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能静，中国台湾女艺人，祖籍山东济南，是抗日英雄杨元丁先生的外孙女，曾获“台湾杰出艺人”等荣誉称号。
　　
　　我是一个台湾人，也是一个从小就有身份认同焦虑的孩子。我的父亲是一个台湾人口中的外省人。
　　他在很小的时候跳上了火车，比蒋介石稍晚几天到了台湾，没有和父母道别，从此成为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在他过世之前，他没有回过他的老家山东。我父亲当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早日回到大陆，他希望能够回到那个他长大的地方，能够见到自己的父母，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故事。所以，我的爸爸有一个很深的乡愁，但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我的母亲是台湾基隆人，一直到23岁，她才知道她是有父亲、有母亲的人。我的外公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国民党开了6枪，丢到河里，几天以后尸体才被发现。他是基隆市的副议长，当时帮助大学生办报，反对国民党贪污腐败，被构陷为共产党，晚上被国民党叫出去后再也没有回家。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无根的孩子，他们都是“孤儿”，于是生下我这样一个孩子。
　　我母亲生了7个孩子，全部是女儿，我是老幺。我爸爸曾经说，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是女儿，他就要离开我们——他必须要带一个儿子，带着他的氏，将来回到大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我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我母亲—手把我带大，我也是留守儿童。在我出生没多久，我妈妈就出去工作。
　　我母亲生了7个女孩，死了3个，其中一个有小儿麻痹症。在我的童年里，我没有见过我的父母，我一直以为我是孤儿，由邻居的孩子们带大，我一年只见我妈妈一次，我对父亲的印象非常的稀少。
　　时代创造了许多家庭的悲剧，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由于“二二八事件”，我的母亲从一个基隆市副议长的千金变成一个平常人。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和我的母亲、我们家的人说话，因为可能在晚上你就会被诬陷身份而被带走、囚禁或失踪。
　　在整个焦虑的青春成长期中，我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天赋——读书。我记得眷村的路口有一个小书店，我常在那里看书。
　　在我青春期非常叛逆的时候，我开始看卡夫卡，看萨特，看所有存在主义的书，我非常愤怒，我要对世界呐喊。然后我看三毛，我要流浪，想要出走。如果不是阅读，我这样的小孩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没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我功课很好，但在16岁高中没毕业那年就进入了娱乐圈，这是一个非常浮躁的圈子，每天起床化妆，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把别的女明星挤开，好让第二天自己的照片大一些。但是在后台，当别人在八卦的时候，我都在看书。我感谢上天给了我这个天赋，是阅读带领我走到今天。
　　在最近这段停下来的时间，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应该做点什么，如果这样无止境地为名利奔波下去的话，我的人生会失去价值。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给像我一样命运的留守儿童和像我一样无根的孩子们带去梦，为他们带去力量。我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停下来，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成立了我心目中一直想要成立的基金会。
　　很多人都打击我说没有用的，送孩子几本书，到贵州、到四川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现实不可能这么简单就能改变，你太理想主义了……在这里，我有一个小故事要和大家分享。记得我刚开始唱歌没多久，台湾的公司邀请我去演讲。我们的经纪公司说不能演讲，演讲没有神秘感，但我还是去了，当时我讲了100多所学校，其中有一所是公立学校。这个学校处在台湾犯罪率最高的一个县市，那里孩子的父母大部分是以赌博和贩毒为生。我在演讲完后会和一些孩子进行—对一的会谈。
　　我访问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男孩14岁，一直哭，说爸爸妈妈不让他上学，他们在家里摆赌局。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再过4年，你就该独立了，为了18岁的你自己，现在乖乖地听父母的话——因为那个地方的父母给孩子注射一种药物来影响孩子，避开他们对你的伤害，18岁以后你就属于你自己，就可以离开家了。为了18岁的你，一定不能放弃。
　　在我的孩子3岁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这已是十几二十年后，我打开信，是这个孩子写来的、说他一直记得多年前我跟他说过的那句话——“就算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但是你绝对不能放弃你自己。”后来，他在18岁那年离开父母去当了兵，之后又考上了大学，然后结婚、生子……我看完那封信，心里非常震撼。后来，我想起了这封信，然后告诉自己说，是该还珠于珠，将我拥有的一切幸运交给这片天地的时候了。于是，我成立了静新图书基金会。
　　最后我想讲一句话，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知道生命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我想这是一个中国人全民英雄主义的时代，只有你不是人的时候，你才会不断地提醒别人说我是人，我需要被尊重。
　　所以，只有我们不身处在一个理想社会的时候，才会有理想主义者的存在。
　　通过阅读创造一个真正的理想世界，让“理想主义者”这个词汇能够永远的消失，因为我们已经身处在一个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