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1月5日,是中国经济值得铭记的日子。一年前的这一天,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中央果断出台扩内需、保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一年后的今天,“一揽子计划”政策效应初步显现,牵引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进、企稳回升,全年GDP“保八”增长毫无悬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保八”目标已无悬念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季度增长8.9%;10月份的数据延续了前三季度企稳向好的趋势,工业生产提速、投资增速平稳、消费增速加快、出口降幅收窄。权威专家表示,我国实现全年GDP增长8%的目标已无悬念。而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54.3%,比上月微升0.3个百分点,连续第7个月高于临界点。“中国制造业上月出现自2008年4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证实中国经济正在复苏。需求的全面复苏,预示着经济增长将会加速。”研究员张立群分析说。
与中国相对应的是,复苏的迹象正在全球涌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扰和冲击,各国政府都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的信心。全球制造商最新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产出正在上升,就业前景也在好转。去年衰退期间,世界贸易陷入停滞,各地的仓库里积压着卖不出去的存货。一年之后,制造商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全球产出实现了5年来的最快增长。
应对危机的启示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举措。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及时应对,连续推出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相关政策措施。
2008年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我国将采取十大措施,在未来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随后,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应对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4万亿巨额投资计划宣布时,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还不明朗。一年后再看,当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及时而果断,彰显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预见能力。
2009年1月14日,汽车和钢铁两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公布。之后,我国装备制造、纺织、船舶、电子信息、轻工业、石化、有色金属、物流等产业振兴规划相继公布。至2月25日,国务院圈定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全部出台。这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及随后出台的细则,是我国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有力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和消费,对实现“保增长”目标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与投资、出口相比,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短板”。今年初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政策措施:1月1日起实行增值税转型,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此后几个月,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等刺激农村需求的措施相继出台。进入下半年,国家又推出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地方政府也推出“消费券”等扩大内需措施。这一系列“扩内需”举措,弥补了因出口骤降损失的部分经济增长份额。当然,我国要实现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任务仍十分艰巨。
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比例……一年间,政府“一揽子计划”中处处可见“惠民生”的身影。温家宝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透露,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上年增长29.4%。从大力推行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到提高城乡居民社保水平,从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到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府为解决民生难题而做的努力有目共睹。这既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又进一步凝聚了民心,增强了全国上下共克时艰的决心和信心。
复苏面临新挑战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逐季加快,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在近期研究部署第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一方面肯定应对危机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保增长”目标实现后,“调结构、扩内需、惠民生”将显得更加迫切,能源资源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急需加快推进。同时,巨额政府投资之后,如何确保民间投资跟进,进一步释放中小企业活力,打牢经济企稳回升基础,依然是经济增长必须面对的课题。
数据显示,从传统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迄今为止,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是政府扶持下的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7.4%。相比之下,消费增速依然乏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5%,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
经济学家表示,如果未来2至3年内国内外消费需求依然不能显著回升,那么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将会形成潜在的通缩压力,从而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除消费投资失衡外,迄今为止中国国内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失衡,以及制造业服务业失衡都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加剧的趋势。
更令人担心的是迫在眉睫的资产价格泡沫。许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人民币信贷增长并未带来企业存款的同步上升、票据融资在新增信贷中占有较高份额,这说明有大量信贷资金并未流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而可能进入了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
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除了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分配不尽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基本上取决于需求结构。过去25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的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多数学者和专家的意见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需要系统推进,其中主要有三个层面:技术创新是动力、提升内需是根本、社会保障是基础。
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首都科技界表示,要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温家宝说,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一个科技危机,是一个科技产业化的危机,所以经济复苏和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寻找新的科技基础。”
专家和学者们表示,近年来,内需不振、外需受阻,根本原因是产业和产品的技术改进和技术附加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所以,利用科技创新扩大消费多样性、提升消费层次,是解决内需和外需的根本路径。
在后危机时期,一个大思路也正在凸显,即以科学技术的功能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经济稳步复苏。在前期财政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有一个财政上的投资转向,也就是技术创新的投入和推动。加快实施与扩内需、保增长关系密切的16个重大专项;积极推广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支撑重点产业振兴;大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全国实施企业创新工程等等。与此同时,在后危机时期也需要抓紧规划危机后的科技发展,要在新能源、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方面进行高端研发,以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第二方面是,由过分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发展消费型大国。“相对于均衡的产出分配和良性的内需结构来说,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关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
经济学家们表示,扩大内需的另一侧面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者收入在GNI(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劳动者报酬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其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
“国家应该在财富的存量上作重大调整,通过按生产要素参与初次分配、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性减税、切实保障国民财产性收入等措施,真正提升国民的消费实力。”国家信息中心有关学者表示。
虽然我们也相继出台与民生相关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政策等社会建设政策,但是与“保增长”而迅速推出的4万亿投资的力度相比,我国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投资,财政投入和支出力度仍显不够。因此,如何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资,特别是要发挥财政资金在公共服务领域“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应是管理层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
“保八”目标已无悬念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季度增长8.9%;10月份的数据延续了前三季度企稳向好的趋势,工业生产提速、投资增速平稳、消费增速加快、出口降幅收窄。权威专家表示,我国实现全年GDP增长8%的目标已无悬念。而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54.3%,比上月微升0.3个百分点,连续第7个月高于临界点。“中国制造业上月出现自2008年4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证实中国经济正在复苏。需求的全面复苏,预示着经济增长将会加速。”研究员张立群分析说。
与中国相对应的是,复苏的迹象正在全球涌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扰和冲击,各国政府都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的信心。全球制造商最新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产出正在上升,就业前景也在好转。去年衰退期间,世界贸易陷入停滞,各地的仓库里积压着卖不出去的存货。一年之后,制造商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全球产出实现了5年来的最快增长。
应对危机的启示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举措。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及时应对,连续推出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相关政策措施。
2008年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我国将采取十大措施,在未来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随后,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应对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4万亿巨额投资计划宣布时,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还不明朗。一年后再看,当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及时而果断,彰显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预见能力。
2009年1月14日,汽车和钢铁两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公布。之后,我国装备制造、纺织、船舶、电子信息、轻工业、石化、有色金属、物流等产业振兴规划相继公布。至2月25日,国务院圈定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全部出台。这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及随后出台的细则,是我国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有力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和消费,对实现“保增长”目标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与投资、出口相比,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短板”。今年初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政策措施:1月1日起实行增值税转型,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此后几个月,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等刺激农村需求的措施相继出台。进入下半年,国家又推出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地方政府也推出“消费券”等扩大内需措施。这一系列“扩内需”举措,弥补了因出口骤降损失的部分经济增长份额。当然,我国要实现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任务仍十分艰巨。
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比例……一年间,政府“一揽子计划”中处处可见“惠民生”的身影。温家宝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透露,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上年增长29.4%。从大力推行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到提高城乡居民社保水平,从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到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府为解决民生难题而做的努力有目共睹。这既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又进一步凝聚了民心,增强了全国上下共克时艰的决心和信心。
复苏面临新挑战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逐季加快,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在近期研究部署第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一方面肯定应对危机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保增长”目标实现后,“调结构、扩内需、惠民生”将显得更加迫切,能源资源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急需加快推进。同时,巨额政府投资之后,如何确保民间投资跟进,进一步释放中小企业活力,打牢经济企稳回升基础,依然是经济增长必须面对的课题。
数据显示,从传统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迄今为止,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是政府扶持下的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7.4%。相比之下,消费增速依然乏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5%,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
经济学家表示,如果未来2至3年内国内外消费需求依然不能显著回升,那么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将会形成潜在的通缩压力,从而危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除消费投资失衡外,迄今为止中国国内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失衡,以及制造业服务业失衡都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加剧的趋势。
更令人担心的是迫在眉睫的资产价格泡沫。许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人民币信贷增长并未带来企业存款的同步上升、票据融资在新增信贷中占有较高份额,这说明有大量信贷资金并未流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而可能进入了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
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除了发展的阶段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收入分配不尽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基本上取决于需求结构。过去25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的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多数学者和专家的意见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需要系统推进,其中主要有三个层面:技术创新是动力、提升内需是根本、社会保障是基础。
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首都科技界表示,要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温家宝说,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一个科技危机,是一个科技产业化的危机,所以经济复苏和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寻找新的科技基础。”
专家和学者们表示,近年来,内需不振、外需受阻,根本原因是产业和产品的技术改进和技术附加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所以,利用科技创新扩大消费多样性、提升消费层次,是解决内需和外需的根本路径。
在后危机时期,一个大思路也正在凸显,即以科学技术的功能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经济稳步复苏。在前期财政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基础上,现在需要有一个财政上的投资转向,也就是技术创新的投入和推动。加快实施与扩内需、保增长关系密切的16个重大专项;积极推广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支撑重点产业振兴;大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全国实施企业创新工程等等。与此同时,在后危机时期也需要抓紧规划危机后的科技发展,要在新能源、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方面进行高端研发,以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第二方面是,由过分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发展消费型大国。“相对于均衡的产出分配和良性的内需结构来说,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关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
经济学家们表示,扩大内需的另一侧面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者收入在GNI(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劳动者报酬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其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
“国家应该在财富的存量上作重大调整,通过按生产要素参与初次分配、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性减税、切实保障国民财产性收入等措施,真正提升国民的消费实力。”国家信息中心有关学者表示。
虽然我们也相继出台与民生相关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政策等社会建设政策,但是与“保增长”而迅速推出的4万亿投资的力度相比,我国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投资,财政投入和支出力度仍显不够。因此,如何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资,特别是要发挥财政资金在公共服务领域“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应是管理层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