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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结婚更深情的离婚
在法庭工作几年来,提起离婚,总好像耳边有张纸被撕碎的声音,哭哭闹闹的,见惯了。可是那件离婚案,却像水中的月亮,明晃晃地常在我的心灵中映现。
那是一对年近古稀的再婚夫妇,原告是丈夫,白发苍苍,写得一手好字,诉状内容却寥寥数笔,看不出什么离婚的理由。我打电话想通知被告到庭,却传来女方身患绝症住院治疗的消息。
相濡以沫的妻子深受病痛折磨,此时离婚,究竟是怎么了?我忍不住叹了口气,毕竟是再婚夫妻!才放下卷宗,原告来电了,坚决要求尽快开庭解决离婚,迫切之心溢于言表。
我急匆匆赶到医院现场开庭,迎面走来一位老人,满脸微笑,却胡子邋遢:“你好,法官,我是原告。”
“病人情况好吗?”我冷冷地问。
“医生刚给她打完针。”老人突然嘴唇微颤,满是皱纹的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悲伤。他真的想要离婚吗?我的心里突然有了疑问。
“法官,我的妻子病重,怕是不行了……她想名正言顺地与前夫葬在一起,这是她的心愿。所以……”周围的人影不断穿梭,老人背过身去,我突然明白了。
开庭是简短的,妻子只能躺在病床上,偶尔用手指摆动着表示意见,丈夫时不时看看床边的盐水瓶。法律在这场格式化的庭审中显得多余,当事人成了自己的法官,法官却成了这场爱情的见证人。轮到最后签名,书记员将笔交给病床上的她,她那枯萎的手努力支撑着,如同一个人走上了独木桥,却怎么也稳不住。
“……还是按手印吧。”胡子邋遢的丈夫捧住妻子无力的手,重重地——重重地——暗红的手印赫然纸上,那是一朵雪地里的梅花,从此寂寞绽放。
关上卷宗,我走出病房,走了好几步,觉得依然重负难释。这是一种怎样的深情啊!
忘不了病床上的那朵梅花,忘不了老人欲说还休的哽咽。在恩怨沉浮的案件中,我忽然明白,有一种爱,可以反过来看,有一种离婚,可以比结婚更深情!
(摘自《老友》)
回忆里终老
与老伴一起回首走过的岁月,总免不了一阵唏嘘。我俩仿佛一对燕子,一口一口衔泥般筑巢,然后在风雨里抚育下一代。子女长大,却一下子飞走了,有的还飞到了国外,成了家,只留下我们这两只老燕,守望儿女归来的方向。
一年中,除子女能回家看一看的那几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与老伴对眼相望,口中话题大部分是关于他们的。只要是电话铃响,我们就像被电击似的,先是一怔,然后争抢着去接。
那是漫长的时光里最幸福的时分。
接过电话,互道平安过后,老两口开始聊孩子们的事情,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事无巨细,聊到哪算哪。渐渐地,我与老伴形成了一个习惯,每人每天必须讲一个关于孩子们成长的故事。
其实,有的故事,我俩不知讲过听过多少遍了。在反反复复的讲述里,我俩已很难辨别那些故事的真假。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有时,故事讲完了好半天,我俩还沉浸在昔日的回忆中,再抬头看对方,发现泪水打湿了彼此的衣襟。
那个阴雨的傍晚,老伴不知怎么忽然心里堵得慌,她捂着胸口对我说:老王!看来,我要比你先行一步了!儿女又不在你身边,由谁照顾你,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是呀!人终免不了要走的。可是,如果老伴真的有走的那一天,我还真不知怎么办,有没有勇气走下去。我老泪纵横地对老伴说:你不会就这么离开我的,说好,咱们一起终老的,你走了,我该怎么办?先走的,应是我这个老头子呀!
那些天,子女出人意料地全都陆续来了。这是人数最齐的一次。在医院住了几天后,老伴在子女们的搀扶下能下床走路了。老伴说:我走前最不放心的:一是你,二是孩子们。
那天,天气很好,全家人有说有笑,在那个生活了几辈子人的老院子里,照了一张全家福。
子女又相继从身边飞走了。走时,老伴一一与他们握手,仿佛搞遗体告别仪式似的。看得在一旁的我心里只犯酸。经过这次事件,老伴也想开了,她对孩子们说:听话,你们去吧,别再挂念我了!我知道你们忙,你们成天守在我身边,我心不安!
等到儿女们一个个回家,给我俩报平安后,我与老伴感慨着:儿女们这么一走,再见一面,只有过年了。
老伴望了望墙上最后一张全家福,忽然叹了一口气:但愿我能活到那会儿!
我知道,岁月给我们的日子已不多,因为那份牵挂,我俩仍旧每天互相讲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关于子女们的故事,有时,讲着讲着,老伴忽然睡着了,在能感受到她婴儿般均匀的呼吸后,我会叹口气,拭拭眼角的残泪,一个人接着将故事喃喃讲完……
(摘自《长江日报》口述/王海英 采写/刘峰)
在法庭工作几年来,提起离婚,总好像耳边有张纸被撕碎的声音,哭哭闹闹的,见惯了。可是那件离婚案,却像水中的月亮,明晃晃地常在我的心灵中映现。
那是一对年近古稀的再婚夫妇,原告是丈夫,白发苍苍,写得一手好字,诉状内容却寥寥数笔,看不出什么离婚的理由。我打电话想通知被告到庭,却传来女方身患绝症住院治疗的消息。
相濡以沫的妻子深受病痛折磨,此时离婚,究竟是怎么了?我忍不住叹了口气,毕竟是再婚夫妻!才放下卷宗,原告来电了,坚决要求尽快开庭解决离婚,迫切之心溢于言表。
我急匆匆赶到医院现场开庭,迎面走来一位老人,满脸微笑,却胡子邋遢:“你好,法官,我是原告。”
“病人情况好吗?”我冷冷地问。
“医生刚给她打完针。”老人突然嘴唇微颤,满是皱纹的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悲伤。他真的想要离婚吗?我的心里突然有了疑问。
“法官,我的妻子病重,怕是不行了……她想名正言顺地与前夫葬在一起,这是她的心愿。所以……”周围的人影不断穿梭,老人背过身去,我突然明白了。
开庭是简短的,妻子只能躺在病床上,偶尔用手指摆动着表示意见,丈夫时不时看看床边的盐水瓶。法律在这场格式化的庭审中显得多余,当事人成了自己的法官,法官却成了这场爱情的见证人。轮到最后签名,书记员将笔交给病床上的她,她那枯萎的手努力支撑着,如同一个人走上了独木桥,却怎么也稳不住。
“……还是按手印吧。”胡子邋遢的丈夫捧住妻子无力的手,重重地——重重地——暗红的手印赫然纸上,那是一朵雪地里的梅花,从此寂寞绽放。
关上卷宗,我走出病房,走了好几步,觉得依然重负难释。这是一种怎样的深情啊!
忘不了病床上的那朵梅花,忘不了老人欲说还休的哽咽。在恩怨沉浮的案件中,我忽然明白,有一种爱,可以反过来看,有一种离婚,可以比结婚更深情!
(摘自《老友》)
回忆里终老
与老伴一起回首走过的岁月,总免不了一阵唏嘘。我俩仿佛一对燕子,一口一口衔泥般筑巢,然后在风雨里抚育下一代。子女长大,却一下子飞走了,有的还飞到了国外,成了家,只留下我们这两只老燕,守望儿女归来的方向。
一年中,除子女能回家看一看的那几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与老伴对眼相望,口中话题大部分是关于他们的。只要是电话铃响,我们就像被电击似的,先是一怔,然后争抢着去接。
那是漫长的时光里最幸福的时分。
接过电话,互道平安过后,老两口开始聊孩子们的事情,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事无巨细,聊到哪算哪。渐渐地,我与老伴形成了一个习惯,每人每天必须讲一个关于孩子们成长的故事。
其实,有的故事,我俩不知讲过听过多少遍了。在反反复复的讲述里,我俩已很难辨别那些故事的真假。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有时,故事讲完了好半天,我俩还沉浸在昔日的回忆中,再抬头看对方,发现泪水打湿了彼此的衣襟。
那个阴雨的傍晚,老伴不知怎么忽然心里堵得慌,她捂着胸口对我说:老王!看来,我要比你先行一步了!儿女又不在你身边,由谁照顾你,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是呀!人终免不了要走的。可是,如果老伴真的有走的那一天,我还真不知怎么办,有没有勇气走下去。我老泪纵横地对老伴说:你不会就这么离开我的,说好,咱们一起终老的,你走了,我该怎么办?先走的,应是我这个老头子呀!
那些天,子女出人意料地全都陆续来了。这是人数最齐的一次。在医院住了几天后,老伴在子女们的搀扶下能下床走路了。老伴说:我走前最不放心的:一是你,二是孩子们。
那天,天气很好,全家人有说有笑,在那个生活了几辈子人的老院子里,照了一张全家福。
子女又相继从身边飞走了。走时,老伴一一与他们握手,仿佛搞遗体告别仪式似的。看得在一旁的我心里只犯酸。经过这次事件,老伴也想开了,她对孩子们说:听话,你们去吧,别再挂念我了!我知道你们忙,你们成天守在我身边,我心不安!
等到儿女们一个个回家,给我俩报平安后,我与老伴感慨着:儿女们这么一走,再见一面,只有过年了。
老伴望了望墙上最后一张全家福,忽然叹了一口气:但愿我能活到那会儿!
我知道,岁月给我们的日子已不多,因为那份牵挂,我俩仍旧每天互相讲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关于子女们的故事,有时,讲着讲着,老伴忽然睡着了,在能感受到她婴儿般均匀的呼吸后,我会叹口气,拭拭眼角的残泪,一个人接着将故事喃喃讲完……
(摘自《长江日报》口述/王海英 采写/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