“朱校”、“朱书”等校语出校，与鲁迅校注仅称“旧校”相比，所提供吴钞本信息要详细一些，也为研究吴钞本流变提供了相关资料。如《阮德如答诗》“舒检话良讯”句，吴钞本“检”字、“话”字均有涂改，戴校：“‘检’字吴钞本涂改成‘衿’，原钞不可辨。周校本曰：‘疑亦“检”字。’‘话’字吴钞本亦涂改而成，原钞似作‘诏’。”鲁迅在“检”字下校：“字从刻本。旧校为‘衿’。原字灭尽，疑亦‘检’字。”戴氏校语确实繁琐一些，但既校出了涂改文字，又指出原钞情况，对了解吴钞本信息还是不无裨益。
2.合理利用鲁迅校本，并校正鲁迅《嵇康集》
鲁迅校本是《嵇康集》善本，戴明扬称“周校本”与“周树人曰”，在《校注》中出校170条，较合理地利用了鲁迅校本。鲁迅《嵇康集》校本有多个版本，除《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中的手稿本外，还有1956年古籍刊行社由王利器任责任编辑影印出版的手稿本，排版印刷本则以1938年《鲁迅全集》本为最早，戴明扬参校的便是《鲁迅全集》本。据顾农先生考证，《鲁迅全集》本正是鲁迅最后校定本（即1931年本），1956古籍刊行社本则是1924年本，而《嵇康集校注》的“出版说明”误解戴明扬参校版本非定本，颠倒了鲁迅这两个《嵇康集》版本的时间关系，顾先生在《关于鲁迅校本〈嵇康集〉手稿》一文中均做了校正，可参考。
当然，戴明扬并非全盘照搬鲁迅校语，而是在校勘过程中审慎选择，对鲁迅校本中抄辑误夺衍讹之字进行了指正。检《嵇康集校注》，为周校本指误共41条，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戴明扬一般是先出校吴钞本，再指出鲁迅校本的讹误，还是很有说服力的。鲁迅校《嵇康集》常见的排印本有两个《全集》本、《鲁迅三十年集》本、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本等四种，在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梓行后，1973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校改了十处文字，1999年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本《嵇康集》亦为此新出十二条校记，进一步完善鲁迅《嵇康集》校本，由此亦可窥戴氏《嵇康集校注》对鲁迅研究的促进作用。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还出校清陆心源皕宋楼藏钞校本50条、叶渭清《校记》28条、朱珔《文选集释》16条等，这些都是鲁迅《嵇康集》没有参校的内容。姚莹所编《乾坤正气集》中收有嵇康散文九卷，鲁迅认为其“无所正定，亦不复道”，戴氏还是出校了两条，说明他认真比勘过这个版本。而像宋刘清之《戒子通录》选录了嵇康《家诫》，戴氏亦据此出校12条，足见他搜集材料的细密。
至于戴明扬梳理《嵇康集》称题序次、集录嵇康相关诗文评语、考证嵇康诗文遗佚、辨证嵇康诗文真伪、考镜《广陵散》的源流等重要材料都集中在《嵇康集校注》之中，这部著作确实是一部文献价值颇高的古籍善本，可惜该书一印之后一直没有再版，给学术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参考文献：
［1］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隆昌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5..
［2］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Z］ //鲁迅博物馆,选编.鲁迅回忆录.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43.
［3］出版说明［M］//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顾农.关于鲁迅校本《嵇康集》手稿［J］.鲁迅研究月刊.1994,（8）.
［5］王绍光,单世联,等.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J］.开放时代，2008,（1）.
［6］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C］//陆宗达,主编.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42.
［7］殷孟伦.忆量守师［C］//陆宗达,主编.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5.
［8］鲁迅全集（第13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52.
［9］杨宗稷.杨氏琴学丛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10］戴明扬.校补天问阁集跋［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5（第八卷第三号）.
［11］陆宗达.《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跋［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6年（第六卷第一号）.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40.
［13］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79.
［14］鲁迅.嵇康集序［M］//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6.
（责任编辑 岳毅平）
关键词：戴明扬；鲁迅；《嵇康集》；《嵇康集校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181－007
戴明扬（1902—1953），一作名扬，字荔生，四川省隆昌县龙市镇人。192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9年毕业，先后在河北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从事过教学科研工作。《隆昌县志·人物》有“戴名扬传略”［1］766。《嵇康集校注》是戴明扬遗著，也是戴明扬学术代表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提及《嵇康集》的整理，学术界多瞩目鲁迅先生。许寿裳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2］ 与鲁迅同期开始校勘《嵇康集》的还有叶渭清与戴明扬，叶渭清的校勘成果分期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没有引起较大关注，倒是戴明扬《嵇康集校注》采纳了叶氏校勘的大量成果。戴明扬的校注本“是一部研究嵇康生平和作品较为完备的专集”［3］，在梳理旧注的基础上，重点引录嵇康之前的文字用例作为注解，再择要附录明、清诸人评语于各篇之后，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但与鲁迅校勘的善本相比较，不免学界高下之评议，如顾农说：由于戴氏“始终以黄刻本为底本，搞起校勘来颇费事，例如他用丛书堂钞本校底本时，就须说原钞如何，墨校如何，朱校如何，说起来费力，读起来也吃力”。［4］顾先生就选择底本一端来讨论校勘学上的一般问题，的确不难看出，鲁迅校本简洁清晰，便于研读；戴氏校注本则引录繁复，不便初学。然而，正是戴氏不厌其烦的校注，还原了《嵇康集》诸多校本的本来面貌，辛勤的校勘之功还是令人肃然起敬。兹不揣浅陋，就戴明扬校注《嵇康集》的原因始末及其校注特点等略作探讨如下。
一
在“第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暨第二届思想史论坛”上，单世联先生评论舒炜的主题发言时说：“古典文学专家戴明扬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校注嵇康，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嵇康集校注》。中国魏晋时期的诗人嵇康，是与政府不合作的典范，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戴明扬先生校注嵇康有没有特别的政治关怀？假如说，他有这种考虑，在新形势下表彰知识分子不合作的精神，是不是以甚至对立的方式和当时的当代中国文化对传统的重构有关系呢？”［5］单先生只是信手拈来的例证，从这段例证至少可以提供两个信息，一是戴明扬校注《嵇康集》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二是戴明扬校注《嵇康集》的原因可能有特别的政治关怀。单先生只是即兴发言，录音整理者也没有具体考证这段例证的时间悖论，五十年代末，戴明扬已去世多年，实际上，戴明扬早在就读北京大学时就开始校注《嵇康集》。陆宗达《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一文说：“有一次，一位叫戴明扬的同学注释《稽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历来无人讲清。戴请教多人，都未得到解释，便让我引见他去求教季刚先生。季刚先生立即找出证据，说明‘交赊’是六朝语，义即‘远近’。戴明扬惊服而去。”［6］查《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戴明扬1929年毕业，陆宗达早一年毕业，戴氏请陆宗达引见求教黄侃先生或在1928年前。结识黄季刚先生后，戴氏更就学于黄侃，入黄门弟子之列。殷孟伦《忆量守师》回忆：“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我京沪，我随先生到北平避难，卜居前外长巷上四条……当时先生门人在京者，有骆绍宾、陆颖民、戴名扬、刘子植、周馥、朱臾卿等请先生讲学，我亦侍席。先生乃为说文字声韵训诂相关之理。”［7］戴明扬1931年已成为黄侃门人，要求教老师自不必他人引见，由此可进一步推断，戴明扬校注《嵇康集》开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当然，校注《嵇康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如1935年台静农寄送《四部丛刊初编》本《嵇康集》给鲁迅，曾朱笔过录戴明扬的校勘批注，鲁迅在九月二十日致台静农回信中便批评戴氏校本，“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8］，可见那时戴氏校本还不够精细，在断文定字上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也许是台静农转达了鲁迅的意见，戴明扬认识到吴钞本的重要意义，《嵇康集校注·例言》认为《嵇康集》“以吴钞本原钞为胜”，《参校书目》著录“明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时亦认为“原钞多是，而校改每非”，正是从善如流的学术品格，推动戴氏校注《嵇康集》的工作又前进了一大步。据许寿裳致许广平信，1937年，许寿裳在整理《鲁迅全集》时，《嵇康集》序文中空白不易填，便曾托戴荔生填入，可见戴明扬在《嵇康集》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当时有一定的权威性。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戴明扬参校《全集》本《嵇康集》，《嵇康集校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嵇康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戴氏于1941年10月重订《圣贤高士传赞》，并以《圣贤高士传赞校补》为题发表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2年第2期，又撰写《与嵇茂齐书作者辨》，发表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4年第4期。可以说，校注《嵇康集》付出了戴先生辛勤的劳动，倾注了毕生精力。
然而，戴氏如此致意《嵇康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窃以为并不完全是因为嵇康其人与政治的原因。首先，戴明扬接触嵇康的机缘或许是因为《广陵散》与古琴曲。戴氏《广陵散考》说：“予少好雅琴，因颇留心其故实，昔年谒杨时百先生，见案上稿有说嵇叔夜《广陵散》者，叩以此曲之情致，先生曰：‘此杀伐之声也。’时已入夜，遂未竟谈，即听《渔歌》一曲而别，其后先生忽归道山，不能请益矣。迨先生书出，始获观其全文，与予意略有不合，乃更详考之，作为此篇，区以十目。”这里是讲自己写《广陵散考》的动机与始末，也正是戴氏研究嵇康的开始。杨时百，即近代琴学大师、中国古琴“九嶷派”创始人杨宗稷（1865—1933），湖南宁远人，编著《琴学丛书》四十三卷，其《琴镜续》有《广陵散古减字指法解》（作于“戊辰腊月既望”，即1929年1月）、《广陵散史事轶闻杂录》、《广陵散》琴谱及跋（作于“丁卯六月望日”，即1927年7月）［9］。戴明扬能与杨宗稷谈论《广陵散》，说明他比较熟悉《广陵散》，也许能够弹奏此曲，并有较深入的研究。由此不难推测，戴明扬就读北京大学时，因《广陵散》而拜访杨宗稷，因杨宗稷论证《广陵散》及其各种史事轶闻而研究嵇康，撰写《广陵散考》连载于《辅仁学志》1936年第5卷第1—2期合刊，这应该是戴明扬研究嵇康的最初成果。 其次，古籍整理与考证是戴明扬的学术研究方向，坚持不懈从事《嵇康集》的校注工作亦有学科原因。《隆昌县志·人物传略》说：“戴名扬在北大读书时，曾以朴学是否与时相悖就教于鲁迅、黄季刚，得两先生指教，进致力于古文献研讨。”［1］766三十年代，戴氏又与黄侃学习声韵训诂之学，后又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从事《一切经音义》等典籍整理工作，综其学术经历，亦始终致力于古籍校考与订补工作，颇有朴学之风。戴明扬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校补明末李长祥《天问阁集》，再是编辑《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再是校注《嵇康集》。
1935年戴明扬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三号发表《校补天问阁集跋》，介绍了校补经过。戴明扬广泛搜集《天问阁集》各种版本及总集选本，在清赵之谦鹤斋丛书本、求恕斋刊本、民国三年达县李氏补刊本、周栎园《赖古堂文选》及《尺牍新钞》、谢石臞之文的李长祥序等基础上，以补刊本为主，校补《天问阁集》［10］，可惜稿本未见，实属古籍整理一大憾事。
《一切经音义》的整理工作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一项重要古籍整理项目，从1922年沈兼士命整理此书开始，分“标记”、“编目”、“纂辑”、“通检”四目全面开展工作，戴明扬从1930年夏接手“引用书索引”工作，次年二月完成索引，“审校钩比，作成初稿”［11］，撰写《编辑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索引〉之经过》，确定了编排“凡例”，1933年春重加校定，又以原书多奇字别体，未能付印，戴明扬1934年夏去职，最终改由陆宗达接替完成这项工作。《一切经音义》整理工作最初由黄文弼、欧阳道达、魏建功、张挹兰、原孝友、张鹏等担任，戴明扬能参与进来，说明他古籍整理功夫是得到认可的。《嵇康集校注》中引《一切经音义》释义者凡五条，当得益于此时的古籍整理工作。
既有鲁迅、黄侃等名师指点，又专门从事古籍校补整理工作，戴明扬校注《嵇康集》自然可以认为是学术研究方向的原因，戴氏正如清儒朴学，乃“为学问而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12］，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必追究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关怀。
事实上，《嵇康集》流播散佚，至宋代已不复其全，明代又纷纷辑集，抄本、刻本一时并起，各类总集选本广泛选录，导致异文百出，《嵇康集》确有校勘整理之必要。叶渭清从1930年到1935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二号、第五号，第五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九卷第六号陆续发表《嵇康集校记》，正说明《嵇康集》整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然而，叶氏《校记》仅就异文字句出校，未录全文，校勘也比较简单，《嵇康集》还是缺少权威的版本。鲁迅校本又因各种原因，迟迟不能付梓。这都是戴明扬孜孜于《嵇康集》校注的原因。
最后，鲁迅反复校勘《嵇康集》，多次强调嵇康的文化意义，客观上对戴明扬的学术方向产生了影响。鲁迅从1913年开始校勘《嵇康集》，每次觅得新版本就校勘一次，《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五函便收录了1931年本、1924年本、1915—1922年本、1913年本及零星散叶手稿共五册，可见其用力之勤［4］。鲁迅自己也在与朋友书信往来中反复提及《嵇康集》校勘问题，并不断撰写嵇康研究论文，如1924年撰《嵇康集序》，又陆续写出《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1926年撰专题论文《嵇康集考》，特别是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重点谈论嵇康、阮籍，曹聚仁盛赞：“鲁迅那回讲演中，对嵇康、阮籍有极精彩的描述，他是千百年后嵇康、阮籍的知己。”［13］鲁迅这些研究进一步提高了嵇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推动嵇康研究成为彼时一个热点。受鲁迅影响，戴明扬选定《嵇康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嵇康人格精神的影响，戴明扬在1948年任四川大学教授期间，敢于正色斥责蒋介石“不学无术”，这也许就是戴氏坚持校注《嵇康集》而养成的特殊政治情结吧。
二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以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仿宋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清陆心源皕宋楼藏钞校本、明程荣刻本、明汪士贤刻本、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本、明张溥《百三家集》本、清《四库全书》本、清潘锡恩刻《乾坤正气集》本、鲁迅校本、叶渭清《校记》及诸家类书总集，在诗文末尾附录明清诸人评语，最后附录佚文、目录、著录考、序跋、事迹、诔评、圣贤高士传赞、春秋左氏传音、吕安集、广陵散考、参校书目等，比较全面辑集了嵇康相关文献资料，是不同于鲁迅《嵇康集》的一个新版本，具有自身特点。
1.充分利用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
《嵇康集校注》据“吴钞本”出校1300余条，充分利用了吴钞本。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黄本漏落较多，不成句读者，依吴宽丛书堂钞本补入。检《嵇康集校注》，据吴钞本补入者共计11处125字，详见下表：
检鲁迅校本，均已出校各本夺漏字数，与此同，可知戴氏校注的精密细致。另外戴明扬还据吴钞本原钞断是判非，校正文字。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朗月照轩”下注：“‘朗’吴钞本原钞作‘明’，墨校改。案由李注观之，作‘明’是也。”《重作四言诗七首》“颜回短折，不及童乌”句，戴氏在出校吴钞本“不”作“下”后，引《读书续记》证成吴钞本字佳：“‘下’字是，盖《郎顗传》虽有十八而亡之说，然尚胜于童乌，此盖言颜回以及童乌，皆从役神致短折也。”又，《郭遐叔赠诗》“愿各保遐心”下注：“‘心’吴钞本原钞作‘年’，墨校改。案原钞更合。”《与阮德如诗》诗“念隔怅忧叹”下注：“‘怅’张本及《古今诗删》、《诗纪》作‘增’。此句吴钞本原钞作‘念鬲怅增叹’，墨校改，案原钞是也。”
其次，吴钞本朱墨两校改从明刻，原钞有异者，皆校出。如《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流俗难悟”句注：“‘俗’吴钞本作‘代’，‘悟’吴钞本原钞作‘寤’，墨校改。”墨校改从刻本，出校原钞异文。此“流代难寤”费解，墨校改或不误，戴氏如此出校得窥吴钞本面貌，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如《郭遐周赠诗》“归我北山阿，逍遥以倡佯”句注：“‘倡’吴钞本原钞作‘相’，墨校改作‘倘’”。很明显，墨校从他本之误，“聊逍遥以相佯”见于宋玉《九辨》，应以原钞为是。又如《述志诗》“多念世间人”，吴钞本原钞作“谢”，“荣华安足为”，吴钞本原钞作“何”，墨校均改从刻本，原钞与刻本用字于义皆通，戴氏出校异文，有很高的校勘价值。 最后，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屡经涂改，戴氏不厌其烦，详细出校改涂信息。吴宽丛书堂藏钞校本原藏京师图书馆，是鲁迅《嵇康集》校本的底本，但辗转传承，被反复校改涂抹，“先为墨校，增删最多，且常灭尽原文，至不可辨；所据又仅刻本，并取彼之讹夺，以改旧钞。后又有朱校二次，亦据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辄复涂改，改悉从同。盖经朱墨三校，而旧钞之长，且泯绝矣”［14］。戴明扬亦谓：“钞者非一手，钞校不同时，且墨校朱校，亦皆非一次……知吴钞本之墨校，且有出于清代者矣。”虽然如此，鲁迅、戴明扬都认为，吴钞本是较胜版本，鲁迅《嵇康集》较好传承了吴钞本。然而，这本珍贵的《嵇康集》却于解放前被美、蒋劫往美国，幸亏鲁迅、戴明扬校勘本保留了这个版本的大量信息。
为区别起见，戴明扬校注时以“原钞”、“改钞”、“墨校”、“墨笔”、“朱校”、“朱书”等校语出校，与鲁迅校注仅称“旧校”相比，所提供吴钞本信息要详细一些，也为研究吴钞本流变提供了相关资料。如《阮德如答诗》“舒检话良讯”句，吴钞本“检”字、“话”字均有涂改，戴校：“‘检’字吴钞本涂改成‘衿’，原钞不可辨。周校本曰：‘疑亦“检”字。’‘话’字吴钞本亦涂改而成，原钞似作‘诏’。”鲁迅在“检”字下校：“字从刻本。旧校为‘衿’。原字灭尽，疑亦‘检’字。”戴氏校语确实繁琐一些，但既校出了涂改文字，又指出原钞情况，对了解吴钞本信息还是不无裨益。
2.合理利用鲁迅校本，并校正鲁迅《嵇康集》
鲁迅校本是《嵇康集》善本，戴明扬称“周校本”与“周树人曰”，在《校注》中出校170条，较合理地利用了鲁迅校本。鲁迅《嵇康集》校本有多个版本，除《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中的手稿本外，还有1956年古籍刊行社由王利器任责任编辑影印出版的手稿本，排版印刷本则以1938年《鲁迅全集》本为最早，戴明扬参校的便是《鲁迅全集》本。据顾农先生考证，《鲁迅全集》本正是鲁迅最后校定本（即1931年本），1956古籍刊行社本则是1924年本，而《嵇康集校注》的“出版说明”误解戴明扬参校版本非定本，颠倒了鲁迅这两个《嵇康集》版本的时间关系，顾先生在《关于鲁迅校本〈嵇康集〉手稿》一文中均做了校正，可参考。
当然，戴明扬并非全盘照搬鲁迅校语，而是在校勘过程中审慎选择，对鲁迅校本中抄辑误夺衍讹之字进行了指正。检《嵇康集校注》，为周校本指误共41条，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戴明扬一般是先出校吴钞本，再指出鲁迅校本的讹误，还是很有说服力的。鲁迅校《嵇康集》常见的排印本有两个《全集》本、《鲁迅三十年集》本、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本等四种，在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梓行后，1973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校改了十处文字，1999年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本《嵇康集》亦为此新出十二条校记，进一步完善鲁迅《嵇康集》校本，由此亦可窥戴氏《嵇康集校注》对鲁迅研究的促进作用。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还出校清陆心源皕宋楼藏钞校本50条、叶渭清《校记》28条、朱珔《文选集释》16条等，这些都是鲁迅《嵇康集》没有参校的内容。姚莹所编《乾坤正气集》中收有嵇康散文九卷，鲁迅认为其“无所正定，亦不复道”，戴氏还是出校了两条，说明他认真比勘过这个版本。而像宋刘清之《戒子通录》选录了嵇康《家诫》，戴氏亦据此出校12条，足见他搜集材料的细密。
至于戴明扬梳理《嵇康集》称题序次、集录嵇康相关诗文评语、考证嵇康诗文遗佚、辨证嵇康诗文真伪、考镜《广陵散》的源流等重要材料都集中在《嵇康集校注》之中，这部著作确实是一部文献价值颇高的古籍善本，可惜该书一印之后一直没有再版，给学术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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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岳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