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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葛兰西结合福特制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在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进行改造，使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葛兰西认为，随着国家日益向市民社会的渗透，市民社会也担负着为国家获取文化霸权的职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经济和政治之外，还应该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积极争夺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 市民社会 福特制资本主义 文化霸权理论
作者简介：刘舒婷、谢敏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2-005-02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狱中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开创了带有葛式烙印的“实践哲学”。他吸收了黑格尔、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完成了市民社会理论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转型。葛兰西以新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国家观作为其实践哲学政治化的理论中介，提出文化霸权理论、知识分子理论、“阵地战”等针对福特制资本主义的革命策略。在波比奥看来，市民社会概念是葛兰西的政治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从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发展来看，葛式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文化霸权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对无产阶级伟大事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福特主义——市民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历了从传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以组织化生产为特征的福特制资本主义（列宁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变首先发生在生产领域。福特工厂采用新的生产模式，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种模式迅速被美国和欧洲的其他工厂效仿。生產过程的组织化必须要求管理机构的组织化。自由市场式的采购已经不适应福特生产线对于原料、燃料、运输等方面的要求，这促使了工厂的联合化和体系化。同时，不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矛盾，也需要国家从外部进行干预，自由市场的竞争让位于有计划的生产和管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措施，国家深入到商品流通与社会劳动领域，使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转变为政治动力，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社会化的过程。
在这个转型中，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利益至上性出现松动，在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攫取政治利益已经成为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不可避免的前提之一，经济领域的斗争也逐渐延伸为政治领域的斗争。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同，市民社会不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它本身已经蕴含着国家的内容，国家权力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国家与市民社会从过去的分离走向了融合。与此同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一些公共利益呈现出来，政党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在名义上或实际上代表公共利益。这就出现了葛兰西思考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必须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新的理解；二是只有在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强制与说服同时成为强化经济结构合法性的工具，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能真正的提出文化霸权问题。
二、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理论渊源
从历史发展来看，最初的市民社会是指中世纪末期从事手工加工和简单商贸活动的人。后来他们发展成一直独立的政治力量，即第三等级，市民社会就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到了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私人活动的领域。
黑格尔和马克思就主要是在物质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含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黑格尔将经济关系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规定，他将家庭这个环节划分出市民社会之外，又将警察、司法等传统思想中与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部分纳入到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中，这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也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经济活动与具有政治意义的管理、教育活动开始结为一体。国家作为最高理念的现实体现，必须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这种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观。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①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转型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波比奥认为，在马克思和葛兰西那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在根本上决定着国家。葛兰西也看到，在福特主义盛行的时代，国家越来越将市民社会囊括在自身之内，原来属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家行为。在这里，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不再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生活，特别是生产、交换等经济生活过程，而更具有黑格尔的特征，即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理性控制与教育功能，国家也不只是马克思等人所说的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它也具有黑格尔所说的理性调节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推行教育等方法获得被统治者的拥护与赞同为前提的。由此可见，葛兰西在吸收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某些因素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写，实现了市民社会理论的转型。
三、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内涵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与马克思有明显区别。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概念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而葛式市民社会则指从经济领域独立出来的、与政治领域相对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日常生活领域。葛兰西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构成的总体国家，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各自的职能。他认为上层建筑可以看作两个层面，一个是市民社会，它是“私人”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国家）。政治社会是指国家机关和政府活动领域，市民社会则指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政治社会主要通过法庭、监狱、军队、官僚机构等强权手段控制和支配人民群众的目，实现政治上的领导权，这是一种政治霸权；而市民社会主要通过民间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争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它获取的是一种文化霸权。具体看来，这种“同意”是统治阶级通过对家庭、学校、教会、政党、社会团体、工会、大众传媒等市民社会活动场所的文化渗透和控制，使被统治阶级缺乏形成清晰自觉的理论的机会。他们只要去生活和工作，所接受的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因为他们所有的工作和生活场所都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占领。 葛兰西从时代发展的新特征出发，赋予市民社会新的内涵，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找到无产阶级开展有效斗争的新阵地。他看到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不同，由于西方社会的形成是以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因此形成了独立的、成熟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双重保护：政治上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葛兰西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随着国家权力和主导文化进入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越来越具有国家权力的色彩，就像“战争中的堑壕配系”，成了维系和巩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水泥”。针对这种状况，葛兰西提出西方社会应采取“阵地战”，即在逐漸扩张自己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优势的基础上，一步步夺取敌人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就需要在市民社会中开展长期的“反霸权”斗争，把市民社会整个的争取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而这一过程又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可以说，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的转型内在的包含着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转型。
四、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转型的意义
（一）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何种中介将马克思的思想延展到当代的语境中，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面对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第二国际“正统的”理论家们进一步强化经济决定论，强调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与之对应的第二种应对方式就是伯恩施坦的思路：他将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列宁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在经济结构层面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现在要做的就是实现政治上的过渡，这是伯恩施坦强调议会斗争重要性的原因。
如果将社会活动等同于经济活动，就极易出现经济决定论，或者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伦理道德决定论，这还是一种线性思维。在葛兰西看来，传统的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隔断了二者的有机联系，这种观点在当下的方法论意义应该受到质疑。随着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现实的生活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一个整体。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构成了一个总体，因此在哲学思路上必须建构一种总体性观念，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完全割裂的方法，必须被抛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葛兰西在承认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导致的政治、军事力量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复杂联系。在他看来，只有将经济层面的力量对比关系过渡到政治层面和军事层面中去，使这些力量形成整体时，才有可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历史的变迁。可以说，“在葛兰西的视域中，虽然经济还具有重要的前提性作用，但平面化的地形图已经让位于社会运动中复杂的互动模式，这是葛兰西的重要突破。”②
（二）从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现实境遇来看
反观当代世界，以美国和欧洲数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拥有较高的生产能力、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完备的教育体系，这些都成为他们鼓吹优越性的砝码。通过分拨给劳动群众有限的经济利益和虚假的政治权利，再借以无孔不入的思想教化来弱化被统治阶级的革命意识。资本主义已经从福特制开启的私人垄断阶段发展到国家垄断阶段，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市民社会，更加深刻的被囊括到国家之中。从现实情况来看，时代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向全球扩展，由夺取国内文化领导权和政治合法性向攫取全球范围内的文化霸权和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扩展。
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的论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中得到了更加深刻彻底的印证。他关于被统治阶级在坚持经济与政治斗争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逐步取夺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消解统治阶级的合法性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亦不失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途径。同时，资本主义争夺全球文化霸权的脚步从未停歇，从前苏联的剧变到当前中东地区的动乱，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论调无疑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有力回应。因此，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关系国家长期发展稳定的大事，必须抓紧抓实。
可以说，葛兰西通过对福特制资本主义的观察和思考，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一种整合式的阐发。在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概念具有了无产阶级伟大斗争的革命性意义。他关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理论和由此提出的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对于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②仰海峰.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参考文献：
[1]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叶晓璐.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王晓升.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 市民社会 福特制资本主义 文化霸权理论
作者简介：刘舒婷、谢敏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2-005-02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狱中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开创了带有葛式烙印的“实践哲学”。他吸收了黑格尔、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完成了市民社会理论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转型。葛兰西以新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国家观作为其实践哲学政治化的理论中介，提出文化霸权理论、知识分子理论、“阵地战”等针对福特制资本主义的革命策略。在波比奥看来，市民社会概念是葛兰西的政治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从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发展来看，葛式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文化霸权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对无产阶级伟大事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福特主义——市民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历了从传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以组织化生产为特征的福特制资本主义（列宁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变首先发生在生产领域。福特工厂采用新的生产模式，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种模式迅速被美国和欧洲的其他工厂效仿。生產过程的组织化必须要求管理机构的组织化。自由市场式的采购已经不适应福特生产线对于原料、燃料、运输等方面的要求，这促使了工厂的联合化和体系化。同时，不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矛盾，也需要国家从外部进行干预，自由市场的竞争让位于有计划的生产和管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措施，国家深入到商品流通与社会劳动领域，使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转变为政治动力，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社会化的过程。
在这个转型中，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利益至上性出现松动，在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攫取政治利益已经成为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不可避免的前提之一，经济领域的斗争也逐渐延伸为政治领域的斗争。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同，市民社会不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它本身已经蕴含着国家的内容，国家权力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国家与市民社会从过去的分离走向了融合。与此同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一些公共利益呈现出来，政党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在名义上或实际上代表公共利益。这就出现了葛兰西思考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必须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新的理解；二是只有在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强制与说服同时成为强化经济结构合法性的工具，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能真正的提出文化霸权问题。
二、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理论渊源
从历史发展来看，最初的市民社会是指中世纪末期从事手工加工和简单商贸活动的人。后来他们发展成一直独立的政治力量，即第三等级，市民社会就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到了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私人活动的领域。
黑格尔和马克思就主要是在物质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含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黑格尔将经济关系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规定，他将家庭这个环节划分出市民社会之外，又将警察、司法等传统思想中与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部分纳入到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中，这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也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经济活动与具有政治意义的管理、教育活动开始结为一体。国家作为最高理念的现实体现，必须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这种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观。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①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转型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波比奥认为，在马克思和葛兰西那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在根本上决定着国家。葛兰西也看到，在福特主义盛行的时代，国家越来越将市民社会囊括在自身之内，原来属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国家行为。在这里，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不再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生活，特别是生产、交换等经济生活过程，而更具有黑格尔的特征，即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理性控制与教育功能，国家也不只是马克思等人所说的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它也具有黑格尔所说的理性调节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推行教育等方法获得被统治者的拥护与赞同为前提的。由此可见，葛兰西在吸收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某些因素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写，实现了市民社会理论的转型。
三、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内涵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与马克思有明显区别。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概念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而葛式市民社会则指从经济领域独立出来的、与政治领域相对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日常生活领域。葛兰西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构成的总体国家，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各自的职能。他认为上层建筑可以看作两个层面，一个是市民社会，它是“私人”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国家）。政治社会是指国家机关和政府活动领域，市民社会则指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政治社会主要通过法庭、监狱、军队、官僚机构等强权手段控制和支配人民群众的目，实现政治上的领导权，这是一种政治霸权；而市民社会主要通过民间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争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它获取的是一种文化霸权。具体看来，这种“同意”是统治阶级通过对家庭、学校、教会、政党、社会团体、工会、大众传媒等市民社会活动场所的文化渗透和控制，使被统治阶级缺乏形成清晰自觉的理论的机会。他们只要去生活和工作，所接受的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因为他们所有的工作和生活场所都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占领。 葛兰西从时代发展的新特征出发，赋予市民社会新的内涵，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找到无产阶级开展有效斗争的新阵地。他看到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不同，由于西方社会的形成是以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因此形成了独立的、成熟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双重保护：政治上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葛兰西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随着国家权力和主导文化进入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越来越具有国家权力的色彩，就像“战争中的堑壕配系”，成了维系和巩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水泥”。针对这种状况，葛兰西提出西方社会应采取“阵地战”，即在逐漸扩张自己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优势的基础上，一步步夺取敌人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就需要在市民社会中开展长期的“反霸权”斗争，把市民社会整个的争取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而这一过程又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可以说，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的转型内在的包含着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转型。
四、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转型的意义
（一）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何种中介将马克思的思想延展到当代的语境中，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面对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第二国际“正统的”理论家们进一步强化经济决定论，强调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与之对应的第二种应对方式就是伯恩施坦的思路：他将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列宁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在经济结构层面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现在要做的就是实现政治上的过渡，这是伯恩施坦强调议会斗争重要性的原因。
如果将社会活动等同于经济活动，就极易出现经济决定论，或者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伦理道德决定论，这还是一种线性思维。在葛兰西看来，传统的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隔断了二者的有机联系，这种观点在当下的方法论意义应该受到质疑。随着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现实的生活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一个整体。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构成了一个总体，因此在哲学思路上必须建构一种总体性观念，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完全割裂的方法，必须被抛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葛兰西在承认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导致的政治、军事力量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复杂联系。在他看来，只有将经济层面的力量对比关系过渡到政治层面和军事层面中去，使这些力量形成整体时，才有可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现社会历史的变迁。可以说，“在葛兰西的视域中，虽然经济还具有重要的前提性作用，但平面化的地形图已经让位于社会运动中复杂的互动模式，这是葛兰西的重要突破。”②
（二）从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现实境遇来看
反观当代世界，以美国和欧洲数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拥有较高的生产能力、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完备的教育体系，这些都成为他们鼓吹优越性的砝码。通过分拨给劳动群众有限的经济利益和虚假的政治权利，再借以无孔不入的思想教化来弱化被统治阶级的革命意识。资本主义已经从福特制开启的私人垄断阶段发展到国家垄断阶段，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市民社会，更加深刻的被囊括到国家之中。从现实情况来看，时代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向全球扩展，由夺取国内文化领导权和政治合法性向攫取全球范围内的文化霸权和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扩展。
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的论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中得到了更加深刻彻底的印证。他关于被统治阶级在坚持经济与政治斗争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逐步取夺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消解统治阶级的合法性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亦不失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途径。同时，资本主义争夺全球文化霸权的脚步从未停歇，从前苏联的剧变到当前中东地区的动乱，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论调无疑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有力回应。因此，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关系国家长期发展稳定的大事，必须抓紧抓实。
可以说，葛兰西通过对福特制资本主义的观察和思考，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一种整合式的阐发。在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概念具有了无产阶级伟大斗争的革命性意义。他关于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理论和由此提出的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对于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②仰海峰.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参考文献：
[1]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叶晓璐.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王晓升.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