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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后生”是新生代农民工中最年轻、困难最大、困惑最多和最需要得到全社会关爱的群体，他们融入城市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自我发展，更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对“农村两后生”的基本情况、城市融入意愿、城市融入条件等方面进行描述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两后生；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28（2011）04-10-03
一、研究背景与方法
本文将“农村两后生”定义为——初中或高中毕业/辍学后未能继续升学，并且毕业/辍学时间在5年以内的农民工。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特殊的一部分。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村“两后生”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更加特殊的群体，他们社会经验少，学历相对低，是新生代农民工中最年轻、困难最大、困惑最多和最需要得到全社会关爱的群体。目前，全国每年新增700万“两后生”农民工，他们便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制约因素。
“农村两后生”离开土生土长的乡村，奔赴城市挑战新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又有怎样的心态？他们最终是“落地生根”成为新市民，还是“落叶归根”回到家乡？为此，我们做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东南大学寒假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从全校5830名农村籍本科生中，随机抽取2550名学生（考虑到东南大学江苏省籍学生较多，对其进行了加权处理），要求每名学生返乡后调查4份问卷（2份“两后生”农民工，2份非两后生农民工，性别等不限）。实际发放问卷10200余份，共回收7609份，回收率约为75%，其中有效问卷6693份，有效回收率约为66%。
二、城市融入的界定
城市融入，不仅是一个结果，它更是一个过程与状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化为务工经商，意味着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转变为以业缘为主；二是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城市融入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空间的移动、身份的变换和认同的改变。由农村进入城市，伴随空间改变的是一系列生产与生活习性，以及这个空间背后所附着的看待社会与自我的意义体系。农村社会，一般被描述为“差序格局”、“情境中心”或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是“熟人社会”的一种“理想型”。而城市社会则带有强烈的异质性、社会分工高度分化和理性计算等特征，所以由农村融入城市所表现出的社会流动，是一种个人对于社会变迁的感知与实践。农民工不仅要变成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还要成为现代城市社会的市民成员。这意味着这种身份转换的背后是权利与义务准则的变更：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成为产业工人，享有市民的各项权益，还成为法律上的一个权利主体。实现城市融入最关键的便是认同的转变。农民工以前一直生活在农村，长久以来形成的固定生活方式使他们形成了看待事物的特有看法与态度，这便是习性。当他们进入城市这个新“场域”时，他们面对城市的“新”生活，自然会在乡土与城市的认同与价值观层面发生改变。
对于我们要研究的“两后生”而言，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张力：政策的“碎片化”调整与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城市化之间的张力；对城市化的向往和实现城市化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这使得他们也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不能“安居乐业”，没有获得相对稳定的就业权利和保障，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总之，无论新老农民工，他们“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都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元素之一。
三、两后生基本情况
样本的总体分布情况是：老一代农民工有1137人，占总体的17.0%；新生代农民工中的非“两后生”群体共有2288人，占总体的34.2%；“两后生”群体共有3286人，占总体的48.8%。
从我们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得出，本次调查对象中的“两后生”文化程度情况如下：初中占42.3%、普通高中占37.5%和职高、中专、技校等占20.2%。对于目前的收入状况，有59.1%的“两后生”表示一般，25.4%表示比较不满意，总体满意度较低。我们从收入状况满意度与年龄分组的交互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两后生”对于自己的收入满意度明显较其他年龄组农民工低一筹。
笔者认为原因有：其一是“两后生”社会经验不足，学历相对低，市场能力与竞争力较弱，收入低于其他农民工（如数据——在离家外出打工之前，有71.7%的“两后生”没有掌握职业技能或手艺，并有62.2%没有在打工过程中获得职业培训）；其二，“两后生”较为年轻，对于自我认定较高，自我发展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对于目前状况的不满意度更高；其三，“两后生”的年轻使他们更乐于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因此消费水平对比其他年龄组也略高一筹。
四、“两后生”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
对于日后是否进城定居的问题，39.7%的“两后生”表示进城定居，58.1%想回农村老家。与老一代农民工比较这一点有明显的差异，如下表：
在这一点上，正如前人的研究，老一代农民工由于观念、生活习惯等原因更倾向于回到农村生活。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两后生”农民工并没有向大多数人预期的那样绝大多数想要扎根城市中，两种选择的差异并不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有四点：其一，“两后生”农民工尚处在心理成熟的过渡期，他们的社会经验与阅历还不足以给他们足够的信心留在城市；其二，“两后生”一代是在父母长辈的深切关爱下成长的一代，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习惯了在羽翼下生活，而另一方面父母也不愿意让唯一的子女远离自己，老无所依；其三，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两后生”对于自己的收入状况满意度较低，他们定居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困难重重，故退而求其次选择回到农村；其四，“两后生”农民工虽然相对学历不高，但时代赋予他们更多对于自我的思考能力，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能够理性地结合自我经济实力选择人生发展策略。这一点，在后续的意愿研究中有明显体现。此外，我们详细地根据数据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无论是新老农民工，他们进入直辖市这样的特大城市的意愿较低（老一代为13.52%，新生代为13.20%，两后生为11.72%），他们更多的选择省会城市或是地级市这样的二线三线城市（选择省会城市的老一代、新生代、两后生分别为23.58%、31.34%、32.57%；选择地级市的老一代、新生代、两后生分别为27.67%、32.47%、30.07%）。
这反映出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城市时结合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自我发展的策略，因为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相对较低，发展机会也较多，也更适宜居住，这无疑是农民工理性选择后的结果。并且，越是年轻的“两后生”农民工就越是倾向于在二三线城市定居。笔者认为这也是上述第三点原因造成的。同时，目前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的疾步飞进，导致一线城市正在迈向“人口爆炸”，相应的逆城市化现象开始出现。“两后生”们体会到了一线城市的生存困境，故将生存空间转移到了相对安逸的二三线城市。详细数据分布可见下表：
五、“两后生”融入城市的条件
在问卷中，我们也深入了解了他们的意愿与自身主客观条件的关系。本次调查采用了五个维度和相应若干指标进行考察研究，分别是：自我发展策略维度下，采用外出动机、自我定位指标考察；市场能力维度下，采用客观上的文化程度、职业培训和语言沟通能力与主观上的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地位自我评价等多项考察指标；社会网络维度下，采用外出方式与社交网络指标考察；生存压力维度下，采用工作状况、是否被拖欠工资以及相对剥夺感来作为指标进行考察；生活方式与认同维度下，采用生活方式与身份自我认同指标考察。
基于上述五个维度，我们提出了以下五点研究假设：
假设1：当农民工更多地采用发展策略而非“糊口”策略时，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大；
假设2：具有更强市场能力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假设3：农民工越是利用新生的社会网络，将越有助于其融入城市生活，其城市融入的意愿越大；
假设4：农民工感受到的生存压力越大，其城市融入意愿越低；
假设5：农民工越是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越是认同城市中的市民身份，其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最后，通过大量数据分析，五个假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验证。我们得出一系列结论如下：
1、新老两代农民工之所以走出农村，迈向城市务工，摆脱农村的普遍贫困状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两后生”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的是为了增长见识，他们不再像其父辈一样认同农村生活，相反更加倾向于离开这个他们熟知的“生活世界”。
3、市场能力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意愿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因素，呈正相关。
4、社会网络因素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具有部分解释力，农民工在打工地点形成的社会网络与原先乡村社会中的传统社会网络的联系越小，其城市融入的意愿越大，且这一因素在“两后生”身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5、无论新老农民工，其在打工城市感受到的生存压力对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6、“两后生”更能够接受城市生活方式，且农民工自身生活方式与城市融入意愿有较大联系。
7、无论是新老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呈现出负相关，即越是认为自己的身份属于农民的农民工，其城市融入的意愿就越大。一种可能的解释时，越是没有获得对于“工人”、“新市民”这些趋向于“城市性”的身份的农民工，其融入城市、改变自己身份的意愿就越大。
六、相关政策的意见与建议
从表3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绝不仅仅是户口迁入、提供廉租房这么简单。诚然，户籍制度仍然是消解二元社会形成发展的瓶颈因素，但新时代的农民工们更在意他们的生活保障和所生存的制度环境。他们更加重视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落实。而从“两后生”与其他年龄组农民工的横向对比中我们发现，年轻一代更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就业帮扶”，以改变他们目前的就业状况，从而改善生活条件，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立足城市，或是“衣锦还乡”。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在大规模调查和详细的数据分析基础上，我们不仅从宏观政策制度层面进行考察，更重视农民工自身在经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体验，通过他们的自我评价和对城市的生活认同，考察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和条件，并对于农民工尤其是“两后生”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进行了多方位探讨。最后我们得出相关政策的意见与建议：
（一）从融入城市的角度看
1、政府应规范劳动力市场，使农民工能够在一个合法、平等的市场中参与竞争。政府还应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如提供就业信息、职业培训、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市场竞争能力，才能为融入城市提供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2、应努力发展社区事业，促进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努力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出新生的社会网络而不再是复制传统的社会网络。
3、最为重要的是，要努力塑造新生代农民工关于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只有发展出这种价值观，他们才有巨大的动力加入到中国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之中。
4、政府应该实现城乡之间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资源整合，努力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机制，为其融入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从回归乡村的角度看
1、政府应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吸引劳动力回到农村建设家乡，而不是一味涌入城市定居。
2、政府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教育、养老、医疗方面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缩小城乡劳保、社保差距，为农民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第1版）[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2.
[2]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03).
[3]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06).
[4]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载于李培林 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第1版）[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
[5]李蕾.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分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03).
[6]胡晓红.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以S村若干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08,(09)
[7]蔡禾.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06).
[8]蔡禾.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
作者简介：
黎文娟，女，浙江湖州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
郑凯，男，湖北宜昌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关键词：农民工；两后生；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28（2011）04-10-03
一、研究背景与方法
本文将“农村两后生”定义为——初中或高中毕业/辍学后未能继续升学，并且毕业/辍学时间在5年以内的农民工。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特殊的一部分。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村“两后生”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更加特殊的群体，他们社会经验少，学历相对低，是新生代农民工中最年轻、困难最大、困惑最多和最需要得到全社会关爱的群体。目前，全国每年新增700万“两后生”农民工，他们便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制约因素。
“农村两后生”离开土生土长的乡村，奔赴城市挑战新生活，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又有怎样的心态？他们最终是“落地生根”成为新市民，还是“落叶归根”回到家乡？为此，我们做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以东南大学寒假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从全校5830名农村籍本科生中，随机抽取2550名学生（考虑到东南大学江苏省籍学生较多，对其进行了加权处理），要求每名学生返乡后调查4份问卷（2份“两后生”农民工，2份非两后生农民工，性别等不限）。实际发放问卷10200余份，共回收7609份，回收率约为75%，其中有效问卷6693份，有效回收率约为66%。
二、城市融入的界定
城市融入，不仅是一个结果，它更是一个过程与状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化为务工经商，意味着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转变为以业缘为主；二是以机会资源为象征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城市融入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空间的移动、身份的变换和认同的改变。由农村进入城市，伴随空间改变的是一系列生产与生活习性，以及这个空间背后所附着的看待社会与自我的意义体系。农村社会，一般被描述为“差序格局”、“情境中心”或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是“熟人社会”的一种“理想型”。而城市社会则带有强烈的异质性、社会分工高度分化和理性计算等特征，所以由农村融入城市所表现出的社会流动，是一种个人对于社会变迁的感知与实践。农民工不仅要变成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还要成为现代城市社会的市民成员。这意味着这种身份转换的背后是权利与义务准则的变更：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成为产业工人，享有市民的各项权益，还成为法律上的一个权利主体。实现城市融入最关键的便是认同的转变。农民工以前一直生活在农村，长久以来形成的固定生活方式使他们形成了看待事物的特有看法与态度，这便是习性。当他们进入城市这个新“场域”时，他们面对城市的“新”生活，自然会在乡土与城市的认同与价值观层面发生改变。
对于我们要研究的“两后生”而言，他们面临着三方面的张力：政策的“碎片化”调整与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城市化之间的张力；对城市化的向往和实现城市化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这使得他们也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不能“安居乐业”，没有获得相对稳定的就业权利和保障，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总之，无论新老农民工，他们“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都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元素之一。
三、两后生基本情况
样本的总体分布情况是：老一代农民工有1137人，占总体的17.0%；新生代农民工中的非“两后生”群体共有2288人，占总体的34.2%；“两后生”群体共有3286人，占总体的48.8%。
从我们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得出，本次调查对象中的“两后生”文化程度情况如下：初中占42.3%、普通高中占37.5%和职高、中专、技校等占20.2%。对于目前的收入状况，有59.1%的“两后生”表示一般，25.4%表示比较不满意，总体满意度较低。我们从收入状况满意度与年龄分组的交互比较中可以得出结论：“两后生”对于自己的收入满意度明显较其他年龄组农民工低一筹。
笔者认为原因有：其一是“两后生”社会经验不足，学历相对低，市场能力与竞争力较弱，收入低于其他农民工（如数据——在离家外出打工之前，有71.7%的“两后生”没有掌握职业技能或手艺，并有62.2%没有在打工过程中获得职业培训）；其二，“两后生”较为年轻，对于自我认定较高，自我发展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对于目前状况的不满意度更高；其三，“两后生”的年轻使他们更乐于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因此消费水平对比其他年龄组也略高一筹。
四、“两后生”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
对于日后是否进城定居的问题，39.7%的“两后生”表示进城定居，58.1%想回农村老家。与老一代农民工比较这一点有明显的差异，如下表：
在这一点上，正如前人的研究，老一代农民工由于观念、生活习惯等原因更倾向于回到农村生活。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两后生”农民工并没有向大多数人预期的那样绝大多数想要扎根城市中，两种选择的差异并不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有四点：其一，“两后生”农民工尚处在心理成熟的过渡期，他们的社会经验与阅历还不足以给他们足够的信心留在城市；其二，“两后生”一代是在父母长辈的深切关爱下成长的一代，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习惯了在羽翼下生活，而另一方面父母也不愿意让唯一的子女远离自己，老无所依；其三，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两后生”对于自己的收入状况满意度较低，他们定居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困难重重，故退而求其次选择回到农村；其四，“两后生”农民工虽然相对学历不高，但时代赋予他们更多对于自我的思考能力，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能够理性地结合自我经济实力选择人生发展策略。这一点，在后续的意愿研究中有明显体现。此外，我们详细地根据数据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无论是新老农民工，他们进入直辖市这样的特大城市的意愿较低（老一代为13.52%，新生代为13.20%，两后生为11.72%），他们更多的选择省会城市或是地级市这样的二线三线城市（选择省会城市的老一代、新生代、两后生分别为23.58%、31.34%、32.57%；选择地级市的老一代、新生代、两后生分别为27.67%、32.47%、30.07%）。
这反映出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城市时结合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自我发展的策略，因为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相对较低，发展机会也较多，也更适宜居住，这无疑是农民工理性选择后的结果。并且，越是年轻的“两后生”农民工就越是倾向于在二三线城市定居。笔者认为这也是上述第三点原因造成的。同时，目前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的疾步飞进，导致一线城市正在迈向“人口爆炸”，相应的逆城市化现象开始出现。“两后生”们体会到了一线城市的生存困境，故将生存空间转移到了相对安逸的二三线城市。详细数据分布可见下表：
五、“两后生”融入城市的条件
在问卷中，我们也深入了解了他们的意愿与自身主客观条件的关系。本次调查采用了五个维度和相应若干指标进行考察研究，分别是：自我发展策略维度下，采用外出动机、自我定位指标考察；市场能力维度下，采用客观上的文化程度、职业培训和语言沟通能力与主观上的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地位自我评价等多项考察指标；社会网络维度下，采用外出方式与社交网络指标考察；生存压力维度下，采用工作状况、是否被拖欠工资以及相对剥夺感来作为指标进行考察；生活方式与认同维度下，采用生活方式与身份自我认同指标考察。
基于上述五个维度，我们提出了以下五点研究假设：
假设1：当农民工更多地采用发展策略而非“糊口”策略时，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大；
假设2：具有更强市场能力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
假设3：农民工越是利用新生的社会网络，将越有助于其融入城市生活，其城市融入的意愿越大；
假设4：农民工感受到的生存压力越大，其城市融入意愿越低；
假设5：农民工越是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越是认同城市中的市民身份，其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最后，通过大量数据分析，五个假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验证。我们得出一系列结论如下：
1、新老两代农民工之所以走出农村，迈向城市务工，摆脱农村的普遍贫困状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两后生”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的是为了增长见识，他们不再像其父辈一样认同农村生活，相反更加倾向于离开这个他们熟知的“生活世界”。
3、市场能力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意愿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因素，呈正相关。
4、社会网络因素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具有部分解释力，农民工在打工地点形成的社会网络与原先乡村社会中的传统社会网络的联系越小，其城市融入的意愿越大，且这一因素在“两后生”身上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5、无论新老农民工，其在打工城市感受到的生存压力对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6、“两后生”更能够接受城市生活方式，且农民工自身生活方式与城市融入意愿有较大联系。
7、无论是新老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呈现出负相关，即越是认为自己的身份属于农民的农民工，其城市融入的意愿就越大。一种可能的解释时，越是没有获得对于“工人”、“新市民”这些趋向于“城市性”的身份的农民工，其融入城市、改变自己身份的意愿就越大。
六、相关政策的意见与建议
从表3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绝不仅仅是户口迁入、提供廉租房这么简单。诚然，户籍制度仍然是消解二元社会形成发展的瓶颈因素，但新时代的农民工们更在意他们的生活保障和所生存的制度环境。他们更加重视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落实。而从“两后生”与其他年龄组农民工的横向对比中我们发现，年轻一代更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就业帮扶”，以改变他们目前的就业状况，从而改善生活条件，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立足城市，或是“衣锦还乡”。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在大规模调查和详细的数据分析基础上，我们不仅从宏观政策制度层面进行考察，更重视农民工自身在经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体验，通过他们的自我评价和对城市的生活认同，考察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和条件，并对于农民工尤其是“两后生”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进行了多方位探讨。最后我们得出相关政策的意见与建议：
（一）从融入城市的角度看
1、政府应规范劳动力市场，使农民工能够在一个合法、平等的市场中参与竞争。政府还应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如提供就业信息、职业培训、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市场竞争能力，才能为融入城市提供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2、应努力发展社区事业，促进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努力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出新生的社会网络而不再是复制传统的社会网络。
3、最为重要的是，要努力塑造新生代农民工关于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只有发展出这种价值观，他们才有巨大的动力加入到中国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之中。
4、政府应该实现城乡之间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资源整合，努力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机制，为其融入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从回归乡村的角度看
1、政府应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吸引劳动力回到农村建设家乡，而不是一味涌入城市定居。
2、政府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教育、养老、医疗方面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缩小城乡劳保、社保差距，为农民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第1版）[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2.
[2]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03).
[3]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06).
[4]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载于李培林 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第1版）[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
[5]李蕾.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分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03).
[6]胡晓红.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以S村若干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08,(09)
[7]蔡禾.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06).
[8]蔡禾.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
作者简介：
黎文娟，女，浙江湖州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
郑凯，男，湖北宜昌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