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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已激动不堪。不料写作前两小时，又意外买到“台湾原住民民谣之父”胡德夫的专辑《匆匆》。回家一放，连键盘都叫唤了起来。因为“云门舞集”的林怀民说，胡德夫的声音是台湾最动人的呼唤。诗人余光中如此形容，“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大风箱。”导演蔡明亮则说，一听胡德夫弹起钢琴唱自己的歌，“我们失去的山林河川，遗忘的海与天空，都回来了。”
最近，关于台湾民歌运动，忽然有各种资料挨近。先是两年前的“台湾民歌三十年盛典”，今年出版了DVD“永远的未央歌”。民歌时代的创作者、原唱者齐聚一堂。我们真是听这些歌（的翻版）长大的。我尤其痴迷的，是两位已离世安息的民歌音乐人，马兆骏和梁弘志。马兆骏今年3月猝死，台湾歌手纪念他的慈善演唱会“发光如星”末尾，马夫人拖儿带女，全家合唱丈夫为孩子写的《发光如星》。这个题目来自《但以理书》，“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三十年来，全球华人教会最流行的歌《爱是恒久忍耐》，也是民歌时代的作品。原唱林佳蓉、许淑娟两位姊妹也参加了三十年盛典。接着就看到一本刚出的书，《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上面说，“我们不要怀旧，我们只要记得。”最后胡德夫专辑压轴，略微安抚了我的台湾民歌情结。
真是的，你永远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与一个错过的年代相逢。曾和一位在电台工作的台湾友人聊天。她说，十几年前的一个凌晨，有人转头说“开枪了”，她伏在桌上泣不成声，随后整个演播室哭成一片。我说，你知道吗，十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余光中的《江湖上》，“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也伏在桌上哭了好一阵。我们真是弟兄和姊妹，因为彼此不相识的时候，你竟为我哭过，我也为你哭过。
在某种意义上，是鲍勃·迪伦和美国民权运动，催生了台湾民歌时代。当年余光中在美国公路上听到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写下台湾版的《江湖上》。1975年，歌手杨弦将这首诗和其他7首余光中的诗谱曲，发起了现代民歌运动。在“永远的未央歌”中，我终于目睹了那个时代：已经苍老的“台湾民歌之父”杨弦，在脖子上架着迪伦招牌式的口琴，唱了这首《江湖上》。
1976年，李双泽在淡江的一次民谣会上，演唱了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一个著名的说法是，随后他在台上摔下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说，“我们要唱自己的歌。”民歌与民权的结盟就这样开始了。只一年后，李双泽为救一个溺水的美国人失去生命，留下《少年中国》、《美丽岛》等九首歌曲。未来的岁月里，这两首歌成了台湾社会运动的象征。
在三十年盛典上，久违舞台的抗议歌手杨祖珺说，多少年来，哪里有街头运动，哪里有灾区，我们就去哪里唱歌。一定要唱的就是这两首。她与胡德夫等人合作了一曲《美丽岛》。这也是我第一次聆听这传说中的歌。1983年，杨祖珺以抗议歌手的身份参加“立委”竞选，以玫瑰为抗议精神的象征。当年的竞选现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手执玫瑰，和杨祖珺一道唱李双泽的歌。
事情就这样成了。胡德夫也投身于社会运动，他为那些被卖为雏妓的原住民少女，写下《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并创办了“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胡德夫不但成为原住民音乐的代表，也成了他们权益的辩士。
在蒋经国开放报禁之前，台湾差不多有数百首“民歌”被列在黑名单上。我读高中时，父亲有篇短文说台湾的校园歌曲“病句太多”，举例就是侯德健的“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永远的未央歌》中，满脸沧桑谦逊的侯德健，与《龙的传人》首唱者李建复合唱了这首歌。我才了解，原创歌词是“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却通不过审查，被改成“姑息的剑”。老侯另一首民谣《捉泥鳅》，原本“小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国民党说，要改为“小牛”，才不会妨害社会。
李建复在台上感言，以前不准唱，现在“政治不正确”，也已很久不唱《龙的传人》。大概这也是老一代台湾民歌音乐人如今纷纷移居大陆的一个原因。台湾民歌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浓厚的左翼文化运动色彩。迪伦和他的女友、抗议歌手琼·本兹，都是当年民歌手的偶像。李双泽固然被誉为台湾的鲍勃·迪伦，到校园歌曲时代，齐豫也还被视为台湾的琼·本兹。
就算台湾的流行乐，背后也多少有些抗议歌曲的影子。如台北的无房户们，曾以行为艺术化为社会运动，邀请数千人夜宿忠孝东路。当年苏芮的《蜗牛的家》，就是对这一“无壳蜗牛运动”的回应。
半个世纪和半个地球的经验，似乎没有音乐，就没有民权。如今是一个想唱就唱的时代，可三十年了，那一代台湾青年滚烫的灵魂、高蹈的理想，都是在回答“为什么而唱”的问题。回到大陆语境，我只要听见“民歌”二字，冬天总会忍不住发抖。“北京的金山上”是藏族民歌吗，“南泥湾”是民歌吗，“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呢？就连张靓颖同志，不也非得给领导们唱一两首不行吗？
“民权”我也许不懂，可别拿“民歌”来骗我。有人唱了三十年，一万个春天，开满了有刺的玫瑰。而我在这一年，至少听见了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民谣——《中国孩子》。
你是说真的吗，想唱就唱？
最近，关于台湾民歌运动，忽然有各种资料挨近。先是两年前的“台湾民歌三十年盛典”，今年出版了DVD“永远的未央歌”。民歌时代的创作者、原唱者齐聚一堂。我们真是听这些歌（的翻版）长大的。我尤其痴迷的，是两位已离世安息的民歌音乐人，马兆骏和梁弘志。马兆骏今年3月猝死，台湾歌手纪念他的慈善演唱会“发光如星”末尾，马夫人拖儿带女，全家合唱丈夫为孩子写的《发光如星》。这个题目来自《但以理书》，“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三十年来，全球华人教会最流行的歌《爱是恒久忍耐》，也是民歌时代的作品。原唱林佳蓉、许淑娟两位姊妹也参加了三十年盛典。接着就看到一本刚出的书，《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上面说，“我们不要怀旧，我们只要记得。”最后胡德夫专辑压轴，略微安抚了我的台湾民歌情结。
真是的，你永远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与一个错过的年代相逢。曾和一位在电台工作的台湾友人聊天。她说，十几年前的一个凌晨，有人转头说“开枪了”，她伏在桌上泣不成声，随后整个演播室哭成一片。我说，你知道吗，十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余光中的《江湖上》，“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也伏在桌上哭了好一阵。我们真是弟兄和姊妹，因为彼此不相识的时候，你竟为我哭过，我也为你哭过。
在某种意义上，是鲍勃·迪伦和美国民权运动，催生了台湾民歌时代。当年余光中在美国公路上听到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写下台湾版的《江湖上》。1975年，歌手杨弦将这首诗和其他7首余光中的诗谱曲，发起了现代民歌运动。在“永远的未央歌”中，我终于目睹了那个时代：已经苍老的“台湾民歌之父”杨弦，在脖子上架着迪伦招牌式的口琴，唱了这首《江湖上》。
1976年，李双泽在淡江的一次民谣会上，演唱了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一个著名的说法是，随后他在台上摔下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说，“我们要唱自己的歌。”民歌与民权的结盟就这样开始了。只一年后，李双泽为救一个溺水的美国人失去生命，留下《少年中国》、《美丽岛》等九首歌曲。未来的岁月里，这两首歌成了台湾社会运动的象征。
在三十年盛典上，久违舞台的抗议歌手杨祖珺说，多少年来，哪里有街头运动，哪里有灾区，我们就去哪里唱歌。一定要唱的就是这两首。她与胡德夫等人合作了一曲《美丽岛》。这也是我第一次聆听这传说中的歌。1983年，杨祖珺以抗议歌手的身份参加“立委”竞选，以玫瑰为抗议精神的象征。当年的竞选现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手执玫瑰，和杨祖珺一道唱李双泽的歌。
事情就这样成了。胡德夫也投身于社会运动，他为那些被卖为雏妓的原住民少女，写下《大武山美丽的妈妈》，并创办了“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胡德夫不但成为原住民音乐的代表，也成了他们权益的辩士。
在蒋经国开放报禁之前，台湾差不多有数百首“民歌”被列在黑名单上。我读高中时，父亲有篇短文说台湾的校园歌曲“病句太多”，举例就是侯德健的“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永远的未央歌》中，满脸沧桑谦逊的侯德健，与《龙的传人》首唱者李建复合唱了这首歌。我才了解，原创歌词是“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却通不过审查，被改成“姑息的剑”。老侯另一首民谣《捉泥鳅》，原本“小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国民党说，要改为“小牛”，才不会妨害社会。
李建复在台上感言，以前不准唱，现在“政治不正确”，也已很久不唱《龙的传人》。大概这也是老一代台湾民歌音乐人如今纷纷移居大陆的一个原因。台湾民歌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浓厚的左翼文化运动色彩。迪伦和他的女友、抗议歌手琼·本兹，都是当年民歌手的偶像。李双泽固然被誉为台湾的鲍勃·迪伦，到校园歌曲时代，齐豫也还被视为台湾的琼·本兹。
就算台湾的流行乐，背后也多少有些抗议歌曲的影子。如台北的无房户们，曾以行为艺术化为社会运动，邀请数千人夜宿忠孝东路。当年苏芮的《蜗牛的家》，就是对这一“无壳蜗牛运动”的回应。
半个世纪和半个地球的经验，似乎没有音乐，就没有民权。如今是一个想唱就唱的时代，可三十年了，那一代台湾青年滚烫的灵魂、高蹈的理想，都是在回答“为什么而唱”的问题。回到大陆语境，我只要听见“民歌”二字，冬天总会忍不住发抖。“北京的金山上”是藏族民歌吗，“南泥湾”是民歌吗，“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呢？就连张靓颖同志，不也非得给领导们唱一两首不行吗？
“民权”我也许不懂，可别拿“民歌”来骗我。有人唱了三十年，一万个春天，开满了有刺的玫瑰。而我在这一年，至少听见了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民谣——《中国孩子》。
你是说真的吗，想唱就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