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广大农村得到了飞速发展,农民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跨入温饱大门后的广大农村似乎再没有了生机,踌躇不前,反而与小康的目标也越来越远。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村、农业、农民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工业和信息产业、资本家构成了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结构,这种依附关系产生了不对等的交换,致使农村资源的枯竭、农业竞争力的薄弱、农民能力的相对消弱。
　　关键词 边缘 中心 依附 结构
　　
　　一、全球分工化的位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是生产关系跃出一国范围,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分工不断细化,在这种异质性社会不断加深的过程中,社会有机体越来越复杂,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在加强。小岗的发展也处于这种世界分工链条中,参与全球竞争。小岗为了发展经济,种植经济型作物——黑豆,黑豆作为原材料主要销售给韩国,价格远远低于韩商加工后的产品。黑豆的价格受气候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也很大,天气稍有不好,需求稍有不足,黑豆的价格就会大大压缩,对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农民很是不利,其风险往往就是一年收入不成作为代价。正如本村朱队长所言:“黑豆,就是在我们这里种植的,那时7、8块每斤,现在价格就掉了!……田野菊这东西种起来也难,你十点钟看天好,一会下两滴雨,甜叶菊马上就黑了。再没有黑之前说5块5一斤,黑了,两块都不得给!所以别人就是包销让我们种,我们都不敢弄,毕竟包销不包质量啊”。
　　
　　二、市场化下的农业位置
　　
　　在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造,有互助组逐渐走合作社,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整合了农业资源,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原材料、资本积累,但是这种依靠农业的牺牲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方式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不良对工业化的发展显然也是不利的。小岗村在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是合作社,这里资源很贫瘠,就是黄泥巴地,处在江淮岭地上,高低不平,交通不便,虽然靠近淮河,但是十年九旱。农业税费的征收、劳力的征用、名目繁多的摊派等致使资源的抽离,对小岗的贫困无疑是雪上加霜。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让农业依附于资本家和不平等的交换变得更加隐蔽,受资本家的剥削的形式也更加隐蔽。剥削一方面加强了资本家的货币资本积累,维持了资本家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使农民的地位更加不利。这种不利致使农民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时候,显得更加无奈。正如大庙余村的朱队长说:“去年我们种的甜叶菊,新庄人种甜叶菊都是自己家育苗而不是从外面买苗,去年也是整个村庄都自己育苗种苗,可全年整个甜叶菊市场下滑,卖不出去,有的卖出了,到现在钱还没拿到,今年,整个庄子连苗都不育了,都不种甜叶菊了。掌握不了行情,你叫农民怎么办,没办法干啊!我们庄他们俩就是例子(指在坐的两个村民),去年种了甜叶菊,找张山找李四,好不容易卖出去了,钱也是一两个月后才拿到。”
　　
　　三、城镇化后的农村位置
　　
　　从1840年的外强入侵,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求存,有的通过改良运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在这种内外力的作用下,乡村的经济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不同步,文化共同体和行政共同体的不同步。其中有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建设,通过小城镇建设已解决中国的城镇化问题,而梁淑敏则从相反的道路,他认为既然不能走工业的道路救亡求存,就不如回归到乡村建设上来,通过恢复、重建已经遭受破坏的乡村组织,来达到自救和恢复乡土经济,通过农业的发展来扶持工业的发展。因为传统的乡村经济结构又被破坏,所以只有恢复创建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成为其存在的理由。且不问费孝通和梁淑敏谁真谁伪,都表明了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转型。伴随着土地改革、合作社的进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迁成加速趋势。当然这种变迁是与城镇化的推进分不开的。
　　(一)城镇化后农村人力资源的匮乏。
　　调查显示,在小岗、石马、梨园、严岗、大庙余、韩兆…… 外出打工人数占25﹪,其中一家有两人打工的占的比值最多。
　　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工的外出,村里只剩下老弱妇幼,乡村社会呈现碎片化、疏离化、边缘化的特征。
　　人力资源从农村流向城镇,构成了农村人力资源的匮乏,正如小岗村支书沈浩所言:“它的积累少,没有基础。但是最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村民整体的素质还是很低,那种接收市场信息的能力,开拓市场的能力都非常的缺乏……没有一个好的核心领军人物。
　　(二)乡村结构破坏后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
　　传统的乡村尤其注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因此,梁漱溟将中国社会概括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则以“差序格局”表达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这种结构对成员具有社会保障、维护权利、社会支持的功能。城镇化的使得这种关系逐渐让位于物质关系,打破了传统的人情规则。乡村一些自治组织如宗族等的功能已经失去传统的意义。
　　
　　四、工业化后的农民能力
　　
　　(一)文化素质较低。
　　人力资源的迁移,使农村遗留农民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体,这一主体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相对薄弱。他们没有科学的方法去生产,主要是“望天收”,老天要好一些,收得就多点,否则就没得救……也没有规模化的生产,进行科学的灌溉、喷药、施肥。
　　(二)社会资本缺失。
　　林南将社会资本的成分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嵌入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二是个人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三是通过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即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为达到某种目的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源。这种资本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建立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人们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无法代替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流行,传统社会结构不断裂解,社会流动速度加快,人际关系和交往逐渐挣脱原初的血缘和地缘纽带的束缚,从而使得传统社会资本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现在职业、职位级别、声望和收入水平等方面。作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城乡居民被嵌入在不同的社会等级制或社会网络中,这些等级制或网络促进或约束了他们的资本获得,并形成了文化上的差异,文化差异及其产生的强化功能,又导致了社会差异。其所掌握的资本数量与质量的不同又产生不同的回报或结果。所以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致使农民的能力不高。
　　这一政策,是站立在农业的基础性地位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外里来改变农村、农业、农民的边缘地位,以破除了农村对城市的依附、农业对工业的依附、农民对资本家的依附。这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资源积累,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