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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栋梁的老家其实在甘肃环县。那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我知道它与宁夏同心最偏远的几个乡镇接壤。宁夏同心够偏远了，但它比它们还偏远，可见它的境况比西海固也好不到哪儿去。正因为出身之地都偏远、苦寒，季栋梁便与宁夏西海固作家更为接近一些。事实是，季栋梁以西海固人的身份写了许多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曾被许多选刊或选本选载过，如短篇小说《西海固其实离我们很近》、系列散文《走进西海固》等。
就像陈继明一样，季栋梁虽然生在甘肃，但上大学、工作、娶妻生子均在宁夏，几十年时间过去，有意无意中大家都觉得他就是宁夏本土人。其实，季栋梁甚至比宁夏本土人还“本土”，因为他在宁夏许多地方待过，耳濡目染中口音里便有了固原味、同心味、灵武味，到银川后，又有了“鸭子味”（宁夏山区人对川区人的戏称）。他的口音能随时随地转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就使得季栋梁的朋友比一般人要多一些。
在未见到季栋梁之前，我曾经多次揣摩过他的生身之地，我想那里肯定与我的老家差不了多少——村子在山里，地在洼上，村道上跑着鸡猫猪狗，村舍茅屋间有庙、麦场和戏楼。小时候上学，教室肯定都是土坯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一场大雪过后，窗缝里溜进来的寒风能把人冻个半死。从小学到工作这段时间，每年假期都要帮家里放牛、放羊、割麦、扬场、犁地——当然，所有这些揣测的依据大都来自于他早期的作品。
季栋梁早年的作品和西海固作家极其相似，有一段时间，他也醉心于写窑洞、写老人、写村庄、写贫穷、写苦难，写自己早年间经历的种种，而且他的写法也是中规中矩，不漫不溢，以至于许多论者一度稀里糊涂地将其纳入“西海固文学”的版图而详加分析。但大家又很快发现，其实季栋梁并不老实，乡村、乡土之外，他还写小镇、城市，他所写的人物也从老实巴交的各色农民逐渐渗透到打工者、小老板、出租车司机、下岗女工、妓女、包工头、商人、屠夫、小偷、乡镇干部等，而且这样题材的作品几乎与他写乡村作品的数量大致相当。这就使本土的一些论者很为难，觉得将其归入乡土文学或城市文学中的哪一方阵营都不是很恰当、适宜，于是只好听之任之，静观其变。
对于季栋梁的创作，评论家为难，朋友之间也不好说，只有刊物的编辑才不拘泥于这些，他们总是信守着这样一个行内最大的规矩：不管什么题材，只要你写得好，写得出彩，我们就给版面，就发。于是季栋梁的作品开始飞鸟出笼，后来几成遍地开花之势，国内各大刊物都能见到。
作品一多，大家开始慢慢注意到，原来季栋梁作品的出彩之处并不在写农村或者写城市，而是不管写什么，他都能写得有滋味，有气息，有韵致。这就是所谓解决了“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的问题。
与西海固作家和宁夏其他作家不同，季栋梁一开始就不是那种传统的、精雕细刻式的写法，而是趋向于轻松、轻巧、好读、意象密集。这种写法以呈现原生态的方式，不厌其烦地罗列生活中的琐屑细节，让人物在“一地鸡毛”式的“些小微事”中显现本性，从而达到作者“写生活”的目的。这种写法因与简洁、蕴藉等传统作家所倡导的传统写法有所区别，曾一度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与质疑。但它的生命力却异常强大，并因为契合了现代人对小说阅读中的某种感觉需求而大受追捧。这种翻新了“三言”“二拍”等旧小说的写法，后来被一些论者美其名曰“新写实”。
《追寻英雄的妻子》之后，季栋梁用这种写法创作了一大批深受编辑、读者以及各大选刊青睐的作品，如《小事情》《正午的罵声》《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郑元，你好福气》《良人李木》《黑夜长于白天》《钢轨》《我与世界的距离》等，并常在选本的排位中与国内一线名家并驾齐驱。
我与季栋梁认识，是在自己也写了一些东西之后。那时宁夏文学阵营中的“60后”崭露头角，开始起势，为了延续这种好势头，《朔方》杂志与宁夏作协的老师们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多次举办各种笔会与培训班，让这帮经常写东西的朋友能时常见面，一来二去，大家开始熟悉并交往起来。
季栋梁是大家较早熟悉起来的一个。季栋梁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创作，他那时已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区（省）内获奖不说，而且还有数篇作品被选刊转载，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宁夏文坛也是很了不起的事。其次就是他喜欢讲“段子”。季栋梁的“段子”很多，张口就来，不管投不投脾气，现场氛围对不对，只要能聚集三五人，他的“段子”准会开讲，而且一讲一大串，直到大家听得满意为止。我经常碰到他在饭桌上给大家讲“段子”，讲完一个，他总要抽一根烟或夹两口菜，这时有人怂恿：“再讲一个，再讲一个。”他笑一笑，便又再讲一个。提起他的讲“段子”，宁夏文学界几乎尽人皆知。
其实细心的人注意到，季栋梁的“段子”，有些是从书上看来的，绝大多数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得来的。他的“段子”往往带着“底层”气息和民间智慧而使听者入迷，过不了多久，这些“段子”又会出现在他的小说或散文中，或作为情节，或成为他塑造人物的一部分。
调到银川以后，我和老季的交往渐渐多起来，除了一些会议和文学活动，最多的是被人同时请去吃饭。老季在饭桌上的表现，完全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不管人多人少，也不管被什么人请吃饭，老季都能迅速控制酒桌上的话语权。当然，他采用的办法仍然是讲“段子”。而且我注意到，老季讲“段子”，并不在“段子”本身，而在于他的“讲”。同样一个“段子”，其他人讲是一种效果，老季讲又是另一种效果，换言之，同一个“段子”，大家宁肯听老季讲而不想听别人讲，这是否又是另一种为人为文的潜在智慧呢？
就像陈继明一样，季栋梁虽然生在甘肃，但上大学、工作、娶妻生子均在宁夏，几十年时间过去，有意无意中大家都觉得他就是宁夏本土人。其实，季栋梁甚至比宁夏本土人还“本土”，因为他在宁夏许多地方待过，耳濡目染中口音里便有了固原味、同心味、灵武味，到银川后，又有了“鸭子味”（宁夏山区人对川区人的戏称）。他的口音能随时随地转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就使得季栋梁的朋友比一般人要多一些。
在未见到季栋梁之前，我曾经多次揣摩过他的生身之地，我想那里肯定与我的老家差不了多少——村子在山里，地在洼上，村道上跑着鸡猫猪狗，村舍茅屋间有庙、麦场和戏楼。小时候上学，教室肯定都是土坯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一场大雪过后，窗缝里溜进来的寒风能把人冻个半死。从小学到工作这段时间，每年假期都要帮家里放牛、放羊、割麦、扬场、犁地——当然，所有这些揣测的依据大都来自于他早期的作品。
季栋梁早年的作品和西海固作家极其相似，有一段时间，他也醉心于写窑洞、写老人、写村庄、写贫穷、写苦难，写自己早年间经历的种种，而且他的写法也是中规中矩，不漫不溢，以至于许多论者一度稀里糊涂地将其纳入“西海固文学”的版图而详加分析。但大家又很快发现，其实季栋梁并不老实，乡村、乡土之外，他还写小镇、城市，他所写的人物也从老实巴交的各色农民逐渐渗透到打工者、小老板、出租车司机、下岗女工、妓女、包工头、商人、屠夫、小偷、乡镇干部等，而且这样题材的作品几乎与他写乡村作品的数量大致相当。这就使本土的一些论者很为难，觉得将其归入乡土文学或城市文学中的哪一方阵营都不是很恰当、适宜，于是只好听之任之，静观其变。
对于季栋梁的创作，评论家为难，朋友之间也不好说，只有刊物的编辑才不拘泥于这些，他们总是信守着这样一个行内最大的规矩：不管什么题材，只要你写得好，写得出彩，我们就给版面，就发。于是季栋梁的作品开始飞鸟出笼，后来几成遍地开花之势，国内各大刊物都能见到。
作品一多，大家开始慢慢注意到，原来季栋梁作品的出彩之处并不在写农村或者写城市，而是不管写什么，他都能写得有滋味，有气息，有韵致。这就是所谓解决了“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的问题。
与西海固作家和宁夏其他作家不同，季栋梁一开始就不是那种传统的、精雕细刻式的写法，而是趋向于轻松、轻巧、好读、意象密集。这种写法以呈现原生态的方式，不厌其烦地罗列生活中的琐屑细节，让人物在“一地鸡毛”式的“些小微事”中显现本性，从而达到作者“写生活”的目的。这种写法因与简洁、蕴藉等传统作家所倡导的传统写法有所区别，曾一度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与质疑。但它的生命力却异常强大，并因为契合了现代人对小说阅读中的某种感觉需求而大受追捧。这种翻新了“三言”“二拍”等旧小说的写法，后来被一些论者美其名曰“新写实”。
《追寻英雄的妻子》之后，季栋梁用这种写法创作了一大批深受编辑、读者以及各大选刊青睐的作品，如《小事情》《正午的罵声》《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郑元，你好福气》《良人李木》《黑夜长于白天》《钢轨》《我与世界的距离》等，并常在选本的排位中与国内一线名家并驾齐驱。
我与季栋梁认识，是在自己也写了一些东西之后。那时宁夏文学阵营中的“60后”崭露头角，开始起势，为了延续这种好势头，《朔方》杂志与宁夏作协的老师们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多次举办各种笔会与培训班，让这帮经常写东西的朋友能时常见面，一来二去，大家开始熟悉并交往起来。
季栋梁是大家较早熟悉起来的一个。季栋梁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创作，他那时已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区（省）内获奖不说，而且还有数篇作品被选刊转载，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宁夏文坛也是很了不起的事。其次就是他喜欢讲“段子”。季栋梁的“段子”很多，张口就来，不管投不投脾气，现场氛围对不对，只要能聚集三五人，他的“段子”准会开讲，而且一讲一大串，直到大家听得满意为止。我经常碰到他在饭桌上给大家讲“段子”，讲完一个，他总要抽一根烟或夹两口菜，这时有人怂恿：“再讲一个，再讲一个。”他笑一笑，便又再讲一个。提起他的讲“段子”，宁夏文学界几乎尽人皆知。
其实细心的人注意到，季栋梁的“段子”，有些是从书上看来的，绝大多数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得来的。他的“段子”往往带着“底层”气息和民间智慧而使听者入迷，过不了多久，这些“段子”又会出现在他的小说或散文中，或作为情节，或成为他塑造人物的一部分。
调到银川以后，我和老季的交往渐渐多起来，除了一些会议和文学活动，最多的是被人同时请去吃饭。老季在饭桌上的表现，完全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不管人多人少，也不管被什么人请吃饭，老季都能迅速控制酒桌上的话语权。当然，他采用的办法仍然是讲“段子”。而且我注意到，老季讲“段子”，并不在“段子”本身，而在于他的“讲”。同样一个“段子”，其他人讲是一种效果，老季讲又是另一种效果，换言之，同一个“段子”，大家宁肯听老季讲而不想听别人讲，这是否又是另一种为人为文的潜在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