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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出版
外交是讲实力和形势的,政治是这样,文化又何尝不是? 虽然文化讲的是软实力。
过去的历史光辉让中国人自认是东亚先进,可是国际只看当下,奥运会由日韩先办,2008年才是中国。法兰克福书展邀请的主宾国,也是先日本,继韩国,然后是中国。外国出版人对中、韩、日三国的分野认识不深,他们对三国的历史印象,是不分轩轾的。好几次笔者与欧洲出版人谈编写东西文化交流的书,他们总会提出,不能只有中国材料,也必须包括韩、日。哪怕笔者费尽唇舌,说明韩、日的数据可以收,但不必多,他们并不相信。2009年中国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是中国的荣耀,然而日、韩当主宾国在前,考究两国给了国际出版人什么印象,中国怎样才能给人以文化上的新鲜感,是当好主宾国的关键之一。只有两年多时间,让我们好好考虑。
1990年日本当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笔者未能躬逢其盛,只听同事大夸,说日本怎样展示了出版古今之变,展览令人惊讶于其古代印刷术成就,又突出了日本当代的印刷地位。2005年韩国当上主宾国,笔者适逢其会,去看了一下。韩国馆里,主展区在营造园林气氛的树干旁,都放了手机或计算机,每台机器展示一本书。这显然是在标榜韩国的电子和数字通讯成就。而主展区旁边的小展览厅,则是历史部分,在这里,赫然入目的,是印刷术! 又是印刷术,日本在十多年前当主宾国时,不是用过了吗? 这回韩国标榜的是活字印刷术。考古界都知道,韩国声称发现了最早的活字印刷文物,因此主张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不是毕,而是韩国。这件学术公案曾已有定论,可是韩国还是抢先把活字印刷之祖的形象以展览的形式,呈现于非考古界之前。在展馆之外,公众活动的地方,也有主宾国的一列帐蓬,里面有扮古人在做活字,而帐蓬外的空地上,则设了投壶游戏。种种似曾相识的活动,使笔者逛韩国馆时,不由不想如果中国当主宾国,可以怎么办?
本来,中国不一定事事领先,因此在国际出版舞台上,韩国争认活字印刷先驱,日本以古今印刷术自豪,并无所谓。可是中国分明是古代印刷大国,在展出时间上,却又排在日、韩之后,这倒令中国做主宾国时,得好好想一下拿什么出来展览,强调什么形象。如果一而再,再而三,还来印刷术,肯定新鲜感大失,而且令那些弄不清古代东亚三国关系的出版人,以为东方世界江郎才尽,中国也不过如此而已。
法兰克福不是古腾堡,法兰克福的主体是书籍,不是印刷。印刷与书唇齿相依,但书是目的,印刷是手段,反过来就会本末倒置。在外面的世界(包括香港)流行一种想法,认为中国发明了印刷术,但是中国没有好好利用,是古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刷术的强大威力才得以发挥,从而令欧洲文化大跃进的。这完全不是历史真实,笔者前几年编《中华文明传真》,对印刷术促进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关系,深有体会。编过书之后,笔者才体会到神童诗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可能是宋代教育普及后的欢欣之语。由读的书到教画的画谱,到配图的百科全书类出版物,中国文化教育受惠于印刷术多矣。而中国人对纪录历史文化的书的热爱,也不亚于欧洲人。所谓石室金匮以及各种藏书楼,那种对藏书条件的讲究,珍而重之的感情,仍然体现在今天的古建筑和文物上。甚至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包装设计之美,花样之多,层出不穷,光是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所藏,已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以书籍的保存、珍藏、设计、普及教育和文化为主题,中国大有条件令人印象一新,而中国作为印刷术发明之国、作为古文明之国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当然,法兰克福书展并不是古文明展览,所以韩国还在动画、儿童图书和绘图书方面,企图与日本争雄,又展出未建成的出版之城模型。但是一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果能够显现深厚感,可以使人肃然起敬,这对现代水平的展示,是有力的支撑,所以当年日本即使稳坐现代印刷四大国之一席,还是拿古代印刷术来撑腰。
唐人街的红绿庸俗色彩,已长期深印于外国人脑海里,其实中国的色彩,何至于这个样子? 光看故宫那些名品的裱绢和装帧材料,其色彩和图案放在今天,新潮活泼,谁知道是古物? 借着当主宾国之机,温习一下前人给我们的财富,考虑怎样用于今天的出版,不也是促进中国出版发展的大好事吗?
外交是讲实力和形势的,政治是这样,文化又何尝不是? 虽然文化讲的是软实力。
过去的历史光辉让中国人自认是东亚先进,可是国际只看当下,奥运会由日韩先办,2008年才是中国。法兰克福书展邀请的主宾国,也是先日本,继韩国,然后是中国。外国出版人对中、韩、日三国的分野认识不深,他们对三国的历史印象,是不分轩轾的。好几次笔者与欧洲出版人谈编写东西文化交流的书,他们总会提出,不能只有中国材料,也必须包括韩、日。哪怕笔者费尽唇舌,说明韩、日的数据可以收,但不必多,他们并不相信。2009年中国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是中国的荣耀,然而日、韩当主宾国在前,考究两国给了国际出版人什么印象,中国怎样才能给人以文化上的新鲜感,是当好主宾国的关键之一。只有两年多时间,让我们好好考虑。
1990年日本当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笔者未能躬逢其盛,只听同事大夸,说日本怎样展示了出版古今之变,展览令人惊讶于其古代印刷术成就,又突出了日本当代的印刷地位。2005年韩国当上主宾国,笔者适逢其会,去看了一下。韩国馆里,主展区在营造园林气氛的树干旁,都放了手机或计算机,每台机器展示一本书。这显然是在标榜韩国的电子和数字通讯成就。而主展区旁边的小展览厅,则是历史部分,在这里,赫然入目的,是印刷术! 又是印刷术,日本在十多年前当主宾国时,不是用过了吗? 这回韩国标榜的是活字印刷术。考古界都知道,韩国声称发现了最早的活字印刷文物,因此主张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不是毕,而是韩国。这件学术公案曾已有定论,可是韩国还是抢先把活字印刷之祖的形象以展览的形式,呈现于非考古界之前。在展馆之外,公众活动的地方,也有主宾国的一列帐蓬,里面有扮古人在做活字,而帐蓬外的空地上,则设了投壶游戏。种种似曾相识的活动,使笔者逛韩国馆时,不由不想如果中国当主宾国,可以怎么办?
本来,中国不一定事事领先,因此在国际出版舞台上,韩国争认活字印刷先驱,日本以古今印刷术自豪,并无所谓。可是中国分明是古代印刷大国,在展出时间上,却又排在日、韩之后,这倒令中国做主宾国时,得好好想一下拿什么出来展览,强调什么形象。如果一而再,再而三,还来印刷术,肯定新鲜感大失,而且令那些弄不清古代东亚三国关系的出版人,以为东方世界江郎才尽,中国也不过如此而已。
法兰克福不是古腾堡,法兰克福的主体是书籍,不是印刷。印刷与书唇齿相依,但书是目的,印刷是手段,反过来就会本末倒置。在外面的世界(包括香港)流行一种想法,认为中国发明了印刷术,但是中国没有好好利用,是古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刷术的强大威力才得以发挥,从而令欧洲文化大跃进的。这完全不是历史真实,笔者前几年编《中华文明传真》,对印刷术促进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关系,深有体会。编过书之后,笔者才体会到神童诗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可能是宋代教育普及后的欢欣之语。由读的书到教画的画谱,到配图的百科全书类出版物,中国文化教育受惠于印刷术多矣。而中国人对纪录历史文化的书的热爱,也不亚于欧洲人。所谓石室金匮以及各种藏书楼,那种对藏书条件的讲究,珍而重之的感情,仍然体现在今天的古建筑和文物上。甚至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包装设计之美,花样之多,层出不穷,光是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所藏,已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以书籍的保存、珍藏、设计、普及教育和文化为主题,中国大有条件令人印象一新,而中国作为印刷术发明之国、作为古文明之国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当然,法兰克福书展并不是古文明展览,所以韩国还在动画、儿童图书和绘图书方面,企图与日本争雄,又展出未建成的出版之城模型。但是一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果能够显现深厚感,可以使人肃然起敬,这对现代水平的展示,是有力的支撑,所以当年日本即使稳坐现代印刷四大国之一席,还是拿古代印刷术来撑腰。
唐人街的红绿庸俗色彩,已长期深印于外国人脑海里,其实中国的色彩,何至于这个样子? 光看故宫那些名品的裱绢和装帧材料,其色彩和图案放在今天,新潮活泼,谁知道是古物? 借着当主宾国之机,温习一下前人给我们的财富,考虑怎样用于今天的出版,不也是促进中国出版发展的大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