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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侵略者没有给越南留下学习西方的时间,1884年再次迫使越南阮朝承认法国的“保护”,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又吞并了整个越南,阮述等人兴办“洋务”、富国强兵的愿望未能实现,“兴亚会”联合亚洲各国抗击西方列强的抱负也成了昙花一现的梦想。
阮述,字荷亭,是19世纪末期越南阮朝的名臣之一。1880年～1883年间,他两次出使中国,肩负着联华抗法的使命,经历了中越两国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悲壮时代,同时又感受到了“西洋文明”的影响,主张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以抗击“洋人”。作为才学出众的东方知识分子,他又是一位优雅的使者,与中国各界人士及在华日本人往来密切,吟诗唱和,谈经论史,见证了东方传统文明在乱世中的传承与交流。
悲壮的使命
1880年7月,越南都城顺化,阮述、陈庆洊等人即将出使中国,嗣德皇帝亲笔题诗,又写了《远行歌》,郑重地为他们送行。此时,皇帝的心情非常沉重:自己登基32年来,国内变乱不断,法军又几次入侵,越南三次被迫签订条约,支付巨额赔款,开放河内等地为商埠,还割让了南部的六个省。法国殖民者一再得手后,仍然步步进逼、气焰嚣张,他心中明白要想不当亡国之君,只有向中国求援了。当时阮朝统治越南已有78年,与清王朝一直关系友好,两国使者往来不断,虽然中国也一再被列强侵略,同样内忧外患,但这个“天朝大国”看起来还比较强大,或许能给越南的救亡图存带来希望。
作为阮朝的重臣,阮述等人此次出使果然不负重望,清政府在越南邀请下几次派军“剿匪”,帮助阮朝逐步稳定越南北部的局势。阮述使团成功出使中国事实上否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为中越联合抗击列强侵略奠定了基础。法国自然不甘心,为了达到吞并越南、侵略中国的目的,决定大举入侵,用武力侵吞整个越南。
面对严峻的形势,越南的爱国官员和民众一再要求抗法,重用正在越南屯垦安民的刘永福的黑旗军。在中国,许多人也坚决主张援越抗法,驻法公使曾纪泽不屈不挠地在外交前线斗争,唐景崧还主动请缨前往越南联络。1881年后,两国多次互派使者,秘密协商。1882年12月,李鸿章向法国驻华公使宝海提出,中、法两国与越南所派大员举行三方会谈。1883年1月,越南派刑部尚书范慎遹、内阁侍讲阮述作为正副使臣,取道到香港,经广东、上海前往天津。阮述等人3月17日到天津,可是不久法国却将宝海撤换回国,致使三方会谈无法举行,两位使臣便暂驻天津,与中国官员、越南国内都保持着联系。7月,嗣德帝崩逝,8月,法军乘越南政局混乱之机攻占顺化,迫使阮朝承认法国“代管”越南外交事务,中、越两国通过外交途径联合抗法的努力失败。11月22日,使团只得在悲痛欲绝之中离开天津,忧心忡忡地返回越南。
传承东方文明
内忧外患之中,唐景崧、阮述等中越使者们依然酬答唱和,不自觉地承担着传承东方文明的使命。文学是中越两国知识分子交流最多的领域。出使期间,唐景崧与越方官员阮文祥、阮述等多次笔谈,越南的陶登进赠送了诗集,阮述送上了越南诗人苇野、妙莲的诗集。
阮述在中国也积极展开交流,1880年出使中国就写成了《每怀吟草诗集》,1882年来华之前就准备好了苇野、仓山、妙莲等越南知名诗人的诗文集。他与中国知识分子或互赠楹联、书画,或诗文唱和,或为诗文集作序。在香港,他和学贯中西的王韬长时间笔谈,还把所带诗文集赠给王韬、唐廷庚、马复贲等中国朋友。在天津,阮述在公务之外与各界知识分子往来频繁。3月28日,他为公馆里的官员书写了几对楹联,得到大家赞扬,后来就不断有人要求他赠予楹联。4、5月间,他和“津门处士”梅小树等人多次互赠诗文,谈论越南士大夫的学术和历朝的著作、名家。6月,擅长绘画的海关署幕僚李佩之给他赠送了一幅《荷亭图》,包含了“十里荷风香不断,板桥西畔是吾家”的意境。江苏高邮人陈钧平是一位在天津养病的候补知府,他对阮述非常敬重,向他赠送了《秦邮贴》和苏轼、秦观等人的墨迹,还表示从前没见过越南人,现在才知道越南是“文雅之邦”,派到中国的使臣都是“明达之士”……11月,中国朋友又赠送给阮述许多楹联和诗作,有人还画了《星槎归棹图》为他送行,阮述作诗回赠,依依惜别。
在华期间,阮述买了很多汉文书籍、书法作品,他不仅关心中国各地历史、人文,与中国朋友谈古论今,也与日本在华人士用汉文交流。李佩之是南阳人,阮述就询问诸葛亮后代和南阳、襄阳的武侯祠情况。遇到孔子第72代孙孔庆玉,阮述就很关心曲阜的孔子圣迹、圣人的后裔等情况。孔庆玉告诉他:阙里、孔林等地方都在扩建,孔子的后人人丁繁盛,当时做大官的不多,文官中做翰林的有不少,武官中提督很多。在北上天津的船上,阮述遇上到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就和他们促膝笔谈,不少人对越南的抗法斗争颇为关注、同情。在天津,他又到贡院观看武童生考试,看到了骑马射箭、举石锁、挥舞大刀和拉硬弓的场景。阮述途经上海时,日本海军大尉曾根啸云和他几次会面,赠送了两本汉文的《南漂记事》、《法越交兵纪略》。《法越交兵纪略》叙述了法国与越南的战争情况,阮述认为它只是摘录了各报刊的报道,大多都是“传闻之词”,就帮着他进行了润色修改。曾根啸云还表示痛心于亚洲各国的萎靡不振,主张建立“兴亚会”,共同抵制西方的侵扰,这让阮述有几丝欣慰。日本的三名僧人也前来拜访,和阮述笔谈,向他索取诗文、询问越南的佛教情况。阮氏认为,日本僧人和越南僧人相同,因此觉得日本和越南“同文”。
感受“西学”的成效
1880年前后,洋务运动给清王朝带来了“中兴”的迹象,越南在一再遭受西方侵略后也认识到学习“西学”的重要性。1881年后,越南一度选派12名留学生到香港,在英国人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英文和天文、机器等知识。阮述等人来华期间也很注意考察中国学习“西学”的成效。他和管理越南留学生的中国人石清泉往来密切,与王韬、伍廷芳等中国的“新派”人物频繁接触,了解天下大势,关注“洋务”新进展。
在中国,阮述等人多次参观“洋务”设施,直接感受到近代科技的新发展。在广州,1883年2月阮述等人在石清泉陪同下观看了自制的“水雷炮”,就是用“油纸”包上火药,三包系成一个捆,外面再用“油纸”包上,牵上一个用“漆布”包裹的引线。点燃引线之后,这个“水雷炮”就在水里炸开了,轰的一声像打雷一样响,附近的海水都变黑了,不少被炸死的鱼浮出水面。这让阮述很感兴趣,很想了解这种“防海水雷炮法”的原理,他就向石清泉的儿子、广东水师炮船的管带——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舰长——石和钧请教。石和钧告诉他,鱼雷炮是用铜铸成的,再装上火药,放在水里样子很像一条鱼,作战的时候确定目标,发射出去,就能轰击敌人的船只。他还说,中国的鱼雷炮大多是从德国购买的。
范慎遹、阮述等人又参观了广东机器局,这个机器局是1873年建立的,机器都是从外国购买的,能制造出“十心火炮”、“水雷炮”,但是质量比“洋人”的同类产品差一些。让阮述等人最惊奇的是,这个机器局的负责人都是中国人,总办温子绍是二品顶戴的候补道,他为人温文尔雅,喜欢和外国人交往,留心西方相关书籍的知识,从未到西方学习过,可他能在“西学”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真是一位“奇士”!
范慎遹、阮述等人到天津后,中国官员请他们到照相馆,拍摄了越南“使臣朝服”的照片,见识体会了“西洋”的摄影技术。他们还应邀参观了天津电报局,观摩了洋枪队的练兵场面。在电报局,他们看到了负责“传报”的“学童”们工作的场景,“学童”发信号给100多里外的大沽口电报局,问:“今天有没有轮船到天津?”那边立即回复“今天没有船”。接着,又给2000多里外的上海电报局发信号,对方立即问“有什么事情”,“学童”就发报回复:“今天有越南的钦差到了局里,所以试着摇动机器、发送信号,演示给他们看。”这让阮述等人对于电报的神速印象深刻,他们不禁感叹“西人之法”的奇妙。在练军的洋枪队,他们观看了士兵们的队列、射击表演,认为操练熟练,有“千人如一”的感觉。他们听说教练是从法国学习了四年之后回国的,于是觉得中国新式军队的训练是完全依照“西法”的,中国这样用心学习“西洋夷人”的“长技”,将来超过“西洋”、抵御列强欺侮是有可能的。
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阮述等人有很大触动。他们觉得越南要想救国图存,也应该像中国一样,学“西学”,办“洋务”。6月,在发回国内的奏文中,他们就建议越南多购买“洋炮”、“洋枪”,训练新式的“洋枪队”。但是,法国侵略者没有给越南留下学习的时间,1884年再次迫使越南阮朝承认法国的“保护”,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又吞并了整个越南,阮述等人兴办“洋务”、富国强兵的愿望未能实现,“兴亚会”联合亚洲各国抗击西方列强的抱负也成了昙花一现的梦想。
阮述,字荷亭,是19世纪末期越南阮朝的名臣之一。1880年～1883年间,他两次出使中国,肩负着联华抗法的使命,经历了中越两国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悲壮时代,同时又感受到了“西洋文明”的影响,主张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以抗击“洋人”。作为才学出众的东方知识分子,他又是一位优雅的使者,与中国各界人士及在华日本人往来密切,吟诗唱和,谈经论史,见证了东方传统文明在乱世中的传承与交流。
悲壮的使命
1880年7月,越南都城顺化,阮述、陈庆洊等人即将出使中国,嗣德皇帝亲笔题诗,又写了《远行歌》,郑重地为他们送行。此时,皇帝的心情非常沉重:自己登基32年来,国内变乱不断,法军又几次入侵,越南三次被迫签订条约,支付巨额赔款,开放河内等地为商埠,还割让了南部的六个省。法国殖民者一再得手后,仍然步步进逼、气焰嚣张,他心中明白要想不当亡国之君,只有向中国求援了。当时阮朝统治越南已有78年,与清王朝一直关系友好,两国使者往来不断,虽然中国也一再被列强侵略,同样内忧外患,但这个“天朝大国”看起来还比较强大,或许能给越南的救亡图存带来希望。
作为阮朝的重臣,阮述等人此次出使果然不负重望,清政府在越南邀请下几次派军“剿匪”,帮助阮朝逐步稳定越南北部的局势。阮述使团成功出使中国事实上否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为中越联合抗击列强侵略奠定了基础。法国自然不甘心,为了达到吞并越南、侵略中国的目的,决定大举入侵,用武力侵吞整个越南。
面对严峻的形势,越南的爱国官员和民众一再要求抗法,重用正在越南屯垦安民的刘永福的黑旗军。在中国,许多人也坚决主张援越抗法,驻法公使曾纪泽不屈不挠地在外交前线斗争,唐景崧还主动请缨前往越南联络。1881年后,两国多次互派使者,秘密协商。1882年12月,李鸿章向法国驻华公使宝海提出,中、法两国与越南所派大员举行三方会谈。1883年1月,越南派刑部尚书范慎遹、内阁侍讲阮述作为正副使臣,取道到香港,经广东、上海前往天津。阮述等人3月17日到天津,可是不久法国却将宝海撤换回国,致使三方会谈无法举行,两位使臣便暂驻天津,与中国官员、越南国内都保持着联系。7月,嗣德帝崩逝,8月,法军乘越南政局混乱之机攻占顺化,迫使阮朝承认法国“代管”越南外交事务,中、越两国通过外交途径联合抗法的努力失败。11月22日,使团只得在悲痛欲绝之中离开天津,忧心忡忡地返回越南。
传承东方文明
内忧外患之中,唐景崧、阮述等中越使者们依然酬答唱和,不自觉地承担着传承东方文明的使命。文学是中越两国知识分子交流最多的领域。出使期间,唐景崧与越方官员阮文祥、阮述等多次笔谈,越南的陶登进赠送了诗集,阮述送上了越南诗人苇野、妙莲的诗集。
阮述在中国也积极展开交流,1880年出使中国就写成了《每怀吟草诗集》,1882年来华之前就准备好了苇野、仓山、妙莲等越南知名诗人的诗文集。他与中国知识分子或互赠楹联、书画,或诗文唱和,或为诗文集作序。在香港,他和学贯中西的王韬长时间笔谈,还把所带诗文集赠给王韬、唐廷庚、马复贲等中国朋友。在天津,阮述在公务之外与各界知识分子往来频繁。3月28日,他为公馆里的官员书写了几对楹联,得到大家赞扬,后来就不断有人要求他赠予楹联。4、5月间,他和“津门处士”梅小树等人多次互赠诗文,谈论越南士大夫的学术和历朝的著作、名家。6月,擅长绘画的海关署幕僚李佩之给他赠送了一幅《荷亭图》,包含了“十里荷风香不断,板桥西畔是吾家”的意境。江苏高邮人陈钧平是一位在天津养病的候补知府,他对阮述非常敬重,向他赠送了《秦邮贴》和苏轼、秦观等人的墨迹,还表示从前没见过越南人,现在才知道越南是“文雅之邦”,派到中国的使臣都是“明达之士”……11月,中国朋友又赠送给阮述许多楹联和诗作,有人还画了《星槎归棹图》为他送行,阮述作诗回赠,依依惜别。
在华期间,阮述买了很多汉文书籍、书法作品,他不仅关心中国各地历史、人文,与中国朋友谈古论今,也与日本在华人士用汉文交流。李佩之是南阳人,阮述就询问诸葛亮后代和南阳、襄阳的武侯祠情况。遇到孔子第72代孙孔庆玉,阮述就很关心曲阜的孔子圣迹、圣人的后裔等情况。孔庆玉告诉他:阙里、孔林等地方都在扩建,孔子的后人人丁繁盛,当时做大官的不多,文官中做翰林的有不少,武官中提督很多。在北上天津的船上,阮述遇上到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就和他们促膝笔谈,不少人对越南的抗法斗争颇为关注、同情。在天津,他又到贡院观看武童生考试,看到了骑马射箭、举石锁、挥舞大刀和拉硬弓的场景。阮述途经上海时,日本海军大尉曾根啸云和他几次会面,赠送了两本汉文的《南漂记事》、《法越交兵纪略》。《法越交兵纪略》叙述了法国与越南的战争情况,阮述认为它只是摘录了各报刊的报道,大多都是“传闻之词”,就帮着他进行了润色修改。曾根啸云还表示痛心于亚洲各国的萎靡不振,主张建立“兴亚会”,共同抵制西方的侵扰,这让阮述有几丝欣慰。日本的三名僧人也前来拜访,和阮述笔谈,向他索取诗文、询问越南的佛教情况。阮氏认为,日本僧人和越南僧人相同,因此觉得日本和越南“同文”。
感受“西学”的成效
1880年前后,洋务运动给清王朝带来了“中兴”的迹象,越南在一再遭受西方侵略后也认识到学习“西学”的重要性。1881年后,越南一度选派12名留学生到香港,在英国人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英文和天文、机器等知识。阮述等人来华期间也很注意考察中国学习“西学”的成效。他和管理越南留学生的中国人石清泉往来密切,与王韬、伍廷芳等中国的“新派”人物频繁接触,了解天下大势,关注“洋务”新进展。
在中国,阮述等人多次参观“洋务”设施,直接感受到近代科技的新发展。在广州,1883年2月阮述等人在石清泉陪同下观看了自制的“水雷炮”,就是用“油纸”包上火药,三包系成一个捆,外面再用“油纸”包上,牵上一个用“漆布”包裹的引线。点燃引线之后,这个“水雷炮”就在水里炸开了,轰的一声像打雷一样响,附近的海水都变黑了,不少被炸死的鱼浮出水面。这让阮述很感兴趣,很想了解这种“防海水雷炮法”的原理,他就向石清泉的儿子、广东水师炮船的管带——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舰长——石和钧请教。石和钧告诉他,鱼雷炮是用铜铸成的,再装上火药,放在水里样子很像一条鱼,作战的时候确定目标,发射出去,就能轰击敌人的船只。他还说,中国的鱼雷炮大多是从德国购买的。
范慎遹、阮述等人又参观了广东机器局,这个机器局是1873年建立的,机器都是从外国购买的,能制造出“十心火炮”、“水雷炮”,但是质量比“洋人”的同类产品差一些。让阮述等人最惊奇的是,这个机器局的负责人都是中国人,总办温子绍是二品顶戴的候补道,他为人温文尔雅,喜欢和外国人交往,留心西方相关书籍的知识,从未到西方学习过,可他能在“西学”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真是一位“奇士”!
范慎遹、阮述等人到天津后,中国官员请他们到照相馆,拍摄了越南“使臣朝服”的照片,见识体会了“西洋”的摄影技术。他们还应邀参观了天津电报局,观摩了洋枪队的练兵场面。在电报局,他们看到了负责“传报”的“学童”们工作的场景,“学童”发信号给100多里外的大沽口电报局,问:“今天有没有轮船到天津?”那边立即回复“今天没有船”。接着,又给2000多里外的上海电报局发信号,对方立即问“有什么事情”,“学童”就发报回复:“今天有越南的钦差到了局里,所以试着摇动机器、发送信号,演示给他们看。”这让阮述等人对于电报的神速印象深刻,他们不禁感叹“西人之法”的奇妙。在练军的洋枪队,他们观看了士兵们的队列、射击表演,认为操练熟练,有“千人如一”的感觉。他们听说教练是从法国学习了四年之后回国的,于是觉得中国新式军队的训练是完全依照“西法”的,中国这样用心学习“西洋夷人”的“长技”,将来超过“西洋”、抵御列强欺侮是有可能的。
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阮述等人有很大触动。他们觉得越南要想救国图存,也应该像中国一样,学“西学”,办“洋务”。6月,在发回国内的奏文中,他们就建议越南多购买“洋炮”、“洋枪”,训练新式的“洋枪队”。但是,法国侵略者没有给越南留下学习的时间,1884年再次迫使越南阮朝承认法国的“保护”,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又吞并了整个越南,阮述等人兴办“洋务”、富国强兵的愿望未能实现,“兴亚会”联合亚洲各国抗击西方列强的抱负也成了昙花一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