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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野草》是鲁迅唯一的一部散文诗集，整体比较厚重晦涩。鲁迅先生在《求乞者》中解构了“求乞者”与“布施者”的合理性，用“求乞”与“布施”二者的基本关系大胆检测人性，表达了真实存在的“虚无”，本文结合鲁迅先生的现实生存体验和“人道主义精神”进行解构，并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精准扶贫”进行分析阐述。
关键词：求乞者;人道主义;精准扶贫
《野草》是一部收录了鲁迅1924年至1926年间所作的23篇散文诗集，整体来说比较厚重晦涩却又奇特瑰丽，充满了深邃的哲理性与传达的象征性。现代诗人李素伯这样评价道：“极其诗质的小品散文集——《野草》。这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那里面精炼的字句和形式，作者个性和人生真实经验的表现，人间苦闷的象征，希望幻灭的悲哀，以及黑而可怖的幻景，使之想起散诗的鼻祖波德莱尔和他一卷精湛美丽的《散文小诗》来。只觉得它的美，但说不出它的所以为美。虽然有人说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而且目为人生诅咒论;但这正如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一样是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量。”[1]
本文今天要谈的是《野草》中的《求乞者》，全文十八个自然段，不足五百字，以“走路”为故事场景，以“求乞者”和“布施者”为故事人物，是《野草》中比较简单易懂的篇目，却将行走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引导读者如何去面对虚无世界。
《求乞者》全文中出现了四幅图景，在开头首先渲染了一幅具有典型社会现实象征的生活场景。“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满路“松的灰尘”，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生存的环境是黯淡颓败的，因为“高墙”的隔阻，人们相互之间是冷漠麻木的，被微风吹着在头上摇动的“干枯的叶子”以及四处飞扬的“塵土”，象征着时代整体的压抑与黑暗腐朽的无孔不入。鲁迅曾把当时的北京，比作“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的“沙漠”，甚至感叹“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在这无穷无尽的灰土中，可谓“民生之多艰”。
第二幅图景是在漫天的灰土中，出现一个“求乞”的孩子，两个“也”字寓意深刻，“也穿着夹衣”证明他和作者一样，都是生活在混战社会中的底层人民，“也不见得悲戚”证明他和其他求乞者一样，生活艰辛但内心却麻木不仁，只是磕头哀呼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拒绝施舍并且对孩子产生极度厌恶之感，是因为他假装的“近于儿戏”的“悲哀”，厌恶他的装腔作势，厌恶他没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第三幅图景是第二个“求乞者”的出现，这一个孩子比第一个孩子更加夸张做作，同样穿着夹衣，同样并不悲戚，但是动作发生改变，由“磕头”变成“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虽然，求乞的方法改变，但是，奴隶的人生态度与卑微的人生姿态并未改变，我“憎恶”他，是因为他的手势，也因为他或许并不哑的事实。
“走路”二字在整篇文章中出现七次，“我”和“另外几个人”在“走路”过程中，两次出现“求乞者”，这里的“路”明显指艰难的人生之路，这条路越来越难走，环境越来越颓败，天气越来越寒冷，人与人之间互不理会，互不关心，从社会角度看，正是因为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对老百姓进行政治压迫、思想的奴役，才造成了人与与之间冷漠关系。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的本质是孤独的，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总要受到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制约，感情上拒绝施舍，理智上又不得不求乞，这样的两难应该如何处理？最终，作者在“求乞”与“布施”的走路过程中向世人传递着行走的生命哲学——世界上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只有行走才是面向虚无的根本途径。
钱理群先生认为，《野草》是一部相对真实地揭示鲁迅个人存在的作品，多多少少揭示了鲁迅个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和真实话语的存在。[2]少年时代的鲁迅先生曾因为家庭落败，“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3]，作家在当铺中借钱的生存体验，让其感到倍受侮辱，这与求乞者又有什么区别，可是，正是基于如此的生存体验，才让鲁迅对于贫困的老百姓怀有深深的理解与同情，只是，在创作《野草》期间，因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中期新青年发生分化，鲁迅内心产生了对生命的极度绝望，“孩子”作为行走哲学的载体，有两种象征，一是真正的未被黑暗社会所吞噬的“真实孩子”，二是已经被现实社会奴化的人，逆来顺受、不知反抗且无所谓尊严的人。故鲁迅对假装求乞的孩子并无怜悯与同情。
鲁迅先生所秉持的人道主义精神，距今百年有余，可仍旧指导着当下社会的“布施者”。改革开放四十年，使数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的帽子，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还是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而且都是“硬骨头”。2013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也就是说帮扶到真正贫困的对象。“精准扶贫”一反之前的“粗放扶贫”的方式，不简单地进行帮助甚至给予，而是教给贫困户脱贫的方法，比如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教育培训等方法，精确帮扶，实现标本兼治。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约400个贫困县，近3万个贫困村。
正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对于“求乞”与“布施”二者的把握，鲁迅先生不愿意做“求乞者”，是因为其没有得到精神的尊重与平等，不愿意做“布施者”，是因为先生更愿激起人们自我努力奋斗与抗争的意志，实现自我行走，这才是助人摆脱困境的真正人道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李素伯.小品文研究[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5页
[2]谈《野草》——阅读鲁迅.中国作家网[J]：引用日期2016-07-6
[3]鲁迅.呐喊.自序[A].子通.鲁迅详说八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关键词：求乞者;人道主义;精准扶贫
《野草》是一部收录了鲁迅1924年至1926年间所作的23篇散文诗集，整体来说比较厚重晦涩却又奇特瑰丽，充满了深邃的哲理性与传达的象征性。现代诗人李素伯这样评价道：“极其诗质的小品散文集——《野草》。这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那里面精炼的字句和形式，作者个性和人生真实经验的表现，人间苦闷的象征，希望幻灭的悲哀，以及黑而可怖的幻景，使之想起散诗的鼻祖波德莱尔和他一卷精湛美丽的《散文小诗》来。只觉得它的美，但说不出它的所以为美。虽然有人说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而且目为人生诅咒论;但这正如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一样是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量。”[1]
本文今天要谈的是《野草》中的《求乞者》，全文十八个自然段，不足五百字，以“走路”为故事场景，以“求乞者”和“布施者”为故事人物，是《野草》中比较简单易懂的篇目，却将行走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引导读者如何去面对虚无世界。
《求乞者》全文中出现了四幅图景，在开头首先渲染了一幅具有典型社会现实象征的生活场景。“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满路“松的灰尘”，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生存的环境是黯淡颓败的，因为“高墙”的隔阻，人们相互之间是冷漠麻木的，被微风吹着在头上摇动的“干枯的叶子”以及四处飞扬的“塵土”，象征着时代整体的压抑与黑暗腐朽的无孔不入。鲁迅曾把当时的北京，比作“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的“沙漠”，甚至感叹“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在这无穷无尽的灰土中，可谓“民生之多艰”。
第二幅图景是在漫天的灰土中，出现一个“求乞”的孩子，两个“也”字寓意深刻，“也穿着夹衣”证明他和作者一样，都是生活在混战社会中的底层人民，“也不见得悲戚”证明他和其他求乞者一样，生活艰辛但内心却麻木不仁，只是磕头哀呼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拒绝施舍并且对孩子产生极度厌恶之感，是因为他假装的“近于儿戏”的“悲哀”，厌恶他的装腔作势，厌恶他没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第三幅图景是第二个“求乞者”的出现，这一个孩子比第一个孩子更加夸张做作，同样穿着夹衣，同样并不悲戚，但是动作发生改变，由“磕头”变成“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虽然，求乞的方法改变，但是，奴隶的人生态度与卑微的人生姿态并未改变，我“憎恶”他，是因为他的手势，也因为他或许并不哑的事实。
“走路”二字在整篇文章中出现七次，“我”和“另外几个人”在“走路”过程中，两次出现“求乞者”，这里的“路”明显指艰难的人生之路，这条路越来越难走，环境越来越颓败，天气越来越寒冷，人与人之间互不理会，互不关心，从社会角度看，正是因为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对老百姓进行政治压迫、思想的奴役，才造成了人与与之间冷漠关系。从哲学的角度看，人的本质是孤独的，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总要受到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制约，感情上拒绝施舍，理智上又不得不求乞，这样的两难应该如何处理？最终，作者在“求乞”与“布施”的走路过程中向世人传递着行走的生命哲学——世界上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只有行走才是面向虚无的根本途径。
钱理群先生认为，《野草》是一部相对真实地揭示鲁迅个人存在的作品，多多少少揭示了鲁迅个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和真实话语的存在。[2]少年时代的鲁迅先生曾因为家庭落败，“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3]，作家在当铺中借钱的生存体验，让其感到倍受侮辱，这与求乞者又有什么区别，可是，正是基于如此的生存体验，才让鲁迅对于贫困的老百姓怀有深深的理解与同情，只是，在创作《野草》期间，因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中期新青年发生分化，鲁迅内心产生了对生命的极度绝望，“孩子”作为行走哲学的载体，有两种象征，一是真正的未被黑暗社会所吞噬的“真实孩子”，二是已经被现实社会奴化的人，逆来顺受、不知反抗且无所谓尊严的人。故鲁迅对假装求乞的孩子并无怜悯与同情。
鲁迅先生所秉持的人道主义精神，距今百年有余，可仍旧指导着当下社会的“布施者”。改革开放四十年，使数亿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的帽子，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还是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而且都是“硬骨头”。2013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也就是说帮扶到真正贫困的对象。“精准扶贫”一反之前的“粗放扶贫”的方式，不简单地进行帮助甚至给予，而是教给贫困户脱贫的方法，比如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教育培训等方法，精确帮扶，实现标本兼治。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约400个贫困县，近3万个贫困村。
正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对于“求乞”与“布施”二者的把握，鲁迅先生不愿意做“求乞者”，是因为其没有得到精神的尊重与平等，不愿意做“布施者”，是因为先生更愿激起人们自我努力奋斗与抗争的意志，实现自我行走，这才是助人摆脱困境的真正人道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李素伯.小品文研究[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5页
[2]谈《野草》——阅读鲁迅.中国作家网[J]：引用日期2016-07-6
[3]鲁迅.呐喊.自序[A].子通.鲁迅详说八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