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可可西里》，我就想到，上海也许会因此掀起新一轮的“寻找男子汉”热潮。但是，传媒对此片好评如潮，往往是从环保角度、从影片编导演的艺术追求角度、从英雄主义的绝唱角度说的，却又总让人有点不满足。
　　缺少些什么呢?我问。记得从影院里出来，遇见几位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说，震撼!好久没看到这样震撼人心的影片了。震撼，当然大大超过触动，我觉得从报上见到的对影片的各种反应里，似乎都太客观了些，多的是评价与赞扬，少了点联想与触动。也许，在可可西里雪线荒原守护藏羚羊的英雄好汉，太崇高了，我们只能“高山仰止”，难以“景行行之”，所以感动之余，不是有效仿的冲动，反庆幸自己能生活在大都市的温柔乡里。
　　现代文明有这样一种消化功能，人们在赞美认同高尚时，往往是自我高尚的幻觉。五分钟的热度与感动后，英雄与崇高都被城市的另一种诱惑、另一个话题消解了。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某某英雄(劳模、先进人物、烈士、领导干部)“也是人”，这句话的潜台词好像说他们的行为不是“人”所能做到的，而是神才做得到的。在这样的话语里，“人性”的标准其实已降得很低，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有理性地处于宇宙中心地位的万物之灵长的特性，也已不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一半是神性，一半是兽性”，不过是能强词夺理、自圆其说的兽性而已。
　　当然，比起“我是婊子，但我敢说出来，其实每个女人都在出卖肉体，差别只在怎么卖，所以我比其他女人真实、坦率，因而也有道德”的诸如此类的宣言来，前者还是很有道德感与正义感的。后者实际上是被一些文化贩子炒作着的喧嚣与躁动罢了。在这样的背景声中，《可可西里》这种无伴奏男声小组唱，能让观众有五分钟的倾听，五分钟的屏息静气，真是相当不容易了。
　　但导演陆川大概不会满意这样的效果。他把已经拍好的大量的感情戏、情节戏都剪去，我想他是要取得现场实录式的真实感。这个从城市出去的青年，也许认为唯有真实才能打动城市人，才能使他们联系与改变自己的生活价值观。他当然不会期望城市人看了他的电影，纷纷跑到可可西里去当守护藏羚羊的志愿者，但他肯定希望城市人(尤其是青年)联系自己的生活，改变现状的庸俗。
　　打动是打动了，联系则未必。是不是东部仅高出海平面的城市与西部雪线上的可可西里生活方式差距太大，实在联系不上呢?我认为不是，而是现代城市人的心智能力弱化太厉害，不敢直面可可西里的劲风传来的启示。
　　我觉得“守望”这一姿态，对城市人就有特殊的意义。前不久，我听一位朋友说起这么一件事。原单位换牌子，职工都被遣散，他隔了两年多，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当一个仓库的小头头。干了两个月，这家公司因为生意原因要裁员，正好有客户投诉，经理明示他去调查，借此机会将这几个员工裁了。但他调查的结果，责任在客户一方，几个员工都是无辜的，他明知如实汇报经理会不高兴，但还是这样做了。果然，到三个月试工期满，经理对他说，可以与你签正式聘用合同，但要降一级工资。他知道经理是为了他不能忠实贯彻领导意图而给他做规矩，尽管失业的压力他深有体会，尽管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尽管他知道怎么能屈能伸、与经理搞好关系，但他觉得这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他就是这么对我强调的)，毅然拒绝了这个条件，离开了这家公司。员工们知道他为了替他们说公道话而要离开，都要请他吃饭、给他饯行。他说，吃饭就不必了，但上面存着这份心，看来你们在这里也不一定能做长，还是早打算，早点找其他出路的好；不过，万一你们以后遇到这种事，一定不要为了保全自己，做损害别人的事。这样做，不一定能保得了自己，而损害别人，不说因果报应，自己的良心上也会有愧疚，是会使人生病的，这才是真正的因果报应。他说给我听，眉宇间有得意之色。我觉得他的这种得意之色，很了不起，很英雄。这也是一种守望。守望藏羚羊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守望道德是保护自然人文环境。守望藏羚羊业已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守望道德从雷锋时代到现在，一直被许多人在心底里认为是傻子行为，于今更烈。其实，守望藏羚羊者，都是出于守望道德这一种动机，陆川要“质感”地表现的正是这种行为的本质力量。守望道德，就不用千里迢迢跑到雪山上去，同时也不能以城市的物质条件太好，来为自己的精神萎靡作辩解。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在温柔乡里要保持骨骼的坚挺，也许比在深山荒漠中更难。城市是英雄的一个关口，能从这里闯出来的英雄，一定是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