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4月底开启自2012年11月再次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4月24日，他将首访日本，而后依次到访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本次亚洲之行原计划于2013年10月成行，但由于美国政府彼时深陷债务危机、临时关门而延迟至今。
　　奥巴马的核心外交智囊、副国务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4月8日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演说阐释美国当下的亚太政策，指出美国将进一步从安全、经济、治理和人类尊严以及制度构建四个方面推进其亚太政策。
　　对比五年前奥巴马第一次出访亚洲，未变的是美国继续向亚洲国家接近和融入的战略意图，改变的是该地区国家之间因综合国力消长和领导人换届而带来的政治关系变迁，以及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解读和信任。
　　2012年，包括台湾、俄罗斯、韩国、中国、朝鲜及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最高领导人的更替，新上任的领导人在就职初期大多将注意力放在巩固权力和制定国内政策上，对外交事务略有放松；同年，奥巴马首届内阁中主导亚洲政策的官员也相继离职，再加之美国债务承压、军费紧张，中东局势不稳，亚太地区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无风期”。
　　然而，中国的崛起让周边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丝毫不能放松，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一脚迈进了TPP谈判，并对东南亚国家展开外交攻势，借此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日本主动应战分担了美国财政不足的压力，但过于激进的安倍政权在历史问题上的鲁莽行为不仅使中日关系降至冰点，更伤害了美国的重要盟友韩国。白宫几乎在最后一刻将韩国列入行程，安抚意味甚浓。

信任危机

　　行程单上的四个国家，除了马来西亚之外都是美国的签约盟友。在许多政治分析师看来，奥巴马此行最重要的是向亚洲盟友重申“亚太再平衡”的决心。《亚洲观察》杂志主编、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格多夫（Mel Gurtov）对《财经》记者表示，奥巴马去年失约增加了不少国家的疑惑，现在正是对东亚伙伴进行“补救”的机会。
　　2012年美国大选之后，奥巴马内阁流失了几位主要的“亚洲通”，包括前国务卿希拉里、副国务卿斯坦因伯格（James Steinberg）、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以及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Thomas Donilon）。
　　接替希拉里的克里被外界认为更擅长斡旋中东事务，自2013年2月上任以来，他往返中东的次数和停留的时间都大大超过亚洲；接替斯坦因伯格的伯恩斯重要的外交经历也集中在近东地区，曾担任驻俄罗斯和约旦大使；新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Susan Rice）也并无太多亚洲经验。
　　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任命上，奥巴马政府直到2013年7月12日才指定罗素（Daniel Russel）出任。罗素自2009年1月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特别助理、白宫国家安全参谋部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之前在国务院主管日本事务办公室，是公认的“日本通”。熟悉美国外交事务的《尼尔森报告》引述一位知情人的话称，罗素遇到了一个常见的职场难题，相隔四年后再次回到国务院，他需要时间重新熟悉和重建人际关系。
　　大幅的内阁人事变动给外界留下了“重返”式微的印象，外界从奥巴马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也归纳出类似的信号。
　　《外交官》杂志称，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中东政策，在谈到亚洲时只泛泛地说将“继续关注亚太，支持我们的盟友，塑造安全和繁荣的未来，帮助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而未曾专门提及“亚太再平衡”政策。
　　奥巴马政府近两年释放出的信号在亚洲国家中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和评估。格多夫对《财经》记者说，不少亚洲国家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方向从来都不是问题，新内阁成员的政策执行能力和美国实际愿意和能够提供的资源才是问题所在。
　　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美国和日本立即表达了不满。两天后，美国的B-52轰炸机穿越了防空识别区，紧接着日本的战机也执行了类似的飞行。但两国对飞越该区域的商用飞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指示：美国通知其商用航班主动向中国报备飞行计划，而日本则坚持不报备。分析人士指出，行动的不一致显示出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利益点的冲突。
　　日本担心的是：如果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重大的对抗，美国是否会像承诺的那样和日本站在同一立场上？这种担忧在2014年3月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后更为强烈，美国并没有对俄罗斯采取任何具有实质效果的行动。格多夫认为，正是看到前车之鉴，日本需要奥巴马此行再次做出更加强烈的表态。
　　美国的另一个盟友菲律宾也有同样的疑惑。菲律宾马尼拉阿坦纽大学政治学学者海达里安（Richard Javad Heydarian） 对《财经》记者表示，在中菲之间2012年发生的黄岩岛对峙和今年的仁爱礁对峙中，美国的反应与菲律宾的实际期望不太一致。“菲律宾看到，奥巴马政府虽然声称转向亚洲，但极力避免在领土争端上与中国发生直接对抗，对美国而言美中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日本谋动

　　与美国不同，日本从未离开过亚洲。在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战略中，联手东南亚国家抗衡中国被视为首要任务。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斯奈德（Daniel Sneider）对《财经》记者表示，安倍的外交政策主要依赖于与美国在安全上的联手，以及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印度——自信而积极的存在。
　　上任第一年，安倍便密集访问了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他甚至在2013年11月到访柬埔寨和老挝，这两个国家传统上与中国关系密切。 　　2013年底，菲律宾遭受全球有记录以来登陆风速最高的热带气旋超级台风海燕的侵袭，超过6100人死亡。日本为其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派遣了海上自卫队的三艘军舰以及1200多名官兵前往援救，是“二战”以后日本军队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救助。
　　在2013年12月举行的东盟-日本峰会上，日本向东盟承诺在未来五年提供194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日本慷慨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表示欢迎，但对于军事上的合作，东盟则保持警惕和中立。东盟现任主席国文莱就表示要和日本多谈经济合作、少谈安全问题。
　　不过，少数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东盟国家则积极响应日本。海达里安对《财经》记者说，在削减预算和全球其他利益的牵制下，美国采取的是辅助性原则，将维持东亚现状和军事安全的任务与日本分担；在这种背景之下，菲律宾不得不向日本靠拢。
　　但安倍保守的民族主义政策则疏离了美国在亚洲另一个重要的盟友——韩国。斯奈德对《财经》记者表示，日韩关系已经陷入冰点，奥巴马此行应该规劝安倍避免过于激进的行为，日韩矛盾会伤及美国在亚太的利益。

贸易谈判暗流涌动

　　在亚太地区达成并签署TPP协议，是奥巴马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原定于2013年底结束的TPP谈判久拖未决，2014年初甚至陷入僵局。维基解密曾公布了两份TPP谈判进程的文件，一份是2013年11月盐湖城会议前得到的关于“TPP贸易协议草案”中知识产权的相关章节，另一份是在2013年12月新加坡贸易部长会议前对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就谈判议题所持立场的统计列表。
　　维基解密评论说，文件显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尚存在严重分歧，美国的谈判者对其他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使它们接近美国的立场。“只有亚太国家在关键的国家利益上作出让步，TPP谈判才可能达成，否则将面临整体失败。”
　　为了在任期内完成TPP的一系列程序，奥巴马此行必定再次施压。
　　美国和日本是参与TPP谈判的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曾抱怨说美日不能达成共识阻碍了更大范围的TPP谈判。因此，预期TPP谈判将是奥巴马与安倍会面的一个重要议题。
　　美日谈判的阻碍主要在于日本不肯降低在大米、小麦、牛肉、猪肉、奶制品以及食糖上的关税标准。日本国会曾专门立法保护这几大类农业产品，即便安倍政府接受美国提出的零关税签订TPP，也面临着被国会否定的危险。
　　在美日谈判陷入僵局期间，日本和澳大利亚在4月初宣布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在牛肉的进出口问题上，双方同意采取逐渐降低关税的方法，即在未来18年中将澳洲冷冻牛肉（frozen beef）的关税从现在的38.5%逐渐降低到19.5%，在15年内将冷却牛肉（chilled beef）的关税从38.5%降低至23.5%。协议公布后，日本希望类似的方法可以适用于TPP谈判。
　　然而，美国并不认为日澳自贸协议会对TPP谈判有任何帮助。弗罗曼在4月8日抵达日本进行最新一轮谈判时对媒体表示，仅仅像日澳自贸协议那样降低关税对于TPP来说是不够的，TPP的最终意图是消除所有的关税。美国全国养牛业者牛肉协会表示20%左右的关税标准离美国牛肉生产者的愿望相去甚远，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因此，尽管奥巴马24日将在日本享受最高规格的国宾待遇，并受到日本天皇和皇后的接见，分析人士认为，美日在TPP谈判上难有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