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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一场名为“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论坛于4月10日在京召开。该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别指导，得到了理论网特别支持，由文化纵横杂志社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
为期一天的会议围绕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等重要问题展开。吉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林炎志、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求是杂志社总编室副主任于波、上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复旦大学宣传部部长萧思健、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等人出席并发言；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院长程恩富、荣誉学部委员徐崇温、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波、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法学院教授强世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干春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丁耘等京沪两地的著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
在论坛开幕式上，《文化纵横》社长杨平表示，此次论坛缘起于主办方为了回应理论界对复旦大学思想史中心对“中国模式研究”课题的相关问题的争论。他在致词中认为，“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其根本宗旨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新的可能性。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研究，应该能够从中国的问题和经验出发，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和新模式开辟出新的道路。
在关于中国模式的有无及其批判上，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确存在一种“中国模式”，或者说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林炎志认为，由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受模式的影响非常大，中国需要总结自己的模式。武力认为目前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没有深入到内部，应从历史的纵深方向拉长镜头来看，才能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模式。王绍光认为在认识论意义上，中国模式还没有得到精简的概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认为，改革30年以来，我们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共同体的认同，已经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中国模式的形成是要使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更加有力量，实现我们的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
对于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的理解，程恩富认为需要规范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要从发展模式和体制目标模式两个层面来加以界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模式应是一个简称，它的内涵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模式，不是儒家社会主义模式，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同时也是发展中大国的模式，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更不是不发达国家小国的发展模式。刘海波提到，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提出中国模式，一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二是要强调中国追求和中国实践的普遍性。徐崇温认为中国模式是指为了实现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体制、制度、政策方针等方面的决策及其实践道路。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认识上，与会学者大多认为要结合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来理解。丁耘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按照自己的知识本性把很多东西弄得极其琐碎零碎，但是其意识形态的构造能力却明显下降，不能为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提供基础。强世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学院的理论课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也是中国在迅速崛起的时代提出的精神命题。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认为，从中国当前发生的实践，比如重庆模式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更深的理解，这也是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最好例证。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则表示，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不是割裂的，不能认为有一种所谓的孤立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然后只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得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已经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在某一特定历史境遇下在某一特定国家—地区的具体运用，而是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上，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某种契合；在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两者同样也不是冲突的，而是相互融合，共同指引中国前进的理论向导。吴新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都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童世骏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这种契合，一方面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合适的问题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尊重客观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积极特征内涵，也正好契合了当前中国人的心理状况和精神文化追求。强世功认为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中国古典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融为一体，为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奠定一个理想人格，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吸取这些营养，为执政时期的共产党奠定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
在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上，也有一些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河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社会现实性和针对性，他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自身特点。贝淡宁认为中国的传统固有文化蕴含着非常好的思想，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认为，目前谈中国模式，大多数学者都带有一种情绪和辩护色彩，或者带有一种自我膨胀意识和悲情色彩，他主张还是以一种中立的学术态度来做研究。
潘世伟在会议闭幕词中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成功。他对历史上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变化作了梳理，并同时指出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新形态，可以称之为转型的形态，需要中国用一轮轮新的成绩来充实和丰富。杨平在闭幕词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所蕴含的关键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政党国家关系，政党社会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60年的成功中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革命和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革命的历史的合理性与我们重构传统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为期一天的会议围绕中国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等重要问题展开。吉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林炎志、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求是杂志社总编室副主任于波、上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复旦大学宣传部部长萧思健、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等人出席并发言；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院长程恩富、荣誉学部委员徐崇温、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波、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法学院教授强世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干春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丁耘等京沪两地的著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
在论坛开幕式上，《文化纵横》社长杨平表示，此次论坛缘起于主办方为了回应理论界对复旦大学思想史中心对“中国模式研究”课题的相关问题的争论。他在致词中认为，“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其根本宗旨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新的可能性。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研究，应该能够从中国的问题和经验出发，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和新模式开辟出新的道路。
在关于中国模式的有无及其批判上，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确存在一种“中国模式”，或者说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林炎志认为，由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受模式的影响非常大，中国需要总结自己的模式。武力认为目前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没有深入到内部，应从历史的纵深方向拉长镜头来看，才能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模式。王绍光认为在认识论意义上，中国模式还没有得到精简的概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认为，改革30年以来，我们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共同体的认同，已经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中国模式的形成是要使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更加有力量，实现我们的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
对于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的理解，程恩富认为需要规范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要从发展模式和体制目标模式两个层面来加以界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模式应是一个简称，它的内涵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模式，不是儒家社会主义模式，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同时也是发展中大国的模式，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更不是不发达国家小国的发展模式。刘海波提到，对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提出中国模式，一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二是要强调中国追求和中国实践的普遍性。徐崇温认为中国模式是指为了实现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体制、制度、政策方针等方面的决策及其实践道路。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认识上，与会学者大多认为要结合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来理解。丁耘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按照自己的知识本性把很多东西弄得极其琐碎零碎，但是其意识形态的构造能力却明显下降，不能为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提供基础。强世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学院的理论课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也是中国在迅速崛起的时代提出的精神命题。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认为，从中国当前发生的实践，比如重庆模式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更深的理解，这也是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最好例证。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则表示，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不是割裂的，不能认为有一种所谓的孤立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然后只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得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已经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在某一特定历史境遇下在某一特定国家—地区的具体运用，而是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上，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某种契合；在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两者同样也不是冲突的，而是相互融合，共同指引中国前进的理论向导。吴新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都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童世骏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这种契合，一方面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合适的问题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尊重客观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积极特征内涵，也正好契合了当前中国人的心理状况和精神文化追求。强世功认为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中国古典的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融为一体，为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奠定一个理想人格，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吸取这些营养，为执政时期的共产党奠定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
在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上，也有一些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河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社会现实性和针对性，他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自身特点。贝淡宁认为中国的传统固有文化蕴含着非常好的思想，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认为，目前谈中国模式，大多数学者都带有一种情绪和辩护色彩，或者带有一种自我膨胀意识和悲情色彩，他主张还是以一种中立的学术态度来做研究。
潘世伟在会议闭幕词中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成功。他对历史上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变化作了梳理，并同时指出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新形态，可以称之为转型的形态，需要中国用一轮轮新的成绩来充实和丰富。杨平在闭幕词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所蕴含的关键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政党国家关系，政党社会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60年的成功中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革命和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革命的历史的合理性与我们重构传统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