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创业史》，这源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以较大的篇幅谈到了柳青，他说：“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后来，习总书记在视察陕西时，又谈到了柳青。他强调：“要鼓励文化工作者像当年柳青、杜鹏程那样，走进人民、了解人民、讴歌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柳青在皇甫村生活14年的日日夜夜，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道下地侍弄庄稼，一道开会商量问题。他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从骨血里感受农民的感情，而且留言：自己死后要埋葬在同农民一起的坟墓里。柳青一生和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习惯成自然，他的思想感情，他的举止言谈，他的穿着打扮，已经完全农民化。到王府井眼镜店买眼镜，人家爱答不理，竟说：“农民还戴金丝眼镜呀？”到团中央食堂吃饭，人家严肃地问他：“你是哪里来的？我们食堂不对外。”拿着软卧火车票，不让他上车，再三盘问，不相信他的身份。胡耀邦接见后送他出门，问他的车在哪里，他指着墙边的自行车：“那儿。”胡耀邦赶紧调自己的“红旗”来送他……
　　柳青的一生，是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和农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一生。他把文学创作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书写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讴歌他们崇高品质的创作实践里。他的《种谷记》《铜墙铁壁》《恨透铁》《创业史》等作品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思想历程，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创业史》，这部全面反映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过去，而以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业史》却没有失去其艺术魅力。作品所反映的广大农民群众那种创业精神和创业激情以及对他们淳朴善良品德的歌颂，都远远超越了时代的阈限，让我们现在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仍能受到启迪，受到激励和鼓舞。
　　《创业史》，按柳青的原计划是写四部，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完成。现在我所读所说的《创业史》，是196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记得在那时候看这部小说，主要是看故事、看人物，说白了，就是看红火，就连这部书为什么要叫《创业史》也没有细想过。现在再读，感觉就大不一样：一是有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指导；二是自己有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三是可以紧密联系国家正在广泛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际……这些，真正是把重读《创业史》推进到了新的境地。
　　小说是通过人物形象来感染读者的，也是要通过人物形象来说明问题的。《创业史》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很多，主要有梁三、梁生宝、郭振山、郭世富、改霞、素芳、姚士杰、杨国华等，还有不少虽笔墨不多，但性格鲜明分量也不轻的人物。歌德曾经说过：“在伟大作家的笔下，人人都是主要人物。”这话无疑是对的，为读者理解作品拓宽了思路，开阔了眼界。但任何一部长篇著作，也必定都有几个核心人物来构成矛盾冲突，反映时代背景，阐述主题思想。《创业史》的核心人物是梁三老汉和他的继子梁生宝。
　　上世纪20年代，陕西有过一次特大旱灾，受灾人口多达六七百万。梁三在逃难的人群里遇见了快要饿死的一对母子，从而有了自己的婆姨和继子。他们一起挣扎着生存下来，并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创业”之路。但是父子两个人的创业目标和创业途径却不相同。梁三老汉一心想的是能盖起一座像富裕中农郭世富家那样的漂亮砖砌院落。他的创业，靠的是自己起早贪黑、勤劳刻苦、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等贫苦农民本分的辛劳。而梁生宝在经受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以后，逐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合作化的道路，才是农民创业的光明之路。于是，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就全身心地投入了组建农业互助组这种在中国还亘古未有的艰巨而坎坷的集体创业之中。他是怎么创业的呢？“梁生宝买稻种”这一章，最具体最集中最生动也最深刻地将其创业精神如诗如画地推到了读者面前：那一天，他坐了几百里的火车，在一个小小的火车站下了车。这时候，这个小县城正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下车不多的旅客，很快被招徕客人的旅馆伙计都领走了。空寂而清冷的小街上，只有梁生宝披着一条麻袋站在墙边的一个破席棚下，经受着风雨的折磨。他问过，住一宿店，贵的是五角，最便宜的睡大炕，也要两角。他兜里有钱，但那都是贫苦乡亲们东凑西借的买稻种的钱。他知道：乡亲们一个汗珠跌八瓣儿呀！谁的那几毛钱都来之不易，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用。来的时候，没料到会遇上这天气，可他又舍不得花兜里这两毛钱。“不，就是在席棚底下蹲一夜，也不能花这两毛买稻种的钱。”梁生宝一边对自己说，一边又摸了摸装着稻种钱的兜兜。急中生智，他突然想起来，曾经见过买票房里有人睡觉的情景。于是他立马冒雨顶风，找到了这个车站的票房。那时，这个小车站还没电灯，他摸黑走进去了，划着火柴观看了一下这个寂静无人的小小票房，便在砖墁地上铺了条麻袋躺下了，头正好枕在了过行李的磅秤底盘上……
　　以上所述，只是梁生宝带领他的互助组在艰难的集体创业中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反映出一种精神，一种激情，一种力量。这些，就让读者看到了中华民族坚强的创业信心和势不可挡的创业潮流。
　　创业，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熠熠闪光而且使用普遍的话语。更是近代特别是在不久前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便成了使用频率最高和最为热衷最为响亮的“关键词”。无论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其充满了热望和期待。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遍焕发出了十分高涨的创业激情 。《创业史》这部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梁生宝们从事集体生产的创业轨迹，反映了当年农村的真实风貌。新时期反映农民创业经历的长篇小说还有《平凡的世界》，其中的孙少安与梁生宝创业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创业精神，他们的创业激情和拼命奋斗的劲头是相连的。回望历史，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不仅仅是在农村到处呈现着绚丽夺目鼓舞人心的创业蓝图，其他各行各业，也都在传唱着嘹亮的创业凯歌。 　　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石油会战的故事片，片名就叫《创业》。影片以60年代初开发大庆油田为背景，再现了石油工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头顶蓝天、脚踩荒原，以“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气概，终于摘掉我国石油落后帽子的英雄壮举和辉煌业绩。当时，大庆油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劳动英雄叫王进喜，人称“王铁人”。他原是甘肃玉门油田的工人，那时候，美国等西方国家以禁运的形式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而我国自产石油又很少。一次，他到北京开劳模会，看到北京的公共汽车因缺油，车背上竟带着老大的煤气包在街上跑来跑去。作为一名石油工人，他感到心痛脸热，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他调到了黑龙江一片荒凉的原野，参加了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刊有一篇题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报告文学，其中写道：”对大庆人来说，最艰苦的，还是创业伊始的年代。那时候，建设者们在一片茫茫的大地上，哪里去找一座藏身的房子啊！人们有的支起帐篷，有的架起活动的板房，有的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丢弃的牛棚马厩里办公、住宿。有的人什么都找不到，劳动了一天，夜晚干脆往野外大地上一躺，十几个人扯起帐篷布盖在身上……”这就是大庆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就是在这最艰苦的时候，王进喜率领他的钻井队，到达了会战大庆油田的工地。他们马不停蹄，经过五天五夜苦战，大庆第一口油井开钻，不久就喷出了原油。但在这次会战中，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了。他没去医院，拄着拐杖缠着绷带继续在第二口油井坚持工作。在这口井即将发生井喷的时候，因为没有重晶石粉，他当机立断，用水泥代替。可当时因没有搅拌机，水泥就沉在了池底。就在这种十分紧要的关口，王进喜扔掉拐杖，纵身跳到泥浆池里，用身体去搅拌水泥。接着，又有不少工友也纷纷跳到池内…… 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终于被制服，从而保住了油井和钻机。就是在这时候，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高声地喊出了“要把我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的响亮口号。大庆油田会战的胜利，无疑是我国工业战线在经济困难时期的一首面向世界的创业之歌。
　　电影《创业》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大庆会战的感人场景和以王进喜为原型的铁人形象。影片刚公映那两天，正赶上我在北京出差，于是便先睹为快。因参加一个剧本的修改，我曾在长影住过一段时间，有些演员的面孔很熟悉。所以看起来不仅感到很生动，而且还很亲切，觉得很受教育。没想到刚过几天，却接了长影一位编辑朋友的电话：他问我看过《创业》没有。我说，看了，很好。他说：出事了，已经被封杀，停止放映，编导组正受批判呢——说是为走资派歌功颂德，有十几条罪状。听完这消息，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但相信这消息是真的，因为那时候，“四人帮”还掌握着电影的审批大权。过了一段时间，又得到一条消息：说《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在很多人的帮助和策划下，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创业》被封杀和受批判的情况。毛主席收到这封信后，让他的英文老师读给他听，并立即调来电影《创业》，分两次看完，看到某些镜头，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批示，不仅使电影《创业》得到了解放，而且也使大庆会战和大庆人的创业精神得到肯定和更加广泛的宣传。工业学大庆的热潮也随之高涨起来。当时，我们煤矿就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学大庆，赶开滦。落实规划闹翻番。”并且真的把产量提高了不少，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但为了这封信，江青曾指着张天民怒骂：“你这娃娃告了老娘的刁状！”她要求张天民再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承认“此片没大错，也有小错，同意不发行。”张天民和有关人员研究后，采取了迂回战术：写信没有否定《创业》，只是表态说，摄制组打算继续深入生活，再拍一部反映大庆人创业精神的新片。
　　长篇小说《创业史》，说的是50年代农村广大群众艰苦创业改变贫穷落后的历程；电影《创业》，说的是60年代工业战线的石油工人为甩掉贫油帽子建设富强国家所表现的钢铁般意志和战天斗地的感人场景。农民梁生宝和工人王进喜，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迪。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创业的内容，创业的形式，甚至创业的目的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创业人，都在各自的创业平台上， 谱写了闪光的历史篇章。
　　80年代初期，在曾是“雁门关外野人家 ”的雁北大地上，转眼间，一座引起世界瞩目的现代化大型露天煤矿拔地而起。同时，一座名为朔州市的新城也英姿飒爽地屹立在古老的长城脚下，并且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 “右玉精神”。在这一项项的伟业中，有多少创业的英雄，谱写了多少创业的凯歌和可供众口传唱的创业故事，真是数不胜数。1984年6月，平朔安太堡煤矿的第一批一百多个集装箱两千多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通过海运到天津港。按规定，这批设备的接港、运输和组装，可以承包给有这方面实力的单位，而且已有两个单位提出了承包要求。原煤炭部长高扬文也打电话说：“这批设备太重要、太先进也太庞杂。你们如果实力不足，就承包出去吧。”为这事，平朔的领导班子反复进行了研究：承包出去，省心、省事、省力，但是费钱——按国家概算，不考虑承包方的意见，也得800万美元。 正在创业建设中的平朔安太堡，处处都得花钱呀！他们算来算去，怎么也舍不得这笔太大的开支。于是，下定决心：纵有千难万险，也要自己干，并立即组织了以副总经理周子义和处长陈立为正副指挥的指挥部，专门负责这项陌生而艰巨的棘手任务。
　　这任务的第一步是要把这些重量级成套设备运回来。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从天津到雁北，都是五六十年代修的二级甚至还有不少够不上级别的绕山弯路。所以探路况、摸路情成了关键的关键。于是，周子义、陈立挑了一名有经验的工程师和六名司机乘一辆面包车，出征探路了。他们出发后，经山阴、雁门关、紫荆关、霸县、杨柳青等地到天津。一边走一边查看路情，还得经常下车，量弯度、记数据……这条路的情况是：车辆少，涵洞少，但是山多，弯多。在雁门关段要拐37个弯儿，马头山是49个弯儿，桥梁共有97座。此线他们视为南线。另一条线是从天津到杨村经北京、宣化、沙城、大同到朔县，他们称北线。高扬文部长听了探路的情况汇报后，高兴地说：“开始你们要自己承担这项任务，我很担心！经过你们探路、预测，我心里有底了。谢谢你们呀！”
　　1985年除夕之夜，8台大吊车等两千多立方800吨重的设备必须立即从天津运回平朔。他们放弃了年节休息，组织了16人，驾驶4辆长长的拖板车，从南线赴天津。在那里昼夜加班，艰苦奋战了五昼夜。为了安全，领导让他们挤时间睡了一觉，然后便起身擦着干裂的嘴唇，揉着沉重的眼皮上车了。于是，满载重型设备的四辆长形拖板车和紧紧跟在后面的8台大吊车，威武雄壮地离开了天津。经北线，绕北京，过大同，按时回到了平朔。
　　农民梁生宝去给互助组买稻种，为节省两毛住店钱，铺开麻袋躺在地上过夜；石油工人王进喜带着腿伤跳进泥浆池，以身作搅拌机，抢救井喷的油井；平朔煤矿建设者，为节省美金，胆大心细，吃尽苦头，完成了看来本没有实力承担的艰巨任务。这些人、这些事，虽然所处时代 、地点、行业不同，但他们的创业精神，却是那么惊人的相似，真让我们感叹，真让我们敬佩，也真给我们鼓舞和力量。
　　时光荏苒，历史的列车已经将我们快速地载入了新世纪的第16个年头。时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春风，正带着温馨和暖意吹拂着祖国的辽阔大地，给了广大科技工作者、企业和民众以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一个建设双创基地，发展众创空间的喜人形势正在蓬勃发展，十分看好。去年 ，新登记注册的企业就增长了21.6%，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的企业达1.2万户，或说，每分钟就有8家公司面世。目前，“众创”已不仅是小微企业的专利，大企业也在这个平台上活跃起来，传统产业加速改造升级，服务行业快步崛起，正合力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展望“十三五”，更会激发和释放全社会的“众创”活力，其氛围将会越来越好。在如此令人欣慰的形势下，我们深信，一定会有许多生动的“众创”故事和众多感人的优秀“创客”不断涌现出来。这将是文学创作的“源头之水”。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引，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人们有理由相信，一定会有新一代的柳青写出新时期的小说《创业史》；也会有新一代的张天民写出新的电影或电视剧《创业》。我们预祝这个愿望能够圆满实现。
　　黄树芳：男，1938年生，河北定兴人。中煤平朔集团退休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以及散文和随笔集等11部。作品曾在省市和全煤系统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