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里，天分是gift，天才是“从上天那儿拿了礼物的人”，长久以来，天分一直被当做一个好处，一个多出来的、让人方便的东西。
　　可一切真的是这样？

上天给的才能

　　两面魔方墙，各2500个魔方，45000个色块，其中只有一个色块不一样。“我找到了！”3分钟后郑才千说。
　　他没有对照、默记或背什么，只是盯着两面墙，双眼不眨一下地看了几分钟，“看完眼睛特别疼。”认知心理学上，这叫“深度视觉”，即用一左一右两只眼睛，分别看两幅图，并把它们合在一起。
　　2014年初，江苏卫视播出的《最强大脑》节目中的这一幕，惊呆了许多人。
　　这种才能，对于面积越大的图，识别难度越高，而小块、密集、不规则的图案就容易很多。因此条形码、二维码一类，郑才千可以5秒记下10个。不仅如此，他还可以15分钟记下150个人名、头像、183个单词；5分钟记82个历史年代；1小时1899个数字，并背下15000年的万年历。
　　19岁时，郑才千一举拿下“世界记忆大师”，对郑才千来说，一切东西都是可记忆的，无论人脸、鸡蛋，还是批量生产的杯子。
　　而脑力强的不止他一人。
　　另一个选手贾力平，蒙上眼睛，沉入水下，在一口气、60秒的时间里，恢复两个被打乱的魔方。玩儿魔方的人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还是在大脑缺氧的情况下。
　　第一个魔方上每一个色块移动到哪里，什么路径——靠的是编码、逐一记忆，“先放到大脑深处”；再记第二个，这个记得快一点，也浅一点，之后他下水，先做第二个，再做第一个。
　　两个魔方，180～200个动作，1分零4秒后贾立平出水，成功。
　　27岁的他一副眼镜，高个儿、平头，北航学生、研三在读，不说话、少表情，兜里永远揣一个魔方。也只有在玩儿魔方时，贾立平才显示出一种控制力。北京冬季魔方公开赛上，他吸口气，拉下眼罩，几十秒之后，一个拧好的魔方被摔到桌上。
　　这种动作他平常不做。更多的时候他一声不吭，没有手势，一点儿挥洒、不羁都没有，走路时两手插兜，低头看地。
　　《最强大脑》播出之后，节目里“身怀绝技”的选手们的表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超过了正常可理解的范畴，令人怀疑。

“天才”从哪儿冒出来的？

　　“哪一类是天才？哪一类不是？”节目开始时，制片人桑洁、导演李大伟对这个问题非常头疼。
　　最初，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高智商人群上，门萨俱乐部、脑力锦标赛、世界记忆大师、北大、清华、北师大附中……他们一处一处地问，试着从这些机构中找到一些智力上的佼佼者。
　　最先找来的，是一些记忆力、逻辑力较好的选手，这类能力最易发现，也便于量化，是一般意义上的“高智商”。学业、工作、竞赛中，这批人都有很好的表现，比如郑才千、贾立平，他们分别来自人大、北航，是好学生、第一名、“别人家小孩”的样本。
　　而另一些选手年龄稍大，在社会闯过，多少有点蹉跎，有一些“能力”，但不确定是不是天分，急于被承认。他们来自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农村，是节目组通过地方媒体打听到的当地“奇人”。
　　这类“能力”，看上去与大脑关系不大，比如李朋可以一分钟弹285个响指，李勇能从300个鸡蛋中找到之前挑出过的那个。
　　但他们入选。北师大心理学院院长刘嘉解释，弹响指属于加工速度，而灵敏的触觉则属于感知能力，二者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有一些选手被筛掉了，他们会一点儿东西，但不算“脑力”，只是些杂耍，小把戏，与科学无关。
　　比如一个切菜师傅，一生不得志，为了做一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事儿，他每天5点起床，一天4个小时练倒立，现在头朝下，手着地，生活、跑步，一切都行。李大伟没有选中他，“这只是一种杂耍，不是智力。”
　　为评估，也为摸底，北师大心理学院给每一个选手做过一次智力测试，17页的试卷，58道题目，内容千奇百怪。
　　比如：“与3人同时下棋”“1小时记住60个人名及出生日期”“5分钟写一篇关于秋天的散文”，关于记忆力、逻辑分析能力。
　　而“估算身边汽车的速度”“一刀切出固定克数的豆腐”“一分钟踢100下腿”，则是关于运动感知能力、加工速度。
　　报告结果上，郑才千记忆力、深度视觉能力都很好，但数学能力几乎为零，因此，他能从5400个色块中找出变化的那一个，却不能完成数独。
　　能在1小时内记住100个指纹的吴天胜，则除了长时记忆一项突出外，其他都很弱，加工速度慢，晶体智力差。

当智商在120以上，之间的差别就不明显了

　　在2012年的“CHC智力模型”中，智力被分成四个部分：流体智力、晶体智力、加工速度、感知能力。
　　流体智力是一种比喻，即这种智力像水一样，可以流动，可以在你做任何一件事时过去帮助你，比如记忆力、逻辑分析能力。
　　而晶体智力则是固定的、单一的、后天习得的，比如你可能会弹琴，但不会画画；会英语，但不会数学。
　　加工速度是指做一件事时，大脑、神经、心理上的反应时间。同一道题，有人用5分钟做出，有人用10分钟；听到枪声，有的运动员马上起跑，有的慢一些。
　　感知能力则指视觉、听觉、触觉上的能力，“一个人能否举起一个和自己体重一样沉的东西，也是一种智力，”刘嘉说，“这涉及到大脑对肌肉、运动的控制。”
　　天才的存在有可能让世界变得不一样，但至今历史上有记载的天才却寥寥可数，因为并不是所有天才，都能发挥潜能，相反的，多数天才终其一生默默无闻，有些甚至比一般人更加痛苦。
　　在国外，关于天才的研究早已开始。1921年，IQ发明人、智力天生的鼓吹者刘易斯·特曼，从250000个中小学生中，挑出1470个智商在140～200的孩子，作为他的研究样本。 　　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之一，而一群年轻的天才也被称为“特曼人”（termites）。
　　特曼把自己的研究称作“天才基因研究”，主要论点是，绝大多数取得成就的人，天生具有一种“促使他们获得必胜成功的精英基因”。
　　“对个体而言，没有什么比他的智商更重要，或许只有他的道德除外。”特曼曾这样笃定地说，他坚持认为，智力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
　　他相信这些聪明人“能成为领袖，能够促进科学、艺术、政体、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发展，他们的成就值得我们期待”。
　　之后的几十年里，特曼跟踪他们，测试他们的智商，评估和统计测试结果，记录他们受教育的经历、婚姻、病例、心理健康表、每一次的提拔或者跳槽。
　　从智商上来说，这些儿童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但随着年龄一天一天增长，他们却越来越平庸。他们确实比一般美国人要健康和成功，但很少人最后成为天才，或超级成功者。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两个被特曼排除在外的儿童做到了。他们中也没有人成为世界级的音乐家，另两个被特曼排除在外的儿童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是艾萨克·斯特恩和耶胡迪·梅纽因。

　　令人失望的是，成功和智商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如果一个人的IQ达到了120左右，那么再增加智商并不会在现实世界给他带来明显的优势。”
　　“IQ为170的人比IQ为70的人思维更加敏捷，这很明显。”英国心理学专家利亚姆·哈德森（Liam Hudson）写道，但120以上，对比就不那么突出了，“一个IQ为130的资历丰富的科学家和IQ为180的人一样，都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天才的悖论

　　爱尔兰三一学院精神病学家费兹杰拉得（Michael Fitzgerald）2005年6月在《艺术创造力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很多天才，包括爱因斯坦、牛顿、莫札特、贝多芬，多半是“亚斯柏格症候群”。
　　这是一种较缓和的自闭症，有这种病的人，会有超凡的艺术创造与高超的数学天赋，费兹杰拉得发现，导致亚斯柏格症候群的一些基因，和拥有才气洋溢的创意是相同的，两者之间仅一线之隔。
　　不仅如此，这些人一般要求完美、学习快速，所以，当一切不尽如人意时，他们也跟容易感到伤害，造成内心的冲突与不协调。
　　这被称作“过度激动”，波兰学者达柏斯基（Kazimierz Dabrowski）认为，过度激动的特征包括用不完的精力、较敏感的感官知觉、高智商、永不枯竭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极端的情绪高低潮。
　　美国心理学者Michael Peichowski也认为，过度激动增加智力和情感的发展，但也会产生冲突与紧张。
　　刘嘉注意到一个有趣的规律，一些智力水平较高的人，往往倾向于做一些“个性突出”、挑战原则、暧昧而耍小聪明的事。
　　而智力水平高，人格、教养也相对健全的人，则一般遵守社会规则，举止得体，很少用特立独行的方式引人注意，但从效率、成就和执行力上，他们往往优于前者。
　　“很简单，现实一点说，你穿的邋遢，不与人相处，显得很有个性，像个天才……但你能得到信任吗？你会升职吗？”刘嘉对第一种天才表示质疑。
　　“你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天才有太多方法，成就就是最好的一个，”刘嘉说。在他看来，这远比特立独行或暴露一些缺陷更为有效。
　　但奇怪的是，他发现很多天才倾向于拒绝人际交往规则，保持一些乖戾、不合群的个性，不能甚至不愿改掉它们。
　　心理学上，有“症状受益”的说法，即，不能摆脱痛苦，其实是因为这痛苦会带来极大的好处，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刘嘉分析，这些乖戾的天才，往往在下意识里认同自己的乖戾，认为那与天分有关，甚至是天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而这与社会、老师、家长长期传递给天才的信息有关，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智力上，而忽视了天才的另外两部分：工作热忱和创意。
　　在大多数家庭中，如果一对职业、收入普通的父母，生出一个天分、智力高于同龄人的孩子，他们的教育方式往往是“你搞定你的天分就好，天分周围的那些东西，我们来搞定它”。太多父母把自己的野心、希望、不甘放在孩子身上，甚至辞掉工作，一心一意发展他的天分，从心理学上，这是不健康的。
　　很多被父母如此对待的天才儿童表示，父母这一举动带来的压力、情绪、负能量极大，而一般孩子是没有一个健康的评价体系去抵抗这些的。
　　因此，天分被过度偏重，而情商、心态、人格、注意力、抗压能力等，则被忽略。
　　他们也会从老师、同学那里得到反馈：“这个人不合群”“情商低”“不会为人处世”，但心理上，他们并不接受，并在潜意识里把这当做天才的一种表现。
　　长久以来，和天才有关的缺陷，反而被当成了天才的一部分。这是天才教育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尚没有对天才进行优质教育的机构

　　天才是一回事，把天才放到正确的位置又是一回事。
　　美籍意裔学者任汝理教授（Joseph Renzulli），提出了“天才三环理论”（Three-Ring Conception of Giftedness）。即，一个人要成为人才，需要三方面的能力：中高智商、工作热忱、创意。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天才，不仅有智力，更有一个与之相配的人格。
　　美国学者罗伯特（Robert J. Havighurst）提出，被社会发现、培育的天才，不到一半。而根据美国资优儿童协会估计，在所有被选定的天才中，只有35%接受了优质教育。
　　《我的天才噩梦》一书作者凯莉（Marylou Kelly Streznewski）共访谈了100位资质优异的成人，她指出，社会没有教天才如何适应成人世界的生活。
　　看上去，快乐、成功的天才，似乎不少，但很多天才并没有发挥潜力，甚至被社会浪费掉了。
　　但事实上，一些拥有独特、珍贵能力的天才，为了与别人相处，可能隐藏了一辈子，“恐惧、被排斥、痛苦的经验，可以逼使很多人隐瞒自己的能力。”凯利说。
　　在中国，认知心理学、脑科学才刚刚起步，关于天才的教育，仅限于西安交大少年班、北京八中少年班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机构。
　　这些少年班都是民间的、自发的，官方不支持，因资金、人力资源上的限制很难走远。而介入、执行的，又多是中小学老师，科学家、心理学家几乎没有。
　　北师大心理学院就曾对北京八中一批智商在140以上的儿童进行过观察。“他们冷静、克制，少大喜大悲，性格比一般孩子更为收敛，也更专注。”
　　他们其中大多具有较好的天分、稳定的情绪、先天的注意力，但教育并没有很好的保护、发展这些。研究中，刘嘉发现，中国教育中，一面对天才非常追捧，一面又过度强调公平，对天才缺少一套相应的教育。“人有差别，却不承认，这是对天才的一种歧视。”
　　和所有人一样，这些孩子7岁上学，不准跳级，学这个年级的课本，和其他小孩一起考试，把5分钟就懂的东西听上一堂课。
　　但智力的发展有一个高峰期，有人12岁，有人15岁，从认知、心理学、大脑的发育特点上，每一个人都不同。天才的周期或提前，或更短。
　　他们比同龄人更快地掌握了要点之后，课程已经很难集中他们注意力，他们或走神，或开小差，并生出狂妄、自傲的心态。
　　保护天才的心态人格就显得格外重要。“没有挑战，就没了好奇心、敬畏心，自然就不谦虚了。”魏坤琳说起聪明人的狂妄。
　　“需要给天才一个使命，”刘嘉说，所谓使命，不是考北大、获奖这一类，“如果使命就是考北大，那考上之后呢？”这一类“使命”可实现，又与其他人无关，只是一种个人经历、个人成长。而真正的使命要更宏大、更具体，也更利他，比如金融安全系统的研发、一个新生学科的建设或一种疾病的攻克。
　　挑战、使命、更高一级的东西，是保护天才的最好方式，这让他们好奇、专注并心怀谦卑。刘嘉主张让一个天才去吃苦、碰壁，并让他知道，“你尽管是个天才，但你的缺陷一样让你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