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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文人身上一般都有上海的市民气，也就是所谓“精明不聪明”：不够大气，算计得太精，结果上海滩也就出不了大家。余秋雨算是近三十年来最有名气的海派文人了。他写的书长期位列全球华文图书排行榜前茅。2002年统计全国十年来最畅销图书前十名，他一人占了3本。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等机构评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2007十大学术精英”之首，又被世界华人经济测评体系评为“影响世界100年100位杰出华人”，还载入了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听说他还是中国最富有的作家。应该说，秋雨活到今天已经是名利双收了，但社会上对他人品的质疑却不少。我倒是在朋友圈里经常为他辩解。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时，余秋雨出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尽管上戏归宣传部领导，但我和他的交集并不多。在几次座谈会上见过面，听过他的发言，当时只觉得他口才很好而已。反倒是90年代我到了香港，我们的交往才多了起来。
　　知道秋雨来港公干，我就请他在北角的一家葡国餐厅吃饭聊天。那次见面相谈甚欢，尤其是谈到王元化先生，我俩都充满敬仰之情，也第一次听秋雨说他是王夫人张珂老师的高足。由张珂的大家闺秀风范谈到中国历来缺乏的贵族精神，需要为“精神贵族”正名，甚至还幻想一起建立一个海德堡韦伯夫人家那样的精英沙龙。
　　这次餐聚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秋雨状告《明报》侵害名誉案，起因是罗孚刊登在明报上的文章《文坛一苦事》，作者确实是依据道听途说而敷衍成文的。此时，我刚调到《明报》不久，罗孚父子又是我的朋友。于是就去问罗先生是否愿意私下和解，得到首肯后就将其歉意转告秋雨，并介绍了罗孚父子的遭遇。也许还有其他朋友居中调停，后来秋雨就再没有追究此事，和罗先生也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从这件事上看，秋雨是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厚道君子。
　　此后，我和秋雨的友情也不断加深。他每次来香港总会和我见面聊天。有一段时间，打给秋雨的电话都由一位金姓青年代接，再也找不到他了，我有点纳闷。过了半年，秋雨再次来港，金庸先生请客，我被找去作陪。秋雨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我未免抱怨几句。他解释说是想闭门专心写作，对外联络就交给工作室的人去做了，当然老朋友另当别论。他把夫人马兰的手机号码抄给我，说任何时候可以通过马兰找到他。后来秋雨亮相凤凰卫视，游走世界各地进行文化考察。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我也开始跟随南怀瑾先生问学，于是就懒得再和他来往。不过，有一次，友人黄苗女士想请秋雨在其主编的《华夏人文地理》杂志写专栏文章。我介绍她去见秋雨。黄苗回来对我说：“他忙得没有时间写专栏，但看在你的面子上，答应可以不定期写稿。”我听了心里很是受用，秋雨总算仍念旧情。
　　有一次，友人聚在一起饮酒聊天，说到余秋雨悬赏一百万元，给能拿出证据证明他是“石一歌”写作班成员的人。酒酣之余，我就脱口而出说手上握有铁证。我在做研究上海知识分子的博士论文时，曾通过关系从档案馆复印了写作班40名核心成员亲笔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众人竭力鼓动我去领这一百万元的大赏。我只是淡然一笑，说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除非秋雨否认是我的朋友。
　　其实，我们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看问题，参加过写作班并非污点。当年有谁不愿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笔杆子啊？你认了，从此也就堵住了悠悠之口嘛。只是秋雨太执着于以完美形象示人，一开始否认，后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否认下去了。说到底，还是海派文人的精明不聪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