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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明思想家李贽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后世称他为“异端”思想家。李贽思想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他的思想的“异端性”有三重突出的具体表现，一是表现在伦理价值取向上，他号召挣脱一切束缚，追求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二是表现在政治经济理想上，他发出“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的呼号，并坚持重商和理财的观点;三是表现在文艺创作思想上，他宣扬“绝假纯真”的童心，注重时人所不看重的文艺创作的真性情的情感表达。
【关键词】李贽思想;“异端性”;三重表现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44-03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新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需求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MKS20201）。
晚明思想家李贽，以“敢倡乱世”的大逆不道形象为人所知，因特立独行的言论和行事风格被后世称为“异端”思想家，他的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异端性”，具体是如何表现的？本文拟从伦理价值取向、政治经济思想、文艺美学思想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挣脱人性束缚、追求平等和个性自由的“异端”伦理取向
李贽在伦理价值取向上的“异端”之处，要从他极度地追求挣脱传统人性论的束缚、追求真正的人人平等和自由说起。首先，从人性问题上看，传统社会主流的观点是儒家所宣扬的“性善论”，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乃指人性本善、人性向善，由“善”这种本性生而有之，推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四端和“仁义礼智”四德，总之性善是出于人的本性和天性。后世思想家也对人性问题有了新的探讨，宋明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广泛流传。程颢、程颐认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朱熹认为圣贤纵然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尽管这里二程和朱熹所说的“灭人欲”不是指灭除人的一切欲望，只是超出人基本需求的欲望，如私欲、淫欲、贪欲等，但天理的高悬和对人欲的贬抑还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主流思想界还是社会生活中，当时的人们都十分避忌人性当中有自私，皆视私欲为恶，李贽就身处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中。
（一）论证人性之私的正当性，号召挣脱一切束缚
李贽的独特在于他在人性问题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他不仅对“存天理灭人欲”进行了激烈的批驳，提出“人必有私”论，为人性存在自私的一面进行辩论，还进一步提出要“存人欲”，号召对私欲进行肯定和保护。李贽公然宣称“私”是人类的天性，并且力斥宋明假道学的“灭私”之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1] 那么接下来他是如何论证人性有私的呢？这里他采取了举例的方式，“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如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2]务农的人、治家的人、治学的人是因为有庄稼之私的收获、家庭积蓄之私的满足、俸禄和爵位之私的吸引而去努力，没有这些前提条件的吸引，未必有人肯去。李贽用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人性中的私欲是自然存在的，用不着避讳。除此之外，他还强调“百姓日用迩言”是人性之私存在的最好证明。“吾且以迩言证之……趋利避害，人之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迩言之所以为妙也。” [3] “趋利避害”是“天成”“众巧”，是每个人生来就会的天然选择，既然如此，人性之私还有什么好被批驳的呢？李贽以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鞭笞不近人情的传统人性论，直面现实的人性欲望，说明物质之私乃是一切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基本动力，号召人要挣脱这种对人性的束缚，肯定和保护自己的私欲。
（二）提出追求真正的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
在冲破传统人性论的束缚、肯定人类的私欲之后，李贽进一步提出追求真正的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的观念。在李贽之前，王阳明援禅入儒，讲人人皆有良知，为近代式平等观的出现埋下了伏笔;阳明之后的左派王学家论证的“平等”仅仅局限于“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李贽并未推翻前述所讲的“平等”，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开辟出自己的“真平等”，他以“童心说”为前提，在承认人必有私、有情欲的基础上来讲人的平等。
李贽从“生知”谈起，“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4]每个人与他人都有一样的天然禀赋，每个人生来平等。李贽在“生知”的基础上对传统“德性”进行改造，为“德性”赋予了人必有私、有情欲的平凡含义。“故圣人之意若曰：尔勿以尊德性之人为异人也，彼其所为亦不过众人之所能为而已。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所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5] 尊德性的人也只是普通人，圣人并不比普通人高明，圣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有人性之私，即圣人也是“存人欲”的，这样一來，圣人和凡人之间的界限倏尔消弭，也就得出圣凡平等的结论。李贽接着否定一切尊卑贵贱等级，提出“致一之理”，以及“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的命题。以上李贽的论述都说明了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而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要在主观上泯灭一切差别，而是要在实际生活中消灭高下贵贱的等级分别，为普通人谋得实际上的“真平等”。
为了论证人的个性应当得到自由发展，李贽对儒家的一些传统观念如“克己复礼”“尊德性”“率性”等做了全新的阐释，并提出“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解放学说。李贽讲的“克己复礼”与儒家传统不一样，他认为“礼”应当是老百姓自然形成的一种人人自由舒适的氛围，而不是强权压迫人们必须遵守的规约。他指出：“人所同者谓礼，我所独者谓己。学者多执一己定见，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礼也。”[6] 与众人的看法相同叫作知礼，自己有独特的看法叫作自己的意见。学者大都固执己见，而不能赞成众人的意见，这是非礼。李贽还把传统的“尊德性”改造成“任物情”的学说，“能尊德性，则圣人之能事毕矣”[7] ，说明圣人不能将人们的个人选择强行统一，只能任由各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发展。李贽重新解释了“率性”，不同于朱熹用专制主义的“天理”规范人们行为的“率性”，李贽认为“率性”就是要遵循真实、不加伪饰的人性行事，行为应当体现人的至性至情。继而他提出“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解放说，“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8] 号召每个人都应该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才干，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些在当时所处时代虽然太过理想而难以实现，但这种呼号的可贵可见一斑。 二、宣扬人皆为本、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异端”
政治经济理想
明王朝统治后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政府横征暴敛，西北边陲战事频仍，穷苦的农民阶层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李贽没有从君臣大义的立场，而是从普通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提出“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的政治理想，宣扬人民的福祉至上，还提出“絜矩全在理财”的经济思想，认识到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的作用。
（一）从人民利益出发重新评判历史人物，宣扬人皆为本
李贽在政治思想上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大逆不道”地重新评判历史人物，他在自己所著的《藏书》中一改前人以建功立业、忠君事主为正道的评价标准，转而以人民的态度为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他举出战国时期齐国灭亡、齐王餓死的事例，“齐之亡甚无畏，齐王建饿得亦甚可怜。然如建者，不饿死中甚用也！饿死一无用痴汉，而可以全活数十百人，犹且为之……夫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尔。由此观之，虽谓建有大功德于民亦可。”[9] 在李贽看来，虽然齐国灭亡，齐王饿死，但是因此保全了齐国老百姓的性命，人君本来就应该为民众的利益付出，齐王也算是立了大功德了。这样的观点是对孟子“民贵君轻”的向前一步，而且是站在百姓实实在在利益角度来谈的，这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为儒学正统所不容。此外，李贽替冯道翻案也引来儒学正统的猛烈攻击。李贽认为，冯道任职的几十年历经多次皇权的更迭，却有幸避免了战祸，百姓得以保全，这是冯道的功劳。李贽从普通老百姓的立场和民众生活的实际利益出发而做出了截然不同于的判断。由此可见，李贽视君王和普通人皆平等，他重新解释《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时，提出“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的命题。“既曰‘壹是’，则庶人与天子等矣。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亦无一人不当立其本者，无是以未能无疑。”[10] 他进而指出，天子自视甚高而不体恤百姓的话，则人民的福祉根本得不到保障，因此天子不应自视甚高，百姓也不应自视太卑，人人平等皆为本。
（二）强调穿衣吃饭的重要性，提出“絜矩全在理财”的经济思想
李贽的家乡福建泉州自古以来就是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李贽自小也深受经商环境的影响。当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却到了无立锥之地的程度，这种现实情况下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让李贽十分反感，他认为这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十分虚伪，因此他借重新解释《大学》强调了穿衣吃饭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絜矩全在理财”。“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11]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才是当务之急，而儒学家们还在高谈阔论，这显然是将百姓疾苦置之不顾，真正解决吃饭问题还要关注社会经济。李贽认为要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力。既然要发展社会生产，那么就必须破除重农抑商环境下商贾地位卑贱的现状。“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12] 李贽对商贾不仅没有轻视，而且对他们靠自己的勤劳换取财富的方式十分认可，这或许跟他从小接受的经商环境有关，更多地还来自他对社会经济的深刻洞悉。李贽不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还为商人的名声平反，进而提出了“并育而不相害”“各遂千万人之欲”的经济理想。
三、强调“以童心为真心”的“异端”文艺创作思想
明代中期，“宗道、宗经、宗圣”是文艺创作被赋予的重要原则，“文以载道”是一种要求，文艺创作担负着为统治阶层维护封建秩序和传达教条规约的作用，不仅如此，封建统治阶层还特别警惕文艺创作可能危害到儒家伦常的情形。广受大众欢迎的杂剧戏文只许上演符合儒家“三纲五常”道德规约的内容，管制相当严格，文艺创作中长期是“理”“道”凌驾于情感审美本质的“情”。然而随着明代中后期文艺思想启蒙的发展，世俗的、符合民众趣味的文艺作品越发受欢迎，原有的“至圣先师”、刻板礼教遭到了批判和反对，直面痛击虚伪道学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李贽就是在文艺思想启蒙的浪潮中发出自己的呼喊的。
李贽文艺思想的起点和核心都是“童心说”。“童心”指的是赤子之心，也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本心，要活成“真人”的前提是必须要有“童心”。针对文学创作，李贽认为文学要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愿望，要保持“童心”，就必须割断与伪道学的联系，使文学去假存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13] 李贽认为文学创作只有出自“童心”，才能表达人类的至情至性，而道学家们强行将教条规约加之于文艺创作，是留假去真的行为，障蔽了宝贵的“童心”。此外，他积极反对和打破拟古风潮，认为当世的文章只要是出自童心而作，就是好文章，文学创作不用模仿古代体裁形势，更不应拘泥于古体，因此也有“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豪言，他不仅公开宣称某些明代戏剧、小说乃“天下之至文”，还批判儒家经典六经、《论语》《孟子》为一切虚假的总根源，称之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其批判和反叛的力度前所未有，真乃当时之狂人。
四、结语
李贽思想的“异端”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假道学和正统道学的强烈抨击上，如果从三个方面总结，则主要体现在他的异端伦理价值取向、异端政治经济理想、异端文艺创作思想上。在伦理价值取向上，李贽坚持“人必有私”，提出挣脱一切束缚，追求人人真平等和个性自由，对个人私欲和自由发展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政治经济理想方面，李贽痛击不合理的封建等级秩序，以个人的利益福祉为准则，宣扬人皆为本的政治理想，还鼓励放下对商贾的歧视，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在文艺创作思想上，李贽反对拟古风潮，号召文艺创作以“童心”为出发点，发自“童心”真心的就是好的文艺创作，注重文艺表达的情感抒发。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使得李贽在他所处时代显得与正统思想格格不入，也是这三重突出表现成就了“异端”思想家李贽超越于所处时代的反叛和伟大。
参考文献：
[1][2]（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3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626.
[3] （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1卷焚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38.
[4] （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1卷焚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1.
[5][7] （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7卷道古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361.
[6] （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1卷焚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94—95.
[8] （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1卷焚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16.
[9]（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6.
[10] （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7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353.
[11] （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5卷·四书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7.
[12]（明）李贽著，张建业译注.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
[13] （明）李贽著，张建业译注.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46—149.
作者简介：
张英，女，江西九江人，中国哲学硕士，九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李贽思想;“异端性”;三重表现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44-03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新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需求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MKS20201）。
晚明思想家李贽，以“敢倡乱世”的大逆不道形象为人所知，因特立独行的言论和行事风格被后世称为“异端”思想家，他的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异端性”，具体是如何表现的？本文拟从伦理价值取向、政治经济思想、文艺美学思想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挣脱人性束缚、追求平等和个性自由的“异端”伦理取向
李贽在伦理价值取向上的“异端”之处，要从他极度地追求挣脱传统人性论的束缚、追求真正的人人平等和自由说起。首先，从人性问题上看，传统社会主流的观点是儒家所宣扬的“性善论”，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乃指人性本善、人性向善，由“善”这种本性生而有之，推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四端和“仁义礼智”四德，总之性善是出于人的本性和天性。后世思想家也对人性问题有了新的探讨，宋明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广泛流传。程颢、程颐认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朱熹认为圣贤纵然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尽管这里二程和朱熹所说的“灭人欲”不是指灭除人的一切欲望，只是超出人基本需求的欲望，如私欲、淫欲、贪欲等，但天理的高悬和对人欲的贬抑还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主流思想界还是社会生活中，当时的人们都十分避忌人性当中有自私，皆视私欲为恶，李贽就身处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中。
（一）论证人性之私的正当性，号召挣脱一切束缚
李贽的独特在于他在人性问题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他不仅对“存天理灭人欲”进行了激烈的批驳，提出“人必有私”论，为人性存在自私的一面进行辩论，还进一步提出要“存人欲”，号召对私欲进行肯定和保护。李贽公然宣称“私”是人类的天性，并且力斥宋明假道学的“灭私”之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1] 那么接下来他是如何论证人性有私的呢？这里他采取了举例的方式，“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如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2]务农的人、治家的人、治学的人是因为有庄稼之私的收获、家庭积蓄之私的满足、俸禄和爵位之私的吸引而去努力，没有这些前提条件的吸引，未必有人肯去。李贽用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人性中的私欲是自然存在的，用不着避讳。除此之外，他还强调“百姓日用迩言”是人性之私存在的最好证明。“吾且以迩言证之……趋利避害，人之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迩言之所以为妙也。” [3] “趋利避害”是“天成”“众巧”，是每个人生来就会的天然选择，既然如此，人性之私还有什么好被批驳的呢？李贽以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鞭笞不近人情的传统人性论，直面现实的人性欲望，说明物质之私乃是一切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基本动力，号召人要挣脱这种对人性的束缚，肯定和保护自己的私欲。
（二）提出追求真正的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
在冲破传统人性论的束缚、肯定人类的私欲之后，李贽进一步提出追求真正的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的观念。在李贽之前，王阳明援禅入儒，讲人人皆有良知，为近代式平等观的出现埋下了伏笔;阳明之后的左派王学家论证的“平等”仅仅局限于“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李贽并未推翻前述所讲的“平等”，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开辟出自己的“真平等”，他以“童心说”为前提，在承认人必有私、有情欲的基础上来讲人的平等。
李贽从“生知”谈起，“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4]每个人与他人都有一样的天然禀赋，每个人生来平等。李贽在“生知”的基础上对传统“德性”进行改造，为“德性”赋予了人必有私、有情欲的平凡含义。“故圣人之意若曰：尔勿以尊德性之人为异人也，彼其所为亦不过众人之所能为而已。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所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5] 尊德性的人也只是普通人，圣人并不比普通人高明，圣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有人性之私，即圣人也是“存人欲”的，这样一來，圣人和凡人之间的界限倏尔消弭，也就得出圣凡平等的结论。李贽接着否定一切尊卑贵贱等级，提出“致一之理”，以及“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的命题。以上李贽的论述都说明了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而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要在主观上泯灭一切差别，而是要在实际生活中消灭高下贵贱的等级分别，为普通人谋得实际上的“真平等”。
为了论证人的个性应当得到自由发展，李贽对儒家的一些传统观念如“克己复礼”“尊德性”“率性”等做了全新的阐释，并提出“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解放学说。李贽讲的“克己复礼”与儒家传统不一样，他认为“礼”应当是老百姓自然形成的一种人人自由舒适的氛围，而不是强权压迫人们必须遵守的规约。他指出：“人所同者谓礼，我所独者谓己。学者多执一己定见，而不能大同于俗，是以入于非礼也。”[6] 与众人的看法相同叫作知礼，自己有独特的看法叫作自己的意见。学者大都固执己见，而不能赞成众人的意见，这是非礼。李贽还把传统的“尊德性”改造成“任物情”的学说，“能尊德性，则圣人之能事毕矣”[7] ，说明圣人不能将人们的个人选择强行统一，只能任由各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发展。李贽重新解释了“率性”，不同于朱熹用专制主义的“天理”规范人们行为的“率性”，李贽认为“率性”就是要遵循真实、不加伪饰的人性行事，行为应当体现人的至性至情。继而他提出“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解放说，“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8] 号召每个人都应该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才干，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些在当时所处时代虽然太过理想而难以实现，但这种呼号的可贵可见一斑。 二、宣扬人皆为本、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异端”
政治经济理想
明王朝统治后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政府横征暴敛，西北边陲战事频仍，穷苦的农民阶层承受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李贽没有从君臣大义的立场，而是从普通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提出“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的政治理想，宣扬人民的福祉至上，还提出“絜矩全在理财”的经济思想，认识到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的作用。
（一）从人民利益出发重新评判历史人物，宣扬人皆为本
李贽在政治思想上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大逆不道”地重新评判历史人物，他在自己所著的《藏书》中一改前人以建功立业、忠君事主为正道的评价标准，转而以人民的态度为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他举出战国时期齐国灭亡、齐王餓死的事例，“齐之亡甚无畏，齐王建饿得亦甚可怜。然如建者，不饿死中甚用也！饿死一无用痴汉，而可以全活数十百人，犹且为之……夫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尔。由此观之，虽谓建有大功德于民亦可。”[9] 在李贽看来，虽然齐国灭亡，齐王饿死，但是因此保全了齐国老百姓的性命，人君本来就应该为民众的利益付出，齐王也算是立了大功德了。这样的观点是对孟子“民贵君轻”的向前一步，而且是站在百姓实实在在利益角度来谈的，这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为儒学正统所不容。此外，李贽替冯道翻案也引来儒学正统的猛烈攻击。李贽认为，冯道任职的几十年历经多次皇权的更迭，却有幸避免了战祸，百姓得以保全，这是冯道的功劳。李贽从普通老百姓的立场和民众生活的实际利益出发而做出了截然不同于的判断。由此可见，李贽视君王和普通人皆平等，他重新解释《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时，提出“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的命题。“既曰‘壹是’，则庶人与天子等矣。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亦无一人不当立其本者，无是以未能无疑。”[10] 他进而指出，天子自视甚高而不体恤百姓的话，则人民的福祉根本得不到保障，因此天子不应自视甚高，百姓也不应自视太卑，人人平等皆为本。
（二）强调穿衣吃饭的重要性，提出“絜矩全在理财”的经济思想
李贽的家乡福建泉州自古以来就是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李贽自小也深受经商环境的影响。当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却到了无立锥之地的程度，这种现实情况下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让李贽十分反感，他认为这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十分虚伪，因此他借重新解释《大学》强调了穿衣吃饭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絜矩全在理财”。“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11]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才是当务之急，而儒学家们还在高谈阔论，这显然是将百姓疾苦置之不顾，真正解决吃饭问题还要关注社会经济。李贽认为要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力。既然要发展社会生产，那么就必须破除重农抑商环境下商贾地位卑贱的现状。“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12] 李贽对商贾不仅没有轻视，而且对他们靠自己的勤劳换取财富的方式十分认可，这或许跟他从小接受的经商环境有关，更多地还来自他对社会经济的深刻洞悉。李贽不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还为商人的名声平反，进而提出了“并育而不相害”“各遂千万人之欲”的经济理想。
三、强调“以童心为真心”的“异端”文艺创作思想
明代中期，“宗道、宗经、宗圣”是文艺创作被赋予的重要原则，“文以载道”是一种要求，文艺创作担负着为统治阶层维护封建秩序和传达教条规约的作用，不仅如此，封建统治阶层还特别警惕文艺创作可能危害到儒家伦常的情形。广受大众欢迎的杂剧戏文只许上演符合儒家“三纲五常”道德规约的内容，管制相当严格，文艺创作中长期是“理”“道”凌驾于情感审美本质的“情”。然而随着明代中后期文艺思想启蒙的发展，世俗的、符合民众趣味的文艺作品越发受欢迎，原有的“至圣先师”、刻板礼教遭到了批判和反对，直面痛击虚伪道学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李贽就是在文艺思想启蒙的浪潮中发出自己的呼喊的。
李贽文艺思想的起点和核心都是“童心说”。“童心”指的是赤子之心，也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本心，要活成“真人”的前提是必须要有“童心”。针对文学创作，李贽认为文学要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愿望，要保持“童心”，就必须割断与伪道学的联系，使文学去假存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13] 李贽认为文学创作只有出自“童心”，才能表达人类的至情至性，而道学家们强行将教条规约加之于文艺创作，是留假去真的行为，障蔽了宝贵的“童心”。此外，他积极反对和打破拟古风潮，认为当世的文章只要是出自童心而作，就是好文章，文学创作不用模仿古代体裁形势，更不应拘泥于古体，因此也有“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豪言，他不仅公开宣称某些明代戏剧、小说乃“天下之至文”，还批判儒家经典六经、《论语》《孟子》为一切虚假的总根源，称之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其批判和反叛的力度前所未有，真乃当时之狂人。
四、结语
李贽思想的“异端”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假道学和正统道学的强烈抨击上，如果从三个方面总结，则主要体现在他的异端伦理价值取向、异端政治经济理想、异端文艺创作思想上。在伦理价值取向上，李贽坚持“人必有私”，提出挣脱一切束缚，追求人人真平等和个性自由，对个人私欲和自由发展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政治经济理想方面，李贽痛击不合理的封建等级秩序，以个人的利益福祉为准则，宣扬人皆为本的政治理想，还鼓励放下对商贾的歧视，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在文艺创作思想上，李贽反对拟古风潮，号召文艺创作以“童心”为出发点，发自“童心”真心的就是好的文艺创作，注重文艺表达的情感抒发。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使得李贽在他所处时代显得与正统思想格格不入，也是这三重突出表现成就了“异端”思想家李贽超越于所处时代的反叛和伟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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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7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353.
[11] （明）李贽著，张建业编.李贽文集（第5卷·四书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7.
[12]（明）李贽著，张建业译注.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
[13] （明）李贽著，张建业译注.焚书·续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46—149.
作者简介：
张英，女，江西九江人，中国哲学硕士，九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