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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心态史和情感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治时期日本人的长安游记，就会发现“历史情感”在日本文化记忆中的投射，使置身于长安的日本旅行者更自觉地将地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合一，这种走向深度的游史方式必然相对忽视建筑、广场、旅店、市民、饮食等构成城市形象的重要成分。与西方人注重写横向的、空间的流动景观不同，明治日本人对长安的描述，因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而掩盖了清末长安应有的城市样态，从而在游记内容和表述方式上呈现出单一、重叠的特征。这既与奔赴长安的旅行者身份极为集中、单纯、旅行线路的单一有关，同时也不能忽视清末长安不承担与日方交流的政治、经济、交通枢纽，城市功能较为单纯这一史实。
关键词：日本文学；中国纪行；长安；都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I31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026－007
对日本人来说，长安几乎是凭借古典文献和历史记忆堆积起来的一个华丽幻象，自古以来就与遣唐使、盛唐气象、《长恨歌》、牡丹花、丝绸之路等关键词密切相关。尽管近代之后中日之间的互看出现了“错位”，但这种集体无意识所催生出的期待视野，仍然影响了明治日本人的长安游记。抱有这种前期待的实地踏查，往往容易导向两种结果：当现实与期待相符时产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现实和期待背离时产生的失落感与哀愁感。无论是因认同带来的喜悦，或是因失落引起的惆怅，都是一种情绪性感受，一旦留下此地并非长安的莫名惊诧，或不愧是长安的由衷喜悦，都会影响“看”长安的客观性。然而，旅行者对异国城市的观察或描述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长安形象的真伪并不能决定形象本身的审美价值，因此绝不能以简单的“是与非”来评价，而应该考察注视者的文化基因与形象生成之间的深层动因，即日本文化与长安的深层关系。
一
日本外交官竹添进一郎，曾于1876年间深入中国西部川陕地区游历，其《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以优雅的汉文体记载了清末长安的形象：“午抵西安府，即古长安。自周及秦汉，至符秦姚秦后，周隋唐并都于此。被山带河，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者。”［1］39如果说游记所传递出来的异国城市形象，首先是通过词汇、话语和修辞方式等文学性介质实现，那么通过竹添进一郎的描述，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尤其关注。
（一）竹添进一郎对长安形象的表述，并非是对城市景观进行单纯的文学性置换，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官修文献的色彩，且与中国传统文人常用的表述形式重叠。如于咸丰元年（1851）前往新疆叶尔羌任帮办大臣的倭仁，他在《莎车行记》对长安的描述正是“被山带河，天府之国，规模宏阔，亚于燕京” ［2］四句。可见，因为特殊的文化连带关系，竹添氏并未将长安作为“他者”来描述，仅从其表述方式来看，也大有“此身未做长安客，青山绿水已旧知”之感。
（二）与表述方式相关，竹添氏在游记中对清末长安城市景观的描写少之又少，仅有“圂圊之设”这一笔。据《栈云峡雨日记》，竹添进一郎滞留长安之际，因“腹痛下利”并未走访太多古迹名胜，却独独记录了中国茅厕的肮脏不堪：“北地又无圂圊，人皆矢于豚栅。豚常以矢为食，瘦削露骨，有上栅者，嘻嘻聚于臀边，驱之不去，殆不能堪。此地始有圂圊之设，虽不净洁，亦胜于无矣。”［1］39如果说“茅厕问题”是明治时期诸多日本人始破平生想象之中国的起点，似乎也不为过。内藤湖南在其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中也曾抱怨“一大茅厕”问题，甚至说“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3］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人“肮脏”的套话与明治日本人的中国观，许多学者对此已有精妙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关注的是，在“茅厕”这一现实问题之外，竹添氏对于清末长安的描述仅有十字：“府城规模宏壮，街市填咽”。［1］39这种描述究竟是来自历史文献还是现实印象，尚值得商榷。
（三）对于在出行之前，喜欢搜集旅游情报的日本人来说，《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对清末长安的记载尽管零星，却因为是近代之后日本人留下的关于长安城最早的见闻录，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便具有了“原典性”意义。甚至像桑原騭藏这样严谨的学者，在赴长安旅行之时，也曾以竹添氏日记为旅行指南。（1）大概竹添氏本人也未曾料想到，昔日寥寥几笔，一旦被作为游记来反复阐释和解读时，所释放出的长安形象如何影响了后来者的游记叙事。
与竹添氏日记中表述长安的方式类似，桑原騭藏、宇野哲人、冈仓天心等人的长安游记，其修辞方式同样不乏中国官修文献影响的痕迹。另外，他们大都有良好的汉学修养，因此在游记中特别注重以诗文相佐行旅之思，颇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咏史风范。但是，他们过于注重对长安历史情感的抒发而相对忽视对现实景观的描摹，过于注重纵向的、深度的历史思考而相对忽视横向的、瞬间的空间印象。当这些文本作为游记被后世不断言说时，难免给近代日本传递出这样一个长安形象——只有深度没有平面，只有历史没有日常，厚重有余而灵动不足，因而是凝固的、厚重的、单一的古都形象。
事实上，桑原騭藏的《长安之旅》更应该看作是一项学术成果的调研报告，尽管这部著作一直被日本学界视为明治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典范。出于学术考察特意前往长安访古的桑原騭藏，作为日本文部省选派的留学生，确实需要将考察见闻撰写成旅行报告递交。因其报告极具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文部省特将其转交给《历史地理》杂志分期连载，题名为《雍豫二州旅行日记》，即《长安之旅》。因此说桑原氏不过是以学者的严谨、诗人的感伤和中国诗话式的叙述方式，详细记述了1907年代长安的建筑宫墙、陵墓碑碣、寺院楼阁、府兵制度等史迹也不为过。与竹井氏的观察视角相比，桑原騭藏的长安观察更近一步地向历史收缩，至于长安彼时之市井风俗、日常细节几乎没有提及。尤其是作为游记不可或缺的，那种第一次踏上异国城市，由惊异感和新鲜感带来的瞬间印象，在整个文本中也是缺席的。
随之产生的联动反应是，当《长安之旅》作为游记范本被日本读者接受时，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文化反射和，难免会形成这样的想象公式——“长安=重叠的历史+缺席的日常”。换言之，作为游记的《长安之旅》，是近代之后第一次在严格意义上向日本社会传递出长安形象的，而这一形象与其说是来自桑原氏本人裸眼的、直观的认识，不如说是几千年来日本人长安想象的一大浓缩，是一种在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下的“文化还乡”。 在探访曾经辉煌的史迹的同时，桑原氏毫不吝惜对长安城衰落的种种感慨：“周、秦、汉、唐之帝都，其位置大体可以推知，但当时实际规模结构几不可知。悠悠三千年，何处没有陵谷、沧桑之变呢？而于长安觉其变化尤甚。”［4］39桑原氏还不断引用诗文来强调其凭吊怀古的失落感：“汉国山河在，秦陵草树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4］37值得注意的是，引起桑原氏伤感的原因，就在于长安的沧桑巨变。而桑原氏不断强调的一个“变”字，不正说明在其第一次踏上长安之前，心目中已经有一个“旧知长安”？这个“旧知长安”既是从久远的文献典籍、文物遗迹这些具有存在感的实物中习得，又是从遣唐使的长安体验、唐诗中的长安意象等这些软性情感中的无意识累积。这个“旧知长安”更是一种经验，是由历史情感和文化前理解凝成的一种巨大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控制着日本人描述长安的方式，以至于其游记文本中总有中国传统方志的味道。
“据说现在府城呈长方形，周长四千三百九十丈，即相当于二十点三里，东西相距七点六里，南北相距四点五里。城门有四，东曰长乐，西曰安定，南曰永宁，北曰安远。城壁坚固，角楼壮观，所有一切均胜洛阳几筹。” ［4］39 类似的数值罗列在整本游记中比比皆是。如果说学者习惯的思维方式总是科学的、严谨的，因此他们对长安的表述，也总是遵循大体固定的格式——公式化的描述、索引式的考据和无处不在的文献佐证，那么就不难理解桑原氏会用这种反映权力等级的周长来描述城墙，而对现实的长安生活场景几乎未曾考量。
与桑原騭藏同时游历长安的宇野哲人，曾每夜剪烛，将日间见闻梳理成文，之后以书翰的方式寄给故乡之父母妻子。因此与桑原氏《长安之旅》类似编年体相比，宇野哲人的《长安纪行》则更多地融入了个人的感情。宇野哲人自塘沽上陆，经天津至北京，将其一路见闻密密实实道来。他对塘沽港口的肮脏混乱与天津租界的繁华富丽大发感慨之后，又细述北京房屋、道路、摊贩及叫卖种种。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北京城中的家畜、水果、澡堂、杂耍和戏院，对中国的对联、百果粥、祭灶、春节等民俗的观察也极为仔细。然而一踏上长安之地，这些观察的触角似乎就自动关闭了，只剩下对这汉唐故都的“行客凄然，伤心不堪”之感。
“离京南下以来，已十有七日，行程千余里，今日得入长安，夙志是酬。……然一度脚踏崤函，此身已是汉唐之人，秦岭、泾渭则不待言，小至一草一木，无不在诉说旧史。予于此淹留旬余，庶几可徜徉帝都之大道，缅怀帝都之旧影。”［5］由此可见，宇野哲人与桑原騭藏在传递长安形象的方式上，并无太大差别，其游记《长安纪行》中描述现实长安街景见闻的语句仍然乏善可陈。
这种单调的形象同样见之于冈仓天心的纪行中。冈仓天心曾于1893年和1906年两次到访西安，第一次是为了考察中国的风土和古代的美术，第二次则是为波士顿美术馆购买美术品。尽管两度踏入崤函之地，冈仓天心对长安的描述仍然难脱“花向玉环坟上落，鸟过杜甫墓边啼”这种咏史的窠臼。他曾如此感慨：“黄泥千里马蹄痕，杨柳一村水一村。除却英雄美人墓，中原必竟是荒原。”［6］既然中原之地已是“荒原”，那昔日古都也不过是“废都”而已。这种注重历史的、深度的、叠加的游记叙事，而忽视空间的、现场的、生动的观察和描写，所传递出的长安形象必然是只有历史而没有生活的“荒都”、“废都”，甚至是“死都”的形象。
二
与明治日本游记中倾向于对长安做深度的、历史的考古不同，对长安相对缺乏文化归属感的美国人，极善于在文本中表现那种猎奇的心理、新鲜的印象和不厌其烦地叙述日常景物的激动。1901年美国《基督教先驱报》记者尼科尔斯被派往中国，以了解当时发生在陕西省的大饥荒状况。尼科尔斯根据本次见闻写成的《穿越神秘的陕西》一书，第一次将神秘而古老的西安展现给西方世界。“没有人知晓西安城由何人在何时建造。就此问题，基于过去发现的所有证据，我倾向于相信，当诺亚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西安城已经与今天的状况相差无几了。”［7］64 在对西安城的古老感到吃惊的同时，尼科尔斯对于城墙等历史建筑，则表现出异常的惊诧：“在西边的地平线上，我很快就发现了乍看上去好像一列低矮山丘的屏障。山脊线不时地被尖耸的山峰打断，好像是小型的山顶。当我们走近它们时，轮廓的棱角便清晰可见了，这使得我首先怀疑它们可能是其他东西而并非山丘。”［7］63因为尼科尔斯对长安史迹并没有“经验”，因此才会犯将城墙视为山丘这种“错误”。
与此类似的情形是，对长安历史沿革的陌生，导致大部分西方游记描述长安史迹的时候过于小心翼翼，有时甚至出现了一些错误和偏差。另外，以尼科尔斯为首的西方旅行者，多喜欢描述空间向度的西安城，传递出一种典型的“他者”形象，而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最初都来自于裸眼的瞬间印象。尼科尔斯在“西安城与西安人”一章，仔细记录了西安城的建筑、街道、商业店铺、广场及市民样貌等。“我们骑马穿过长逾3英里的街道，两侧的店铺、钱庄和市场鳞次栉比。手推车、官员的轿子、骑马的人都在涌动的人群中穿行，到处都是人们忙于生计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景象。” ［7］64
1908年，美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组建了一支前往中国北方的科学考察队，在其旅行笔记《穿越陕甘》中，作者也津津乐道于西安城的市景百态：“在各类衙门前的开阔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摩肩接踵；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食物在这里制作出售，人们就在街上吃着东西；在广场上，小贩们在草编的席棚或者蓝布蓬下的货摊上兜售他们的商货。” ［8］49可以说，美国人注重空间叙事的游记方式，与日本人注重历史叙事的游记方式迥然不同。
从描写华清池的片段，最能体现出二者的差别。尼科尔斯试图通过对华清池建筑的描述，探讨“中国人缺乏美感”这个命题。他以近乎诗人般的抒情笔调描写了这片灰色土地上，亭、湖泊、阳光如何变奏出哲学般的美。他用大量篇幅讨论空间的延展与哲学、美学的碰撞，而很少谈到历史，只是简单提及根据铭文记载，“这处温泉由2000年前统治中国的一位皇帝修建”。［7］61克拉克也仅是根据翻译官提供的一些简单资料来表述：“这些浴池最初是为康熙帝的皇后以及皇后的宫女们建造的，而皇帝本人则使用最先记述的那处华美的浴池。”［8］46对这段历史的相对陌生，同样见之于1927年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记载：“经过远处一扇城门，来到了山间一处洗硫磺泉浴的疗养地。周围乡村的人们都到这里来治病。由于有些病有传染性，我们有些犹豫不决。”［9］让斯特朗“犹豫不决”的华清池，在几乎同时抵达此处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眼中，则无异于一种福祉：“里面有五六个军人在洗澡，听说因为正在战争之中，此处眼下成了其联队的本部，真是好福气啊。一般人不允许入浴，但我们轻易地得到许可，温泉的浴池都是大理石做的，透过水底的紫色，温暖的泉水晶莹明亮，我们剥下衣服扑腾一声跳了进去，淹到脖子像要溶化一样，眼睛一闭上，美丽的历史便浮上心头。”［10］ 白居易《长恨歌》的风靡，以及日本民间流传的大量关于杨贵妃的传说，使华清池几乎成为了“爱与美”的象征，因此近代日本但凡赴长安者，几乎必游华清池，且常引用《长恨歌》的语句来引发思古之幽情。桑原氏在游历中且指点江山、且激昂文字，他对唐朝历史的洞见着实令人佩服：“唐室三百年的国运，至玄宗为之一顿，玄宗五十年的治政得贵妃为之一转。而贵妃的一生在华清宫与马嵬坡为始终。”［4］84寥寥几语，却道尽历史玄机。这种纵向的、深度的游记手法与美国游记关注空间的、现场的叙事法可谓天壤之别。
美国旅行者极善于横向对比西安与中国的其他城市，来强化西安的“古老”和“神秘”。如尼科尔斯认为，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西安城的规划可以说极其严密，它不同于中国大多数城市街巷盲目地四散开来，欠缺章法。但西安的商铺不如上海和某些南方城市富有商业气息，“银饰珠宝、象牙雕刻、玉制饰品很少在西安城的柜台出售。需求似乎更集中在那些更为实用的东西上，如丝绸、棉布和茶叶。”［7］ 67在城市娱乐方面，他提出西安没有“社交场合”，因为女性极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人越是富裕、发达，越会将自己家族的妇女与外界隔绝开来。” ［7］ 69另外，与上海、天津等外国租界、开埠港口的中国城市相比，西安有许多商铺出售酒类，但却没有酒吧。西安没有赌窟，没有罪犯和堕落者出没，也没有金碧辉煌有伤风化、挥霍放荡的场所。西安人对浮华、轻佻的娱乐并不感兴趣，因此戏院在这里并不像北京、上海那么成为城市重要的交际场所。总之，西安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城市”，因此尼科尔斯才会感叹，“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否还能发现比西安的古老家族传承更为久远的家族体系，那实在是令人怀疑。” ［7］ 69
尼科尔斯重笔描述的巡抚宅邸、公共广场、会馆、百货大楼、清真寺等近代西安城市景观（2），在同时期日本人的长安游记中几乎从未出现。与此相关，美国人笔下那些明朗的儿童、缠足的妇女、乞丐、小偷、衙役、马夫、鸦片烟鬼、货郎、变戏法的杂耍艺人、算命先生等人物群像，日本游记中同样未曾涉及。尼科尔斯曾饶有趣味地描述过一个马车夫偷钱的故事， 克拉克则满怀敬意地写到了马夫老赵：“老赵第一次以其过人胆识和天生神力引起我们关注，还是在赵庄宿营地的时候——他曾经为了给考察队取补给物资，从洪水滔滔的汾河中泅渡而过。正是由于老赵非常能干，我们挑选他跟随科布和格兰特前往西安府。”［8］39在日本旅行者笔下，鲜有对长安市民的描写。尽管在明治日本人游记中，曾记录了大量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中国人群，有写“人情质朴”者，有写“奸诈堕落”者，有写与官宦名流交往者，也有写人力车夫肮脏者，独独在日本人写长安时，活生生的长安人都没了踪影，只剩下对历史人物的点评。如桑原騭藏就曾有“董仲舒不过是一介纯粹的儒学者，并没有政治家的才干”［4］22这样精到的评语。
三
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中国曾作为日本上位国家的记忆，对应的主要城市空间是长安，遣唐使对长安“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将长安“幻象化”。与之相反，近代中日关系的倒错，决定了日本人对近代中国其他城市的观察是“自上而下”的，而对近代长安的观察则要复杂的多。细细考察明治日本游记中长安叙事重复、单一的原因，不难发现在前述的“历史情感”所引起的文化前理解和期待视野之外，也不能忽视这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旅行主体来看，与去中国其他城市的日本旅行者相比，赴长安者大多为对长安历史文化怀有极大热情、且汉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其旅行目的也多为文化考古。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国力度激增，政客、记者、教习、学者、商贾、军人竞相踏入中国，其动机不外乎三种：一为访古游历；二为调查情报；三为其他事务性借口。［11］在晚清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西安偏居西北一隅的地理位置，注定其与处于变革风口浪尖上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无法比拟，这就决定了赴长安旅行的日本人大多是以“访古游历”为目的，而并非做现实的“情报考察”。另外，“访古”这种传统的旅行方式多为有志之士追随古人遗志而行，因此实践者也多为学者、教习、留学生等知识分子，而很少有纯粹的政客、浪人、间谍、实业家等。
明治维新之后最早踏入长安的竹添进一郎，尽管名为政客，并历任天津领事、朝鲜常驻公使等职，但实质上仍是学者，辞官后一度于东京大学讲授汉学，且以《左氏会笺》、《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等研究著作而闻名。桑原騭藏作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从选定旅行路线，调查旅途里程，到查找古迹、文物，借阅并抄写有关的地志、考古录及前人的游记等，均精心以对，这足见其对长安之行的认真态度。宇野哲人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他对遗留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文化遗产深深热爱，甚至是顶礼膜拜，因此才欣然与桑原同往长安。曾两度踏入长安考察美术的冈仓天心，不仅是明治时期著名的美术家，也是重要的思想家、学者，其著作《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东洋的觉醒》、《茶之书》等，深受读者喜爱。由此观之，明治时期赴长安旅行的日本人，多是为学术考察而来的学者，囿于身份及学识的限定，他们对长安所抱有的“历史情感”更为激烈，这是其长安游记中过于倾诉历史感伤而忽视日常猎奇的原因之一。
其次，旅行线路的单一限定了观察视角多变的可能。陕西地处西北，经济落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虽有创设“陕西铁路公司”，拟修筑豫陕铁路陕段之议，但并未实现。这其中的缘由既与陕西在近代中国处于边陲的地理劣势有关，也不能忽视长久以来长安城对人思想的禁锢。尼科尔斯曾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提及与当时任陕西巡抚的李绍棻的对谈。尼科尔斯提出，如果能在陕西境内修筑铁路，将西安与中国其他城市连接起来，那将极有可能避免一场大饥荒。对此，李绍棻则如此回答：“我们能依靠铁路避免饥荒，那倒是真的，但是修建铁路连接不同地区有几个缺点。铁路会带来我们所厌恶的洋人，而洋人又让百姓丢掉饭碗。一条通往西安的铁路会剥夺数以百计家庭的谋生手段。”［7］76因此他才始终反对修筑铁路。
与西方旅行者大多选择经保定，过太原，沿汾河谷地，入陕西潼关后西行直达长安的路线不同，赴长安的日本旅行者，多为从北京出发至新乡，换乘道清铁路，由清化镇过孟津，一直到洛阳，自此向西走官道至长安。而所谓的官道，据《大清会典》及《续编陕西通志稿》记载，也不过是荒废的驿道。这段驿道上既有卫边壮士出征的场面，也有慈禧太后上演的闹剧。1878年左宗棠用兵西北时，为了解决官兵及转运军实的夫役和骡马的食宿及日用品供应，曾简单修缮过沿途一些驿站［12］，不过道路状况仍然极为恶劣。除了少数路段（如西安至潼关）宽度在三丈左右外，一般干线仅可并行二车，有的仅能过一车或一驮，交通工具也以畜驮和畜力车为主。［13］截至民国9年（1920年），全国修建的公路已达1100余公里，而陕西境内尚无一条公路。直到民国11年，西安至潼关间的公路才粗通，结束了陕西没有公路的历史。［14］ 据桑原騭藏《长安之旅》记载，他和宇野哲人于1907年9月3日发自北京前门车站，直到9月19日才过灞桥，其间乘火车、雇马车、骑马、坐船、步行历经半月有余的风雨，路途无比艰辛。旅行路线的单一和固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旅行者观察的视角。华山览胜、骊山温泉、灞桥折柳，这些情景几乎以相同的顺序反复出现在明治日本人的游记中。另外，旅行者在赴长安之前，为了方便旅行要做一些知识储备，必然会参考前人的路线和经验，甚至与其密切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游记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这也是促成明治日本游记中长安形象过于单一、重复的重要因素。
第三，从旅行目的地来看，西安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都之一，在清末中国几乎不承担与日方交流的政治、经济、交通的枢纽，西安城作为历史古都的单一功能，影响了日本游记的单一性。近代日本租界和驻华使领馆的建立，为日本人高密度、近距离地体验中国城市提供了可能，而这一切都与清末西安相去甚远。
近代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租界主要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开有租界的口岸有厦门、广州、镇江、九江、苏州、杭州和重庆等九个城市。从1872年开始，日本又先后在上海、福州、香港、北京、厦门等地设立驻华使领馆。另外，日本政府指定了从神户到上海、天津、大连等八条对华线路［15］，这无疑加速了日本人赴华的数量和频率。据统计，从1899年到1910年间在中国的日侨增加到35倍以上，而在北京的日侨其增长比率则从1897年到1903年增长到20倍。清末长安对明治日本人而言，很少具有政治、经济、交通等现实意义，因此与描写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其游记中对城市现实的、横向的考量自然会减少。
相较之下，西安近代化脚步的缓慢，决定了西安之旅是一场慢节奏的旅行。近代交通发展的滞后，生生将西安与外界隔离开来。港口的开放、租界的建立、外国人教育等一系列时髦问题、新鲜的玩意儿进不来，渭河流域的农产品也运送不出去，整个西安城便处于一种沉闷得近乎凝固的状态中。尼科尔斯曾设专节谈论“西安城与西安人”，他通过比较西安与中国南方城市、美国城市，从交通受限、观念保守、传统力量过于巨大等方面论述了西安城内在的固态性特征。对于美国人来说，近代西安与北京、上海差异过大，以至于斯特朗等人极力描写了西安的“中世纪”色彩——高耸的城门、成群的乞丐、饥饿的儿童、粗犷的风景、以及扮演拯救者的传教士。（3）而这在日本旅行者眼中，则是怀古的最佳之所。
总之，遣唐使时代的长安体验，经日本古典文学的酝酿、提纯，形成日本人潜意识中一种巨大的经验和记忆，正是在这种经验中堆积起的期待视野和前理解影响了明治日本人的长安游记。与同时期美国人偏重于对长安城市景观做横向的、空间的、流动的描述不同，日本人的游记中因对长安抱有的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而呈现出纵向的、历史的、非现实的描述方式。如果不在游记文本与创作语境间做简单、机械的对比，而是经由历史，特别是心态史和情感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治时期日本人的长安游记，就会发现“历史情感”的重要性。当日本旅行者以“历史”的态度描述长安时所使用的词汇、话语和修辞方式，被日本文学“套语化”、程序化后传递出了一个新的长安形象。若将这种自觉的文化反射现象置于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解读，就会导向一个有趣且极富意义的命题——明治时期日本人对长安的描述，因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而掩盖了其应有的城市样态，从而在游记内容和游记方式上均呈现出单一、重叠的特征。
注释：
（1）桑原騭藏曾在《长安之旅》中多处引用竹井氏日记中的汉诗来言说眼前之景。如“黄河左右两岸，土质疏松易凿，故居民穴居者甚多。我国竹井先生有诗曰……”。详见桑原騭藏《考史游记》。
（2）张晓虹在论文《旧秩序衰解前的内陆重镇———晚清西安城市意象解读》中，详细解读了尼克尔斯所描述的西安城市景观，详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斯诺、斯特朗、史沫莱特、海伦等美国记者均不同程度地描写了西安的中世纪色彩，以衬托红色圣地延安的整洁与文明。详见3S研究会所编的《斯诺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莱特文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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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岳毅平）
关键词：日本文学；中国纪行；长安；都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I31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026－007
对日本人来说，长安几乎是凭借古典文献和历史记忆堆积起来的一个华丽幻象，自古以来就与遣唐使、盛唐气象、《长恨歌》、牡丹花、丝绸之路等关键词密切相关。尽管近代之后中日之间的互看出现了“错位”，但这种集体无意识所催生出的期待视野，仍然影响了明治日本人的长安游记。抱有这种前期待的实地踏查，往往容易导向两种结果：当现实与期待相符时产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现实和期待背离时产生的失落感与哀愁感。无论是因认同带来的喜悦，或是因失落引起的惆怅，都是一种情绪性感受，一旦留下此地并非长安的莫名惊诧，或不愧是长安的由衷喜悦，都会影响“看”长安的客观性。然而，旅行者对异国城市的观察或描述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长安形象的真伪并不能决定形象本身的审美价值，因此绝不能以简单的“是与非”来评价，而应该考察注视者的文化基因与形象生成之间的深层动因，即日本文化与长安的深层关系。
一
日本外交官竹添进一郎，曾于1876年间深入中国西部川陕地区游历，其《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以优雅的汉文体记载了清末长安的形象：“午抵西安府，即古长安。自周及秦汉，至符秦姚秦后，周隋唐并都于此。被山带河，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者。”［1］39如果说游记所传递出来的异国城市形象，首先是通过词汇、话语和修辞方式等文学性介质实现，那么通过竹添进一郎的描述，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尤其关注。
（一）竹添进一郎对长安形象的表述，并非是对城市景观进行单纯的文学性置换，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官修文献的色彩，且与中国传统文人常用的表述形式重叠。如于咸丰元年（1851）前往新疆叶尔羌任帮办大臣的倭仁，他在《莎车行记》对长安的描述正是“被山带河，天府之国，规模宏阔，亚于燕京” ［2］四句。可见，因为特殊的文化连带关系，竹添氏并未将长安作为“他者”来描述，仅从其表述方式来看，也大有“此身未做长安客，青山绿水已旧知”之感。
（二）与表述方式相关，竹添氏在游记中对清末长安城市景观的描写少之又少，仅有“圂圊之设”这一笔。据《栈云峡雨日记》，竹添进一郎滞留长安之际，因“腹痛下利”并未走访太多古迹名胜，却独独记录了中国茅厕的肮脏不堪：“北地又无圂圊，人皆矢于豚栅。豚常以矢为食，瘦削露骨，有上栅者，嘻嘻聚于臀边，驱之不去，殆不能堪。此地始有圂圊之设，虽不净洁，亦胜于无矣。”［1］39如果说“茅厕问题”是明治时期诸多日本人始破平生想象之中国的起点，似乎也不为过。内藤湖南在其中国游记《燕山楚水》中也曾抱怨“一大茅厕”问题，甚至说“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3］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人“肮脏”的套话与明治日本人的中国观，许多学者对此已有精妙论述，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关注的是，在“茅厕”这一现实问题之外，竹添氏对于清末长安的描述仅有十字：“府城规模宏壮，街市填咽”。［1］39这种描述究竟是来自历史文献还是现实印象，尚值得商榷。
（三）对于在出行之前，喜欢搜集旅游情报的日本人来说，《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对清末长安的记载尽管零星，却因为是近代之后日本人留下的关于长安城最早的见闻录，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便具有了“原典性”意义。甚至像桑原騭藏这样严谨的学者，在赴长安旅行之时，也曾以竹添氏日记为旅行指南。（1）大概竹添氏本人也未曾料想到，昔日寥寥几笔，一旦被作为游记来反复阐释和解读时，所释放出的长安形象如何影响了后来者的游记叙事。
与竹添氏日记中表述长安的方式类似，桑原騭藏、宇野哲人、冈仓天心等人的长安游记，其修辞方式同样不乏中国官修文献影响的痕迹。另外，他们大都有良好的汉学修养，因此在游记中特别注重以诗文相佐行旅之思，颇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咏史风范。但是，他们过于注重对长安历史情感的抒发而相对忽视对现实景观的描摹，过于注重纵向的、深度的历史思考而相对忽视横向的、瞬间的空间印象。当这些文本作为游记被后世不断言说时，难免给近代日本传递出这样一个长安形象——只有深度没有平面，只有历史没有日常，厚重有余而灵动不足，因而是凝固的、厚重的、单一的古都形象。
事实上，桑原騭藏的《长安之旅》更应该看作是一项学术成果的调研报告，尽管这部著作一直被日本学界视为明治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典范。出于学术考察特意前往长安访古的桑原騭藏，作为日本文部省选派的留学生，确实需要将考察见闻撰写成旅行报告递交。因其报告极具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文部省特将其转交给《历史地理》杂志分期连载，题名为《雍豫二州旅行日记》，即《长安之旅》。因此说桑原氏不过是以学者的严谨、诗人的感伤和中国诗话式的叙述方式，详细记述了1907年代长安的建筑宫墙、陵墓碑碣、寺院楼阁、府兵制度等史迹也不为过。与竹井氏的观察视角相比，桑原騭藏的长安观察更近一步地向历史收缩，至于长安彼时之市井风俗、日常细节几乎没有提及。尤其是作为游记不可或缺的，那种第一次踏上异国城市，由惊异感和新鲜感带来的瞬间印象，在整个文本中也是缺席的。
随之产生的联动反应是，当《长安之旅》作为游记范本被日本读者接受时，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文化反射和，难免会形成这样的想象公式——“长安=重叠的历史+缺席的日常”。换言之，作为游记的《长安之旅》，是近代之后第一次在严格意义上向日本社会传递出长安形象的，而这一形象与其说是来自桑原氏本人裸眼的、直观的认识，不如说是几千年来日本人长安想象的一大浓缩，是一种在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下的“文化还乡”。 在探访曾经辉煌的史迹的同时，桑原氏毫不吝惜对长安城衰落的种种感慨：“周、秦、汉、唐之帝都，其位置大体可以推知，但当时实际规模结构几不可知。悠悠三千年，何处没有陵谷、沧桑之变呢？而于长安觉其变化尤甚。”［4］39桑原氏还不断引用诗文来强调其凭吊怀古的失落感：“汉国山河在，秦陵草树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4］37值得注意的是，引起桑原氏伤感的原因，就在于长安的沧桑巨变。而桑原氏不断强调的一个“变”字，不正说明在其第一次踏上长安之前，心目中已经有一个“旧知长安”？这个“旧知长安”既是从久远的文献典籍、文物遗迹这些具有存在感的实物中习得，又是从遣唐使的长安体验、唐诗中的长安意象等这些软性情感中的无意识累积。这个“旧知长安”更是一种经验，是由历史情感和文化前理解凝成的一种巨大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控制着日本人描述长安的方式，以至于其游记文本中总有中国传统方志的味道。
“据说现在府城呈长方形，周长四千三百九十丈，即相当于二十点三里，东西相距七点六里，南北相距四点五里。城门有四，东曰长乐，西曰安定，南曰永宁，北曰安远。城壁坚固，角楼壮观，所有一切均胜洛阳几筹。” ［4］39 类似的数值罗列在整本游记中比比皆是。如果说学者习惯的思维方式总是科学的、严谨的，因此他们对长安的表述，也总是遵循大体固定的格式——公式化的描述、索引式的考据和无处不在的文献佐证，那么就不难理解桑原氏会用这种反映权力等级的周长来描述城墙，而对现实的长安生活场景几乎未曾考量。
与桑原騭藏同时游历长安的宇野哲人，曾每夜剪烛，将日间见闻梳理成文，之后以书翰的方式寄给故乡之父母妻子。因此与桑原氏《长安之旅》类似编年体相比，宇野哲人的《长安纪行》则更多地融入了个人的感情。宇野哲人自塘沽上陆，经天津至北京，将其一路见闻密密实实道来。他对塘沽港口的肮脏混乱与天津租界的繁华富丽大发感慨之后，又细述北京房屋、道路、摊贩及叫卖种种。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北京城中的家畜、水果、澡堂、杂耍和戏院，对中国的对联、百果粥、祭灶、春节等民俗的观察也极为仔细。然而一踏上长安之地，这些观察的触角似乎就自动关闭了，只剩下对这汉唐故都的“行客凄然，伤心不堪”之感。
“离京南下以来，已十有七日，行程千余里，今日得入长安，夙志是酬。……然一度脚踏崤函，此身已是汉唐之人，秦岭、泾渭则不待言，小至一草一木，无不在诉说旧史。予于此淹留旬余，庶几可徜徉帝都之大道，缅怀帝都之旧影。”［5］由此可见，宇野哲人与桑原騭藏在传递长安形象的方式上，并无太大差别，其游记《长安纪行》中描述现实长安街景见闻的语句仍然乏善可陈。
这种单调的形象同样见之于冈仓天心的纪行中。冈仓天心曾于1893年和1906年两次到访西安，第一次是为了考察中国的风土和古代的美术，第二次则是为波士顿美术馆购买美术品。尽管两度踏入崤函之地，冈仓天心对长安的描述仍然难脱“花向玉环坟上落，鸟过杜甫墓边啼”这种咏史的窠臼。他曾如此感慨：“黄泥千里马蹄痕，杨柳一村水一村。除却英雄美人墓，中原必竟是荒原。”［6］既然中原之地已是“荒原”，那昔日古都也不过是“废都”而已。这种注重历史的、深度的、叠加的游记叙事，而忽视空间的、现场的、生动的观察和描写，所传递出的长安形象必然是只有历史而没有生活的“荒都”、“废都”，甚至是“死都”的形象。
二
与明治日本游记中倾向于对长安做深度的、历史的考古不同，对长安相对缺乏文化归属感的美国人，极善于在文本中表现那种猎奇的心理、新鲜的印象和不厌其烦地叙述日常景物的激动。1901年美国《基督教先驱报》记者尼科尔斯被派往中国，以了解当时发生在陕西省的大饥荒状况。尼科尔斯根据本次见闻写成的《穿越神秘的陕西》一书，第一次将神秘而古老的西安展现给西方世界。“没有人知晓西安城由何人在何时建造。就此问题，基于过去发现的所有证据，我倾向于相信，当诺亚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西安城已经与今天的状况相差无几了。”［7］64 在对西安城的古老感到吃惊的同时，尼科尔斯对于城墙等历史建筑，则表现出异常的惊诧：“在西边的地平线上，我很快就发现了乍看上去好像一列低矮山丘的屏障。山脊线不时地被尖耸的山峰打断，好像是小型的山顶。当我们走近它们时，轮廓的棱角便清晰可见了，这使得我首先怀疑它们可能是其他东西而并非山丘。”［7］63因为尼科尔斯对长安史迹并没有“经验”，因此才会犯将城墙视为山丘这种“错误”。
与此类似的情形是，对长安历史沿革的陌生，导致大部分西方游记描述长安史迹的时候过于小心翼翼，有时甚至出现了一些错误和偏差。另外，以尼科尔斯为首的西方旅行者，多喜欢描述空间向度的西安城，传递出一种典型的“他者”形象，而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最初都来自于裸眼的瞬间印象。尼科尔斯在“西安城与西安人”一章，仔细记录了西安城的建筑、街道、商业店铺、广场及市民样貌等。“我们骑马穿过长逾3英里的街道，两侧的店铺、钱庄和市场鳞次栉比。手推车、官员的轿子、骑马的人都在涌动的人群中穿行，到处都是人们忙于生计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景象。” ［7］64
1908年，美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组建了一支前往中国北方的科学考察队，在其旅行笔记《穿越陕甘》中，作者也津津乐道于西安城的市景百态：“在各类衙门前的开阔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摩肩接踵；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食物在这里制作出售，人们就在街上吃着东西；在广场上，小贩们在草编的席棚或者蓝布蓬下的货摊上兜售他们的商货。” ［8］49可以说，美国人注重空间叙事的游记方式，与日本人注重历史叙事的游记方式迥然不同。
从描写华清池的片段，最能体现出二者的差别。尼科尔斯试图通过对华清池建筑的描述，探讨“中国人缺乏美感”这个命题。他以近乎诗人般的抒情笔调描写了这片灰色土地上，亭、湖泊、阳光如何变奏出哲学般的美。他用大量篇幅讨论空间的延展与哲学、美学的碰撞，而很少谈到历史，只是简单提及根据铭文记载，“这处温泉由2000年前统治中国的一位皇帝修建”。［7］61克拉克也仅是根据翻译官提供的一些简单资料来表述：“这些浴池最初是为康熙帝的皇后以及皇后的宫女们建造的，而皇帝本人则使用最先记述的那处华美的浴池。”［8］46对这段历史的相对陌生，同样见之于1927年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记载：“经过远处一扇城门，来到了山间一处洗硫磺泉浴的疗养地。周围乡村的人们都到这里来治病。由于有些病有传染性，我们有些犹豫不决。”［9］让斯特朗“犹豫不决”的华清池，在几乎同时抵达此处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眼中，则无异于一种福祉：“里面有五六个军人在洗澡，听说因为正在战争之中，此处眼下成了其联队的本部，真是好福气啊。一般人不允许入浴，但我们轻易地得到许可，温泉的浴池都是大理石做的，透过水底的紫色，温暖的泉水晶莹明亮，我们剥下衣服扑腾一声跳了进去，淹到脖子像要溶化一样，眼睛一闭上，美丽的历史便浮上心头。”［10］ 白居易《长恨歌》的风靡，以及日本民间流传的大量关于杨贵妃的传说，使华清池几乎成为了“爱与美”的象征，因此近代日本但凡赴长安者，几乎必游华清池，且常引用《长恨歌》的语句来引发思古之幽情。桑原氏在游历中且指点江山、且激昂文字，他对唐朝历史的洞见着实令人佩服：“唐室三百年的国运，至玄宗为之一顿，玄宗五十年的治政得贵妃为之一转。而贵妃的一生在华清宫与马嵬坡为始终。”［4］84寥寥几语，却道尽历史玄机。这种纵向的、深度的游记手法与美国游记关注空间的、现场的叙事法可谓天壤之别。
美国旅行者极善于横向对比西安与中国的其他城市，来强化西安的“古老”和“神秘”。如尼科尔斯认为，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西安城的规划可以说极其严密，它不同于中国大多数城市街巷盲目地四散开来，欠缺章法。但西安的商铺不如上海和某些南方城市富有商业气息，“银饰珠宝、象牙雕刻、玉制饰品很少在西安城的柜台出售。需求似乎更集中在那些更为实用的东西上，如丝绸、棉布和茶叶。”［7］ 67在城市娱乐方面，他提出西安没有“社交场合”，因为女性极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人越是富裕、发达，越会将自己家族的妇女与外界隔绝开来。” ［7］ 69另外，与上海、天津等外国租界、开埠港口的中国城市相比，西安有许多商铺出售酒类，但却没有酒吧。西安没有赌窟，没有罪犯和堕落者出没，也没有金碧辉煌有伤风化、挥霍放荡的场所。西安人对浮华、轻佻的娱乐并不感兴趣，因此戏院在这里并不像北京、上海那么成为城市重要的交际场所。总之，西安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城市”，因此尼科尔斯才会感叹，“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否还能发现比西安的古老家族传承更为久远的家族体系，那实在是令人怀疑。” ［7］ 69
尼科尔斯重笔描述的巡抚宅邸、公共广场、会馆、百货大楼、清真寺等近代西安城市景观（2），在同时期日本人的长安游记中几乎从未出现。与此相关，美国人笔下那些明朗的儿童、缠足的妇女、乞丐、小偷、衙役、马夫、鸦片烟鬼、货郎、变戏法的杂耍艺人、算命先生等人物群像，日本游记中同样未曾涉及。尼科尔斯曾饶有趣味地描述过一个马车夫偷钱的故事， 克拉克则满怀敬意地写到了马夫老赵：“老赵第一次以其过人胆识和天生神力引起我们关注，还是在赵庄宿营地的时候——他曾经为了给考察队取补给物资，从洪水滔滔的汾河中泅渡而过。正是由于老赵非常能干，我们挑选他跟随科布和格兰特前往西安府。”［8］39在日本旅行者笔下，鲜有对长安市民的描写。尽管在明治日本人游记中，曾记录了大量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中国人群，有写“人情质朴”者，有写“奸诈堕落”者，有写与官宦名流交往者，也有写人力车夫肮脏者，独独在日本人写长安时，活生生的长安人都没了踪影，只剩下对历史人物的点评。如桑原騭藏就曾有“董仲舒不过是一介纯粹的儒学者，并没有政治家的才干”［4］22这样精到的评语。
三
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中国曾作为日本上位国家的记忆，对应的主要城市空间是长安，遣唐使对长安“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将长安“幻象化”。与之相反，近代中日关系的倒错，决定了日本人对近代中国其他城市的观察是“自上而下”的，而对近代长安的观察则要复杂的多。细细考察明治日本游记中长安叙事重复、单一的原因，不难发现在前述的“历史情感”所引起的文化前理解和期待视野之外，也不能忽视这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旅行主体来看，与去中国其他城市的日本旅行者相比，赴长安者大多为对长安历史文化怀有极大热情、且汉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其旅行目的也多为文化考古。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国力度激增，政客、记者、教习、学者、商贾、军人竞相踏入中国，其动机不外乎三种：一为访古游历；二为调查情报；三为其他事务性借口。［11］在晚清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西安偏居西北一隅的地理位置，注定其与处于变革风口浪尖上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无法比拟，这就决定了赴长安旅行的日本人大多是以“访古游历”为目的，而并非做现实的“情报考察”。另外，“访古”这种传统的旅行方式多为有志之士追随古人遗志而行，因此实践者也多为学者、教习、留学生等知识分子，而很少有纯粹的政客、浪人、间谍、实业家等。
明治维新之后最早踏入长安的竹添进一郎，尽管名为政客，并历任天津领事、朝鲜常驻公使等职，但实质上仍是学者，辞官后一度于东京大学讲授汉学，且以《左氏会笺》、《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等研究著作而闻名。桑原騭藏作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从选定旅行路线，调查旅途里程，到查找古迹、文物，借阅并抄写有关的地志、考古录及前人的游记等，均精心以对，这足见其对长安之行的认真态度。宇野哲人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他对遗留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文化遗产深深热爱，甚至是顶礼膜拜，因此才欣然与桑原同往长安。曾两度踏入长安考察美术的冈仓天心，不仅是明治时期著名的美术家，也是重要的思想家、学者，其著作《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东洋的觉醒》、《茶之书》等，深受读者喜爱。由此观之，明治时期赴长安旅行的日本人，多是为学术考察而来的学者，囿于身份及学识的限定，他们对长安所抱有的“历史情感”更为激烈，这是其长安游记中过于倾诉历史感伤而忽视日常猎奇的原因之一。
其次，旅行线路的单一限定了观察视角多变的可能。陕西地处西北，经济落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虽有创设“陕西铁路公司”，拟修筑豫陕铁路陕段之议，但并未实现。这其中的缘由既与陕西在近代中国处于边陲的地理劣势有关，也不能忽视长久以来长安城对人思想的禁锢。尼科尔斯曾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提及与当时任陕西巡抚的李绍棻的对谈。尼科尔斯提出，如果能在陕西境内修筑铁路，将西安与中国其他城市连接起来，那将极有可能避免一场大饥荒。对此，李绍棻则如此回答：“我们能依靠铁路避免饥荒，那倒是真的，但是修建铁路连接不同地区有几个缺点。铁路会带来我们所厌恶的洋人，而洋人又让百姓丢掉饭碗。一条通往西安的铁路会剥夺数以百计家庭的谋生手段。”［7］76因此他才始终反对修筑铁路。
与西方旅行者大多选择经保定，过太原，沿汾河谷地，入陕西潼关后西行直达长安的路线不同，赴长安的日本旅行者，多为从北京出发至新乡，换乘道清铁路，由清化镇过孟津，一直到洛阳，自此向西走官道至长安。而所谓的官道，据《大清会典》及《续编陕西通志稿》记载，也不过是荒废的驿道。这段驿道上既有卫边壮士出征的场面，也有慈禧太后上演的闹剧。1878年左宗棠用兵西北时，为了解决官兵及转运军实的夫役和骡马的食宿及日用品供应，曾简单修缮过沿途一些驿站［12］，不过道路状况仍然极为恶劣。除了少数路段（如西安至潼关）宽度在三丈左右外，一般干线仅可并行二车，有的仅能过一车或一驮，交通工具也以畜驮和畜力车为主。［13］截至民国9年（1920年），全国修建的公路已达1100余公里，而陕西境内尚无一条公路。直到民国11年，西安至潼关间的公路才粗通，结束了陕西没有公路的历史。［14］ 据桑原騭藏《长安之旅》记载，他和宇野哲人于1907年9月3日发自北京前门车站，直到9月19日才过灞桥，其间乘火车、雇马车、骑马、坐船、步行历经半月有余的风雨，路途无比艰辛。旅行路线的单一和固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旅行者观察的视角。华山览胜、骊山温泉、灞桥折柳，这些情景几乎以相同的顺序反复出现在明治日本人的游记中。另外，旅行者在赴长安之前，为了方便旅行要做一些知识储备，必然会参考前人的路线和经验，甚至与其密切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游记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这也是促成明治日本游记中长安形象过于单一、重复的重要因素。
第三，从旅行目的地来看，西安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都之一，在清末中国几乎不承担与日方交流的政治、经济、交通的枢纽，西安城作为历史古都的单一功能，影响了日本游记的单一性。近代日本租界和驻华使领馆的建立，为日本人高密度、近距离地体验中国城市提供了可能，而这一切都与清末西安相去甚远。
近代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租界主要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开有租界的口岸有厦门、广州、镇江、九江、苏州、杭州和重庆等九个城市。从1872年开始，日本又先后在上海、福州、香港、北京、厦门等地设立驻华使领馆。另外，日本政府指定了从神户到上海、天津、大连等八条对华线路［15］，这无疑加速了日本人赴华的数量和频率。据统计，从1899年到1910年间在中国的日侨增加到35倍以上，而在北京的日侨其增长比率则从1897年到1903年增长到20倍。清末长安对明治日本人而言，很少具有政治、经济、交通等现实意义，因此与描写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其游记中对城市现实的、横向的考量自然会减少。
相较之下，西安近代化脚步的缓慢，决定了西安之旅是一场慢节奏的旅行。近代交通发展的滞后，生生将西安与外界隔离开来。港口的开放、租界的建立、外国人教育等一系列时髦问题、新鲜的玩意儿进不来，渭河流域的农产品也运送不出去，整个西安城便处于一种沉闷得近乎凝固的状态中。尼科尔斯曾设专节谈论“西安城与西安人”，他通过比较西安与中国南方城市、美国城市，从交通受限、观念保守、传统力量过于巨大等方面论述了西安城内在的固态性特征。对于美国人来说，近代西安与北京、上海差异过大，以至于斯特朗等人极力描写了西安的“中世纪”色彩——高耸的城门、成群的乞丐、饥饿的儿童、粗犷的风景、以及扮演拯救者的传教士。（3）而这在日本旅行者眼中，则是怀古的最佳之所。
总之，遣唐使时代的长安体验，经日本古典文学的酝酿、提纯，形成日本人潜意识中一种巨大的经验和记忆，正是在这种经验中堆积起的期待视野和前理解影响了明治日本人的长安游记。与同时期美国人偏重于对长安城市景观做横向的、空间的、流动的描述不同，日本人的游记中因对长安抱有的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而呈现出纵向的、历史的、非现实的描述方式。如果不在游记文本与创作语境间做简单、机械的对比，而是经由历史，特别是心态史和情感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治时期日本人的长安游记，就会发现“历史情感”的重要性。当日本旅行者以“历史”的态度描述长安时所使用的词汇、话语和修辞方式，被日本文学“套语化”、程序化后传递出了一个新的长安形象。若将这种自觉的文化反射现象置于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解读，就会导向一个有趣且极富意义的命题——明治时期日本人对长安的描述，因历史情感的冲动与显现，而掩盖了其应有的城市样态，从而在游记内容和游记方式上均呈现出单一、重叠的特征。
注释：
（1）桑原騭藏曾在《长安之旅》中多处引用竹井氏日记中的汉诗来言说眼前之景。如“黄河左右两岸，土质疏松易凿，故居民穴居者甚多。我国竹井先生有诗曰……”。详见桑原騭藏《考史游记》。
（2）张晓虹在论文《旧秩序衰解前的内陆重镇———晚清西安城市意象解读》中，详细解读了尼克尔斯所描述的西安城市景观，详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斯诺、斯特朗、史沫莱特、海伦等美国记者均不同程度地描写了西安的中世纪色彩，以衬托红色圣地延安的整洁与文明。详见3S研究会所编的《斯诺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莱特文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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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岳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