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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位智者以先知能力而著称。一天,两个年轻男子想愚弄这位智者,他们打算在手里藏一只雏鸟,然后问智者这只鸟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这位智者说:“鸟是活的”,那么将手一握,就能把小鸟弄死。如果他说:“鸟是死的”,只需把手松开,小鸟就会振翅一飞。在他们确信自己的计划滴水不漏后,就起程去找智者,并抛出问题:“智慧的人啊,你认为我手里的小鸟是死的还是活的?”老人久久地看着他们,微笑地回答说:“我的朋友,这只鸟是死是活完全取决于你的手!”
翻开成功学的书籍,我们常常能读到类似的故事。它们或许面貌多变,千姿百态,但同样都是以生动简单的外衣,包裹一个据说睿智又深刻的真理躯体。走进书店,成功学的书籍总是摆在最显赫的位置,并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身处这个时代成功变成一门“显学”,一种主导价值观,有着普适的社会学意义,宣称能够给人生带来幸福和快乐。
成功是一门“显学”
西方成功学的滥觞,我们不妨追溯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而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倾向而是一种社会基模,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人类社会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包括战争)被认为是正常合理的。优胜者理所当然,是上帝眷顾的结果;失败者天经地义,是应该被淘汰的。这种观点在一个世纪以前,受到残酷剥削劳动者的美国资本家的热烈欢迎,直到“大萧条”以后上台的罗斯福总统,才开始着手改变这一野蛮的人类社会法则。而在此之前,美国社会对于大批生存竞争的失败者,几乎没有任何同情和社会救助。
关于成功的秘诀,历来不乏探究者。连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都曾写过一篇散文《成功的秘诀》在和大画家罗丹的近距离接触中,他深有所感:“我悟到遗忘一切其他事物,集中意志以求工作完美的这种热忱,就是我过去所缺乏的。除了工作,好像自己都不存在,这是成功的秘诀。我现在知道,舍此以外便无神妙的方法了。”但成功真正成为一门“显学”,成为大众趋之若骛的人生价值准则,和美国人戴尔·卡内基(1888-1955)不无关系。成功学自卡内基之后,成为现代成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化来看,连美国的资本家都觉得原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过于赤裸裸,他们变换了方式,用现代成功学理论把一切失败的原因都归结为失败者自己。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现代成功学实际上是把失败的根源归因成个人性格所致,至少还给了人们通过改造性格而改变命运的可能。这也解释了“美国梦”为何如此备受推崇:一个穷小子,毫无家世背景,却经过自身的努力,从“草根”变身晋级为“富豪”。有谁不希望有一天,这样的奇迹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成功的标准演化
关于成功的定义和标准,众说纷纭,但往往由社会历史大背景和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来主宰。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说法。孔夫子为万世师表,身后桃李满天下,《论语》开创儒家学说,历数其丰业,自然是“大成功”。伯夷、叔齐于商亡后不食周粟而死,其忠诚坚定的品德,同样是后代统治者和寻常百姓推崇的“成功”。
到了近现代,“成功”的标准,随着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及强势价值观,飘洋过海而来。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原先“一穷二白”的国人,在社会转型的大动荡中,把拥有物质财富看作成功的“硬指标”。尤其是“物质财富的成功”,成为社会普遍的主流价值观时,成功学便衍生出强大的资本市场和庞大的拥护人群。而获得成功的途径和方法,可以在“成功学大师”的演讲中学习,也能够在堆积如山的成功学书籍中去寻找。比如,一个成功的人被现代成功学定义为:目标、行动、时间管理、情绪管理、人际管理、自身修养、特长、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都相当高的人。又比如,戴尔·卡耐基提出了良好人际能力的基本思路,他认为:“成功15%靠专业技术,85%靠人类工程即人格和领导别人的能力”。问题是,成功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总结和学习,但大多数人追寻的“成功”,依然是被“物质财富”标准所挟持的狭隘的、单向度的价值观。这种狭隘和单向度,可能把社会的发展引向错误的方向。“伪成功学”也由此泛滥成灾。正如国内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所写,“这是一个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被颠覆。”“成功学”的流行,正反映了现代人对财富、地位的强烈渴求和无度追索。
所幸的是,西方社会已经在反思现代“成功学”的种种弊端和不足。例如,一本名为《从优秀到卓越》(GoodTo Great)的“狂妄”之书,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功”已经成为人们的障碍,安于“成功”,已经阻碍了人们向卓越(Great)的追求和发展。而人们也渐渐认可多元化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衡量成功的标准应该为:是否对社会、对他人或对自己有益,是否能让一个人在自主选择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并由此获得最大的快乐。
翻开成功学的书籍,我们常常能读到类似的故事。它们或许面貌多变,千姿百态,但同样都是以生动简单的外衣,包裹一个据说睿智又深刻的真理躯体。走进书店,成功学的书籍总是摆在最显赫的位置,并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身处这个时代成功变成一门“显学”,一种主导价值观,有着普适的社会学意义,宣称能够给人生带来幸福和快乐。
成功是一门“显学”
西方成功学的滥觞,我们不妨追溯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演绎而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倾向而是一种社会基模,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人类社会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包括战争)被认为是正常合理的。优胜者理所当然,是上帝眷顾的结果;失败者天经地义,是应该被淘汰的。这种观点在一个世纪以前,受到残酷剥削劳动者的美国资本家的热烈欢迎,直到“大萧条”以后上台的罗斯福总统,才开始着手改变这一野蛮的人类社会法则。而在此之前,美国社会对于大批生存竞争的失败者,几乎没有任何同情和社会救助。
关于成功的秘诀,历来不乏探究者。连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都曾写过一篇散文《成功的秘诀》在和大画家罗丹的近距离接触中,他深有所感:“我悟到遗忘一切其他事物,集中意志以求工作完美的这种热忱,就是我过去所缺乏的。除了工作,好像自己都不存在,这是成功的秘诀。我现在知道,舍此以外便无神妙的方法了。”但成功真正成为一门“显学”,成为大众趋之若骛的人生价值准则,和美国人戴尔·卡内基(1888-1955)不无关系。成功学自卡内基之后,成为现代成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化来看,连美国的资本家都觉得原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过于赤裸裸,他们变换了方式,用现代成功学理论把一切失败的原因都归结为失败者自己。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现代成功学实际上是把失败的根源归因成个人性格所致,至少还给了人们通过改造性格而改变命运的可能。这也解释了“美国梦”为何如此备受推崇:一个穷小子,毫无家世背景,却经过自身的努力,从“草根”变身晋级为“富豪”。有谁不希望有一天,这样的奇迹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成功的标准演化
关于成功的定义和标准,众说纷纭,但往往由社会历史大背景和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来主宰。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说法。孔夫子为万世师表,身后桃李满天下,《论语》开创儒家学说,历数其丰业,自然是“大成功”。伯夷、叔齐于商亡后不食周粟而死,其忠诚坚定的品德,同样是后代统治者和寻常百姓推崇的“成功”。
到了近现代,“成功”的标准,随着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及强势价值观,飘洋过海而来。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原先“一穷二白”的国人,在社会转型的大动荡中,把拥有物质财富看作成功的“硬指标”。尤其是“物质财富的成功”,成为社会普遍的主流价值观时,成功学便衍生出强大的资本市场和庞大的拥护人群。而获得成功的途径和方法,可以在“成功学大师”的演讲中学习,也能够在堆积如山的成功学书籍中去寻找。比如,一个成功的人被现代成功学定义为:目标、行动、时间管理、情绪管理、人际管理、自身修养、特长、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都相当高的人。又比如,戴尔·卡耐基提出了良好人际能力的基本思路,他认为:“成功15%靠专业技术,85%靠人类工程即人格和领导别人的能力”。问题是,成功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总结和学习,但大多数人追寻的“成功”,依然是被“物质财富”标准所挟持的狭隘的、单向度的价值观。这种狭隘和单向度,可能把社会的发展引向错误的方向。“伪成功学”也由此泛滥成灾。正如国内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所写,“这是一个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被颠覆。”“成功学”的流行,正反映了现代人对财富、地位的强烈渴求和无度追索。
所幸的是,西方社会已经在反思现代“成功学”的种种弊端和不足。例如,一本名为《从优秀到卓越》(GoodTo Great)的“狂妄”之书,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功”已经成为人们的障碍,安于“成功”,已经阻碍了人们向卓越(Great)的追求和发展。而人们也渐渐认可多元化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衡量成功的标准应该为:是否对社会、对他人或对自己有益,是否能让一个人在自主选择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并由此获得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