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与反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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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21世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态势下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立足于当今时代的新变化,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及其深厚的现实价值。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及现实逻辑,领悟出该“中国方案”为世界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的价值旨归,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背景下民主自由的虚伪性和不可趋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闪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光芒。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唯物史观;“一带一路”倡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0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11-0012-07
  百年筚路蓝缕,百年求索奋进。恰逢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 并深刻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实现路径和根本原则,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征程中树立了旗帜、规范了路径、指明了方向。
  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时代,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面临挑战、态势严峻的时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命题,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给予的答卷。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彰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的睿智和风范,展现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使命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立足新时代的新特点、新变化、新格局,为世界提供了以共同体为核心概念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归宿。本文以共同体与人的关系为线索,分别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维度探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基础、时代使然及价值旨归,探析唯物史观的批判性与反思性,力图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谛。
  一、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的概念基础
  作为共同体追求的国家,拥有其自身的文明形态。中国在坚持人类文明多样性建设样态的基础上,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主流价值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共同体思想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逻辑起点,“自由人联合体”的相关论述则是这种理论逻辑传承的直观展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描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10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联合体构想仍在人类追寻理想社会的征程中散发着持久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向往。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崇高理想,以世界大同为使命担当,忠实地践行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一)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理论切入点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便逐渐形成了共同体的思想。共同体对其成员起着约束、组织的作用,个人的“欲”与共同体利益的调和始终是国家(氏族、部落)政治需要考察的问题。从马克思三形态理论略述“共同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人的依赖性社会”中,共同体是人们为了在大自然中生存下去而形成的原始共同体,“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4]。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人与人必须相互依赖而形成以血缘部落为基础的共同体,如氏族、部落以及各种形式的古代公社。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物的依赖性社会”,人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获得了独立性,建立全面的能力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人的社会关系转变为物化的关系,能力也通过对象化而展现出来。一方面,人们要比第一阶段的人获得更多的自由,比如在一定限度内独立地、自由地用货币交换任何商品;另一方面,这并不代表人就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因为个人受着物的统治,个人从属于如同命运一般存在的社会关系。这可以对应为资本所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人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换,但真正能够决定的仅仅是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哪一类资本,只能自由支配自己通过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而并不能获得对自身或自身劳动的真正支配权。人的独立性只是形式上的独立性,人被抽象为了利己主义的“个体”,在物化前提下的个人对他人也只表现出漠不关心的冷淡。因此,我们要清楚地看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后阶段。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将会到来,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5]。这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当中,个人得以全面发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彻底解放。
  (二)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理论生成
  除了从“三形态论”角度切入理解共同体概念,还需要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体概念本身的探讨,理解他们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阐释的时代性,以便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为何从共同体中“脱颖而出”,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马克思在其论述中将共同体分为了三种形态,即“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以及“真正的共同体”。随着传统的共同体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便是单个利益与全体利益相脱离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政治国家,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异化的联合方式,将他人以及自己都降为工具。这种现实的个人的真实生存处境令马克思不断反思,个体与共同体如何能够实现和谐发展。他从“作为共同体的个人”的现实境遇的分析入手,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最终形成了一种超越了虚幻共同体、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展现了这种变化过程,“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6]。马克思、恩格斯首要明晰的就是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并不是自身的天然禀赋,而是由明确的共同体关系包括阶级关系所决定和规定的。分工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出现,个人的力量由于分工外化为物的力量,个体的人也逐渐归属于阶级关系,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受到这种“虚假的共同体”联合的控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和以往的运动不同,它要推翻一切旧的交往关系与生产关系,“要使个人与共同体真正融为一体,还需要参与、实践和建构,这就要涉及个人的‘自主活动’”[7]。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活动才能真正引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的发展也才能真正成为个人自由、自主和自觉活动的现象和提升,人的个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三)共同体与个人关系的理论之争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共同体与个人关系之争同样是各种流派争论的核心问题。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理论之争为例,自由主义强调自决性的“自我”,对康德的自主性原则进行了继承及超越;而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提出了挑战,并提出共同体的“善”优先于权利的观点。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中的个人基本都是“原子式”的个体,由这种自由的个人开始推论,从而推导出个人的权利是天赋的。但社群主义则更强调社群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的权利需要让步于集体的美德。但无论是共同体的“善”优先,还是个人权利优先,都是在资本主义理论视阈下展开有关正义和美德的争论和探讨。而马克思诠释和展现的则是在真正共同体中,“作为共同体”的个人与共同体历史性的统一的关系。个人不再仅仅存在于共同体之中,自我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以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共同体为基础。为了真正实现“作为共同体”的个人的自由,必须要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构建,构建世界真正的共同体与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密切相关,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及命运。
  二、历史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使然
  理论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具体体现,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的历史必然,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的角度,以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野围绕“现实的人”展开,规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唯物史观起点的“人”展现出符合现实的生命意识的本质,人的本质便是人的合乎目的式的生产生活,而这种展现必然是一段伴随历史展开的过程。
  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根植于唯物史观之中,只有用“世界历史”的眼光观察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才能准确地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新时代的中国在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础上,展现出与各国人民命运与共的责任和担当。自邓小平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以来,探索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从未停歇。“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邓小平将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交给了当代中国人,并为下一代、下下代人在新的国情下走出崭新的中国道路提供了预先的叙事框架。进入21世纪,不可否认世界的状况仍然是资本发挥巨大作用。一方面,要警惕被西方资本主义虚假的面孔蒙蔽双眼;另一方面,更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导向,一定会引领中国在合乎历史规律的趋势下发展下去。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也是基于潮流的趋势和时代的呼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出于历史使命而给予世界的一份“中国方案”。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非西方国家开始建构世界事务”[9]。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在与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同舟共济,进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的选择。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时代的必然。“世界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交往从封闭到开放、从松散到紧密的历史,也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共同体的历史”[10]。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生物、和谐生美”。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推崇多元化的“和”的理念,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得起历史和时代的检验。从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付诸实施中各个阶段的践行,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命运的关心,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全人类作出贡献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以大国情怀致力于构建起一个关乎各国人民福祉的共同体,从扩展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形成与实践,中国主动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分享发展红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中国化的体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民的意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民的选择。现实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对人的历史考察是唯物史观必然的理论前提。从马克思共同体与个人关系的历史变化阐释中,我们再一次看到马克思并非孤立地关注个人,而是立足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的“在场”着手,考察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人的社会关系,从而围绕由孤立个体转变为联合群体的线索进入现代社会。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唯有生存于“真正的共同体”中,方能获得最终的解放。“人類命运共同体”也正是以世界各国的“人”为核心,聚焦民生福祉,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人民通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它不仅是历史规律发展下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群众的选择。正如在马克思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当中,人才能真正自然地复归“人的本质”,扬弃自身的异化。在以人为实现目的基础上,国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于人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才能更高质量地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为核心内容,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前方是坦途还是荆棘,中国人民都要弘扬伙伴精神,不忘合作初心,坚定不移前进。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
  三、现实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价值旨归   唯物史观中的 “人”是现实中的人,是具有“类本质”的“类存在物”,是从历史展开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显现出的多维度、全方面的自由人,绝不是抽象孤立的个体。当今的世界,虽然距马克思创建剩余价值学说已100多年,但世界许多地方仍然是资本统治下的社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运用金融霸权,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地薅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盟友的“羊毛”。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依然不平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期盼一种公平、公正的价值观,使世界呈现希望的曙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向世界之大同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的价值旨归。共同体本身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呈现出多重含义及多维度的价值。经过历史及实践的检验,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及其中蕴含的唯物史观的思想为人类社会指明了发展方向。现代西方社会的显著标志正是利己主义“个体”的发明,个体脱离共同体而成为如今社会的绝对存在。马克思正是以对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批判为前提,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的未来社会。在人本真的自然生活里,应当是以关心维持类生活、关心真正的生命活动作为满足自身的欲望的结果,通过个人的思维、意识、愿望等完成类活动,这样的生活正是与利己主义状态盛行的资本社会相对的正确的世界状态。从西方资本主义跑马圈地、原始积累、航海殖民开始,人就被金钱所奴役,人的一切“类”联系都被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扯断。利己主义的资本家们为“物”所统摄,对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进行剥削,人的“类本质”也无法通过劳动得到确证。在马克思的论述体系中,历史本身是一个矛盾不断生成和展开的过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在对自为意识世界构建、创造新生命的同时,也作为未来展开的历史,建造着自为生命世界。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历史阶段,表征着未来的历史,根本目的是要使得人从物中解放出来,追求全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完美平台。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归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回归到马克思自由的价值旨归之上,真正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也不是在共同体当中的个人的意志自由。意志自由固然重要,但不是单纯的个人主观意志的发挥,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个人的意志起作用,并在自在自为中形成真正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观是生成的自由观,而不是机械的割裂的价值观。个人自由地生活,便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主体将自我对象化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幸福快乐,在客观条件下展开合乎目的性的活动。人的自我实现便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使每一个人“各尽其能”便是实现每个人真正的自由。然而,在现代化的资本世界当中,西方所谓的“自由、平等、公正”的普世价值只是形式上的口号,与马克思的观点有着原则性的不同。西方普世价值观仅仅从孤立的个体出发界定社会原则,无视个人与共同体本质性的统一,掩饰利己主义所包藏的剥削关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则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中的个人的个性,定义实质性的公平正义,“这种实质性的公平正义要求克服自由主义在公平正义上的‘二律背反’,其基本主张在于:生活在世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地拥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权利、自由以及发展的机会”[11]。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体正是人民,公平正义不应是形式上的口号,而应是脚踏实地为人民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主张“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真正地将“人民”二字铭记心中、融入血脉、落到行动。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弊端
  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共同体思想,给予了处于现代性之中的人们以警觉与反思。现如今,资本主义越来越狡诈,并且戴上越来越多虚伪的面具,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甚至是社会基本矛盾已经难以自我调节和自我解决。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维度展开批判,一层层地揭开资本对人的本质的亵渎和摧残。要揭露在资本的驱使下西方社会政治民主的弊端、道德伦理的虚伪、社会公德的缺失、媒体舆论的荒谬、文化道德的沦丧、艺术渲染的功利,等等。德性被现代性遮蔽,人性被市场肢解,真正的善被“物性”宰制,这些仍是当今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因此,需要回归到马克思真正共同体中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必然内在统一性,将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建构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使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实现对西方虚假共同体的超越,彰显引导全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日益成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化解全球性挑战的必然要求。当前,单边主义、地缘紧张局势、贫困现象、气候危机、全球不信任、难民危机等问题给世界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更加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的迫切要求。要在理论逻辑层面,追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源泉,确立“作为共同体”的个人应当是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能够实现自身个性发展的人;在实践逻辑层面,明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时代的历史必然,也是世界的共同价值旨归。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中国人民始终不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与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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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李佃来.从公平正义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6-25.
   [责任编辑:邹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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