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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关于成长的故事是从车库或者仓库开始的。说到OFPIX工作室，也有这么一个关键词，而它的另一个关键词则是报道摄影理想。OFPIX工作室位于北京西直门外一套不大的开间公寓内，这里是奇遇花园咖啡馆的仓库，被一个大书架分割成了两个区域，大部分空间被一张拼凑起来的长条桌和木头椅子占据着，周边堆满了纸箱和书籍，投影仪的幕布就是它面前的白墙。
2012年6月1日，OFPIX工作室摄影师团队正式组建，由发起人任悦和其他11名摄影师成员组成。“OFPIX”早在2008年就已出现，设立了OFPIX基金以资助年轻摄影师完成自己的摄影项目，并举办了PhotoCamp、工作坊等各种活动，在网络和报道摄影圈内有了不错的口碑。不过任悦和朋友们还想更进一步，OFPIX工作室就此诞生。它的成员们都是在以往任悦组织的活动中认识的，热爱报道摄影且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其中多数在媒体工作，还有两位自由摄影师和一名北大在读博士。
2012年，对这个集体的成员们来说，报道摄影虽已是脑海中成型的概念，但聚集起来共同探讨它更丰富的可能性，也算是新的起点。类似OFPIX工作室这样的摄影团体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流行，国外很多摄影师会组建这样的联盟，其成员拥有同样的目标和抱负，共同成长。不过在国内，这样的尝试还不多见。
一次典型的工作室聚会
2012年11月1日傍晚，工作室成员、新华社青年摄影记者沈伯韩早早来到工作室，开始准备即将于18点30分开始的摄影师沙龙。今天的沙龙由他主持，他要和到场的十几位年轻人一道交流报道摄影的语言结构和讲述方式。
摄影师沙龙是工作室成立后发起的交流会，这次是第二期，主持人将分享自己的拍摄经验并就主题组织讨论。规模不大，但对外开放，不限于工作室摄影师内部，任悦还将沙龙的情况通过微博进行简单概要式的直播。
沙龙开始前，除了沈伯韩，任悦与另外四位摄影师也提前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工作是订盒饭解决晚餐问题。饭后，有人随意聊天，有人上网看书，而沈伯韩则独自准备即将播放的幻灯片。一切看起来都很随意，就像在自己家做着自己的事。
刘飞越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他曾任《河北青年报》摄影记者，2010年辞职成为自由摄影师。由于还有别的事情，他今天来到工作室本来只想见一下大家打个招呼，可是工作室的氛围却让他不舍得早走。对他来说，今天不仅是个沙龙活动，他更喜欢的是与热爱报道摄影的人聚在一起的感觉，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坐一坐、聊聊天，并非要认真地说个什么事。
OFPIX工作室的摄影师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虽说每周都会有一次活动，但能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并不多，而且也不是每次都能聚齐。
6点30分，沙龙开始，放照片、聊摄影，原计划8点30分结束，可到了9点40分还没有散场的意思，幻灯片播放完了，大家围成几个小圈继续未完的话题。报道摄影的语言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年轻摄影人来说，他们希望将日常工作累积的经验和困惑进行分享和回应。
一直以来，OFPIX的关注点都在于年轻摄影人的成长，将大家聚在一起组建工作室团队也是在延续这个理念。任悦给工作室概括的主题是“寻找精神归宿”，她说：“很多时候，你可能找不着很多人跟你干同样的事，而这里有一个团体，能够轻松自由地讨论共同的问题，正视且努力摒除偏见，就像家的感觉。”
理想实验室
怎么形容OFPIX工作室呢？“不靠谱的摄影师和兢兢业业的任老师。”这个回答来自工作室成员、北京大学化学专业博士三年级的程新皓。程新皓是这个团队中比较活跃的一员，也是唯一还没有完全踏进社会大熔炉的摄影师，蓬松的头发和敞亮的话音透露出顽皮的性格。“不靠谱”只是诙谐的说词。然而，在这个还未满半岁的工作室里，成员们确实还没有找到将理想与现实相融合的途径。
程新皓和摄影的联系源自小学美术老师送给他的一台老相机。他从初中开始拍照片，并喜欢上了摄影。在研二的时候，他和两名信息科学学院的同学一起建立了以摄影为主题的网络社区——图虫摄影网，并担任总编辑。2009年，程新皓结识了任悦和其他摄影师，成为各种活动的常客，最终成为工作室一分子。他说：“OFPIX平台可以让自己接触更多报道摄影的实际事务，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职业化道路。”选题、拍摄、编辑、展览，工作室也是另一个实验室。
在这个过程中，程新皓对报道摄影的认识和理念逐渐清晰。在他眼中，报道摄影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影像人类学研究，报道摄影师要成为一个高超的叙事者，是诗人和人类学家的结合体，深入实地的工作方式才能使摄影获得更多洞见。
虽然还没有离开校园，程新皓对自己的报道摄影职业生涯却很坚定。明年就要博士毕业的他笃定地表示会放弃本专业而从事报道摄影工作，用实践继续探索报道摄影理想。“明年毕业后准备回昆明，继续河流和《小村档案》故事的拍摄，然后独自走滇越铁路，骑行澜沧江，同时拍摄。”他这样计划着。
关于这个理想实验室，刘飞越的感触可能更深。在加入工作室之前，刘飞越也曾与朋友组建过一个小型的摄影合作社，希望通过合作创立品牌，一起拍摄、经营，不过后来因为现实环境原因不了了之。直到任悦和他聊了组建OFPIX工作室摄影师团队的想法，潜藏在刘飞越内心的理想再一次浮现。他说：“我希望能把工作室做成马格南的样子，然后把作品更快、更高质量地推广出去，包括推广给国外的媒体。”
其实对于工作室和摄影师团队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刘飞越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十分清楚马格南无法被轻易复制，不过他还是用刘易斯·海因的一句话来阐述自己的报道摄影理想：“用照片揭露那些应予纠正的事情，赞扬那些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摄影师、OFPIX工作室成员之一的樊竟成这样形容这个小集体：“这里有热爱纪实摄影的一群人，报道当下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同事里有很多非常优秀且具有职业精神的摄影师，非常诚恳和专业。”在2010年末他凭借《北京建筑工人》报道获得了第三届OFPIX基金。在拍摄过程中，他辞去了工作，在建筑工地附近租住，除了与工友交流外，还鼓励工友亲自把打工过程中遇到的有代表性事件书写下来，并将拍摄的照片提供给NGO（非政府组织），在大学举办展览，参与农民关爱日活动。按照他的理解，照片应该发挥比记录更大的作用。 成长是困难的
2012年10月18日应该是让人振奋和高兴的一天。摄影师张星海的一组《地铁里的冒险》在腾讯网图片频道《活着》栏目推出，成为首组以OFPIX署名刊发的作品。此前，张星海以北京地铁为主题的拍摄已经持续了六七年，按他自己的话说，“拍的都是人们熟视无睹的东西。地铁是中下阶层活动的舞台，每位乘客既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也是本分、高明的演员。”
这是工作室成员第一次共同努力的成果。在OFPIX工作室，张星海和伙伴们一同挑选、编辑几年来拍摄的大量图片，反复讨论，从而有了《地铁里的冒险》。
但是，这一晚给摄影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一场内部讨论会。他们称之为“暴风雨般的整风运动”。
OFPIX工作室摄影师团队组建不久，大家就在一起构思了一个选题——年轻人与青年文化，作为团队的第一次集体任务。按照这个思路，经过几次头脑风暴和选题讨论，大家就这个题目报告了自己想拍摄的内容。程新皓提出要拍摄自己的同学，沉稳内向的摄影师肖翊要拍一个与摇滚乐有关的题目……
然而，三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一名摄影师完成了拍摄。大家开始对自己生气，体验着成长中的不如意。接下来要做的，是找出其中的原因和问题所在。10月18日晚，任悦召集大家开会，一次严肃的会议，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拍不出照片？
与国外比较，国内优秀报道摄影师并不多。任悦认为，其中最大原因是：报道摄影对摄影师综合素质的要求特别全面，大部分国内报道摄影师叙述故事的能力、写图片说明的能力、对报道选题的敏感和深入程度与国外都还有明显的差距，这些问题也存在于OFPIX摄影师中。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是大家还找不到合适的方式经营摄影师个人选题。
大家也纷纷吐槽，没有按计划完成选题的主要原因是时间安排。所有摄影师都有本职工作，精力有限，而工作是必须要完成的，无法同时顾及两头。“工作任务未必是自己关注的，而自己关注的选题又没有时间操作，”任悦说，“于是我们转而开始探讨摄影师如何经营属于自己的个人选题。”
这似乎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解决的事，牵扯到的环节非常多，没有人能提出方案来化解因时间与精力限制所产生的矛盾。于是，“整风运动”的结果是：大家达成共识，从另一个更容易上手操作的内容开始拍摄。
“那晚的头脑风暴过后，我们觉得需要从身边开始，并且希望选题更柔性一些，所以我们定的下一个选题名字叫‘北京客’，就拍我们自己在北京居住的社区，呈现北京客的生活状态，然后在微博上和读者互动。”任悦说。这一次，OFPIX摄影师们拿出了更完整的策划方案，并在新浪微博建立了微刊，希望这个选题能够引起更多朋友的共鸣。
至今为止，以OFPIX署名刊发的作品已有两组，除了《地铁里的冒险》，另一组是刘飞越拍摄的《黑暗中的游戏》，讲述了因先天性白内障而失明的吴逸恺与电脑游戏的故事，11月2日发表在腾讯网游戏频道。这个成绩算不上优异，不过，组建还未满半年的OFPIX摄影师团队也并不是很着急要出成果，因为他们知道成长是困难的。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遇到困难、克服困难。2012，OFPIX工作室摄影团队的成长之路刚开始，他们有关理想的实验刚开始。
2012年6月1日，OFPIX工作室摄影师团队正式组建，由发起人任悦和其他11名摄影师成员组成。“OFPIX”早在2008年就已出现，设立了OFPIX基金以资助年轻摄影师完成自己的摄影项目，并举办了PhotoCamp、工作坊等各种活动，在网络和报道摄影圈内有了不错的口碑。不过任悦和朋友们还想更进一步，OFPIX工作室就此诞生。它的成员们都是在以往任悦组织的活动中认识的，热爱报道摄影且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其中多数在媒体工作，还有两位自由摄影师和一名北大在读博士。
2012年，对这个集体的成员们来说，报道摄影虽已是脑海中成型的概念，但聚集起来共同探讨它更丰富的可能性，也算是新的起点。类似OFPIX工作室这样的摄影团体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流行，国外很多摄影师会组建这样的联盟，其成员拥有同样的目标和抱负，共同成长。不过在国内，这样的尝试还不多见。
一次典型的工作室聚会
2012年11月1日傍晚，工作室成员、新华社青年摄影记者沈伯韩早早来到工作室，开始准备即将于18点30分开始的摄影师沙龙。今天的沙龙由他主持，他要和到场的十几位年轻人一道交流报道摄影的语言结构和讲述方式。
摄影师沙龙是工作室成立后发起的交流会，这次是第二期，主持人将分享自己的拍摄经验并就主题组织讨论。规模不大，但对外开放，不限于工作室摄影师内部，任悦还将沙龙的情况通过微博进行简单概要式的直播。
沙龙开始前，除了沈伯韩，任悦与另外四位摄影师也提前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工作是订盒饭解决晚餐问题。饭后，有人随意聊天，有人上网看书，而沈伯韩则独自准备即将播放的幻灯片。一切看起来都很随意，就像在自己家做着自己的事。
刘飞越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他曾任《河北青年报》摄影记者，2010年辞职成为自由摄影师。由于还有别的事情，他今天来到工作室本来只想见一下大家打个招呼，可是工作室的氛围却让他不舍得早走。对他来说，今天不仅是个沙龙活动，他更喜欢的是与热爱报道摄影的人聚在一起的感觉，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坐一坐、聊聊天，并非要认真地说个什么事。
OFPIX工作室的摄影师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虽说每周都会有一次活动，但能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并不多，而且也不是每次都能聚齐。
6点30分，沙龙开始，放照片、聊摄影，原计划8点30分结束，可到了9点40分还没有散场的意思，幻灯片播放完了，大家围成几个小圈继续未完的话题。报道摄影的语言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年轻摄影人来说，他们希望将日常工作累积的经验和困惑进行分享和回应。
一直以来，OFPIX的关注点都在于年轻摄影人的成长，将大家聚在一起组建工作室团队也是在延续这个理念。任悦给工作室概括的主题是“寻找精神归宿”，她说：“很多时候，你可能找不着很多人跟你干同样的事，而这里有一个团体，能够轻松自由地讨论共同的问题，正视且努力摒除偏见，就像家的感觉。”
理想实验室
怎么形容OFPIX工作室呢？“不靠谱的摄影师和兢兢业业的任老师。”这个回答来自工作室成员、北京大学化学专业博士三年级的程新皓。程新皓是这个团队中比较活跃的一员，也是唯一还没有完全踏进社会大熔炉的摄影师，蓬松的头发和敞亮的话音透露出顽皮的性格。“不靠谱”只是诙谐的说词。然而，在这个还未满半岁的工作室里，成员们确实还没有找到将理想与现实相融合的途径。
程新皓和摄影的联系源自小学美术老师送给他的一台老相机。他从初中开始拍照片，并喜欢上了摄影。在研二的时候，他和两名信息科学学院的同学一起建立了以摄影为主题的网络社区——图虫摄影网，并担任总编辑。2009年，程新皓结识了任悦和其他摄影师，成为各种活动的常客，最终成为工作室一分子。他说：“OFPIX平台可以让自己接触更多报道摄影的实际事务，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的职业化道路。”选题、拍摄、编辑、展览，工作室也是另一个实验室。
在这个过程中，程新皓对报道摄影的认识和理念逐渐清晰。在他眼中，报道摄影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影像人类学研究，报道摄影师要成为一个高超的叙事者，是诗人和人类学家的结合体，深入实地的工作方式才能使摄影获得更多洞见。
虽然还没有离开校园，程新皓对自己的报道摄影职业生涯却很坚定。明年就要博士毕业的他笃定地表示会放弃本专业而从事报道摄影工作，用实践继续探索报道摄影理想。“明年毕业后准备回昆明，继续河流和《小村档案》故事的拍摄，然后独自走滇越铁路，骑行澜沧江，同时拍摄。”他这样计划着。
关于这个理想实验室，刘飞越的感触可能更深。在加入工作室之前，刘飞越也曾与朋友组建过一个小型的摄影合作社，希望通过合作创立品牌，一起拍摄、经营，不过后来因为现实环境原因不了了之。直到任悦和他聊了组建OFPIX工作室摄影师团队的想法，潜藏在刘飞越内心的理想再一次浮现。他说：“我希望能把工作室做成马格南的样子，然后把作品更快、更高质量地推广出去，包括推广给国外的媒体。”
其实对于工作室和摄影师团队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刘飞越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十分清楚马格南无法被轻易复制，不过他还是用刘易斯·海因的一句话来阐述自己的报道摄影理想：“用照片揭露那些应予纠正的事情，赞扬那些应该做的事情。”
自由摄影师、OFPIX工作室成员之一的樊竟成这样形容这个小集体：“这里有热爱纪实摄影的一群人，报道当下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同事里有很多非常优秀且具有职业精神的摄影师，非常诚恳和专业。”在2010年末他凭借《北京建筑工人》报道获得了第三届OFPIX基金。在拍摄过程中，他辞去了工作，在建筑工地附近租住，除了与工友交流外，还鼓励工友亲自把打工过程中遇到的有代表性事件书写下来，并将拍摄的照片提供给NGO（非政府组织），在大学举办展览，参与农民关爱日活动。按照他的理解，照片应该发挥比记录更大的作用。 成长是困难的
2012年10月18日应该是让人振奋和高兴的一天。摄影师张星海的一组《地铁里的冒险》在腾讯网图片频道《活着》栏目推出，成为首组以OFPIX署名刊发的作品。此前，张星海以北京地铁为主题的拍摄已经持续了六七年，按他自己的话说，“拍的都是人们熟视无睹的东西。地铁是中下阶层活动的舞台，每位乘客既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也是本分、高明的演员。”
这是工作室成员第一次共同努力的成果。在OFPIX工作室，张星海和伙伴们一同挑选、编辑几年来拍摄的大量图片，反复讨论，从而有了《地铁里的冒险》。
但是，这一晚给摄影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一场内部讨论会。他们称之为“暴风雨般的整风运动”。
OFPIX工作室摄影师团队组建不久，大家就在一起构思了一个选题——年轻人与青年文化，作为团队的第一次集体任务。按照这个思路，经过几次头脑风暴和选题讨论，大家就这个题目报告了自己想拍摄的内容。程新皓提出要拍摄自己的同学，沉稳内向的摄影师肖翊要拍一个与摇滚乐有关的题目……
然而，三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一名摄影师完成了拍摄。大家开始对自己生气，体验着成长中的不如意。接下来要做的，是找出其中的原因和问题所在。10月18日晚，任悦召集大家开会，一次严肃的会议，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拍不出照片？
与国外比较，国内优秀报道摄影师并不多。任悦认为，其中最大原因是：报道摄影对摄影师综合素质的要求特别全面，大部分国内报道摄影师叙述故事的能力、写图片说明的能力、对报道选题的敏感和深入程度与国外都还有明显的差距，这些问题也存在于OFPIX摄影师中。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是大家还找不到合适的方式经营摄影师个人选题。
大家也纷纷吐槽，没有按计划完成选题的主要原因是时间安排。所有摄影师都有本职工作，精力有限，而工作是必须要完成的，无法同时顾及两头。“工作任务未必是自己关注的，而自己关注的选题又没有时间操作，”任悦说，“于是我们转而开始探讨摄影师如何经营属于自己的个人选题。”
这似乎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解决的事，牵扯到的环节非常多，没有人能提出方案来化解因时间与精力限制所产生的矛盾。于是，“整风运动”的结果是：大家达成共识，从另一个更容易上手操作的内容开始拍摄。
“那晚的头脑风暴过后，我们觉得需要从身边开始，并且希望选题更柔性一些，所以我们定的下一个选题名字叫‘北京客’，就拍我们自己在北京居住的社区，呈现北京客的生活状态，然后在微博上和读者互动。”任悦说。这一次，OFPIX摄影师们拿出了更完整的策划方案，并在新浪微博建立了微刊，希望这个选题能够引起更多朋友的共鸣。
至今为止，以OFPIX署名刊发的作品已有两组，除了《地铁里的冒险》，另一组是刘飞越拍摄的《黑暗中的游戏》，讲述了因先天性白内障而失明的吴逸恺与电脑游戏的故事，11月2日发表在腾讯网游戏频道。这个成绩算不上优异，不过，组建还未满半年的OFPIX摄影师团队也并不是很着急要出成果，因为他们知道成长是困难的。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遇到困难、克服困难。2012，OFPIX工作室摄影团队的成长之路刚开始，他们有关理想的实验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