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第一位的

　　我跟周总理接触时间很长，越接触时间长，越觉得跟他接触就是受教育，我受周总理的教育实在太深了。
　　周总理患膀胱肿瘤，是在常规检查时发现的，不是他有什么病状才检查的。后来得到中央批准，要跟他讲这个事情。我跟他说了这个检查结果，他一点也没有什么震动。他说：“我一定配合你们。”这句话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是，他在这句话后头还有一句话：“你们也要配合我。”他这是要医疗工作的安排要不影响他的工作，他是处处以工作为第一的。
　　后来，我们安排治疗，差不多都是适应他的时间，他是从工作岗位上抽时间来治疗。比如说，1973年3月我是9日给他做治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3月8日去参加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妇女节招待会，然后回到医院，3月9日做治疗。1974年，已经知道他还有一个肠肿瘤的问题，已经决定要治疗了。可是那个时候毛主席在湖南，四届人大的安排在即，周总理不得不延缓治疗，与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主席。他回到医院后，还继续工作，不仅看文件，批文件，还要见外宾。
　　我记得，他住院以后，1974年，一直到1975年9月，大概他最后一次见的是罗马尼亚的外宾，其间他见了60多次外宾，不要说内宾了。他接受治疗，是以工作为主的，一直到最后离开我们。
　　周总理总是说：把我推上这个历史舞台，我得用一切精力来把工作做好。所以，他一辈子都是贯彻这么一个主导思想，从来没考虑过自己。

问倒不要紧，他也不怪你

　　周总理办事非常认真，一切都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认真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比如说，我们向周总理报告其他人的病况，上至国家领导人，各方面的高级干部，一直到工人、农民，他都是很关心的。
　　我们知道，给周总理汇报工作，按一般的汇报方法是不行的。他完全是一种听的态度，非常认真，比我们想得细，想得周到。他要问你，你为什么说他是这个病，问你的根据，很细，他要弄得很清楚的。空手去汇报，那是不行的，我们带的东西多了，图谱、标本、X线片、显微镜，什么都得带。因为你说到哪儿，他就叫你拿出证据来。模型行不行，合不合比例。问到后来，我们都感觉周总理是医学专家。比如说，这个病是什么病，应该怎样治疗。他就问：不是谁谁谁也是这个病嘛？你们怎么说是那样治疗呢？他就要问你为什么这两个人治疗不同？他一丝不苟，非常认真，考虑得细。那么，会不会被他问倒呢？他问你，你说不出来了，就被问倒了。问倒不要紧，他也不责怪你。我们就知道哪天不被周总理问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想得比我们深，比我们深得多。
　　有一次周总理派我们到邻国去为一个领导人治病，说回来要汇报。当时病人已经病入膏肓，随时要出问题，生命不可能再挽回了。去那儿坐专机需要24小时，回来就要书面报告。我事先通知当地使馆，请当地的医疗组带全资料到那儿等我。
　　回国后，我在病情报告上写道：“除非出现奇迹，随时可以发生问题。”周总理看后，就让我去口头再汇报。他问：“按你说就是没办法了？”我说：“随时就要出问题的。”他问：“他病在哪儿最主要？”当然他知道，是肺部。他接着问：带的肺部的X片子上都有什么变化？我说有什么什么变化，同时又说了一句，那片子照得不好。因为我的确自己看的片子。他问，为什么照得不好？就这一句，比如我回答不出来，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而我恰恰看了照得不好，当时又问为什么照得不好。据说那个地方也是极“左”路线，说照得好的技术员政治条件不够。来照的这个技术员哪，政治条件是好的，但技术差一些。他说：“噢，这么一回事。”他又问：“什么机器照的？”这句话完全出我意料。我说：“我不知道。”他又问：“你看见那机器没有？”我说：“我没看见。”他说：“好，你回去休息吧。”
　　几个钟头后，周总理又叫我了。他说，你再去，带一拨医疗组的人去。到了机场我一看哪，有个放射科技术员，我就明白周总理为什么问那句话。你说那儿的技术员不是政治条件好、技术不行吗？我派个政治条件好技术又好的去。如果这个技术员懂这个设备，知道是个什么型的机器，知道是要什么条件的，他就可以准备得更充分。所以他当时问我是什么机器，不是要问住我，而是要派一个懂得这个机器的技术员去。你看这个多深呀！像这种事情可以说常常有。

　　周总理每次看病情报告也是非常感动人的。给周总理的病情报告并不都是印出来的，有不少手写的。有一次，我在一个病报上写了一句：病人今日体温37.8度。我写病报应该说已经是有锻炼了。周总理在病报旁边括了一个括弧，加写了“昨日37.2 度”一句。这句话对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因为你说37.8度，这是一个当时的情况，看不出一個趋向，是往好了走，还是往坏了走。他加写一个“昨日37.2度”，那就说明今天高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这病报没写好，我应该写“昨日37.2度，今日37.8度”。所以凡事都要细想，都要去考虑，不是一读而过。这是周总理一贯的主张。

周总理不让我有思想包袱，特地跟叶剑英元帅解释

　　周总理患病以后，我们有的领导就安排，在301医院对这个病赶紧做一些研究。当时我们医疗组的同志就定期去301医院看，周总理不让我去，让其他外地两个同志去，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商议。因为我一去就泄了密了。别人会问，怎么我来看膀胱肿瘤的研究工作呢？他想得非常细，我们都想不到的。他就是从总的方面，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 　　过了几个月，医院里说发现一个好办法，用樨树碱，是一个抗癌药，一种从樨树木来的。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有很多副作用，包括白血球降低了，包括尿血。周总理也知道这个药，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让我们去治疗过一个病人，是食道癌，用了这种药，副作用很大，所以他不愿意用。后来，叶帅就对我有意见，说我不相信中药。后来有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当着我面，跟叶帅说：不是吴阶平不同意，吴阶平是同意的，是我不同意，是我自己不同意。这是来解脱我，他不要因为这种事情让我有思想包袱。

弥留之际，他一心想的还是别人

　　北京饭店有一位朱师傅，一直为周总理理发。知道周总理病了，朱师傅就老要给周總理理发、刮刮胡子，周总理就不让他来。周总理说：“不要让朱师傅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
　　周总理没病以前，那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在北京饭店旧楼，有次周总理去理发，朱师傅不小心划破了总理的一点皮肤。朱师傅很紧张，周总理对朱师傅说：“不是你的事，我一咳嗽，这就怪我。”后来，朱师傅在周总理身后为他刮脸时，痛哭流涕。
　　膀胱癌的特点就是容易复发。1974年5月，周总理出血很厉害，那样要输血了。可他绝不同意，说是毛主席接见外宾需要他去参加的，先打个招呼今天需要什么治疗，能够调整一下时间。结果有一次正在那输着血，忽然毛主席在那见外宾了，周总理也不准许我们说正在输血，拔掉针头就去参加。所以他考虑自己的身体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工作是第一位的问题。
　　周总理的病一次一次老复发，我们就很担心，老复发就说明长癌的趋势在那儿。1975年夏天，他忽然得了头部带状疱疹，这是很痛苦的。从前以为带状疱疹得了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其实是不对的，得了一次还可能再得的，而且体力健康不好了才得这个病，使健康状况更加下降。周总理故去以后多年，我们慢慢才知道，得了这个病以后对促进癌的发展是很严重的。所以在1975年的夏天以后他情况就不好了，9月那次泌尿科的手术后就不能做了，细胞变了，主要靠放射治疗，不能靠手术了。他的身体是全面的崩溃，抵抗力一点都没有了。身体抵抗力一点都没有，这当然和他长期工作担子重、精神上受折磨，尤其是受“四人帮”的折磨都有关系。
　　周总理是在1976年1月8日去世的。1月7日晚上11点多钟，弥留之际，他抬起头看见了我，说了这么几句话：“吴大夫，我这没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这是他最后一句话。这时候，他一心想的还是别人。
　　（摘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
　　吴阶平（1917.1.22～ 2011.3.02），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他从1967年起，担任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小组组长多年。1993年和1998年，他当选为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本文披露了他给晚年周恩来总理治病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