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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结婚
1941年冬天，胡耀邦和李昭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他们的爱情经历了48年的风雨历程，无论是胡耀邦处于顺境，还是蒙受不白之冤，他们都互相鼓励，荣辱与共，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爱情之歌。在他们漫长的、共同生活的48年里，自始至终都互敬互爱，相依相伴。在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夫妇之中，胡耀邦和夫人李昭感情的融洽、对子女教育的严格是出了名的。
延安，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胡耀邦进入浏阳中学读书，次年秘密加入共青团。1930年，红三军团攻入长沙，胡耀邦就和一个同学离校到长沙去找红军。当时他才十四五岁，恰好被一个堂叔看见了，把他俩送回浏阳。这时，浏阳来了黄公略率领的红军，胡耀邦受党组织的派遣，回乡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当时的乡村，像胡耀邦这样具有初中文化的人已经算上是知识分子了，经常被乡苏维埃的干部拉去代他们讲话，锻炼了他的演说能力和口才。
李昭原名李淑秀，1921年生于湖南宁乡。1937年，16岁的李昭正在读高一的时候，抗战爆发了。受爱国思想教育的李昭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宿县战地服务团，积极宣传抗战爱国思想。1939年春，李昭毅然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
在延安，李昭被组织安排进入了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这时，她将原名李淑秀改为李昭。在女大学习期间，李昭于194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安排李昭转入延安大学学习俄语。延安大学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王家坪比邻，作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常来延大作报告，参加学员的一些社会活动。在延安大学，胡耀邦和李昭认识了，并且逐渐熟悉起来，慢慢培养了感情，只是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纸。
1940年的一个夜晚，在延河岸边散步时，胡耀邦向李昭倾吐了爱慕之情。李昭羞涩地答应了，从此两人成为一对幸福的恋人。1941年冬，经组织批准，胡耀邦和李昭结为夫妇。婚后，他们一直遵循婚前的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伴侣；建立小家庭后，不忘共同的事业，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大方向；能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共进。从此，胡耀邦和李昭开始了他们相濡以沫的人生足迹。他们的爱情经历了48年的风雨历程，无论是胡耀邦处于顺境，还是蒙受不白之冤，他们都互相鼓励，荣辱与共，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爱情之歌。
结婚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胡德平出生。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李昭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胡耀邦出席党的“七大”后不久，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昭也要求同往。李昭不愿意因为生孩子而耽误工作，准备实行人工流产。胡耀邦不同意，说孩子生下来可以送给别人抚养。
孩子生了下来，是一个男孩。李昭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一个陕北同学，为他们找到了延安南城合作社副主任刘世昌。刘世昌只有一个女儿，正好想要一个男孩，欣然答应收养他们的孩子。胡耀邦对刘世昌说：“从现在起，老二就是老区人民和刘家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由你取。”刘世昌想后说：“那就叫他刘胡吧。”胡耀邦同意了：“那好吧。不过‘胡’要加三点水，湖水的湖。”
临别前，胡耀邦和李昭怕儿子将来忘了本，反复叮嘱说：“你永远是世昌的儿子，是老区人民的儿子，不要忘记养育之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刘湖在陕北黄土地上，饮着延河水，吃着小米饭，慢慢长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刘世昌才把刘湖送回胡耀邦家。从此，胡耀邦一家三个姓。刘湖不忘党的培育和严格的家教，后来成为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司局长。
1945年冬，胡耀邦夫妇将赴解放战争前线，担任冀察辽军区第四纵队（后改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参加指挥保卫张家口战役。出发前，他们夫妇商量，决定将年仅3岁的胡德平留在后方。思念儿子心切的李昭，每当前线有人去后方，她总要给孩子捎去一些衣物和吃的东西。但胡耀邦说：“现在延安还很困难，不能让儿子比别人的孩子穿得好，一定要顾全大局，对别人的孩子要一视同仁。”
1948年8月，胡耀邦升任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了解放太原和宝鸡的战斗。在紧急关头，胡耀邦置生死于度外，深入连、排前线指挥，率部连续苦战，身陷重围。胡耀邦随身携带的文件和香烟全被敌人的子弹打掉，连身上的衣服也被打了几个窟窿，险些牺牲。面对战场上随时可能遇到的不测，胡耀邦在给李昭的信中说：“李昭，战争是残酷的，作为一个军人，随时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假若我牺牲在战场上，你千万要坚定、镇静，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战斗结束后夫妻相见，在谈到那封“遗书”的时候，胡耀邦诙谐地说：“打仗难免要流血牺牲，敌人的子弹从我身上擦过，把衣服打了个大洞，就是打不进我的骨肉，看来洪福非浅，马克思不让我去报到啊！”李昭欣慰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文革”时不离不弃
从延安一路走来，胡耀邦和李昭携手迈进了新中国。建国后，胡耀邦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在团中央。从1952年起，胡耀邦陆续担任了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将青年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李昭则长期在北京市工作，担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在高干夫人中，李昭的平易谦和是有口皆碑的。胡耀邦曾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达6年之久，但李昭为人低调，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只是默默干着自己的工作。
他们一共生育了三子一女，按照他们在延安的约定，儿子姓胡，女儿姓李。可实际上，他们四个孩子却出了三个姓。由于李昭不愿因孩子而耽误革命工作，将二儿子送给了根据地老乡刘世昌当儿子，名叫刘湖。
“文革”中，胡耀邦受到迫害。当时胡耀邦已不在团中央工作，而是被调到西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省委第一书记。但因他在团中央工作了10年，仍被当作团中央“第一号走资派”揪回北京，被狂热的“红卫兵”关押，无休止地批斗。但无论“造反派”怎样斗他，胡耀邦都岿然不动，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 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李昭也遭到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不让她回家。她心急如焚，日夜思念着胡耀邦的安危。胡耀邦也惦念着遭受苦难的妻子，夫妻在“浩劫”中度日如年，却彼此默默坚守和践行着婚前那个“约法三章”。曾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分居五处：胡耀邦随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人员到河南的一个农场劳动。长子、三子均在部队锻炼，女儿在一家偏远的工厂劳动，二儿子则往返于北京、延安之间，只有李昭一人“留守”家中。每一周，李昭都分别写信给丈夫和子女，倾吐衷曲，寄托祝愿和期望。
爱好与家教
从1981年起，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达6年之久，李昭始终没有“第一夫人”的狂傲，不给胡耀邦的工作造成任何压力。
60岁时，李昭按规定办了离休手续，从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48年的夫妻生活中，他们习惯于各干各的。但在很多方面他们又拥有着共同的情趣，如读书、书法等。
胡耀邦喜读中外历史、马列理论。他说，每天坚持1万字，14年，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胡耀邦书海行舟，早已在党内、军内传为佳话。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无论在马背上，在帐篷里，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在和平环境的工作之余，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由于工作的关系，李昭喜欢读经济类、技术类和服装设计之类的书籍。
胡耀邦和李昭还都喜欢书法，胡耀邦在任时日理万机，但总要挤出时间挥毫练字。李昭工作再忙，也往往和丈夫一道挥毫。当他们赋闲在家，练字便成了常事。夫妻俩对老年健身法也有所讲究：李昭学会打太极拳，每天或早或晚，总要练上一阵，她还在庭院散步，观赏各种花卉盆景，以修身养性。胡耀邦每天坚持走一万步，腰间系着一个计步器，准确地记录着他步行的次数，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当总书记时到西藏考察，海拔3000多米，随行人员都气喘吁吁，头脑发涨，他仍然坚持每天走一万步。
胡耀邦夫妇对子女的教育特别严格，并共同制定了家规、戒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现了经商热、出国热。然而，这些“热潮”与胡耀邦夫妇家庭无缘。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不久，夫妻俩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胡耀邦严肃地指出：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牟取私利，做了错事、坏事，谁自己负责，他是毫不留情的。胡耀邦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为子女们和各级干部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摘自《中国老区建设》2011年第10期）
1941年冬天，胡耀邦和李昭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他们的爱情经历了48年的风雨历程，无论是胡耀邦处于顺境，还是蒙受不白之冤，他们都互相鼓励，荣辱与共，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爱情之歌。在他们漫长的、共同生活的48年里，自始至终都互敬互爱，相依相伴。在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夫妇之中，胡耀邦和夫人李昭感情的融洽、对子女教育的严格是出了名的。
延安，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胡耀邦进入浏阳中学读书，次年秘密加入共青团。1930年，红三军团攻入长沙，胡耀邦就和一个同学离校到长沙去找红军。当时他才十四五岁，恰好被一个堂叔看见了，把他俩送回浏阳。这时，浏阳来了黄公略率领的红军，胡耀邦受党组织的派遣，回乡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当时的乡村，像胡耀邦这样具有初中文化的人已经算上是知识分子了，经常被乡苏维埃的干部拉去代他们讲话，锻炼了他的演说能力和口才。
李昭原名李淑秀，1921年生于湖南宁乡。1937年，16岁的李昭正在读高一的时候，抗战爆发了。受爱国思想教育的李昭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宿县战地服务团，积极宣传抗战爱国思想。1939年春，李昭毅然奔赴延安，寻求革命真理。
在延安，李昭被组织安排进入了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这时，她将原名李淑秀改为李昭。在女大学习期间，李昭于194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安排李昭转入延安大学学习俄语。延安大学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王家坪比邻，作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常来延大作报告，参加学员的一些社会活动。在延安大学，胡耀邦和李昭认识了，并且逐渐熟悉起来，慢慢培养了感情，只是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纸。
1940年的一个夜晚，在延河岸边散步时，胡耀邦向李昭倾吐了爱慕之情。李昭羞涩地答应了，从此两人成为一对幸福的恋人。1941年冬，经组织批准，胡耀邦和李昭结为夫妇。婚后，他们一直遵循婚前的约法三章：首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然后才是伴侣；建立小家庭后，不忘共同的事业，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大方向；能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携手共进。从此，胡耀邦和李昭开始了他们相濡以沫的人生足迹。他们的爱情经历了48年的风雨历程，无论是胡耀邦处于顺境，还是蒙受不白之冤，他们都互相鼓励，荣辱与共，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爱情之歌。
结婚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胡德平出生。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李昭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胡耀邦出席党的“七大”后不久，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昭也要求同往。李昭不愿意因为生孩子而耽误工作，准备实行人工流产。胡耀邦不同意，说孩子生下来可以送给别人抚养。
孩子生了下来，是一个男孩。李昭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一个陕北同学，为他们找到了延安南城合作社副主任刘世昌。刘世昌只有一个女儿，正好想要一个男孩，欣然答应收养他们的孩子。胡耀邦对刘世昌说：“从现在起，老二就是老区人民和刘家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由你取。”刘世昌想后说：“那就叫他刘胡吧。”胡耀邦同意了：“那好吧。不过‘胡’要加三点水，湖水的湖。”
临别前，胡耀邦和李昭怕儿子将来忘了本，反复叮嘱说：“你永远是世昌的儿子，是老区人民的儿子，不要忘记养育之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刘湖在陕北黄土地上，饮着延河水，吃着小米饭，慢慢长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刘世昌才把刘湖送回胡耀邦家。从此，胡耀邦一家三个姓。刘湖不忘党的培育和严格的家教，后来成为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司局长。
1945年冬，胡耀邦夫妇将赴解放战争前线，担任冀察辽军区第四纵队（后改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参加指挥保卫张家口战役。出发前，他们夫妇商量，决定将年仅3岁的胡德平留在后方。思念儿子心切的李昭，每当前线有人去后方，她总要给孩子捎去一些衣物和吃的东西。但胡耀邦说：“现在延安还很困难，不能让儿子比别人的孩子穿得好，一定要顾全大局，对别人的孩子要一视同仁。”
1948年8月，胡耀邦升任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了解放太原和宝鸡的战斗。在紧急关头，胡耀邦置生死于度外，深入连、排前线指挥，率部连续苦战，身陷重围。胡耀邦随身携带的文件和香烟全被敌人的子弹打掉，连身上的衣服也被打了几个窟窿，险些牺牲。面对战场上随时可能遇到的不测，胡耀邦在给李昭的信中说：“李昭，战争是残酷的，作为一个军人，随时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假若我牺牲在战场上，你千万要坚定、镇静，永远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战斗结束后夫妻相见，在谈到那封“遗书”的时候，胡耀邦诙谐地说：“打仗难免要流血牺牲，敌人的子弹从我身上擦过，把衣服打了个大洞，就是打不进我的骨肉，看来洪福非浅，马克思不让我去报到啊！”李昭欣慰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文革”时不离不弃
从延安一路走来，胡耀邦和李昭携手迈进了新中国。建国后，胡耀邦工作时间最长的就是在团中央。从1952年起，胡耀邦陆续担任了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将青年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李昭则长期在北京市工作，担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在高干夫人中，李昭的平易谦和是有口皆碑的。胡耀邦曾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达6年之久，但李昭为人低调，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只是默默干着自己的工作。
他们一共生育了三子一女，按照他们在延安的约定，儿子姓胡，女儿姓李。可实际上，他们四个孩子却出了三个姓。由于李昭不愿因孩子而耽误革命工作，将二儿子送给了根据地老乡刘世昌当儿子，名叫刘湖。
“文革”中，胡耀邦受到迫害。当时胡耀邦已不在团中央工作，而是被调到西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省委第一书记。但因他在团中央工作了10年，仍被当作团中央“第一号走资派”揪回北京，被狂热的“红卫兵”关押，无休止地批斗。但无论“造反派”怎样斗他，胡耀邦都岿然不动，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 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李昭也遭到批斗，失去了人身自由。“造反派”不让她回家。她心急如焚，日夜思念着胡耀邦的安危。胡耀邦也惦念着遭受苦难的妻子，夫妻在“浩劫”中度日如年，却彼此默默坚守和践行着婚前那个“约法三章”。曾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分居五处：胡耀邦随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人员到河南的一个农场劳动。长子、三子均在部队锻炼，女儿在一家偏远的工厂劳动，二儿子则往返于北京、延安之间，只有李昭一人“留守”家中。每一周，李昭都分别写信给丈夫和子女，倾吐衷曲，寄托祝愿和期望。
爱好与家教
从1981年起，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达6年之久，李昭始终没有“第一夫人”的狂傲，不给胡耀邦的工作造成任何压力。
60岁时，李昭按规定办了离休手续，从北京市纺织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48年的夫妻生活中，他们习惯于各干各的。但在很多方面他们又拥有着共同的情趣，如读书、书法等。
胡耀邦喜读中外历史、马列理论。他说，每天坚持1万字，14年，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胡耀邦书海行舟，早已在党内、军内传为佳话。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无论在马背上，在帐篷里，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在和平环境的工作之余，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由于工作的关系，李昭喜欢读经济类、技术类和服装设计之类的书籍。
胡耀邦和李昭还都喜欢书法，胡耀邦在任时日理万机，但总要挤出时间挥毫练字。李昭工作再忙，也往往和丈夫一道挥毫。当他们赋闲在家，练字便成了常事。夫妻俩对老年健身法也有所讲究：李昭学会打太极拳，每天或早或晚，总要练上一阵，她还在庭院散步，观赏各种花卉盆景，以修身养性。胡耀邦每天坚持走一万步，腰间系着一个计步器，准确地记录着他步行的次数，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当总书记时到西藏考察，海拔3000多米，随行人员都气喘吁吁，头脑发涨，他仍然坚持每天走一万步。
胡耀邦夫妇对子女的教育特别严格，并共同制定了家规、戒律。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现了经商热、出国热。然而，这些“热潮”与胡耀邦夫妇家庭无缘。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不久，夫妻俩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胡耀邦严肃地指出：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牟取私利，做了错事、坏事，谁自己负责，他是毫不留情的。胡耀邦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为子女们和各级干部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摘自《中国老区建设》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