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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喝下含有霍乱病原体的液体，给自己注射毒液，或者出于实验目的去上吊。为了满足求知欲，或是为了能扬名立万，某些研究者不惜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德国《明镜》周刊近日描绘了这样一些身影：他们中有些人获得了轰动一时的发现，而另有一些人则悲惨地死去。
如果还有可能，他会乐于停止眼下这个实验。对，立刻停止。现在，他的心脏疯狂跳动，血压直线上升。在他口中，大量的黏液和唾液不停地分泌，快得来不及咽下。他感到快要窒息，千真万确，他快要被自己的体液给呛死了，然而没有人觉察到他这般痛苦挣扎。福瑞德里克·普瑞斯科特一动不动地、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连翘起小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整个肌肉系统已彻底瘫痪。
这个英国医生不久前给自己注射了一支针剂，里面装的正是生物神经毒素——箭毒马鞍子。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将这种毒液涂在箭头上，使弓箭成为一种致命的武器。普瑞斯科特曾经相信筒箭毒碱可以被当作镇痛剂使用。虽然他在整个实验中动弹不得，可神智依然清醒。当同事从他皮肤上扯下一块胶布时，他甚至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痛楚”。最终，通过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自我人体实验，他仅仅得出了以下结论：谁要是想经历一场真正的恐怖之旅，给自己注射箭毒素会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不同的偏激和不同的目的
由于1944年这次冒着生命危险的自我人体实验，普瑞斯科特使自己跻身于一个出类拔萃的群体。几个世纪以来，某些医生、教授或自学者为科学牺牲了自己的身体。他们在绞刑架上试着体验自缢；将自己关进完全密封的空间；或者将自己置于火箭加速器前。为了排除致死疾病通过某些途径传播的可能性，他们甚至在粪便中打滚，或者直接吞饮鲜血。
如此铤而走险，不同的人怀有不同的目的：一些人为了使自己名扬天下，或者为了取得认知上的关键性突破；而另一些人则属于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他们偏执地相信某个疯狂的念头，同时却被大多数功成名就的同行所耻笑。有时出于自恋，而有时又出于对他人生命的关切，这类人常常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以此来证明他们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论点。其结果却各不相同：少部分幸运者换来了诺贝尔奖，而不少研究者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德国卫生学教授马克斯·冯·佩腾廓福尔曾在1892年说出一番豪言壮语：他愿意“像一个士兵一样，为了荣耀”倒在科学的战场上。在众多惊恐万状的学生面前，这位74岁的老人一股脑吞下了一瓶液体——其中含有约10亿个霍乱弧菌。他这么做是为了向老对手、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证明，这种细菌并不是导致霍乱爆发的罪魁祸首，真凶应该是自然环境，确切地说是土壤状况。
最终，佩腾廓福尔逃过一劫，只受到肠道功能紊乱的困扰，于是便以为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其实他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据猜测，他在之前几年就感染了霍乱，病程发展到此时，多喝点病菌已无大碍了。
呕吐物制成的药丸
与年逾古稀的佩腾廓福尔比起来，斯塔宾斯·弗斯在早年就开始拿自己的身体冒险了。这个雄心勃勃的医科学生18岁时就想证明，黄热病并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的，尽管当时大多数人都持相反观点。1802年10月4日，弗斯壮着胆子进行了一项极端的反证实验。他在身上20个不同的部位切开小口子，然后往伤口里滴进黄热病患者的呕吐物。什么都没有发生。接着，他又将那些呕吐物煮热，然后吸入它们蒸发出的气体，甚至还服下由呕吐物制成的药丸。最后他开始直接吞服稀释后的呕吐物，而且“逐渐将摄入量从半盎司增加到两盎司(约56克)”。
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异样。接着他还尝试了尿液、黏液和血液之类的体液——要么吞服，要么将它们滴到伤口上。无论如何，弗斯都十分健康，可他却总是无法从自己的实验中得出合理的结论。他当时并不了解，黄热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
借助动物睾丸返老还童
相比之下，罗马尼亚法医尼古拉斯·米诺维奇更濒临死亡的边缘。在二十世纪初，他先后12次用绳子试着上吊。“一开始，脸会变红，”他在事后激动地写下当时的情况，“接着再变紫，而视线变得模糊，耳鸣也随之而来。”不过他没有就此停止实验。最终，他在绞刑架上坚持到了26秒，身体也因此受了“好多好多的”损伤。“喉头和舌骨的撕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无法忍受的痛楚以及不同程度的血肿和瘀青。他还认识到，绝大部分被送上绞架或是自缢的人都不是死于窒息，而是死于大脑缺血。
对于这一类实验，人们总是很难分清它们到底是严肃认真的知识获取过程，还是哗众取宠的炒作。在1889年的巴黎，当时已拥有盛名的查尔斯·爱德华·布朗—西廓医生把一只壮年小狗的睾丸捣碎，再将其和蒸馏水拌到一起，然后将“溶液”注射人自己前臂的静脉——他认为这是一种返老还童的良药。不久医生便感到自己精力更加旺盛。这一点在粗略的量化估计中得到了证实，比如他尿液流量的强劲程度。“尿液划出的距离，即它从身体一直到小便器底部的飞行距离”有了明显的增加。
后来当布朗－西廓含糊不清地表示，他的性功能也得到了增强，这座以浪漫而闻名的首都立刻陷入疯狂之中。很多人开始找寻这款神奇的药物，因为准要是拥有了它，谁就简直拥有了幸福。此药的发明者对此完全失去了控制，不少奸商都在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等到人们醒悟过来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很多病患在接受睾丸治疗法后得了严重的败血症。
把导管插进心脏的乡村医生
其他一些自我人体实验的结局更加悲惨：美国外科医生威廉·哈尔斯蒂德把可卡因当作麻醉剂来实验，最后染上了毒瘾。英国人安德鲁·怀特猜测疟疾可能对鼠疫产生免疫，于是让自己感染上两种疫病，结果不到一周便撒手人寰。同样，秘鲁的医科学生丹尼尔·阿尔希德·卡里翁也让自己染上在其家乡广为传播的皮肤病秘鲁疣，而39天之后他却令人意外地死于奥罗亚热。
由于卡里翁的自我牺牲，人们在后来找出了那两种病程之间的联系，而且卡里翁在秘鲁也被追认为烈士与民族英雄。而另一些研究者虽然在疯狂的自我人体实验中幸存下来，却遭到了同行们幸灾乐祸的嘲讽和非议。
德国医生沃纳·福斯曼就经历过这种挫折，他在自己身上做过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医学实验。后来他的上司把他所有的尝试称为愚蠢的“小丑表演”，并认为这完全配不上高尚的医学事业。好心的同事则警告他：由于他所进行的实验，他可能会在牢中度过一生。究竟发生了什么?
1929年，这个年仅25岁、刚刚成为助理医师的青年实现了一个梦想。他刺破自己左臂肘部的静脉，将一根由无菌橄榄油润滑过的细管插到静脉里。管子越插越深，最终到了心脏。在这期间，他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相反却“感受到了一丝暖意”。实验并没有停止，他带着自己的“实验品”，跑到楼下一个配有伦琴射线仪(x光机)的房间。在那里他给自己拍了一张片子，一张足以震惊世界的片子——福斯曼完成了医学史上第一例心脏导管术。
媒体把他当作一个流行_天王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越来越多的细节进入到公众的视野。福斯曼的顶头上司曾坚决地禁止这项实验，而就在福斯曼即将开始实验时。一名护士为了让他就此罢手，甚至提出自己代替福斯曼来做实验品。年轻的医生将计就计，表面上随声附和，却在护士被绑在手术台上后对着自己开始了实验。
对于这个倔强的年轻医生，整个行业选择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然而，福斯曼却在之后的实验中取得了进展，并且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优化、改善心脏的诊断方式。他曾在闻名遐迩的柏林夏洛蒂医学院短暂工作过，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后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乡村医院。
而谁又能想到，在进行自我人体实验27年之后，早已被人们遗忘的福斯曼收到了一封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邮件——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如果还有可能，他会乐于停止眼下这个实验。对，立刻停止。现在，他的心脏疯狂跳动，血压直线上升。在他口中，大量的黏液和唾液不停地分泌，快得来不及咽下。他感到快要窒息，千真万确，他快要被自己的体液给呛死了，然而没有人觉察到他这般痛苦挣扎。福瑞德里克·普瑞斯科特一动不动地、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连翘起小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整个肌肉系统已彻底瘫痪。
这个英国医生不久前给自己注射了一支针剂，里面装的正是生物神经毒素——箭毒马鞍子。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将这种毒液涂在箭头上，使弓箭成为一种致命的武器。普瑞斯科特曾经相信筒箭毒碱可以被当作镇痛剂使用。虽然他在整个实验中动弹不得，可神智依然清醒。当同事从他皮肤上扯下一块胶布时，他甚至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痛楚”。最终，通过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自我人体实验，他仅仅得出了以下结论：谁要是想经历一场真正的恐怖之旅，给自己注射箭毒素会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不同的偏激和不同的目的
由于1944年这次冒着生命危险的自我人体实验，普瑞斯科特使自己跻身于一个出类拔萃的群体。几个世纪以来，某些医生、教授或自学者为科学牺牲了自己的身体。他们在绞刑架上试着体验自缢；将自己关进完全密封的空间；或者将自己置于火箭加速器前。为了排除致死疾病通过某些途径传播的可能性，他们甚至在粪便中打滚，或者直接吞饮鲜血。
如此铤而走险，不同的人怀有不同的目的：一些人为了使自己名扬天下，或者为了取得认知上的关键性突破；而另一些人则属于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他们偏执地相信某个疯狂的念头，同时却被大多数功成名就的同行所耻笑。有时出于自恋，而有时又出于对他人生命的关切，这类人常常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以此来证明他们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论点。其结果却各不相同：少部分幸运者换来了诺贝尔奖，而不少研究者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德国卫生学教授马克斯·冯·佩腾廓福尔曾在1892年说出一番豪言壮语：他愿意“像一个士兵一样，为了荣耀”倒在科学的战场上。在众多惊恐万状的学生面前，这位74岁的老人一股脑吞下了一瓶液体——其中含有约10亿个霍乱弧菌。他这么做是为了向老对手、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证明，这种细菌并不是导致霍乱爆发的罪魁祸首，真凶应该是自然环境，确切地说是土壤状况。
最终，佩腾廓福尔逃过一劫，只受到肠道功能紊乱的困扰，于是便以为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其实他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据猜测，他在之前几年就感染了霍乱，病程发展到此时，多喝点病菌已无大碍了。
呕吐物制成的药丸
与年逾古稀的佩腾廓福尔比起来，斯塔宾斯·弗斯在早年就开始拿自己的身体冒险了。这个雄心勃勃的医科学生18岁时就想证明，黄热病并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的，尽管当时大多数人都持相反观点。1802年10月4日，弗斯壮着胆子进行了一项极端的反证实验。他在身上20个不同的部位切开小口子，然后往伤口里滴进黄热病患者的呕吐物。什么都没有发生。接着，他又将那些呕吐物煮热，然后吸入它们蒸发出的气体，甚至还服下由呕吐物制成的药丸。最后他开始直接吞服稀释后的呕吐物，而且“逐渐将摄入量从半盎司增加到两盎司(约56克)”。
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异样。接着他还尝试了尿液、黏液和血液之类的体液——要么吞服，要么将它们滴到伤口上。无论如何，弗斯都十分健康，可他却总是无法从自己的实验中得出合理的结论。他当时并不了解，黄热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
借助动物睾丸返老还童
相比之下，罗马尼亚法医尼古拉斯·米诺维奇更濒临死亡的边缘。在二十世纪初，他先后12次用绳子试着上吊。“一开始，脸会变红，”他在事后激动地写下当时的情况，“接着再变紫，而视线变得模糊，耳鸣也随之而来。”不过他没有就此停止实验。最终，他在绞刑架上坚持到了26秒，身体也因此受了“好多好多的”损伤。“喉头和舌骨的撕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无法忍受的痛楚以及不同程度的血肿和瘀青。他还认识到，绝大部分被送上绞架或是自缢的人都不是死于窒息，而是死于大脑缺血。
对于这一类实验，人们总是很难分清它们到底是严肃认真的知识获取过程，还是哗众取宠的炒作。在1889年的巴黎，当时已拥有盛名的查尔斯·爱德华·布朗—西廓医生把一只壮年小狗的睾丸捣碎，再将其和蒸馏水拌到一起，然后将“溶液”注射人自己前臂的静脉——他认为这是一种返老还童的良药。不久医生便感到自己精力更加旺盛。这一点在粗略的量化估计中得到了证实，比如他尿液流量的强劲程度。“尿液划出的距离，即它从身体一直到小便器底部的飞行距离”有了明显的增加。
后来当布朗－西廓含糊不清地表示，他的性功能也得到了增强，这座以浪漫而闻名的首都立刻陷入疯狂之中。很多人开始找寻这款神奇的药物，因为准要是拥有了它，谁就简直拥有了幸福。此药的发明者对此完全失去了控制，不少奸商都在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等到人们醒悟过来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很多病患在接受睾丸治疗法后得了严重的败血症。
把导管插进心脏的乡村医生
其他一些自我人体实验的结局更加悲惨：美国外科医生威廉·哈尔斯蒂德把可卡因当作麻醉剂来实验，最后染上了毒瘾。英国人安德鲁·怀特猜测疟疾可能对鼠疫产生免疫，于是让自己感染上两种疫病，结果不到一周便撒手人寰。同样，秘鲁的医科学生丹尼尔·阿尔希德·卡里翁也让自己染上在其家乡广为传播的皮肤病秘鲁疣，而39天之后他却令人意外地死于奥罗亚热。
由于卡里翁的自我牺牲，人们在后来找出了那两种病程之间的联系，而且卡里翁在秘鲁也被追认为烈士与民族英雄。而另一些研究者虽然在疯狂的自我人体实验中幸存下来，却遭到了同行们幸灾乐祸的嘲讽和非议。
德国医生沃纳·福斯曼就经历过这种挫折，他在自己身上做过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医学实验。后来他的上司把他所有的尝试称为愚蠢的“小丑表演”，并认为这完全配不上高尚的医学事业。好心的同事则警告他：由于他所进行的实验，他可能会在牢中度过一生。究竟发生了什么?
1929年，这个年仅25岁、刚刚成为助理医师的青年实现了一个梦想。他刺破自己左臂肘部的静脉，将一根由无菌橄榄油润滑过的细管插到静脉里。管子越插越深，最终到了心脏。在这期间，他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相反却“感受到了一丝暖意”。实验并没有停止，他带着自己的“实验品”，跑到楼下一个配有伦琴射线仪(x光机)的房间。在那里他给自己拍了一张片子，一张足以震惊世界的片子——福斯曼完成了医学史上第一例心脏导管术。
媒体把他当作一个流行_天王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越来越多的细节进入到公众的视野。福斯曼的顶头上司曾坚决地禁止这项实验，而就在福斯曼即将开始实验时。一名护士为了让他就此罢手，甚至提出自己代替福斯曼来做实验品。年轻的医生将计就计，表面上随声附和，却在护士被绑在手术台上后对着自己开始了实验。
对于这个倔强的年轻医生，整个行业选择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然而，福斯曼却在之后的实验中取得了进展，并且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优化、改善心脏的诊断方式。他曾在闻名遐迩的柏林夏洛蒂医学院短暂工作过，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后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乡村医院。
而谁又能想到，在进行自我人体实验27年之后，早已被人们遗忘的福斯曼收到了一封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邮件——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