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贵州省优质特色农产品众多,具有发展生态农产品实现产业脱贫、扶贫的良好基础。“互联网+精准扶贫”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抓手,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是当前电商精准扶贫的核心工作。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精准扶贫的效率,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真正具有战略性和较强实效性,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全面理解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内涵,即通过引入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将生态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产业链延伸、赋能的完整农产品生态体系。而后文中从微观层级互动发展、中观层级匹配发展、宏观层级融合发展三個层面重点讨论了生态农产品与电商扶贫耦合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研究主要结论是在贵州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互联网+对产业扶贫的支撑作用,创建大数据、新业态、多功能的创新性模式,扩大电商精准扶贫的惠及深度及广度,切实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效率。
关键词:
生态农产品;精准扶贫;电商;耦合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1-0073-09
On the Possibility of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a Case Study of Guizhou Province
YANG Aijun, FAN Zhi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high ̄quality and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Guizhou Province, which is a good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achiev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ternet +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 and the coupling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core work of current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of poor mountainous areas in Guizhou, and make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strategy truly strategic and effective. The research mainly concern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i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e ̄commerce,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irculation, consumption and other parts are closely linked to form a complet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with extended and empowered industrial chains. In the following part,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discuss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at the micro level, matched development at the mid ̄scopic level,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t the macro level. The main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in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uizhou’s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upporting role of Internet Plus to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ve model of big data,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multiplied functions innovative will be created to expand the benefits of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pth and breadth,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e ̄commerce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of Guizhou. Key words: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e ̄commerce; coupling
贵州省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贫困面大的省份。据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3年,贵州省有745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1.3%。[1]贵州省贫困农村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薄弱;贵州省贫困人口多,扶贫力度大,脱贫任务艰巨。随着贫困问题向纵向推进,贵州省成为我国脱贫扶贫主战场。贵州贫困县中,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该地区所生活的大多是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的贫困群众和特殊困难群体,可以想象扶贫难度之大。贵州省农村贫困现状主要表现为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程度深、贫困区域分布不均、农村致贫因子复杂、扶贫攻坚难度大等特点。[2]2017年年末,贵州全省农村贫困人口280.3万人,贫困发生率为7.75%,年内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3.7万人,脱贫总人口环比下降3.2%。如图1所示,2013年底至2016年底,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规模的比率逐步降低,但2017年年底该占比反弹至9.2%,其全国占比趋势线稳占9%。2018年,贵州省65个贫困县,还有近20个深度贫困乡镇,2 760个深度贫困村。到2020年,贵州省要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贵州省更应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扶贫开发模式,提高扶贫时效。
生态农业是一种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一身的现代化农业,具有综合性、多样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点。[3]而贵州省具有建设生态农业所特有的实践优势、产业优势和生态资源优势。贵州省较其他省先行开展了生态农业建设有探索实践。截至2016年末,贵州省总共有6万个农业经营单位,其中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1.69万个,农业经营户739.5万家,包括3.9万规模农业经营户,全省农业生产从业人员共计1 153.2万人,[4]为贵州省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贵州全省立足山地优势,走好特色路打好绿色牌,大力发展“三品一标”,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加市场优质农产品供应。2017年底,全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产业认定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提高到51.2%。基于对基本省情的宏观把控和生态环境变化的深入认识,贵州省结合长期农业发展探索与实践,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发展生态化,结构优化夯实农业发展产业化,园区建设助推农业发展集约化,监管落实确保农业发展透明化,以上这些都改变了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贵州省各地区经过充分调动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多功能发挥,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生态农产品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生产出来的无害的、营养的、健康的农产品,其可以分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三类。贵州省农产品以前主要抓生产、强流通,产品比较单一,产业链条通常较短,容易影响产业的后续发展。而现在随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初级农产品难以满足现代化的居民消费偏好。因此,贵州大力发展生态农产品,贵州生态农产品供给大幅增加,生态农产品品牌效应凸显。首先,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贵州省省级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共计431个,涉及粮油、蔬菜产业、精品果业、茶叶产业、休闲农业等数十个产业类型。[5]2017年贵州省全年带动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较2016年增长11.8%。在农村整体购销“逆差”的环境下,贵州生态农业加工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生态农产品市场供给大幅增加。其次,贵州生态农产品以标准规范生产,以标识保证产品质量,以品牌促进销售,不仅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而且不断提升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最后,贵州省生态农产品开发潜力巨大,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贵州省“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产业扶贫项目谋划下,贵州省深度贫困县间达成了望谟县发展生态板栗,剑河县发展食用菌,榕江县发展蔬菜,紫云苗族布依族县发展红芯红薯,赫章县发展核桃,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马铃薯,水城县发展红心猕猴桃的生态农产品战略发展共识。
一、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内涵
作为生态农业的一个门类,农产品有害物质含量与生态特性呈反向关系。生态特征所具有的自身特殊性使得生态农产品生产的激励机制中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更加复杂,生态特性的累加性和个人差异性使部分消费者并不总是能在消费生态农产品后就了解产品的生态特征,而卖方也就有动力提供低质量商品,[6]所以其生态性的保障要求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生态农产品具有明显的前后向关联,产业带动能力,附加值增益等特點:第一,前后向关联是产业关联效应的两种形式,一个产业通过关联对其它产业部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7]其中前向关联是指生态农产品部门通过供给关系,作为中间消耗原材料的供应者,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后向关联则指的是通过需求联系,作为其他部门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第二,产业带动能力是指在前后向关联效应产生的基础上,第一类产业(包括生态农产品)与其他部门的高度关联,同时还对其他产品部门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第三,附加值增益指的是生态农产品由于自身品质的提升,或者其作为初始原料产品进行精品加工包装后产品所具有的更高价值,有利于品牌效应的提升。
电商扶贫从概念上就是以电子商务为工具的一种扶贫手段,电商扶贫是由“扶贫目的—扶贫工具—扶贫对象”的新型扶贫方式。与电商扶贫相比,电商精准扶贫在于突出“精准”二字。电商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它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精准扶贫”理念相接洽的。电商精准扶贫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具有近市场性,其近市场指的是在信息流的有效传递使得农业产品(特别是农产品)更加容易面向整个广域的大市场;二是具有产业带动效应,电商精准扶贫作为一种信息化扶贫开发模式,通过集约化管理的手段正向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带动农产品加工、包装、网站维持、设备维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剩余劳动的吸纳能力;三是具有导向作用,产业导向效果指的是在开展电商精准扶贫的全过程中,能够引导贫困主体积极参与到整个扶贫项目中来,帮助当地农民就地就业、就地创业,“就地城镇化”在农村中也成为了可能。电商精准扶贫相较于电商扶贫,其在扶贫过程中对扶贫主体中的导向效果更加强化了。 “两人并耕为耦”,耦合(Coupling)概念最早出现在物理学科,用来研究系统发展过程,体现在两个或多个物理模块间的兼容性。[8]随后,耦合便也运用于生态学、社会学甚至经济管理等各类学科,耦合不再单独用于描述两个不同组织间的关系,同时也能描述组织内部与整个组织,组织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关系。[9]随着耦合内涵的外延,耦合便被定义为两个及以上组织系统耦合要素间有序关联,最终形成各关联要素协调有序、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发展系统。系统耦合过程中常蕴含着组织内部之间众多错综复杂的因子变化,不仅有物质、资本、技术、信息等形态的流通与循环,也暗含着各系统组织主体行为的调整以及主体间相互关系的适应。两个系统组织的耦合不仅是因为两者具有静态的相似性,也在于两者的发展相互融合过程中所具有的动态互动性。当两个系统具有耦合发展的潜力(体现在积极事态方面)时,人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两系统加以指导、强化,充分激发各系统的发展潜能,促进各方优势互补、良性互助发展。将“耦合”一词引用到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的研究中来,将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构建为两个系统,两系统通过各个子系统间的组织依赖、相互协作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揭示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关联下的耦合发展。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的耦合是作为一个组织内部与整个组织间的耦合关系,生态农产品只是电商精准扶贫中组织内的一部份,而贵州发展生态农产品潜力巨大,生态农产品可以作为电商精准扶贫的耦合一方,助力于电商精准扶贫的实施。
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两者间的耦合主要是基于生态农产品生产所具有的巨大前后向关联、产业带动力和系列产业链带来的附加值等作用,以及电子商务所具有的巨大产业带动力、近市场性及更直接的导向效果,两者各自的特点决定了耦合的可能性。耦合发展构建的思路是将生长于贵州良好生态环境下的农产品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将生态农产品生产、路通、消费等环节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产品生态体系,同时,将生态农产品与外面的大市场有机连接起来,使生态农产品走向广域大市场。通过产业链构建延伸,促进生态农产品不断产生积累附加值,促进贫困农户主体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参与到生态农产品产业链各个环节,在产业链不同环节分享到更多的经济成果,实现农民主体增收创富。
二、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有机结合的必要性
首先,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有助于培育贫困地区特色农业。贵州省脱贫攻坚难在产业扶贫,而农产品电商扶贫与其它扶贫方式相结合,具有很明显的产业协同作用,它是产业扶贫的“得力助手”。贵州省生态农产品开发潜力巨大,贵州要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与电商有机结合把握市场需求变化,推动农业绿色、有机种植,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农村农产品电商要取得突破性发展,必须依赖农产品上行,生态农产品对农产品电商具有显著可信赖的路径关系,进而助力于农村脱贫扶贫。基于对基本省情的宏观把控和生态环境变化的深入认识,贵州省结合长期农业发展探索与实践,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发展生态化,结构优化夯实农业发展产业化,园区建设助推农业发展集约化,通过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促进农业发展精准化。近年来,贵州省依靠其独特的区位、生态、资源优势,通过发展优质农产品,把生态农产品深加工(包括粮食深加工、特色产品深加工、畜产品深加工、绿色产品深加工)发展成农村支柱产业。贵州省各贫困地区充分调动自身资源优势,通过农产品电商扶贫与其它扶贫方式相结合,发挥它的产业协同作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多功能发挥,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生态农产品电商扶贫发展加速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同时为贵州省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有助于拓宽贫民增收脱贫渠道。2014年底,国务院扶贫办正式将“电商扶贫工程”列为2015年“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明确要求“在贫困村开展电子商务扶贫试点,发挥市场化电商渠道的作用,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新时期,贵州提出“大数据、大扶贫”两大战略,“互联网+精准扶贫”成为贵州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抓手。电商扶贫开启农村脱贫新模式,开发贫困地区自身的创收潜质,精准增加贫困地区的经营性收入和劳务性收入。贵州电商扶贫发展实现精准,提高生态农产品竞争力,发挥生态农产品生产所具有的前后向关联和显著的增收效应作用,实现长期盈利并步入健康、稳定的发展渠道,促进农村电商具有的产业带动力和近市场性,建立服务三农的電商扶贫体系,提升农民经济收益。
最重要的是,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有助于提高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效率。电商扶贫的根本目标是提高贫困家庭的实际收入,本质属性是让贫困地区与广域大市场对接。贵州省是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而贵州优质特色农产品众多,只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足,一般性农产品多,特色优质精品农产品少,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产品分等级农产品深加工环节还较为薄弱,精品高端农产品供给能力还较弱,农产品加工、仓储和物流依然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短板之一。贵州省具有发展生态农产品实现脱贫、扶贫的良好基础。电商扶贫是由“扶贫目的—扶贫工具—扶贫对象”的新型扶贫方式。电商扶贫重在精准,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具有近市场性,其近市场指的是在信息流的有效传递使得农业产品(特别是农产品)更加容易面向整个广域的大市场;二是具有产业带动效应,电商扶贫作为一种信息化扶贫开发模式,通过集约化管理的手段正向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带动农产品加工、包装、网站维持、设备维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剩余劳动的吸纳能力;三是具有导向作用,产业导向效果指的是在开展电商精准扶贫的全过程中,能够引导贫困主体积极参与到整个扶贫项目中来,帮助当地农民就地就业、就地创业。[10]扩大电商精准扶贫的惠及深度及广度,切实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效率。推进贵州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扩大电商精准扶贫的惠及深度及广度,切实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效率,实现增收脱贫、扶贫,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成为当前电商精准扶贫的核心工作。 三、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可能性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兴起以及农产品消费者对绿色健康无污染的消费诉求持续增加,消费者生活方式(支付方式)的转变为生态农产品销售与农产品电商主动寻求结合提供了便利,生态农产品电商关注度提高,电商扶贫条件成熟;生态农产品电商市场潜力大,电商扶贫机会更多;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拓展农村信息服务领域,电商扶贫施策更精准。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一)两者微观层级互动发展
影响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过程因素众多,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其归纳为耦合主体、耦合资源、耦合载体、耦合环境四要素。耦合微观层面中,基础设施和外部坏境作为整个耦合环境,生态农产品生产主体和农产品电商运营主体作为整个耦合主体,两个子系统要素间通过多种形式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微观层级耦合。
通过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因素的归纳,构建了如下反映微观层级互动机制的结构图,如图3。在生态农产品子系统中,生态农产品生产主体通过劳动、技术、资本等耦合资源的投入,形成更具品牌效应的高附加值生态农产品,我们称之为耦合载体。同理,在农产品电商平台子系统中,平台经营主体投入相应的劳动、技术、资本等耦合资源,构建成能够提供市场综合信息、对接农产品消费者的电商平台。贵州省生态农产品耦合发展中虽然存在多种资源的投入,但当地配套基础设施对生态农产品生产影响重大,好的基础设施环境有利于生态农产品集中化、产业化生产。而在农产品电商子系统中,如政府政策等外部环境在农产品电商平台的构建影响重大。
在生态农产品、农产品电商平台子系统内部,生态农产品的生产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力来部分替代化肥农药的使用,[6]而农村电子商务的运营也需要具有电商业务能力的人才来把控,两者紧密结合增加劳动密集程度,增加农村就业、创业机会,为农村贫困主体提供很好的脱贫路径。
在生态农产品与农产品电商平台子系统之间也同样发生着耦合互动关系。生态农产品与农产品电商“共享”部分耦合主体,如政府,从事农产品生产,电商平台运营的企业、组织、农户等。在两者耦合过程中,政府、第三方组织与企业间的互动关系要协调好,这样将提升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增进贫困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推进扶贫对象增收脱贫;在电商精准扶贫中,扶贫对象也不仅指建档立卡贫因人口,也应包括扶贫参与中的困难企业,企业与农户是共赢关系的互动主体。电商创业领头人在电商精准扶贫中具有明显示范效应,同时促进农户转变传统生产模式,企业与农户通过产销对接方式助力农产品规模化、品牌化生产以满足农产品市场需求;在电商精准扶贫项目中,政府与农户间的互动关系既有一定的可能性,又有一定的必要性。[11]。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大大拉近农产品生产与广大消费需求的距离,农户在能够保证自主性参与的条件下生产积极性空前提升,而当地政府为农村电商的发展积极优化通信、物流基础设施,并建立起电商培训体系,为农户更好利用好农产品电商积极赋能,即一种农户赋能、政府背书的信任与被信任关系。这种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同样也能够进一步促进扶贫目标的实现。[12]
(二)两者中观层级匹配发展
在中观层级,生态农产品与农产品电商两系统因微观层级耦合载体间的相互作用而互相促进(如图4互动机制下面的交叉虚线单箭头所示),具体表现为产业间融合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推动电商精准扶贫项目的顺利实施。
1.农产品电商携生态农产品“出山”
贵州省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为生态农业开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区域生态农产品种类众多,但一个地区生态农产品并不一定能够形成本地特色优势产业,这很大部分是由产品生产成本、市场占有状况等决定的。而贵州省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精品高端农产品供给能力还较弱,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大市场需求。随着电商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农产品电商深入农村,从而加快生态农业产业资源有效整合。农产品电商平台可以推进当地生态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增大产品附加值,顺利助推农产品上行,促进当地农户、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互利共赢,助力精准扶贫。
首先,农产品电商促进生态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农产品电商直接对接的消费者需求升级是生态农业产业创新源泉。只有符合消费者需求的生态农产品才能占领市场、赢得销量,从而倒逼生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比如相关利益主体制定行业标准或产业标准来规范和提升当地产业的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促进生态农业产业链延长,提高生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在贫困地区创新发展生态农业产业不失為一种助力贫困地区脱贫减贫的有效办法。
其次,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主要是解决农村地区市场参与问题,将生态农产品市场的驱动作用通过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农产品电商平台发挥出来,其核心也就是实现农村居民提升能力、增加收入。[13]农村地区受地理等环境限制,生态农产品销售渠道有限、销售范围偏窄,容易出现生态农产品供给与需求错配的矛盾。而电子商务作为互联网发展的产物,具有跨地域交易属性,有利于拓展生态农业产业市场容量,带动当地传统企业主动实现“互联网+”,加快企业转型发展。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生产商(农户)、分销商、零售商直接与消费者对接,即市场扩容,减少流通环节,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又可以提高市场价格定价权,促进农村生态农业产业的发展。
最后,农村所存在的农民整体素质低下、农业生产信息闭塞等条件制约着农业主体生产的积极性,传统输血式或造血式减贫难以让扶贫对象积极参与到农产品市场中来,[14]从而容易导致农村经济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而农产品电商具有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使生态农产品的“柠檬市场”特性转向近市场化。一方面,在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中,信息共享有利于缩短生态农产品价格与生态特性被确认周期,[6]加快生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立,从而引导更多的贫困对象转变为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参与主体。另一方面,农产品电商平台通过集中收集、分析消费者需求反馈信息,如社交网络的运用,使得生产企业生产方式由大批量、标准化的推动式生产向市场需求拉动式生产转变,从刚性制造转向柔性化管理、个性化定制,在把握销售机会的同时降低库存风险,增加消费者黏性。 2.生态农业引农产品电商“进村”
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作为新兴扶贫模式,需要通过与生态农业产业高度融合才能显现其扶贫的高效能。现阶段,农村电商能否取得突破性发展,关键也就在于农产品上行。在农村经济中,生态农业与农产品电商具有联动效应,生态农业的发展成为农村电商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基本保障。
首先,生态农业具有明显的附加值增益,为农产品电商营业能力提升提供保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更加追求绿色、健康、原生态的特色农产品,这也正给农产品电商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使产品质量高的电商平台快速抢占农产品市场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农产品电商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攀升以扩大规模。而农产品电商具有门槛低,模式易复制的特点,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企业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市场容量不断扩张,带动电商平台经营队伍的快速壮大。
其次,生态农产品具有规模性,生态农产品初级产品难以适应跨地区的远距离交易,生态农产品进行精加工过程才能够更好发挥产业链规模效应,而本产业进行深加工也将催生农产品电商产业链条的延伸,增加两个子系统耦合路径,进而促进农产品电商产业链条的不断细化和深化,从而在此过程中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人口,增加农村就业机会。
最后,农产品电商产业与生态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农产品电商产业溢出效应的增强,[15]具体表现为资金融通等系列配套服务的补充和完善,电商产业资金融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进一部吸引企业积极布局,最终这种溢出效应表现为将扶贫资金向真正有需求,能用“活”的贫困对象精准引流。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带动农产品加工、包装、网站维持、设备维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最终提高农村剩余劳动的吸纳能力。
作为服务农村实体经济的新形式,农产品电商正以前所未有的变革速度重塑产业链结构,推动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电商、物流产业园区与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逐步一体化发展,共同推动着生态农业与电商产业一体化发展。电商产业链与生态农产品产业链的整合、延伸为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助力于推动农村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三)两者宏观层级融合机制
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在微观层级以及中观层级实现多种路径耦合,从而促进各子系统间的融合发展,同时也带来整个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即两者宏观层级的耦合效应放大。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多功能一体化的信息扶贫模式,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对扶贫对象的帮扶,更在于以集约化的产业耦合交融形式改变了农村落后地区发展大格局。电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更多的扶贫对象转变为扶贫主体,将更多的农村传统产业拉入到发展的快车轨道中。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在宏观层面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农村全要素生产力提升,城乡经济一体化,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等方面。
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过程中能够将农村打造成一个功能更加完善的大市场,产业融合、产品附能、成本节约、增收创富也将带动农村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在以前,农村居民在市场参与过程中缺乏价格优势,农业生产经济回报率低下,所以也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务工,农村经济缺乏活力。而生态农产品与电商平台联系日益紧密,现代高效农业示范产业园区的建立以及电商产业园区向城镇的深入拓展,也将吸收大批农村劳动力,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农村集聚,职业农民、新型农民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带来了大批企业深入农村发展,缓解了乡镇企业的匮乏,企业下沉趋势明显,农村普惠金融深入农村盘活农村合作金融存量,从而能够进一步促进当地电商环境的改善,提高农村资源整合的效率,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力,增加电商发展所带来的收入溢出效应。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简单地解决农产品供给过剩问题,而是要在消化个别农产品库存的同时,仍要继续提高产能。农产品电子商务与生态农业相结合使农民更加便捷地获得廉价生产资料,降低生态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吸收农村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农产品电子商务创业就业门槛较低,加之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返乡小青年(包括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退伍军人依托电子商务创业就业。农产品电子商务与生态农业部门及其他第二、三部门融合同样可以促进就地创业、就地就业,加速“就地城镇化”进程。企业向农村地区的下沉产生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效应,反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改善,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农村“三变改革”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引擎,又被称之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举。在生态农业与电商产业高度耦合过程中,土地作为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要实现农业集中化、产业化经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关键。随着“三变改革”循序渐进的推行,以及在生态农产品与电商耦合所产生的增收示范效应下,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经纪人多方参与,充分竞争,相互补充,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成分,更能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农村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督、社会性监督体系更加透明,生态农产品可追溯制度也将更加健全。农村贫困农民更加乐意将土地资源经营权让渡给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职业农民等生产主体,让其集中“打理”,而这种土地自然资源成功向资本过渡,“股份农民”成功摆脱资源的零增值效益,从而从根本上增加贫困对象的资产性收入,形成农村生态增值、农业生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的良好格局,更有益于防范农村返贫困的发生。
贵州省具有发展生态农产品实现脱贫、扶贫的良好基础。贵州电商扶贫发展要实现精准,针对生态农业生产和生态农产品流通中的痛点,搭建精准化、订单化的农业生产综合服务体系,以市场需求推动农村供给侧改革,引导生态农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专业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提高生态农产品竞争力,发挥生态农产品生产所具有的前后向关联和显著的增收效应,实现长期盈利并步入健康、稳定的发展渠道。搭建智慧化的大數据应用体系解决农业生产的无序性,农产品流通的不可追溯性,农村物流的低效性;搭建绿色化的物流综合服务体系,实现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构建平台化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完善农产品供应链基础设施配置。促进农村电商具有的产业带动力和近市场性,建立服务三农的电商扶贫体系,提升农民经济收益,实现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脱贫。在贵州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互联网+对产业扶贫的支撑作用,创建大数据、新业态、多功能的创新性模式,扩大电商精准扶贫的惠及深度及广度,切实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效率。 参考文献:
[1]贵州省统计局.2017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8-04-22)http://202.98.195.171:81/c8/20181120/i413.html.2018.4.4.
[2]李进.地方政府运用商业保险精准扶贫现状及对策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2017.
[3]李昌来.突出重点 努力促进我省生态农业加快发展[C].贵州省农业经济学会.贵州发展生态农业研讨会论文集.贵州省农业经济学会,2009:5.
[4]贵州省统计局.贵州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EB/OL](2018-02-14)http://202.98.195.171:81/c7/20181120/i408.html,2018.1.23.
[5]吴迪.贵州省级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达到431个[EB/OL](2017-02-24)http://www.gog.cn/zonghe/system/2017/02/24/015443434.shtml,2017.2.24.
[6]李文东, 杨立刚, 鲁明中. 生态农产品生产激励机制的经济分析[J]. 生态经济, 2005(10):175-178.
[7]HIRSCHMAN A 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s Deve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8]LEE J K, JUNG S J, KIMS D. ComponentIdentification Method with Coupling and Eohesion[C].Proceedings of the 8th Asia ̄Pacific Software Engineering Conference.Macau: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2001.79-88.
[9]DUBOIS A, GADDE L 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 a Loosely Coupled System:Implication for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J].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2002(20):621-631.
[10]李逢春,唐端.农产品电商为精准扶贫探路[J].国家治理,2015(33):37-43+175-178.
[11]宋齐. 农村扶贫中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关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6.
[12]冷飞翔. 多元治理视角下电商扶贫微观体系及作用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13]李鹏飞,卢佳.农村电子商务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J].新西部:2017(5):81-84.
[14]周海琴.農村电商助力农民反贫困的机理与效果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
[15]王亚男. 电子商务与县域特色产业创新联动机制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8.
(责任编辑:杨 洋)
贵州省优质特色农产品众多,具有发展生态农产品实现产业脱贫、扶贫的良好基础。“互联网+精准扶贫”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抓手,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是当前电商精准扶贫的核心工作。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精准扶贫的效率,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真正具有战略性和较强实效性,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全面理解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内涵,即通过引入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将生态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产业链延伸、赋能的完整农产品生态体系。而后文中从微观层级互动发展、中观层级匹配发展、宏观层级融合发展三個层面重点讨论了生态农产品与电商扶贫耦合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研究主要结论是在贵州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互联网+对产业扶贫的支撑作用,创建大数据、新业态、多功能的创新性模式,扩大电商精准扶贫的惠及深度及广度,切实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效率。
关键词:
生态农产品;精准扶贫;电商;耦合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1-0073-09
On the Possibility of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a Case Study of Guizhou Province
YANG Aijun, FAN Zhi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high ̄quality and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Guizhou Province, which is a good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achiev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ternet +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 and the coupling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core work of current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of poor mountainous areas in Guizhou, and make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strategy truly strategic and effective. The research mainly concern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i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e ̄commerce,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irculation, consumption and other parts are closely linked to form a complet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with extended and empowered industrial chains. In the following part,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discuss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at the micro level, matched development at the mid ̄scopic level,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t the macro level. The main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in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uizhou’s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upporting role of Internet Plus to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ve model of big data,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multiplied functions innovative will be created to expand the benefits of e ̄commerc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pth and breadth,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e ̄commerce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of Guizhou. Key words: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e ̄commerce; coupling
贵州省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村贫困面大的省份。据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3年,贵州省有745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1.3%。[1]贵州省贫困农村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薄弱;贵州省贫困人口多,扶贫力度大,脱贫任务艰巨。随着贫困问题向纵向推进,贵州省成为我国脱贫扶贫主战场。贵州贫困县中,大都是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该地区所生活的大多是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的贫困群众和特殊困难群体,可以想象扶贫难度之大。贵州省农村贫困现状主要表现为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程度深、贫困区域分布不均、农村致贫因子复杂、扶贫攻坚难度大等特点。[2]2017年年末,贵州全省农村贫困人口280.3万人,贫困发生率为7.75%,年内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3.7万人,脱贫总人口环比下降3.2%。如图1所示,2013年底至2016年底,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规模的比率逐步降低,但2017年年底该占比反弹至9.2%,其全国占比趋势线稳占9%。2018年,贵州省65个贫困县,还有近20个深度贫困乡镇,2 760个深度贫困村。到2020年,贵州省要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贵州省更应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扶贫开发模式,提高扶贫时效。
生态农业是一种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一身的现代化农业,具有综合性、多样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点。[3]而贵州省具有建设生态农业所特有的实践优势、产业优势和生态资源优势。贵州省较其他省先行开展了生态农业建设有探索实践。截至2016年末,贵州省总共有6万个农业经营单位,其中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1.69万个,农业经营户739.5万家,包括3.9万规模农业经营户,全省农业生产从业人员共计1 153.2万人,[4]为贵州省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贵州全省立足山地优势,走好特色路打好绿色牌,大力发展“三品一标”,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加市场优质农产品供应。2017年底,全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产业认定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提高到51.2%。基于对基本省情的宏观把控和生态环境变化的深入认识,贵州省结合长期农业发展探索与实践,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发展生态化,结构优化夯实农业发展产业化,园区建设助推农业发展集约化,监管落实确保农业发展透明化,以上这些都改变了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贵州省各地区经过充分调动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多功能发挥,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生态农产品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生产出来的无害的、营养的、健康的农产品,其可以分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三类。贵州省农产品以前主要抓生产、强流通,产品比较单一,产业链条通常较短,容易影响产业的后续发展。而现在随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初级农产品难以满足现代化的居民消费偏好。因此,贵州大力发展生态农产品,贵州生态农产品供给大幅增加,生态农产品品牌效应凸显。首先,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贵州省省级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共计431个,涉及粮油、蔬菜产业、精品果业、茶叶产业、休闲农业等数十个产业类型。[5]2017年贵州省全年带动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较2016年增长11.8%。在农村整体购销“逆差”的环境下,贵州生态农业加工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生态农产品市场供给大幅增加。其次,贵州生态农产品以标准规范生产,以标识保证产品质量,以品牌促进销售,不仅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而且不断提升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最后,贵州省生态农产品开发潜力巨大,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贵州省“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产业扶贫项目谋划下,贵州省深度贫困县间达成了望谟县发展生态板栗,剑河县发展食用菌,榕江县发展蔬菜,紫云苗族布依族县发展红芯红薯,赫章县发展核桃,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展马铃薯,水城县发展红心猕猴桃的生态农产品战略发展共识。
一、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内涵
作为生态农业的一个门类,农产品有害物质含量与生态特性呈反向关系。生态特征所具有的自身特殊性使得生态农产品生产的激励机制中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更加复杂,生态特性的累加性和个人差异性使部分消费者并不总是能在消费生态农产品后就了解产品的生态特征,而卖方也就有动力提供低质量商品,[6]所以其生态性的保障要求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生态农产品具有明显的前后向关联,产业带动能力,附加值增益等特點:第一,前后向关联是产业关联效应的两种形式,一个产业通过关联对其它产业部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7]其中前向关联是指生态农产品部门通过供给关系,作为中间消耗原材料的供应者,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后向关联则指的是通过需求联系,作为其他部门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第二,产业带动能力是指在前后向关联效应产生的基础上,第一类产业(包括生态农产品)与其他部门的高度关联,同时还对其他产品部门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第三,附加值增益指的是生态农产品由于自身品质的提升,或者其作为初始原料产品进行精品加工包装后产品所具有的更高价值,有利于品牌效应的提升。
电商扶贫从概念上就是以电子商务为工具的一种扶贫手段,电商扶贫是由“扶贫目的—扶贫工具—扶贫对象”的新型扶贫方式。与电商扶贫相比,电商精准扶贫在于突出“精准”二字。电商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它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精准扶贫”理念相接洽的。电商精准扶贫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具有近市场性,其近市场指的是在信息流的有效传递使得农业产品(特别是农产品)更加容易面向整个广域的大市场;二是具有产业带动效应,电商精准扶贫作为一种信息化扶贫开发模式,通过集约化管理的手段正向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带动农产品加工、包装、网站维持、设备维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剩余劳动的吸纳能力;三是具有导向作用,产业导向效果指的是在开展电商精准扶贫的全过程中,能够引导贫困主体积极参与到整个扶贫项目中来,帮助当地农民就地就业、就地创业,“就地城镇化”在农村中也成为了可能。电商精准扶贫相较于电商扶贫,其在扶贫过程中对扶贫主体中的导向效果更加强化了。 “两人并耕为耦”,耦合(Coupling)概念最早出现在物理学科,用来研究系统发展过程,体现在两个或多个物理模块间的兼容性。[8]随后,耦合便也运用于生态学、社会学甚至经济管理等各类学科,耦合不再单独用于描述两个不同组织间的关系,同时也能描述组织内部与整个组织,组织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关系。[9]随着耦合内涵的外延,耦合便被定义为两个及以上组织系统耦合要素间有序关联,最终形成各关联要素协调有序、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发展系统。系统耦合过程中常蕴含着组织内部之间众多错综复杂的因子变化,不仅有物质、资本、技术、信息等形态的流通与循环,也暗含着各系统组织主体行为的调整以及主体间相互关系的适应。两个系统组织的耦合不仅是因为两者具有静态的相似性,也在于两者的发展相互融合过程中所具有的动态互动性。当两个系统具有耦合发展的潜力(体现在积极事态方面)时,人们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两系统加以指导、强化,充分激发各系统的发展潜能,促进各方优势互补、良性互助发展。将“耦合”一词引用到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的研究中来,将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构建为两个系统,两系统通过各个子系统间的组织依赖、相互协作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揭示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关联下的耦合发展。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的耦合是作为一个组织内部与整个组织间的耦合关系,生态农产品只是电商精准扶贫中组织内的一部份,而贵州发展生态农产品潜力巨大,生态农产品可以作为电商精准扶贫的耦合一方,助力于电商精准扶贫的实施。
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两者间的耦合主要是基于生态农产品生产所具有的巨大前后向关联、产业带动力和系列产业链带来的附加值等作用,以及电子商务所具有的巨大产业带动力、近市场性及更直接的导向效果,两者各自的特点决定了耦合的可能性。耦合发展构建的思路是将生长于贵州良好生态环境下的农产品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将生态农产品生产、路通、消费等环节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产品生态体系,同时,将生态农产品与外面的大市场有机连接起来,使生态农产品走向广域大市场。通过产业链构建延伸,促进生态农产品不断产生积累附加值,促进贫困农户主体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参与到生态农产品产业链各个环节,在产业链不同环节分享到更多的经济成果,实现农民主体增收创富。
二、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有机结合的必要性
首先,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有助于培育贫困地区特色农业。贵州省脱贫攻坚难在产业扶贫,而农产品电商扶贫与其它扶贫方式相结合,具有很明显的产业协同作用,它是产业扶贫的“得力助手”。贵州省生态农产品开发潜力巨大,贵州要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与电商有机结合把握市场需求变化,推动农业绿色、有机种植,进一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农村农产品电商要取得突破性发展,必须依赖农产品上行,生态农产品对农产品电商具有显著可信赖的路径关系,进而助力于农村脱贫扶贫。基于对基本省情的宏观把控和生态环境变化的深入认识,贵州省结合长期农业发展探索与实践,强力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发展生态化,结构优化夯实农业发展产业化,园区建设助推农业发展集约化,通过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促进农业发展精准化。近年来,贵州省依靠其独特的区位、生态、资源优势,通过发展优质农产品,把生态农产品深加工(包括粮食深加工、特色产品深加工、畜产品深加工、绿色产品深加工)发展成农村支柱产业。贵州省各贫困地区充分调动自身资源优势,通过农产品电商扶贫与其它扶贫方式相结合,发挥它的产业协同作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多功能发挥,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生态农产品电商扶贫发展加速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同时为贵州省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有助于拓宽贫民增收脱贫渠道。2014年底,国务院扶贫办正式将“电商扶贫工程”列为2015年“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明确要求“在贫困村开展电子商务扶贫试点,发挥市场化电商渠道的作用,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新时期,贵州提出“大数据、大扶贫”两大战略,“互联网+精准扶贫”成为贵州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抓手。电商扶贫开启农村脱贫新模式,开发贫困地区自身的创收潜质,精准增加贫困地区的经营性收入和劳务性收入。贵州电商扶贫发展实现精准,提高生态农产品竞争力,发挥生态农产品生产所具有的前后向关联和显著的增收效应作用,实现长期盈利并步入健康、稳定的发展渠道,促进农村电商具有的产业带动力和近市场性,建立服务三农的電商扶贫体系,提升农民经济收益。
最重要的是,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有助于提高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效率。电商扶贫的根本目标是提高贫困家庭的实际收入,本质属性是让贫困地区与广域大市场对接。贵州省是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而贵州优质特色农产品众多,只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足,一般性农产品多,特色优质精品农产品少,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产品分等级农产品深加工环节还较为薄弱,精品高端农产品供给能力还较弱,农产品加工、仓储和物流依然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短板之一。贵州省具有发展生态农产品实现脱贫、扶贫的良好基础。电商扶贫是由“扶贫目的—扶贫工具—扶贫对象”的新型扶贫方式。电商扶贫重在精准,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具有近市场性,其近市场指的是在信息流的有效传递使得农业产品(特别是农产品)更加容易面向整个广域的大市场;二是具有产业带动效应,电商扶贫作为一种信息化扶贫开发模式,通过集约化管理的手段正向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带动农产品加工、包装、网站维持、设备维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剩余劳动的吸纳能力;三是具有导向作用,产业导向效果指的是在开展电商精准扶贫的全过程中,能够引导贫困主体积极参与到整个扶贫项目中来,帮助当地农民就地就业、就地创业。[10]扩大电商精准扶贫的惠及深度及广度,切实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效率。推进贵州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扩大电商精准扶贫的惠及深度及广度,切实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效率,实现增收脱贫、扶贫,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成为当前电商精准扶贫的核心工作。 三、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可能性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兴起以及农产品消费者对绿色健康无污染的消费诉求持续增加,消费者生活方式(支付方式)的转变为生态农产品销售与农产品电商主动寻求结合提供了便利,生态农产品电商关注度提高,电商扶贫条件成熟;生态农产品电商市场潜力大,电商扶贫机会更多;生态农产品电商发展拓展农村信息服务领域,电商扶贫施策更精准。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一)两者微观层级互动发展
影响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过程因素众多,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其归纳为耦合主体、耦合资源、耦合载体、耦合环境四要素。耦合微观层面中,基础设施和外部坏境作为整个耦合环境,生态农产品生产主体和农产品电商运营主体作为整个耦合主体,两个子系统要素间通过多种形式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微观层级耦合。
通过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因素的归纳,构建了如下反映微观层级互动机制的结构图,如图3。在生态农产品子系统中,生态农产品生产主体通过劳动、技术、资本等耦合资源的投入,形成更具品牌效应的高附加值生态农产品,我们称之为耦合载体。同理,在农产品电商平台子系统中,平台经营主体投入相应的劳动、技术、资本等耦合资源,构建成能够提供市场综合信息、对接农产品消费者的电商平台。贵州省生态农产品耦合发展中虽然存在多种资源的投入,但当地配套基础设施对生态农产品生产影响重大,好的基础设施环境有利于生态农产品集中化、产业化生产。而在农产品电商子系统中,如政府政策等外部环境在农产品电商平台的构建影响重大。
在生态农产品、农产品电商平台子系统内部,生态农产品的生产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力来部分替代化肥农药的使用,[6]而农村电子商务的运营也需要具有电商业务能力的人才来把控,两者紧密结合增加劳动密集程度,增加农村就业、创业机会,为农村贫困主体提供很好的脱贫路径。
在生态农产品与农产品电商平台子系统之间也同样发生着耦合互动关系。生态农产品与农产品电商“共享”部分耦合主体,如政府,从事农产品生产,电商平台运营的企业、组织、农户等。在两者耦合过程中,政府、第三方组织与企业间的互动关系要协调好,这样将提升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增进贫困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推进扶贫对象增收脱贫;在电商精准扶贫中,扶贫对象也不仅指建档立卡贫因人口,也应包括扶贫参与中的困难企业,企业与农户是共赢关系的互动主体。电商创业领头人在电商精准扶贫中具有明显示范效应,同时促进农户转变传统生产模式,企业与农户通过产销对接方式助力农产品规模化、品牌化生产以满足农产品市场需求;在电商精准扶贫项目中,政府与农户间的互动关系既有一定的可能性,又有一定的必要性。[11]。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大大拉近农产品生产与广大消费需求的距离,农户在能够保证自主性参与的条件下生产积极性空前提升,而当地政府为农村电商的发展积极优化通信、物流基础设施,并建立起电商培训体系,为农户更好利用好农产品电商积极赋能,即一种农户赋能、政府背书的信任与被信任关系。这种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同样也能够进一步促进扶贫目标的实现。[12]
(二)两者中观层级匹配发展
在中观层级,生态农产品与农产品电商两系统因微观层级耦合载体间的相互作用而互相促进(如图4互动机制下面的交叉虚线单箭头所示),具体表现为产业间融合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推动电商精准扶贫项目的顺利实施。
1.农产品电商携生态农产品“出山”
贵州省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为生态农业开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区域生态农产品种类众多,但一个地区生态农产品并不一定能够形成本地特色优势产业,这很大部分是由产品生产成本、市场占有状况等决定的。而贵州省地区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精品高端农产品供给能力还较弱,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大市场需求。随着电商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农产品电商深入农村,从而加快生态农业产业资源有效整合。农产品电商平台可以推进当地生态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增大产品附加值,顺利助推农产品上行,促进当地农户、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互利共赢,助力精准扶贫。
首先,农产品电商促进生态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农产品电商直接对接的消费者需求升级是生态农业产业创新源泉。只有符合消费者需求的生态农产品才能占领市场、赢得销量,从而倒逼生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比如相关利益主体制定行业标准或产业标准来规范和提升当地产业的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水平,促进生态农业产业链延长,提高生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在贫困地区创新发展生态农业产业不失為一种助力贫困地区脱贫减贫的有效办法。
其次,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主要是解决农村地区市场参与问题,将生态农产品市场的驱动作用通过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农产品电商平台发挥出来,其核心也就是实现农村居民提升能力、增加收入。[13]农村地区受地理等环境限制,生态农产品销售渠道有限、销售范围偏窄,容易出现生态农产品供给与需求错配的矛盾。而电子商务作为互联网发展的产物,具有跨地域交易属性,有利于拓展生态农业产业市场容量,带动当地传统企业主动实现“互联网+”,加快企业转型发展。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生产商(农户)、分销商、零售商直接与消费者对接,即市场扩容,减少流通环节,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又可以提高市场价格定价权,促进农村生态农业产业的发展。
最后,农村所存在的农民整体素质低下、农业生产信息闭塞等条件制约着农业主体生产的积极性,传统输血式或造血式减贫难以让扶贫对象积极参与到农产品市场中来,[14]从而容易导致农村经济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而农产品电商具有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使生态农产品的“柠檬市场”特性转向近市场化。一方面,在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中,信息共享有利于缩短生态农产品价格与生态特性被确认周期,[6]加快生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立,从而引导更多的贫困对象转变为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参与主体。另一方面,农产品电商平台通过集中收集、分析消费者需求反馈信息,如社交网络的运用,使得生产企业生产方式由大批量、标准化的推动式生产向市场需求拉动式生产转变,从刚性制造转向柔性化管理、个性化定制,在把握销售机会的同时降低库存风险,增加消费者黏性。 2.生态农业引农产品电商“进村”
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作为新兴扶贫模式,需要通过与生态农业产业高度融合才能显现其扶贫的高效能。现阶段,农村电商能否取得突破性发展,关键也就在于农产品上行。在农村经济中,生态农业与农产品电商具有联动效应,生态农业的发展成为农村电商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基本保障。
首先,生态农业具有明显的附加值增益,为农产品电商营业能力提升提供保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更加追求绿色、健康、原生态的特色农产品,这也正给农产品电商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使产品质量高的电商平台快速抢占农产品市场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农产品电商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攀升以扩大规模。而农产品电商具有门槛低,模式易复制的特点,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企业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市场容量不断扩张,带动电商平台经营队伍的快速壮大。
其次,生态农产品具有规模性,生态农产品初级产品难以适应跨地区的远距离交易,生态农产品进行精加工过程才能够更好发挥产业链规模效应,而本产业进行深加工也将催生农产品电商产业链条的延伸,增加两个子系统耦合路径,进而促进农产品电商产业链条的不断细化和深化,从而在此过程中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人口,增加农村就业机会。
最后,农产品电商产业与生态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农产品电商产业溢出效应的增强,[15]具体表现为资金融通等系列配套服务的补充和完善,电商产业资金融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进一部吸引企业积极布局,最终这种溢出效应表现为将扶贫资金向真正有需求,能用“活”的贫困对象精准引流。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带动农产品加工、包装、网站维持、设备维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最终提高农村剩余劳动的吸纳能力。
作为服务农村实体经济的新形式,农产品电商正以前所未有的变革速度重塑产业链结构,推动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电商、物流产业园区与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逐步一体化发展,共同推动着生态农业与电商产业一体化发展。电商产业链与生态农产品产业链的整合、延伸为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助力于推动农村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三)两者宏观层级融合机制
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在微观层级以及中观层级实现多种路径耦合,从而促进各子系统间的融合发展,同时也带来整个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即两者宏观层级的耦合效应放大。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多功能一体化的信息扶贫模式,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对扶贫对象的帮扶,更在于以集约化的产业耦合交融形式改变了农村落后地区发展大格局。电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更多的扶贫对象转变为扶贫主体,将更多的农村传统产业拉入到发展的快车轨道中。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在宏观层面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农村全要素生产力提升,城乡经济一体化,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等方面。
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过程中能够将农村打造成一个功能更加完善的大市场,产业融合、产品附能、成本节约、增收创富也将带动农村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在以前,农村居民在市场参与过程中缺乏价格优势,农业生产经济回报率低下,所以也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务工,农村经济缺乏活力。而生态农产品与电商平台联系日益紧密,现代高效农业示范产业园区的建立以及电商产业园区向城镇的深入拓展,也将吸收大批农村劳动力,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农村集聚,职业农民、新型农民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带来了大批企业深入农村发展,缓解了乡镇企业的匮乏,企业下沉趋势明显,农村普惠金融深入农村盘活农村合作金融存量,从而能够进一步促进当地电商环境的改善,提高农村资源整合的效率,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力,增加电商发展所带来的收入溢出效应。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简单地解决农产品供给过剩问题,而是要在消化个别农产品库存的同时,仍要继续提高产能。农产品电子商务与生态农业相结合使农民更加便捷地获得廉价生产资料,降低生态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吸收农村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农产品电子商务创业就业门槛较低,加之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返乡小青年(包括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退伍军人依托电子商务创业就业。农产品电子商务与生态农业部门及其他第二、三部门融合同样可以促进就地创业、就地就业,加速“就地城镇化”进程。企业向农村地区的下沉产生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效应,反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改善,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农村“三变改革”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引擎,又被称之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举。在生态农业与电商产业高度耦合过程中,土地作为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要实现农业集中化、产业化经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关键。随着“三变改革”循序渐进的推行,以及在生态农产品与电商耦合所产生的增收示范效应下,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经纪人多方参与,充分竞争,相互补充,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成分,更能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农村组织结构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督、社会性监督体系更加透明,生态农产品可追溯制度也将更加健全。农村贫困农民更加乐意将土地资源经营权让渡给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职业农民等生产主体,让其集中“打理”,而这种土地自然资源成功向资本过渡,“股份农民”成功摆脱资源的零增值效益,从而从根本上增加贫困对象的资产性收入,形成农村生态增值、农业生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的良好格局,更有益于防范农村返贫困的发生。
贵州省具有发展生态农产品实现脱贫、扶贫的良好基础。贵州电商扶贫发展要实现精准,针对生态农业生产和生态农产品流通中的痛点,搭建精准化、订单化的农业生产综合服务体系,以市场需求推动农村供给侧改革,引导生态农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专业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提高生态农产品竞争力,发挥生态农产品生产所具有的前后向关联和显著的增收效应,实现长期盈利并步入健康、稳定的发展渠道。搭建智慧化的大數据应用体系解决农业生产的无序性,农产品流通的不可追溯性,农村物流的低效性;搭建绿色化的物流综合服务体系,实现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构建平台化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完善农产品供应链基础设施配置。促进农村电商具有的产业带动力和近市场性,建立服务三农的电商扶贫体系,提升农民经济收益,实现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脱贫。在贵州生态农产品与电商精准扶贫耦合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互联网+对产业扶贫的支撑作用,创建大数据、新业态、多功能的创新性模式,扩大电商精准扶贫的惠及深度及广度,切实提高贵州贫困山区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效率。 参考文献:
[1]贵州省统计局.2017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8-04-22)http://202.98.195.171:81/c8/20181120/i413.html.2018.4.4.
[2]李进.地方政府运用商业保险精准扶贫现状及对策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2017.
[3]李昌来.突出重点 努力促进我省生态农业加快发展[C].贵州省农业经济学会.贵州发展生态农业研讨会论文集.贵州省农业经济学会,2009:5.
[4]贵州省统计局.贵州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EB/OL](2018-02-14)http://202.98.195.171:81/c7/20181120/i408.html,2018.1.23.
[5]吴迪.贵州省级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达到431个[EB/OL](2017-02-24)http://www.gog.cn/zonghe/system/2017/02/24/015443434.shtml,2017.2.24.
[6]李文东, 杨立刚, 鲁明中. 生态农产品生产激励机制的经济分析[J]. 生态经济, 2005(10):175-178.
[7]HIRSCHMAN A 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s Deve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8]LEE J K, JUNG S J, KIMS D. ComponentIdentification Method with Coupling and Eohesion[C].Proceedings of the 8th Asia ̄Pacific Software Engineering Conference.Macau: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2001.79-88.
[9]DUBOIS A, GADDE L 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 a Loosely Coupled System:Implication for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J].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2002(20):621-631.
[10]李逢春,唐端.农产品电商为精准扶贫探路[J].国家治理,2015(33):37-43+175-178.
[11]宋齐. 农村扶贫中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关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6.
[12]冷飞翔. 多元治理视角下电商扶贫微观体系及作用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13]李鹏飞,卢佳.农村电子商务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J].新西部:2017(5):81-84.
[14]周海琴.農村电商助力农民反贫困的机理与效果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
[15]王亚男. 电子商务与县域特色产业创新联动机制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8.
(责任编辑: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