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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研究是当前区域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乃至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主要因素，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这种成本通常指生产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
邓宁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至20世纪90年代他一直致力于发展和补充这一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区位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综合起来，并以此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决策。根据这一理论，跨国公司应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东道国应拥有区位优势。邓宁总结了四大类区位因素：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和潜力、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环境。邓宁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及其成本、运输成本、市场需求格局以及集聚经济效益，同时要重视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等因素。邓宁还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受许多投资者自身因素的影响，比如投资来源、投资所涉及的产业领域、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所有权结构。
广义而言，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为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接近市场状况，另一类为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基础设施等相关的环境因素，它们都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原劳动力供应、政治和法律环境、东道国政策、东道国市场上产业竞争程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交通运输成本、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等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区位因素。
本文的分析基于Alan于1995年对加拿大直接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从投资者所在的行业、投资者的国藉和投资者的竞争优势来研究外国投资者对加拿大的投资动机。
一、研究的样本和方法
Alan等人设计了一份对加拿大投资者的调查问卷，要求公司回答有关投资的基本信息，比如经营活动的类型、外资所有权比例以及是否具有在加拿大的经营经验。影响外商选择国别投资的因素，问卷共列出了27个因素供外商选择，包括：(1)与顾客的亲密关系；(2)在新市场的多样化经营；(3)市场规模的扩张；(4)产品形象；(5)与美国的距离；(6)产业利润率；(7)为美国扩张做准备；(8)与美国的自由贸易的情况；(9)劳动力的素质和供应状况；(10)技术性专业知识；(11)管理性专业知识；(12)政治稳定性；(13)与竞争者的距离；(14)产业中缺乏竞争者；(15)与公司所在国的距离；(16)自然资源禀赋；(17)供应商的位置；(18)贸易壁垒；(19)能源成本；(20)政府鼓励措施；(21)汇率；(22)对外国投资的限制；(23)资本成本；(24)其他政府限制；(25)劳动力成本；(26)工会力量；(27)联邦税收。被问卷人要求回答每一因素在作出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方法是运用一个五点比例尺从-2到+2，-2表示这一因素对投资决策起消极作用，+2表示某因素对投资决策起积极作用。
其样品只包括在加拿大新进行投资的公司，问卷调查于1995年10月寄出，有121家公司给予答复，回复率是21.6%。样本有以下特点：(1)外商的资金来源呈多元化趋势，其中美国占48.7%，日本占19.9%，法国占8.4%，英国占7.6%。(2)外商投资的省份比较集中，89.3%投资集中在三个省份--安大略、魁北克和英属高伦比亚。安大略所占投资比例最大，占总投资的63.6%。(3)大多数的外国投资73.6%是在非生产性部门中，2/3的非制造企业是从事批发贸易行业和金融服务行业的，1/3的制造业企业是电气和电子工业。(4)外商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在被调查的企业中，1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多于2/3，超过2500万美元的企业占12%，只有3家企业投资超过2亿5千美元。
二、外商进入加拿大投资动机的分析
将影响外商进入加拿大投资动机的27个因素分为三大类以便进行分析，根据各个投资动机的得分平均值，可以对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动机排序(见表1)，说明了一些市场变量比如与顾客亲密联系、在新市场多样化经营、市场规模的扩张等因素对区位决策有很大影响。环境因素比如与顾客亲密联系、在新市场多样化经营、市场规模的扩张等因素对区位决策有很大影响。环境因素比如税收、工会力量、政府规章等因素，说明了公司本身的特点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决定了其投资去向，使其优越性与当地市场相融合。
由于邓宁认为投资区位的决定可以用产业化分工来解释，因此，我们将被调查对象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美国投资和非美国投资者，这样就可以说明投资动机会随机投资者本身的特点而变化。
1.投资者所在的行业影响投资者在加拿大的区位选择
表2说明了对制造业部门的因素分析，5类主要因素占整个变量的56.9%，其中因素1指在北美的潜在贸易，它包括产品的形象、自由贸易状况、与美国距离的远近和为美国扩张做准备，占整个变量的17.7%；因素2指在加拿大改善经营业务，它包括与消费者的密切关系、汇率、供应商的位置和东道国的地理位置，占整个变量的12.8%，说明了投资者重视当地市场的优势；因素3指加拿大经营环境的不利因素，它包括贸易壁垒、联邦税收和工会力量，占整个变量的9.6%，说明东道国的环境因素影响投资者决策；因素4指加拿大的经营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占整个变量的8.7%；因素5指在加拿大的经营机会，包括行业利润率、缺乏竞争和在新市场的多样化经营，占整个变量的8.1%，强调了外国公司可获得的利润和垄断收入。
表3说明了影响非制造业部门投资者的决策因素，5个主要因素占所有变量的42.0%，其中，因素1是政府的法律规章制度，它包括对外投资的限制、贸易壁垒和其他政府的法规限制，占所有变量的11.1%，说明非制造业投资者对加拿大投资环境很满意。因素2是加拿大的商业环境，包括国家资源禀赋、政府的激励政策、政治稳定性和汇率等变量，占所有变量的9.3%。因素3指美国的现有市场，包括自由贸易和距美国的距离，占所有变量的8.3%。因素4指加拿大商业环境的不利因素，比如工会力量和联邦税收，占所有变量的6·8%。因素5指在加拿大的经营成本，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成本，占6.5%。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在加拿大的经营成本和经营环境的对非制造业和制造业的投资决策都至关重要，而在北美的潜在贸易对制造业的决策有负面影响，对非制造业来说，政府的规章制度对投资决策影响很大。这证实了邓宁不同产业的投资者应有不同投资决策的观点，制造业企业强调与市场联系的因素，而非制造业企业强调的是东道国经营环境。
2.投资者国藉影响投资者在加拿大的区位选择
我们将到加拿大的投资者分为美国投资者和非美国投资者，表4和表5分别列出了非美国投资者和美国投资者投资动机的5个主要因素，它们各占非美国投资者和美国投资者选择变量的比例为51.5%和57.2%。
政府管制对两组投资者来说是个重要尺度，对非美国投资者来说贸易壁垒这一变量并未作为考虑因素。从美国与加拿大进行自由贸易的历史来看，分析结果令人吃惊，影响美国投资者的第一因素与影响非制造业的第一因素明显相似。
除第一个因素以外，两组几乎不存在一致性。非美国投资者在加拿大的区位选择重点在于提高经营上。因素2指加拿大改善经营环境，占11.0%，说明非美国投资者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服务和加强与原料供应商间联系的愿望。因素3和因素4说明了投资者改善企业运行的愿望，投资者通过公司经营的转型来降低自身风险的倾向和希望获得更大的利润。因素5指生产率和成本因素，占9.3%，通过便宜的能源和廉价劳动力来降低产品成本。
尽管美国投资者在考虑加拿大投资风险时更多地关心加拿大与美国的国家关系，因素2和因素5表明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因素2指加拿大产品在美国现有市场和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占所有比例的11.9%，因素5指美国的总部和竞争者的临近关系，占10.3%。因素3和因素4给出了在加拿大投资的风险，因素3是传统的对外投资风险，主要是加拿大政治体制的内在风险和汇率风险，占11.7%。因素4受加拿大国内税收水平和工会力量的控制，占11.2%。
3.投资者的竞争优势对区位决策的影响
企业的竞争优势有企业规模大和良好的信誉、先进的技术，与东道国的供应商和顾客的联系及管理方式和营销专业知识，根据企业所拥有竞争优势分为四类，由于样本中拥有管理和营销技能的企业较少，因而不将它列为分析的范围。表6列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对区位决策的影响。
首先，三类企业认为对投资于加拿大的不利因素是一致的，比如他们都对加拿大的税收政策、工会力量、其他政府限制都很反感。其次，这三类企业也存在巨大差别，拥有企业规模和信誉优势的企业比拥有其他优势的企业更重视市场的增长，科技型企业将向加拿大新市场的投资转型作为投资的动机之一，这些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加重视高素质的劳动力，与东道国关系好的企业在寻找相近的供应商和顾客，他们跟随领导者进入市场。
三、结论
邓宁总结了前人的结论认为成本因素在投资决策中不起主导作用，本文证明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外国投资者在国外寻求扩大经营的机会并由此给它带来高额利润率。本文从投资者所在的产业、国藉和竞争优势分析投资者不同的区位决策。制造业部门的投资者被加拿大规模的市场所吸引，而非制造业部门的投资注重加拿大政府规章制度的改善，因此，加拿大要吸引外资就必须改善投资环境。对美国投资者和非美国投资者区位决策的分析得出与以上相似的结论，他们都注重政府规范的重要性，美国投资者认为加拿大的贸易壁垒阻碍了投资者在加拿大的投资，而非美国投资者更加注重要素成本，其目的是稳定和提高在加拿大的投资收益。另外投资者的竞争优势对因素分析没有多大差异，企业在一个国家投资有其强烈的偏好。
邓宁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至20世纪90年代他一直致力于发展和补充这一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区位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综合起来，并以此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决策。根据这一理论，跨国公司应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东道国应拥有区位优势。邓宁总结了四大类区位因素：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和潜力、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环境。邓宁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及其成本、运输成本、市场需求格局以及集聚经济效益，同时要重视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等因素。邓宁还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受许多投资者自身因素的影响，比如投资来源、投资所涉及的产业领域、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所有权结构。
广义而言，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为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接近市场状况，另一类为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基础设施等相关的环境因素，它们都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原劳动力供应、政治和法律环境、东道国政策、东道国市场上产业竞争程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交通运输成本、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等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区位因素。
本文的分析基于Alan于1995年对加拿大直接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从投资者所在的行业、投资者的国藉和投资者的竞争优势来研究外国投资者对加拿大的投资动机。
一、研究的样本和方法
Alan等人设计了一份对加拿大投资者的调查问卷，要求公司回答有关投资的基本信息，比如经营活动的类型、外资所有权比例以及是否具有在加拿大的经营经验。影响外商选择国别投资的因素，问卷共列出了27个因素供外商选择，包括：(1)与顾客的亲密关系；(2)在新市场的多样化经营；(3)市场规模的扩张；(4)产品形象；(5)与美国的距离；(6)产业利润率；(7)为美国扩张做准备；(8)与美国的自由贸易的情况；(9)劳动力的素质和供应状况；(10)技术性专业知识；(11)管理性专业知识；(12)政治稳定性；(13)与竞争者的距离；(14)产业中缺乏竞争者；(15)与公司所在国的距离；(16)自然资源禀赋；(17)供应商的位置；(18)贸易壁垒；(19)能源成本；(20)政府鼓励措施；(21)汇率；(22)对外国投资的限制；(23)资本成本；(24)其他政府限制；(25)劳动力成本；(26)工会力量；(27)联邦税收。被问卷人要求回答每一因素在作出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方法是运用一个五点比例尺从-2到+2，-2表示这一因素对投资决策起消极作用，+2表示某因素对投资决策起积极作用。
其样品只包括在加拿大新进行投资的公司，问卷调查于1995年10月寄出，有121家公司给予答复，回复率是21.6%。样本有以下特点：(1)外商的资金来源呈多元化趋势，其中美国占48.7%，日本占19.9%，法国占8.4%，英国占7.6%。(2)外商投资的省份比较集中，89.3%投资集中在三个省份--安大略、魁北克和英属高伦比亚。安大略所占投资比例最大，占总投资的63.6%。(3)大多数的外国投资73.6%是在非生产性部门中，2/3的非制造企业是从事批发贸易行业和金融服务行业的，1/3的制造业企业是电气和电子工业。(4)外商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在被调查的企业中，1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多于2/3，超过2500万美元的企业占12%，只有3家企业投资超过2亿5千美元。
二、外商进入加拿大投资动机的分析
将影响外商进入加拿大投资动机的27个因素分为三大类以便进行分析，根据各个投资动机的得分平均值，可以对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动机排序(见表1)，说明了一些市场变量比如与顾客亲密联系、在新市场多样化经营、市场规模的扩张等因素对区位决策有很大影响。环境因素比如与顾客亲密联系、在新市场多样化经营、市场规模的扩张等因素对区位决策有很大影响。环境因素比如税收、工会力量、政府规章等因素，说明了公司本身的特点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决定了其投资去向，使其优越性与当地市场相融合。
由于邓宁认为投资区位的决定可以用产业化分工来解释，因此，我们将被调查对象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美国投资和非美国投资者，这样就可以说明投资动机会随机投资者本身的特点而变化。
1.投资者所在的行业影响投资者在加拿大的区位选择
表2说明了对制造业部门的因素分析，5类主要因素占整个变量的56.9%，其中因素1指在北美的潜在贸易，它包括产品的形象、自由贸易状况、与美国距离的远近和为美国扩张做准备，占整个变量的17.7%；因素2指在加拿大改善经营业务，它包括与消费者的密切关系、汇率、供应商的位置和东道国的地理位置，占整个变量的12.8%，说明了投资者重视当地市场的优势；因素3指加拿大经营环境的不利因素，它包括贸易壁垒、联邦税收和工会力量，占整个变量的9.6%，说明东道国的环境因素影响投资者决策；因素4指加拿大的经营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占整个变量的8.7%；因素5指在加拿大的经营机会，包括行业利润率、缺乏竞争和在新市场的多样化经营，占整个变量的8.1%，强调了外国公司可获得的利润和垄断收入。
表3说明了影响非制造业部门投资者的决策因素，5个主要因素占所有变量的42.0%，其中，因素1是政府的法律规章制度，它包括对外投资的限制、贸易壁垒和其他政府的法规限制，占所有变量的11.1%，说明非制造业投资者对加拿大投资环境很满意。因素2是加拿大的商业环境，包括国家资源禀赋、政府的激励政策、政治稳定性和汇率等变量，占所有变量的9.3%。因素3指美国的现有市场，包括自由贸易和距美国的距离，占所有变量的8.3%。因素4指加拿大商业环境的不利因素，比如工会力量和联邦税收，占所有变量的6·8%。因素5指在加拿大的经营成本，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成本，占6.5%。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在加拿大的经营成本和经营环境的对非制造业和制造业的投资决策都至关重要，而在北美的潜在贸易对制造业的决策有负面影响，对非制造业来说，政府的规章制度对投资决策影响很大。这证实了邓宁不同产业的投资者应有不同投资决策的观点，制造业企业强调与市场联系的因素，而非制造业企业强调的是东道国经营环境。
2.投资者国藉影响投资者在加拿大的区位选择
我们将到加拿大的投资者分为美国投资者和非美国投资者，表4和表5分别列出了非美国投资者和美国投资者投资动机的5个主要因素，它们各占非美国投资者和美国投资者选择变量的比例为51.5%和57.2%。
政府管制对两组投资者来说是个重要尺度，对非美国投资者来说贸易壁垒这一变量并未作为考虑因素。从美国与加拿大进行自由贸易的历史来看，分析结果令人吃惊，影响美国投资者的第一因素与影响非制造业的第一因素明显相似。
除第一个因素以外，两组几乎不存在一致性。非美国投资者在加拿大的区位选择重点在于提高经营上。因素2指加拿大改善经营环境，占11.0%，说明非美国投资者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服务和加强与原料供应商间联系的愿望。因素3和因素4说明了投资者改善企业运行的愿望，投资者通过公司经营的转型来降低自身风险的倾向和希望获得更大的利润。因素5指生产率和成本因素，占9.3%，通过便宜的能源和廉价劳动力来降低产品成本。
尽管美国投资者在考虑加拿大投资风险时更多地关心加拿大与美国的国家关系，因素2和因素5表明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因素2指加拿大产品在美国现有市场和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占所有比例的11.9%，因素5指美国的总部和竞争者的临近关系，占10.3%。因素3和因素4给出了在加拿大投资的风险，因素3是传统的对外投资风险，主要是加拿大政治体制的内在风险和汇率风险，占11.7%。因素4受加拿大国内税收水平和工会力量的控制，占11.2%。
3.投资者的竞争优势对区位决策的影响
企业的竞争优势有企业规模大和良好的信誉、先进的技术，与东道国的供应商和顾客的联系及管理方式和营销专业知识，根据企业所拥有竞争优势分为四类，由于样本中拥有管理和营销技能的企业较少，因而不将它列为分析的范围。表6列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对区位决策的影响。
首先，三类企业认为对投资于加拿大的不利因素是一致的，比如他们都对加拿大的税收政策、工会力量、其他政府限制都很反感。其次，这三类企业也存在巨大差别，拥有企业规模和信誉优势的企业比拥有其他优势的企业更重视市场的增长，科技型企业将向加拿大新市场的投资转型作为投资的动机之一，这些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加重视高素质的劳动力，与东道国关系好的企业在寻找相近的供应商和顾客，他们跟随领导者进入市场。
三、结论
邓宁总结了前人的结论认为成本因素在投资决策中不起主导作用，本文证明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外国投资者在国外寻求扩大经营的机会并由此给它带来高额利润率。本文从投资者所在的产业、国藉和竞争优势分析投资者不同的区位决策。制造业部门的投资者被加拿大规模的市场所吸引，而非制造业部门的投资注重加拿大政府规章制度的改善，因此，加拿大要吸引外资就必须改善投资环境。对美国投资者和非美国投资者区位决策的分析得出与以上相似的结论，他们都注重政府规范的重要性，美国投资者认为加拿大的贸易壁垒阻碍了投资者在加拿大的投资，而非美国投资者更加注重要素成本，其目的是稳定和提高在加拿大的投资收益。另外投资者的竞争优势对因素分析没有多大差异，企业在一个国家投资有其强烈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