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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预言美国将走向衰退的艾玛纽·托德（Emmanuel Todd）曾就“黄马甲运动”发出警告：“坦白地说，我怀疑马克龙在智力上能否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法国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极端化;所谓精英，即巴黎上层拒绝与人民进行谈判。”所以，托德的结论是：“法国的最大的危险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政变。”转引自托德2018年12月3日接受法国France culture电台的采访.
法国“黄马甲运动”是一场“政变”？
这到底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还是对历史的一种真正客观的描述？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自去年年底爆发以来，迄今为止仍在继续;这很可能是一场将引导整个法国（甚至可能影响整个欧盟）走向另外一个历史方向的“革命性”运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可能正呈现在我们眼前。
运动的起源
通常情况下，一次群众示威往往有着明确的目标，一旦达成，示威就会平息。这一次，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的火星是由政府欲加征燃油税而引发的。
追根寻源，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人数尽管不多、但却有着“全民性”运动性质的抗议从去年五月份就已经初露端倪。当时一位名叫Priscilla Ludosky的驾车者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上分别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免除新加征的0.76欧元的燃油税。此信在网络上征集到23万个签名支持。到了去年十月份，网络上出现一帧短视频，一位名叫雅克琳娜·莫罗（Jacqueline Mouraud）的女子不仅抗议燃油税价上涨，而且质疑国家收取的这额外的燃油税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她直接点名要求马克龙总统对此做出明确回答。莫罗的视频在网络上激发了更为强烈的反响，数周之内这一视频点击量超过六百万，而且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她。而在此之前爱丽舍宫恰好传出“30万欧元高价换地毯”的“丑闻”;两相对比，反差太过强烈。由此，强烈不满的法国社交网络开始发出“扎克雷起义”扎克雷起义（Jacques Bonhomme）是法国1358年5月爆发的一场底层农民起义反对上层贵族的起义。虽然最后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法国历史上却留下了农民起义的浓重的一笔.的呼吁。
真正有组织的“黄马甲运动”最早是2018年11月诞生于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海滨城市迪耶普（Dieppe）。当时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个“黄马甲群”，在推特上呼吁在11月17日进行抗议示威。很快这个群就有了16000名参与者。到了17日周六这一天，小城果然爆发了“黄马甲示威”，几乎所有圆形交叉路口都被上千名身着“黄马甲”的抗议人群所堵塞。“黄马甲”是当汽车在路上出现问题抛锚时必须穿上的一种背心，目的是让其他汽车司机远远地就能看到他。这种以“醒目”为旨的“黄马甲”便成为这次运动的强烈象征。很快，这一运动就在全国蔓延开来。在后来的几周周末，全法国共有数十万人身穿“黄马甲”上街抗议。关于其人数，法国主流媒体认为满打满算约三十来万。但“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们则指责媒体“大大压缩了真正的抗议人群数字”。
运动的转折点是马克龙总统的电视讲话。
在运动爆发四周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演讲，宣布放弃预定从2019年开始新加征的燃油税，而且公布对最低工资收入者（SMIC）发放100欧元的额外补贴。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中国专家想当然地认为，运动将趋于平息：既然当局已经做出了完全的让步，运动当然也就沒有理由再继续下去。然而，这场“黄马甲运动”不仅没有熄火，相反却愈演愈烈，甚至有向整个欧盟蔓延的趋势。显然，燃油税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这场运动的目标究竟何在？
尽管法国媒体刻意地回避相关画面和报道，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黄马甲运动”远非近年来其他一些经常出现的抗议活动可以相提并论。这场运动显然是法国历史上民众抗议链上的新的一环。种种迹象表明，这次“黄马甲运动”并非对某项政策、某个政府、某位政治家（总统）的有限不满而引发的，相反是法国积累多年的对整个左右翼执政体制、法国经济格局和西方民主的根基——“代议制民主”的强烈抵抗的一次总爆发，因而具有明显的“革命”的性质。
唯一不同的是，这场“革命”的动因似乎是来自极右翼，但却得到来自极左翼的有力支持。这既是历史的荒诞，也是历史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
反对政权、媒体和资本三大权力
我们知道，真正统治着法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三大权力，实际上是政权、媒体和隐身幕后的资本（即财团）。资本通过在金钱上对政客的资助和对媒体的控制（法国95%以上的主流媒体，从电视、电台到纸质媒体都控制在各大财团手中），实际上操纵着民主选举的结果，进而使国家运行之轨不会脱离资本利益的大方向。而这次的“黄马甲运动”的本质特征和真正目标，实际上就是挑战这三大权力。很多参与“黄马甲运动”的示威者提出的目标和口号，都是在马克龙总统的公开讲话发布、对运动做出了全面让步的回应之后，逐渐清晰起来的。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口号也是在这个时刻响遍法国的：“RIC”（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citoyenne），意指“人民发起的全民公决”。
为什么要公决？而且要“人民发起”？原因非常明了：就是因为参加运动的法国民众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政府和总统的信任，也失去了对包括左右翼各类传统政党的信任。“RIC”直接挑战的，就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代议制本身。因为示威者非常清晰地提出，“我们选出的代表（议会议员）投票做出的是反对我们利益的决策”。比如引起这场运动的导火索就是民选出来的政府所做出的违反民众利益的一个决策：加征燃油税。所以，参与“黄马甲运动”的示威者要求当局进行一系列公民投票;对涉及民众整体利益的决策都要进行公民投票来决定，而投票的议题也要由公民直接提出。因为过去公决的议题都是由政府提出的。一些重大的、几乎涉及全体法国人民的议题，当有可能被公决否定的话，法国当局是绝对不会付诸全民公投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同性恋婚姻问题。法国当时爆发了数百万人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要求进行全民公决;但当年执政的奥朗德政府充耳不闻，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全民公决只有一个可能性：被否决。所以奥朗德政府坚持只在议会审议;最终议案在议会被通过。今天的法国同性恋者可以结婚已经是法律。这件事对法国人民政治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们选出的代表做出的是违背他们意志的事。又比如当前法国的一个争议焦点：要不要脱欧。法国在全民公决是否要批准欧盟宪法草案时，高达55%的人投了反对票。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法国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法国是否留在欧盟内部的话，很有可能出现类似英国的事件：法国脱欧。对于欧洲的精英阶层来说，这将是不可接受的政治大地震。因而，这样一个重大议题，法国政府是绝不会让全民来进行自由裁决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RIC”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一场革命。
一些运动参与者甚至直接提出要将议会普选制部分地改为抽签制;以抽签的形式来选出部分代表人民的议员，以避免选举出来的议员都是政客的结果。因为抽签这种形式将给予被选中者绝对的做出任何决策的自由，而不需要顾及党派利益、选举利益及其自身利益等。这充分反映出法国民主选举体制本身在这场运动中遭到几乎是全面质疑的现象。
甚至为了更明确地表达“黄马甲运动”的宗旨，示威者还模拟“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统的模型来审判（此举因违法而正在遭到法国司法当局的追究，已有三名示威者因此被逮捕），这是为了传递“与当政者决裂”的强烈信息。也就是说，这次“黄马甲运动”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除了反对总统、政府和议会之外，法国主流媒体也正在成为未来最新一幕的“黄马甲运动”所瞄准的靶心：很多抗议者通过网络、推特和油管（Youtube）而将矛头对准法国主流媒体，认为法国主流媒体“都是撒谎者”，强烈抗议主流媒体未能正确地报道这场运动。很多抗议者认为，法国主流媒体过多地将关注点集中在运动中出现的暴力现象，而有意忽略了警察对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我们中国记者作为局外人，也发现一些民间新生的网络媒体——比如极右翼的AlterInfo、极左翼的Le Vent se lève，包括一些外国媒体如俄罗斯在法国播出的“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等，均在“黄马甲运动”期间表现出强大的传播能力。特别是“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已经连续几周在周末运动发生日进行了实况直播，吸引了大量法国观众观看。直播中，“今日俄罗斯”不做任何评论，而只是把话筒和镜头直接对准示威者，倒是给人相对更为客观的感觉。
“黄马甲运动”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地方，是示威者不约而同地对法国的金融体制提出强烈批评。在“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去年12月30日的一次直播中，一位“黄马甲”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愿意继续生活在金融权力的统治之下。”这句话立即传了开来。种种迹象充分地展示了这场“黄马甲运动”针对的恰恰就是目前真正统治着法国的三大权力——政权、媒体和资本。这是“黄马甲运动”的一个本质性特点。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这场运动与二战以后发生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几乎所有运动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有着非常具体的目标，是为了达到某个或某些非常具体的目的而进行的;但这次运动是对西方整个统治结构提出了全面质疑。正是因为如此，这场运动并没有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做出了大幅让步之后而中止。应该承认，“好戏”还在后头。
焦点之一：对金融资本的强烈质疑
这场“黄马甲运动”是在法国深陷债务危机的背景下爆发的。这一债务危机正在导致法国中产阶级进入“日益贫困”的下行阶段。这是二战以来法国国内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对法国债务危机之产生、缘由和解决方法的认识和看法，已经将法国分为两派观点对立的人群;一部分人认为债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法国建立了一个负担过重的“福利社会”，即对“穷人”的各种额外补贴太多，而导致国家入不敷出;因而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一部分福利。也就是说，法国的改革就是要拿穷人开刀。而对于富人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方案：为了吸引资本前来法国投资，马克龙总统治下的改革的另外一面，就是要對富人减税。用“黄马甲运动”中很多参与者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劫贫济富”。
但另一部分法国人——既包括目前参加这场运动的大多数“黄马甲”们，也包括法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则认为，法国债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1973年1月3日通过的《银行法》，是这项被称为“蓬皮杜罗斯柴尔德银行法”的法律，对法国中央银行进行了私有化，使法国中央银行失去了货币发行权，最终导致今天的法国债台高筑。因此，“黄马甲运动”的目标直指金融权力。在“黄马甲”们的眼里，马克龙的所谓改革，是与底层劳动阶级为敌的。
有关法国货币发行权已经从国家手里被转移至私人金融财团的观点已经出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在几本书的出版之后。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经济与金融学者彼埃尔伊夫·鲁杰容（Pierre-Yves Rougeyron）的畅销书《对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LEnquête sur la loi du 3 janvier 1973》由法国Le Jardin des Livres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伊夫·鲁杰容试图证明，法国今天背负的沉重的金融债务，根源就是这条法律。他认为，在这条法律颁布之前，法国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家，当国家从中央银行融资时，是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的。而在这条法律颁布之后，法国中央银行的性质就变了。法律规定，国家不再能够直接从法国中央银行进行融资，而必须通过向私人银行借债，并支付4%的利息;再由私人银行从中央银行无息借钱。这样一来，国家便不得不支付给私人银行4%的利息。而私人银行则仅仅是将钱转了一次手。我们千万不能小觑这4%的利息！事实上正是因为支付了这4%的利息，法国财政预算开始从盈余走向亏损。在通过这项法律之前，法国财政预算还是有盈余的。通过该法后，法国支出开始上涨。1978年至今，法国政府就没有任何一年的财政预算是盈余的了。而支付这4%的银行利息，今天已经成为每年法国国家财政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支，超过了高等教育和国防的预算。
之后，随着欧盟建设的进程，这则《银行法》后来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斯本条约》等欧盟建设条约而转换成欧元体系。但这并没有改变法国收支从此不再平衡的现象。今天法国的债务已经达到天文数字的22998万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2018年第二季度公布的数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9%。
当然，反对者认为法国债务的根源就是过度的“福利社会”所致。然而令人倍感蹊跷的是，这笔债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在法国主流媒体上几乎是不让讨论的。因此，债务是源于“过度福利”还是源于“银行法”，在法国形成了两大观点潮流;而且始终处于分化、分裂和变化之中。于是，法国债务危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便成为这次“黄马甲运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在运动中不断地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每次有“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穿着黄马甲出现在电视台屏幕上时，他们几乎都会提及这个问题;但在法国主流媒体上也几乎每次都会被电视台主持人或记者有意识地将话题转移开去。而在非主流媒体、特别是在这次运动中突然走红的一些非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上，这个问题却是这次运动的两大焦点之一。“银行法”和国家货币发行主权问题在这些媒体上、在追踪观看这些媒体的法国民众头脑里，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焦点之二：反对全球化
从目前已知或相对比较一致的领域，我们可以认为，“黄马甲运动”瞄准的另一大焦点是：“全球化”。正是这一大焦点，将法国社会分裂成两大部分。但这两大部分不是以传统的阶级成分来划分的，而是以对这一大焦点的立场来划分的。
法国有一大特点，就是社会阶层泾渭分明，甚至连居住地都有着明确的界线。
法国的上层大资产阶级、bobo（小资产阶级）和受雇于他们的部分底层阶级，主要生活在巴黎及其周边三十公里左右。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法国上层最具代表性的阶层主要是金融、房产和跨国大公司等巨头的拥有者。他们早已突破法国国界而走向全球。甚至包括巴黎的房地产，其最奢华的豪宅已经瞄准国际客户，因为法国本土已很少有人能买得起了。而居住在巴黎周边的则主要是为这批巴黎的上层服务的一批人群。正是由于他们与巴黎上层的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他们尽管从阶级划分上应该归为中产阶层，但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追随上层模式，因而他们的政治特征同样是支持“全球化”。
而这次参与“黄马甲运动”的主要成员，则是散布在法国巴黎之外广大地区的白人中产阶级和底层无产阶级。他们占到法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他们主要靠打工生活。纳税和交通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支出。他们过去的政治面目非常复杂，既有支持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党的传统左翼选民，亦有支持萨科齐等的传统右翼选民;甚至包括支持国民阵线的极右翼选民和支持另一位著名政治家让吕克·梅朗松（Jean-Luc Mélanchon）及其领导的“法兰西不屈服党”的极左翼选民。但今天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政治立场将他们统一起来，那就是“反对全球化”。
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证明，法国中下层的日常收入正在明显地、史无前例地、迅速地下降。而这种下降在法国被普遍认为是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竞争、产品竞争、服务竞争等正在摧垮法国的就业。而所谓针对“地球变暖”的种种措施更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法国本以为可以通过“巴黎气候协议”赢得碳关税的好处，没想到的是最后自己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回应自己提出的问题。结果，当生活在巴黎的上层统治阶层决定要将燃油税上调时，立即导致法国50%以上的民众顿感切肤之痛：汽车和燃油是生活在巴黎以外的法国民众的支柱。“黄马甲运动”中最醒目的口号之一是：“马克龙关心地球末日，我们关心每月的月末日”。
所以，这是一场所谓的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受害者”联合起来的“反全球化”力量掀起的针对“支持全球化”力量的斗争;就这个意义而言，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右翼革命，一场得到同样“反对全球化”的最左翼民众的支持的右翼革命。
说这是一场右翼革命，最根本的一点，是“全球化”使西方统治阶层内部的三大权力之一的“资本”正在发生利益分化，过去曾经共同在“全球化”中获利的西方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开始出现利益对立的局面。
联系最近的“贸易战”，我们以美国为例來说明这个情况。
要理解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跨国资本的利益是如何分道扬镳的，我们不仅要认识全球化，同时也要认识全球化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全球化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不同阶段带来的不同结果;特别需要认识和理解的是从美国国家的角度来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的本质差异。
以军工联合体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基本上以美国国家为主要载体，两者的强盛或衰落密切相连。尽管产业资本也曾通过全球化而牟取暴利，但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和崛起，特别是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产业从低端开始朝着中、高端发展时，美国产业资本遭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而节节败退;但他们却不会闭门反思，相反怪罪于中国和“全球化”。
而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的主要特征则是“跨国”。所谓“跨国”，主要是指国际金融财团通过相互参股、联姻、建立各类基金会，特别是在金融投机机会来临时的共同合作买卖、做空做多，使得他们之间的利益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形成一股强大的、远远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投机资本。索罗斯及其背后的力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金融资本的“跨国”性质，已经使美国国家利益与金融跨国资本自身的利益不再完全吻合。其中最突出之处，就是当美国国家与产业资本因“全球化”而面临困境时，跨国金融资本却依然从“全球化”中获利。因此，在理解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看清，前者与美国息息相关，而后者则早已超越美国，成为一个高踞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个庞大的、无形的跨国利益集团。
于是，跨国金融资本继续支持“全球化”，而产业资本则开始在同样因“全球化”而失去工作或面临失业危机的中下层劳动民众的支持下，开始反对“全球化”。在美国，出现了“特朗普现象”;而在法国则出现了“黄马甲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运动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一次“逆转”：1968年5月正是法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上升阶段，爆发了左翼民众要求挣脱工作的束缚，争取更多自由、更多民主的左翼革命;而这一次则是在经济急剧衰退中的一场反对进一步开放、反对进一步自由化、要求更多就业、工作和保障的右翼革命。
“黄马甲运动”正在逼迫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历史正在开“倒车”吗？还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即这场运动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模式，用来取代旧模式。更简单一点说，这场运动仅仅是“破”，而非“立”;更不是对世界上其他统治模式包括中国模式的肯定或赞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西方民众对中国政治模式的认知是非常肤浅、负面和片面的，因为在他们主流媒体的控制下，中国的现实情况被完全扭曲;中国取得的任何成功都被有意识地忽略掉了。所以中国是不可能成为“黄马甲运动”的标杆性国家的。但这并非是中国做得不好，而是“中国故事”没有传播出去。
“黄马甲运动”：国际民粹浪潮中的一个巨浪 法国这场得到左翼民众支持的“右翼革命”与整个西方爆发的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是完全相吻合的。
事实上，在美国选出一位反对“全球化”的特殊总统特朗普时，法国选民也抛弃了传统左右翼总统候选人，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和极右翼的玛丽娜·勒庞推进了大选的第二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勒庞本应扮演“法国特朗普”的角色。但法国的传统主流政治力量（即特朗普口中的establishment——“权势集团”）比美国更强大，在极右翼的勒庞进入第二轮之后，“反勒庞”便成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于是在出现空前弃权、白票和无效票比例（高达25.44%）的情况下，极右翼的勒庞被击败，“不左不右”的马克龙当选。但这一意义非凡的“第二轮”埋下了法国广大选民在政治上的极端不满情绪，现在集中在“黄马甲运动”中爆发出来。
马克龙上台后并没有顺从民意在随后整整一年多的执政中向民众“让步”，即为底层劳动力和正在衰退中的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好处”。相反，他在国内实际上继续推行其多位前任已经失败了的所谓“变革”（基本上属于“劫贫济富”范畴），而在国际上则明确担任起跨国金融资本的台前发言人角色。马克龙是欧盟国家中最明确批评特朗普的“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领导人。这样，马克龙总统便成为国际民粹主义浪潮所瞄准的一个首要目标。
从美国特朗普当选，到英国公投脱欧，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吹起的这股民粹主义浪潮，早已与法国内部政治朝着极右翼方向演变汇为一体。事实上，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已经多次前来法国，与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有了深入的接触。早在今年三月份，班农在接受法国《当代价值（Valeurs Actuelles）》杂志采访时就已经预言：“马克龙竭尽全力遏制民粹主义浪潮，这将是人们唯一记住的。但他不可能遏制住这股浪潮。马克龙时代的消失正在大步向我们走来。”
今天发生的这场直接要求“马克龙下台”的“黄马甲运动”是不是这股民粹主义浪潮的一个高峰？班农之流是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黑手”？我们目前尚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历史会将它所知的秘密慢慢告诉我们。
西方政治色谱的历史性演变
在“黄马甲运动”中，我们看到法国社会除了左右翼两大政治流派之外，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其他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思潮正在获得西方民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传统左右翼的划分，而通过另外一些标准而整合到一起。
过去西方的政治色谱是一道横线：极左—左—中间派—右—极右，一字排开。但今天我们却发现，法国社会政治色谱正在形成一个光环：中间派在上方、左右翼分列两边，而下面却出现了极右翼选民与极左翼选民正在联手的情况。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即前国民阵线）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服党”的基础选民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却在“黄马甲运动”中联手反对传统的左右翼。如果我们细究他们的共同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南辕北辙，但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全球化”。用传统的左右翼划界已经无法划分的阶级，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又重新划分成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这样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两大政治力量;这两大政治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阵营，目前正由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联合同样反对“全球化”的底层劳动阶层，与继续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形成尖锐对立;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跨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因而，这场争斗也就扩展到了全世界。
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发现，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已经完全成形;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正在日益趋于激烈。
全球化从“幸福”走向“痛苦”
要了解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动向，必须首先认识“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对西方社会特别是对统治着西方的三大权力之一——资本（财团）形成的巨大冲击，并最终造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分裂和对立。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他的一部《世界往何处去？》（Où va le Monde？）的书中曾将全球化从1985年伊始分为“幸福的全球化”、到2001年开始“痛苦的全球化”以及从近几年最终进入“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三个阶段。从他的分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化是如何在从“幸福的全球化”走向“痛苦的”甚至是“危机和束手无策”的过程中，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一刀切开，从而形成当今世界格局中产业资本和金融跨国资本分化成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的。
从1985年开始的“幸福的全球化”阶段，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都从全球化中获利：市场越来越大、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廉、财富迅速积累、贫困现象日渐压缩、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爆发、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网络使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发展。
只有擁抱全球化的国家，才能出现经济奇迹。
当时世界上出现三大趋热：一是无限繁荣;二是西方“民主”迈向全球;三是由联合国和美国保证下的全球安全。“市场万能”的说法就是在这个阶段风靡全球的。遗憾的是，如今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的思维，始终停留在这个阶段。
此时美国的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曾经携手赚钱。然而很快全球化开始从“幸福”转向“痛苦”。从我在法国任常驻记者观察到的现象看，始于2001年的“痛苦的全球化”，主要是指西方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层——再具体来说，就是以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工资的阶层——从全球化中收获的已经不再是利润而是痛苦。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也在同来自新兴国家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也开始失去利润而仅剩“痛苦”。 我们知道，产业资本的赢利方式主要是通过产品，而金融资本则主要是债务。产品需要劳动力来生产;全球化虽然能够使产品突破国界，但生产产品的劳动者却始终是有国界的。
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所出卖的劳动力价格，却比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要贵得多;再加上汇率的因素，两者之间的差距足以使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了，企业于是便将生产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阶层的劳动力价格比他们低，而失去了工作。
从产业链的角度而言，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发生的摩擦，事实上造成了各国工人阶层之间的矛盾。因此，当特朗普高呼产业制造回归美国时，他获得的正是美国劳动阶层的欢呼;而特朗普向包括中国在内的“顺差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获得的也同样是不明真相的美国劳动阶层的欢呼。
特朗普的当选，与过去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之争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不同就不同在特朗普明确的代表着所谓全球化的“受害者”——产业资本以及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利益。这就打破了以往“左”“右”之分的局面。国际关系与国内矛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不能机械地来理解社会阶级构成和国家关系的演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资本、国际金融资本、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变得很复杂，远不是全球化之前那么简单。
美国选民中的中下层白人劳动阶层普遍支持特朗普的奇特现象，就是一个例证。事实上，他们支持的不是特朗普，而是特朗普的“反全球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阶层是有国界的，事实上产业资本也是有国界的。一件商品如果是在美国生产的话，意味着美国企业将重新获得利润而劳动阶层将重新找到工作。因此，对于美国产业资本和劳动阶层，以及部分中产阶级来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归美国”是有利的，是对全球化的“逆转”。
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不仅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与构成，也同样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与西方这两大力量板块显然也都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错、斗争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战略性课题。
一场意义非凡的“信息革命”
众所周知，这次“黄马甲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没有明确的领导者。确实，“法兰西不屈服”党领袖梅朗松、议员弗朗索瓦·鲁凡（Franois Ruffin）等先后被认为是运动的“指导者”;特别是鲁凡，在运动开始时非常活跃，是少数议会议员中公开支持“黄马甲运动”的政治家。只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事实证明他们不是“黄马甲运动”的“领导者”，而只是参与者、追随者。
令人倍感兴趣的是，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几位或被法国主流媒体有意屏蔽、或被有意忽略的学者，他们对法国社会、对“黄马甲运动”所发表的种种讲话、文章和观点，事实上对运动起到了某种深刻的引导作用。而大量报道他们的一些新出现的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则正在以迅猛的势头抢走过去传统的西方主流媒体的观众和读者，正在构成“黄马甲运动”出现以来的一场新的“信息革命”——非计算机信息，而是新闻意义上的信息——即人们不再相信传统西方主流媒体上的信息，转而相信新网络媒体传播的信息。
在舆论簇拥下而成为不是代言人的“代言人”，首推埃蒂安·舒阿尔（tienne Chouard）。舒阿尔是巴黎南特大学老师，主流媒体介绍他时总是提及其“左翼激进立场”。舒阿尔成名于2005年欧洲宪法草案公投。反对该草案的舒阿尔发在自己博客上的一篇文章，被主流媒体广泛引用，最终使欧洲宪法草案公投失败。在这次“黄马甲运动”一开始，舒阿尔便受到非主流媒体的追逐采访。正是他提出了“RIC”——公民自主公决的主张。这已经成为“黄马甲运动”的一个最具体的政治目标。他对代议制民主一直持否定态度，而主张进行“抽签民主”;他甚至公开否认法国是“民主”体制;他对法国失去货币主导权的批评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观点都受到“黄马甲运动”参与者的高度重视;他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起到了某种“精神领袖”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他最近频繁出现在各大电视台，对运动的性质、缘由、未来发展方向等做了大量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在“局外”指导着这场运动。
可以说，埃蒂安·舒阿尔不久前在法国还是一个普通大学老师;但随着“黄马甲运动”的深入，舒阿尔必将成为法国当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位“精神领袖”。
对运动指导性作用同样非常明显的，还有另外两位知识分子，一位是前面提及的经济学家托德，另一位则是被指为“极右翼”的知识分子阿兰·索哈尔（Alain Soral）。托德在运动爆发后也几乎每天都会发表各类评论。这位早在1995年就指出“法国社会处于分裂状态”的经济学家曾深刻影响了右翼总统希拉克，“社会分裂”的口号是希拉克能够当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今天，托德认为，“黄马甲运动”对法国政治的挑战是空前的，如果当局不能理解这种挑战的严重性的话，这场运动在他看来甚至有可能成为一场“扎克雷起义”。而索哈尔这位被西方主流媒体描述为“反犹”的政论家也在运动开始后便在他主办的一个网站“平等与和解”上天天发表对运动的看法和分析。尽管法国主流媒体对索哈尔大力封锁，但他的影响却与日俱增。他对金融资本的猛烈抨击赢得了法国舆论的广泛共鸣。他的一本《理解帝国》的政论书已经畅销多年。在示威队伍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打出他的旗号。
此外，一些原來影响并不大的网站，在运动中也异军突起，成为运动的信息传播者。其影响与日俱增，令人有一种“信息传播”在法国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的印象。
比如一个建于2017年的名为“起风了”（Le vent se lève）的网站在这次运动中影响大幅增加。网站年轻记者Marion Beauvalet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法国主流媒体是如何抹黑“黄马甲运动”的，在法国民众中获得大量反响。另外一个直接叫做“媒体”（Le Média）的视频网站也播出了大量法国主流媒体刻意回避的话题讨论内容。在“黄马甲运动”进入高潮前夕，该视频网站在其栏目“真正的政治”中组织了一场名为“金融资本真的夺走了权力？”的辩论，吸引了大量观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为“黄马甲运动”在做舆论准备。 必须提出的另外一个非同一般的媒体，是“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RT France）。“今日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外国电视台，但在报道“黄马甲运动”中却起到了类似甚至胜于法国主流媒体的应有作用。“今日俄罗斯”非常聪明地聘用了很多因政治理念不同而被法国媒体排斥的法国名记者，并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主持节目，结果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效果。其中有一位原来在法国三台主持一档非常受欢迎的节目的记者弗雷德利克·塔德伊（Frédéric Tadde）在“今日俄罗斯”创办了一档对话节目《禁止“禁止”》，意為没有任何话题不能涉及。塔德伊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这是第一次一家电视台给他“完全的自由”来主持一档政论节目。这档节目在“黄马甲运动”中采访了很多平时难以在法国主流电视台看到的专家、学者和运动的参与者，受到法国民众的大力欢迎。“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对这场运动的影响，将是未来法国媒体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笔。
未来走向：一个硕大的问号
“黄马甲运动”还在继续。尽管法国媒体已经开始“忽略”这场运动。然而事实上法国反对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动员第32周的“黄马甲运动”。
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做出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黄马甲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抗议行为，而是带有深层次政治目标的群体性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
第二，“黄马甲运动”与法国近年来的其他抗议示威有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其目标的不可妥协性;这一目标用直白的话语来形容，就是要推翻法国现政府、推翻法国现行政治体制;
第三，“黄马甲运动”必然会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但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里，“黄马甲运动”将会不断地卷土重来;因为这是法国相当一部分中下层民众面临自己生活困境时不得不采取和参与的一场运动，是一场具有长期性的运动;
第四，“黄马甲运动”将会造就一批法国新的思想者，包括舒阿尔、托德、索哈尔等;他们尽管被主流学术界所排斥，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将会与日俱增;
第五，“黄马甲运动”将很难成功;因为西方社会的财权、政权和舆论权都被牢牢地控制在资本、政府和媒体手中;在“黄马甲运动”面前，事实已经证明这三大权力正在相互联手，以期维持其统治。两者相比，力量悬殊;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支持，“黄马甲运动”将注定走向失败。但经过“黄马甲运动”洗礼的法国和西方，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衰退。
法国“黄马甲运动”是一场“政变”？
这到底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还是对历史的一种真正客观的描述？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自去年年底爆发以来，迄今为止仍在继续;这很可能是一场将引导整个法国（甚至可能影响整个欧盟）走向另外一个历史方向的“革命性”运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可能正呈现在我们眼前。
运动的起源
通常情况下，一次群众示威往往有着明确的目标，一旦达成，示威就会平息。这一次，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的火星是由政府欲加征燃油税而引发的。
追根寻源，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人数尽管不多、但却有着“全民性”运动性质的抗议从去年五月份就已经初露端倪。当时一位名叫Priscilla Ludosky的驾车者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上分别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免除新加征的0.76欧元的燃油税。此信在网络上征集到23万个签名支持。到了去年十月份，网络上出现一帧短视频，一位名叫雅克琳娜·莫罗（Jacqueline Mouraud）的女子不仅抗议燃油税价上涨，而且质疑国家收取的这额外的燃油税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她直接点名要求马克龙总统对此做出明确回答。莫罗的视频在网络上激发了更为强烈的反响，数周之内这一视频点击量超过六百万，而且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她。而在此之前爱丽舍宫恰好传出“30万欧元高价换地毯”的“丑闻”;两相对比，反差太过强烈。由此，强烈不满的法国社交网络开始发出“扎克雷起义”扎克雷起义（Jacques Bonhomme）是法国1358年5月爆发的一场底层农民起义反对上层贵族的起义。虽然最后起义被残酷镇压，但在法国历史上却留下了农民起义的浓重的一笔.的呼吁。
真正有组织的“黄马甲运动”最早是2018年11月诞生于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的海滨城市迪耶普（Dieppe）。当时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个“黄马甲群”，在推特上呼吁在11月17日进行抗议示威。很快这个群就有了16000名参与者。到了17日周六这一天，小城果然爆发了“黄马甲示威”，几乎所有圆形交叉路口都被上千名身着“黄马甲”的抗议人群所堵塞。“黄马甲”是当汽车在路上出现问题抛锚时必须穿上的一种背心，目的是让其他汽车司机远远地就能看到他。这种以“醒目”为旨的“黄马甲”便成为这次运动的强烈象征。很快，这一运动就在全国蔓延开来。在后来的几周周末，全法国共有数十万人身穿“黄马甲”上街抗议。关于其人数，法国主流媒体认为满打满算约三十来万。但“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们则指责媒体“大大压缩了真正的抗议人群数字”。
运动的转折点是马克龙总统的电视讲话。
在运动爆发四周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演讲，宣布放弃预定从2019年开始新加征的燃油税，而且公布对最低工资收入者（SMIC）发放100欧元的额外补贴。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中国专家想当然地认为，运动将趋于平息：既然当局已经做出了完全的让步，运动当然也就沒有理由再继续下去。然而，这场“黄马甲运动”不仅没有熄火，相反却愈演愈烈，甚至有向整个欧盟蔓延的趋势。显然，燃油税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这场运动的目标究竟何在？
尽管法国媒体刻意地回避相关画面和报道，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黄马甲运动”远非近年来其他一些经常出现的抗议活动可以相提并论。这场运动显然是法国历史上民众抗议链上的新的一环。种种迹象表明，这次“黄马甲运动”并非对某项政策、某个政府、某位政治家（总统）的有限不满而引发的，相反是法国积累多年的对整个左右翼执政体制、法国经济格局和西方民主的根基——“代议制民主”的强烈抵抗的一次总爆发，因而具有明显的“革命”的性质。
唯一不同的是，这场“革命”的动因似乎是来自极右翼，但却得到来自极左翼的有力支持。这既是历史的荒诞，也是历史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
反对政权、媒体和资本三大权力
我们知道，真正统治着法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三大权力，实际上是政权、媒体和隐身幕后的资本（即财团）。资本通过在金钱上对政客的资助和对媒体的控制（法国95%以上的主流媒体，从电视、电台到纸质媒体都控制在各大财团手中），实际上操纵着民主选举的结果，进而使国家运行之轨不会脱离资本利益的大方向。而这次的“黄马甲运动”的本质特征和真正目标，实际上就是挑战这三大权力。很多参与“黄马甲运动”的示威者提出的目标和口号，都是在马克龙总统的公开讲话发布、对运动做出了全面让步的回应之后，逐渐清晰起来的。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口号也是在这个时刻响遍法国的：“RIC”（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citoyenne），意指“人民发起的全民公决”。
为什么要公决？而且要“人民发起”？原因非常明了：就是因为参加运动的法国民众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政府和总统的信任，也失去了对包括左右翼各类传统政党的信任。“RIC”直接挑战的，就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代议制本身。因为示威者非常清晰地提出，“我们选出的代表（议会议员）投票做出的是反对我们利益的决策”。比如引起这场运动的导火索就是民选出来的政府所做出的违反民众利益的一个决策：加征燃油税。所以，参与“黄马甲运动”的示威者要求当局进行一系列公民投票;对涉及民众整体利益的决策都要进行公民投票来决定，而投票的议题也要由公民直接提出。因为过去公决的议题都是由政府提出的。一些重大的、几乎涉及全体法国人民的议题，当有可能被公决否定的话，法国当局是绝对不会付诸全民公投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同性恋婚姻问题。法国当时爆发了数百万人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要求进行全民公决;但当年执政的奥朗德政府充耳不闻，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全民公决只有一个可能性：被否决。所以奥朗德政府坚持只在议会审议;最终议案在议会被通过。今天的法国同性恋者可以结婚已经是法律。这件事对法国人民政治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们选出的代表做出的是违背他们意志的事。又比如当前法国的一个争议焦点：要不要脱欧。法国在全民公决是否要批准欧盟宪法草案时，高达55%的人投了反对票。可以想象，今天如果法国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法国是否留在欧盟内部的话，很有可能出现类似英国的事件：法国脱欧。对于欧洲的精英阶层来说，这将是不可接受的政治大地震。因而，这样一个重大议题，法国政府是绝不会让全民来进行自由裁决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RIC”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一场革命。
一些运动参与者甚至直接提出要将议会普选制部分地改为抽签制;以抽签的形式来选出部分代表人民的议员，以避免选举出来的议员都是政客的结果。因为抽签这种形式将给予被选中者绝对的做出任何决策的自由，而不需要顾及党派利益、选举利益及其自身利益等。这充分反映出法国民主选举体制本身在这场运动中遭到几乎是全面质疑的现象。
甚至为了更明确地表达“黄马甲运动”的宗旨，示威者还模拟“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历史，做了一个总统的模型来审判（此举因违法而正在遭到法国司法当局的追究，已有三名示威者因此被逮捕），这是为了传递“与当政者决裂”的强烈信息。也就是说，这次“黄马甲运动”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除了反对总统、政府和议会之外，法国主流媒体也正在成为未来最新一幕的“黄马甲运动”所瞄准的靶心：很多抗议者通过网络、推特和油管（Youtube）而将矛头对准法国主流媒体，认为法国主流媒体“都是撒谎者”，强烈抗议主流媒体未能正确地报道这场运动。很多抗议者认为，法国主流媒体过多地将关注点集中在运动中出现的暴力现象，而有意忽略了警察对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我们中国记者作为局外人，也发现一些民间新生的网络媒体——比如极右翼的AlterInfo、极左翼的Le Vent se lève，包括一些外国媒体如俄罗斯在法国播出的“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等，均在“黄马甲运动”期间表现出强大的传播能力。特别是“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已经连续几周在周末运动发生日进行了实况直播，吸引了大量法国观众观看。直播中，“今日俄罗斯”不做任何评论，而只是把话筒和镜头直接对准示威者，倒是给人相对更为客观的感觉。
“黄马甲运动”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地方，是示威者不约而同地对法国的金融体制提出强烈批评。在“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去年12月30日的一次直播中，一位“黄马甲”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愿意继续生活在金融权力的统治之下。”这句话立即传了开来。种种迹象充分地展示了这场“黄马甲运动”针对的恰恰就是目前真正统治着法国的三大权力——政权、媒体和资本。这是“黄马甲运动”的一个本质性特点。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这场运动与二战以后发生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几乎所有运动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有着非常具体的目标，是为了达到某个或某些非常具体的目的而进行的;但这次运动是对西方整个统治结构提出了全面质疑。正是因为如此，这场运动并没有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做出了大幅让步之后而中止。应该承认，“好戏”还在后头。
焦点之一：对金融资本的强烈质疑
这场“黄马甲运动”是在法国深陷债务危机的背景下爆发的。这一债务危机正在导致法国中产阶级进入“日益贫困”的下行阶段。这是二战以来法国国内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对法国债务危机之产生、缘由和解决方法的认识和看法，已经将法国分为两派观点对立的人群;一部分人认为债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法国建立了一个负担过重的“福利社会”，即对“穷人”的各种额外补贴太多，而导致国家入不敷出;因而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一部分福利。也就是说，法国的改革就是要拿穷人开刀。而对于富人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方案：为了吸引资本前来法国投资，马克龙总统治下的改革的另外一面，就是要對富人减税。用“黄马甲运动”中很多参与者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劫贫济富”。
但另一部分法国人——既包括目前参加这场运动的大多数“黄马甲”们，也包括法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则认为，法国债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1973年1月3日通过的《银行法》，是这项被称为“蓬皮杜罗斯柴尔德银行法”的法律，对法国中央银行进行了私有化，使法国中央银行失去了货币发行权，最终导致今天的法国债台高筑。因此，“黄马甲运动”的目标直指金融权力。在“黄马甲”们的眼里，马克龙的所谓改革，是与底层劳动阶级为敌的。
有关法国货币发行权已经从国家手里被转移至私人金融财团的观点已经出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在几本书的出版之后。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经济与金融学者彼埃尔伊夫·鲁杰容（Pierre-Yves Rougeyron）的畅销书《对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LEnquête sur la loi du 3 janvier 1973》由法国Le Jardin des Livres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伊夫·鲁杰容试图证明，法国今天背负的沉重的金融债务，根源就是这条法律。他认为，在这条法律颁布之前，法国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家，当国家从中央银行融资时，是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的。而在这条法律颁布之后，法国中央银行的性质就变了。法律规定，国家不再能够直接从法国中央银行进行融资，而必须通过向私人银行借债，并支付4%的利息;再由私人银行从中央银行无息借钱。这样一来，国家便不得不支付给私人银行4%的利息。而私人银行则仅仅是将钱转了一次手。我们千万不能小觑这4%的利息！事实上正是因为支付了这4%的利息，法国财政预算开始从盈余走向亏损。在通过这项法律之前，法国财政预算还是有盈余的。通过该法后，法国支出开始上涨。1978年至今，法国政府就没有任何一年的财政预算是盈余的了。而支付这4%的银行利息，今天已经成为每年法国国家财政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支，超过了高等教育和国防的预算。
之后，随着欧盟建设的进程，这则《银行法》后来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斯本条约》等欧盟建设条约而转换成欧元体系。但这并没有改变法国收支从此不再平衡的现象。今天法国的债务已经达到天文数字的22998万亿欧元（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2018年第二季度公布的数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9%。
当然，反对者认为法国债务的根源就是过度的“福利社会”所致。然而令人倍感蹊跷的是，这笔债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在法国主流媒体上几乎是不让讨论的。因此，债务是源于“过度福利”还是源于“银行法”，在法国形成了两大观点潮流;而且始终处于分化、分裂和变化之中。于是，法国债务危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便成为这次“黄马甲运动”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在运动中不断地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每次有“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穿着黄马甲出现在电视台屏幕上时，他们几乎都会提及这个问题;但在法国主流媒体上也几乎每次都会被电视台主持人或记者有意识地将话题转移开去。而在非主流媒体、特别是在这次运动中突然走红的一些非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上，这个问题却是这次运动的两大焦点之一。“银行法”和国家货币发行主权问题在这些媒体上、在追踪观看这些媒体的法国民众头脑里，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焦点之二：反对全球化
从目前已知或相对比较一致的领域，我们可以认为，“黄马甲运动”瞄准的另一大焦点是：“全球化”。正是这一大焦点，将法国社会分裂成两大部分。但这两大部分不是以传统的阶级成分来划分的，而是以对这一大焦点的立场来划分的。
法国有一大特点，就是社会阶层泾渭分明，甚至连居住地都有着明确的界线。
法国的上层大资产阶级、bobo（小资产阶级）和受雇于他们的部分底层阶级，主要生活在巴黎及其周边三十公里左右。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法国上层最具代表性的阶层主要是金融、房产和跨国大公司等巨头的拥有者。他们早已突破法国国界而走向全球。甚至包括巴黎的房地产，其最奢华的豪宅已经瞄准国际客户，因为法国本土已很少有人能买得起了。而居住在巴黎周边的则主要是为这批巴黎的上层服务的一批人群。正是由于他们与巴黎上层的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他们尽管从阶级划分上应该归为中产阶层，但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追随上层模式，因而他们的政治特征同样是支持“全球化”。
而这次参与“黄马甲运动”的主要成员，则是散布在法国巴黎之外广大地区的白人中产阶级和底层无产阶级。他们占到法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他们主要靠打工生活。纳税和交通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支出。他们过去的政治面目非常复杂，既有支持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党的传统左翼选民，亦有支持萨科齐等的传统右翼选民;甚至包括支持国民阵线的极右翼选民和支持另一位著名政治家让吕克·梅朗松（Jean-Luc Mélanchon）及其领导的“法兰西不屈服党”的极左翼选民。但今天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政治立场将他们统一起来，那就是“反对全球化”。
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证明，法国中下层的日常收入正在明显地、史无前例地、迅速地下降。而这种下降在法国被普遍认为是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竞争、产品竞争、服务竞争等正在摧垮法国的就业。而所谓针对“地球变暖”的种种措施更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法国本以为可以通过“巴黎气候协议”赢得碳关税的好处，没想到的是最后自己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回应自己提出的问题。结果，当生活在巴黎的上层统治阶层决定要将燃油税上调时，立即导致法国50%以上的民众顿感切肤之痛：汽车和燃油是生活在巴黎以外的法国民众的支柱。“黄马甲运动”中最醒目的口号之一是：“马克龙关心地球末日，我们关心每月的月末日”。
所以，这是一场所谓的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受害者”联合起来的“反全球化”力量掀起的针对“支持全球化”力量的斗争;就这个意义而言，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右翼革命，一场得到同样“反对全球化”的最左翼民众的支持的右翼革命。
说这是一场右翼革命，最根本的一点，是“全球化”使西方统治阶层内部的三大权力之一的“资本”正在发生利益分化，过去曾经共同在“全球化”中获利的西方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开始出现利益对立的局面。
联系最近的“贸易战”，我们以美国为例來说明这个情况。
要理解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跨国资本的利益是如何分道扬镳的，我们不仅要认识全球化，同时也要认识全球化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全球化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不同阶段带来的不同结果;特别需要认识和理解的是从美国国家的角度来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的本质差异。
以军工联合体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基本上以美国国家为主要载体，两者的强盛或衰落密切相连。尽管产业资本也曾通过全球化而牟取暴利，但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和崛起，特别是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产业从低端开始朝着中、高端发展时，美国产业资本遭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而节节败退;但他们却不会闭门反思，相反怪罪于中国和“全球化”。
而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的主要特征则是“跨国”。所谓“跨国”，主要是指国际金融财团通过相互参股、联姻、建立各类基金会，特别是在金融投机机会来临时的共同合作买卖、做空做多，使得他们之间的利益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形成一股强大的、远远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投机资本。索罗斯及其背后的力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金融资本的“跨国”性质，已经使美国国家利益与金融跨国资本自身的利益不再完全吻合。其中最突出之处，就是当美国国家与产业资本因“全球化”而面临困境时，跨国金融资本却依然从“全球化”中获利。因此，在理解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看清，前者与美国息息相关，而后者则早已超越美国，成为一个高踞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个庞大的、无形的跨国利益集团。
于是，跨国金融资本继续支持“全球化”，而产业资本则开始在同样因“全球化”而失去工作或面临失业危机的中下层劳动民众的支持下，开始反对“全球化”。在美国，出现了“特朗普现象”;而在法国则出现了“黄马甲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运动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一次“逆转”：1968年5月正是法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上升阶段，爆发了左翼民众要求挣脱工作的束缚，争取更多自由、更多民主的左翼革命;而这一次则是在经济急剧衰退中的一场反对进一步开放、反对进一步自由化、要求更多就业、工作和保障的右翼革命。
“黄马甲运动”正在逼迫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历史正在开“倒车”吗？还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即这场运动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模式，用来取代旧模式。更简单一点说，这场运动仅仅是“破”，而非“立”;更不是对世界上其他统治模式包括中国模式的肯定或赞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西方民众对中国政治模式的认知是非常肤浅、负面和片面的，因为在他们主流媒体的控制下，中国的现实情况被完全扭曲;中国取得的任何成功都被有意识地忽略掉了。所以中国是不可能成为“黄马甲运动”的标杆性国家的。但这并非是中国做得不好，而是“中国故事”没有传播出去。
“黄马甲运动”：国际民粹浪潮中的一个巨浪 法国这场得到左翼民众支持的“右翼革命”与整个西方爆发的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是完全相吻合的。
事实上，在美国选出一位反对“全球化”的特殊总统特朗普时，法国选民也抛弃了传统左右翼总统候选人，将“不左不右”的马克龙和极右翼的玛丽娜·勒庞推进了大选的第二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勒庞本应扮演“法国特朗普”的角色。但法国的传统主流政治力量（即特朗普口中的establishment——“权势集团”）比美国更强大，在极右翼的勒庞进入第二轮之后，“反勒庞”便成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于是在出现空前弃权、白票和无效票比例（高达25.44%）的情况下，极右翼的勒庞被击败，“不左不右”的马克龙当选。但这一意义非凡的“第二轮”埋下了法国广大选民在政治上的极端不满情绪，现在集中在“黄马甲运动”中爆发出来。
马克龙上台后并没有顺从民意在随后整整一年多的执政中向民众“让步”，即为底层劳动力和正在衰退中的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好处”。相反，他在国内实际上继续推行其多位前任已经失败了的所谓“变革”（基本上属于“劫贫济富”范畴），而在国际上则明确担任起跨国金融资本的台前发言人角色。马克龙是欧盟国家中最明确批评特朗普的“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领导人。这样，马克龙总统便成为国际民粹主义浪潮所瞄准的一个首要目标。
从美国特朗普当选，到英国公投脱欧，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吹起的这股民粹主义浪潮，早已与法国内部政治朝着极右翼方向演变汇为一体。事实上，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已经多次前来法国，与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有了深入的接触。早在今年三月份，班农在接受法国《当代价值（Valeurs Actuelles）》杂志采访时就已经预言：“马克龙竭尽全力遏制民粹主义浪潮，这将是人们唯一记住的。但他不可能遏制住这股浪潮。马克龙时代的消失正在大步向我们走来。”
今天发生的这场直接要求“马克龙下台”的“黄马甲运动”是不是这股民粹主义浪潮的一个高峰？班农之流是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黑手”？我们目前尚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历史会将它所知的秘密慢慢告诉我们。
西方政治色谱的历史性演变
在“黄马甲运动”中，我们看到法国社会除了左右翼两大政治流派之外，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其他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思潮正在获得西方民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传统左右翼的划分，而通过另外一些标准而整合到一起。
过去西方的政治色谱是一道横线：极左—左—中间派—右—极右，一字排开。但今天我们却发现，法国社会政治色谱正在形成一个光环：中间派在上方、左右翼分列两边，而下面却出现了极右翼选民与极左翼选民正在联手的情况。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即前国民阵线）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服党”的基础选民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却在“黄马甲运动”中联手反对传统的左右翼。如果我们细究他们的共同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政治理念上南辕北辙，但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全球化”。用传统的左右翼划界已经无法划分的阶级，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又重新划分成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这样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两大政治力量;这两大政治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阵营，目前正由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联合同样反对“全球化”的底层劳动阶层，与继续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形成尖锐对立;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跨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因而，这场争斗也就扩展到了全世界。
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发现，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已经完全成形;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正在日益趋于激烈。
全球化从“幸福”走向“痛苦”
要了解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动向，必须首先认识“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对西方社会特别是对统治着西方的三大权力之一——资本（财团）形成的巨大冲击，并最终造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分裂和对立。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他的一部《世界往何处去？》（Où va le Monde？）的书中曾将全球化从1985年伊始分为“幸福的全球化”、到2001年开始“痛苦的全球化”以及从近几年最终进入“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三个阶段。从他的分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化是如何在从“幸福的全球化”走向“痛苦的”甚至是“危机和束手无策”的过程中，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一刀切开，从而形成当今世界格局中产业资本和金融跨国资本分化成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的。
从1985年开始的“幸福的全球化”阶段，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都从全球化中获利：市场越来越大、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廉、财富迅速积累、贫困现象日渐压缩、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爆发、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网络使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发展。
只有擁抱全球化的国家，才能出现经济奇迹。
当时世界上出现三大趋热：一是无限繁荣;二是西方“民主”迈向全球;三是由联合国和美国保证下的全球安全。“市场万能”的说法就是在这个阶段风靡全球的。遗憾的是，如今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的思维，始终停留在这个阶段。
此时美国的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曾经携手赚钱。然而很快全球化开始从“幸福”转向“痛苦”。从我在法国任常驻记者观察到的现象看，始于2001年的“痛苦的全球化”，主要是指西方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层——再具体来说，就是以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工资的阶层——从全球化中收获的已经不再是利润而是痛苦。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也在同来自新兴国家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也开始失去利润而仅剩“痛苦”。 我们知道，产业资本的赢利方式主要是通过产品，而金融资本则主要是债务。产品需要劳动力来生产;全球化虽然能够使产品突破国界，但生产产品的劳动者却始终是有国界的。
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所出卖的劳动力价格，却比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要贵得多;再加上汇率的因素，两者之间的差距足以使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了，企业于是便将生产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阶层的劳动力价格比他们低，而失去了工作。
从产业链的角度而言，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发生的摩擦，事实上造成了各国工人阶层之间的矛盾。因此，当特朗普高呼产业制造回归美国时，他获得的正是美国劳动阶层的欢呼;而特朗普向包括中国在内的“顺差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获得的也同样是不明真相的美国劳动阶层的欢呼。
特朗普的当选，与过去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之争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不同就不同在特朗普明确的代表着所谓全球化的“受害者”——产业资本以及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利益。这就打破了以往“左”“右”之分的局面。国际关系与国内矛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不能机械地来理解社会阶级构成和国家关系的演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资本、国际金融资本、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变得很复杂，远不是全球化之前那么简单。
美国选民中的中下层白人劳动阶层普遍支持特朗普的奇特现象，就是一个例证。事实上，他们支持的不是特朗普，而是特朗普的“反全球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阶层是有国界的，事实上产业资本也是有国界的。一件商品如果是在美国生产的话，意味着美国企业将重新获得利润而劳动阶层将重新找到工作。因此，对于美国产业资本和劳动阶层，以及部分中产阶级来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归美国”是有利的，是对全球化的“逆转”。
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不仅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与构成，也同样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与西方这两大力量板块显然也都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错、斗争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战略性课题。
一场意义非凡的“信息革命”
众所周知，这次“黄马甲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没有明确的领导者。确实，“法兰西不屈服”党领袖梅朗松、议员弗朗索瓦·鲁凡（Franois Ruffin）等先后被认为是运动的“指导者”;特别是鲁凡，在运动开始时非常活跃，是少数议会议员中公开支持“黄马甲运动”的政治家。只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事实证明他们不是“黄马甲运动”的“领导者”，而只是参与者、追随者。
令人倍感兴趣的是，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几位或被法国主流媒体有意屏蔽、或被有意忽略的学者，他们对法国社会、对“黄马甲运动”所发表的种种讲话、文章和观点，事实上对运动起到了某种深刻的引导作用。而大量报道他们的一些新出现的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则正在以迅猛的势头抢走过去传统的西方主流媒体的观众和读者，正在构成“黄马甲运动”出现以来的一场新的“信息革命”——非计算机信息，而是新闻意义上的信息——即人们不再相信传统西方主流媒体上的信息，转而相信新网络媒体传播的信息。
在舆论簇拥下而成为不是代言人的“代言人”，首推埃蒂安·舒阿尔（tienne Chouard）。舒阿尔是巴黎南特大学老师，主流媒体介绍他时总是提及其“左翼激进立场”。舒阿尔成名于2005年欧洲宪法草案公投。反对该草案的舒阿尔发在自己博客上的一篇文章，被主流媒体广泛引用，最终使欧洲宪法草案公投失败。在这次“黄马甲运动”一开始，舒阿尔便受到非主流媒体的追逐采访。正是他提出了“RIC”——公民自主公决的主张。这已经成为“黄马甲运动”的一个最具体的政治目标。他对代议制民主一直持否定态度，而主张进行“抽签民主”;他甚至公开否认法国是“民主”体制;他对法国失去货币主导权的批评也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观点都受到“黄马甲运动”参与者的高度重视;他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起到了某种“精神领袖”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他最近频繁出现在各大电视台，对运动的性质、缘由、未来发展方向等做了大量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在“局外”指导着这场运动。
可以说，埃蒂安·舒阿尔不久前在法国还是一个普通大学老师;但随着“黄马甲运动”的深入，舒阿尔必将成为法国当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位“精神领袖”。
对运动指导性作用同样非常明显的，还有另外两位知识分子，一位是前面提及的经济学家托德，另一位则是被指为“极右翼”的知识分子阿兰·索哈尔（Alain Soral）。托德在运动爆发后也几乎每天都会发表各类评论。这位早在1995年就指出“法国社会处于分裂状态”的经济学家曾深刻影响了右翼总统希拉克，“社会分裂”的口号是希拉克能够当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今天，托德认为，“黄马甲运动”对法国政治的挑战是空前的，如果当局不能理解这种挑战的严重性的话，这场运动在他看来甚至有可能成为一场“扎克雷起义”。而索哈尔这位被西方主流媒体描述为“反犹”的政论家也在运动开始后便在他主办的一个网站“平等与和解”上天天发表对运动的看法和分析。尽管法国主流媒体对索哈尔大力封锁，但他的影响却与日俱增。他对金融资本的猛烈抨击赢得了法国舆论的广泛共鸣。他的一本《理解帝国》的政论书已经畅销多年。在示威队伍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打出他的旗号。
此外，一些原來影响并不大的网站，在运动中也异军突起，成为运动的信息传播者。其影响与日俱增，令人有一种“信息传播”在法国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的印象。
比如一个建于2017年的名为“起风了”（Le vent se lève）的网站在这次运动中影响大幅增加。网站年轻记者Marion Beauvalet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法国主流媒体是如何抹黑“黄马甲运动”的，在法国民众中获得大量反响。另外一个直接叫做“媒体”（Le Média）的视频网站也播出了大量法国主流媒体刻意回避的话题讨论内容。在“黄马甲运动”进入高潮前夕，该视频网站在其栏目“真正的政治”中组织了一场名为“金融资本真的夺走了权力？”的辩论，吸引了大量观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为“黄马甲运动”在做舆论准备。 必须提出的另外一个非同一般的媒体，是“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RT France）。“今日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外国电视台，但在报道“黄马甲运动”中却起到了类似甚至胜于法国主流媒体的应有作用。“今日俄罗斯”非常聪明地聘用了很多因政治理念不同而被法国媒体排斥的法国名记者，并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主持节目，结果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效果。其中有一位原来在法国三台主持一档非常受欢迎的节目的记者弗雷德利克·塔德伊（Frédéric Tadde）在“今日俄罗斯”创办了一档对话节目《禁止“禁止”》，意為没有任何话题不能涉及。塔德伊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这是第一次一家电视台给他“完全的自由”来主持一档政论节目。这档节目在“黄马甲运动”中采访了很多平时难以在法国主流电视台看到的专家、学者和运动的参与者，受到法国民众的大力欢迎。“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对这场运动的影响，将是未来法国媒体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笔。
未来走向：一个硕大的问号
“黄马甲运动”还在继续。尽管法国媒体已经开始“忽略”这场运动。然而事实上法国反对全球化的力量正在动员第32周的“黄马甲运动”。
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做出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黄马甲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抗议行为，而是带有深层次政治目标的群体性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
第二，“黄马甲运动”与法国近年来的其他抗议示威有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其目标的不可妥协性;这一目标用直白的话语来形容，就是要推翻法国现政府、推翻法国现行政治体制;
第三，“黄马甲运动”必然会遭到法国当局的镇压;但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里，“黄马甲运动”将会不断地卷土重来;因为这是法国相当一部分中下层民众面临自己生活困境时不得不采取和参与的一场运动，是一场具有长期性的运动;
第四，“黄马甲运动”将会造就一批法国新的思想者，包括舒阿尔、托德、索哈尔等;他们尽管被主流学术界所排斥，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将会与日俱增;
第五，“黄马甲运动”将很难成功;因为西方社会的财权、政权和舆论权都被牢牢地控制在资本、政府和媒体手中;在“黄马甲运动”面前，事实已经证明这三大权力正在相互联手，以期维持其统治。两者相比，力量悬殊;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支持，“黄马甲运动”将注定走向失败。但经过“黄马甲运动”洗礼的法国和西方，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