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谷歌学术引擎检索“global governance”，上世纪80年代仅有4640条结果，90年代增到73300条，本世纪头十年猛增至819000条。
　　全球治理这个领域与医疗或丧葬行业相似，遵循“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原理。在学术界变得炙手可热，恰恰说明全球治理困难重重。
　　曾经成绩斐然的全球贸易治理，因为WTO多哈回合谈判一再延宕而遭遇重大挫折；尽管已经受到严重危机的洗劫，但国际金融治理滞后的局面并未改善，迄今全球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中间管理机构仍告欠奉；气候治理步履维艰，全球变暖的科学基础因数据造假丑闻和人们对欧洲严寒的直观感受而动摇——尽管事后科学家们的操守得到了官方调查的保证；安全治理亦不容乐观，基于制衡和威吓的安全观大行其道，效果却乏善可陈。国内争端演变为国内战争，国内战争发展为国际征伐。“自由平等”的旗帜“从胜利走向胜利”，平民的血泪和仇恨从未止息。
　　笔者曾从优化治理手段的角度提出一种改进全球治理效率的思路（见本刊2011年第23期《全球治理宜分轻重缓急》），虽然不无裨益，但不能期待这类简易办法就足以令全球治理呈现根本改观。如果对全球治理作一全身体检，可以发现，治理主体尤其是国家行为体，在意愿、能力和手段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缺陷。只做若干方面的修补，仍将面临其他方面的瓶颈。唯有整体或宏观地认识及弥补，方能有效推进全球治理。
　　先看意愿。从抽象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行为体，都有推进全球治理，实现一个安全、自由、公正、繁荣之世界的意愿或要求。但是，从具体的目标来看，不同国家的意愿又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在这些目标的排序乃至理解上，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就美国这样的所谓现状国家而言，保证自身相对领先的优势、维护美国治下的安全秩序与和平，是其更看重的目标。
　　美国主导之下，必定是自身的安全稳定压倒别国的繁荣进步。如，美国主流观念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是和平的基石。无论是对拉美发展政策的建议，还是亚洲金融危机救助中提出的条件，都贯穿着“华盛顿共识”关于私有化、自由化的僵硬要求，而“华盛顿共识”带有浓郁的美国政府部门主导并通过国际组织落实和执行的色彩。以此为内核和标准的全球治理，难以反映其他国家的意愿，也势必不能获得其他参与者的尊重与认同。
　　意愿能否被落实，还需要看其背后是否有能力为凭籍。不能否认，从单个国家或局部来看，其应对全球问题的能力面临较大的局限，但国际社会的有效合作，可以弥补其能力的不足。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维持印尼、韩国、泰国等国货币金融稳定所需资金的规模大约为1117亿美元，这超出了危机发生国自身的能力。由于缺乏一个区域性的流动性支持机制，各国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融资需求，为此不得不接受其提出的“政策指令”。事实上，接受这些附带紧缩财政以及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华盛顿共识”条件的资金支持，让一些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以后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事后发现，当时东亚各经济体持有总额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远高于维持初期危机国金融稳定所需的资金规模。以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为契机，东亚的区域金融治理机制才开始走上正轨。
　　全球治理的手段是一系列能得到执行与贯彻的政策和规则，以及形成这些政策和规则的机制。理论上讲，保证这些政策和规则能够被执行的因素，除了共同体成员的授权之外，也可能是个别成员的武力、魅力、谋略或权威。例如，安全治理问题上，美国的角色尤其突出。其治理的手段，是通过造成不同地区内部各国的相互制衡，一旦某重要地区内缺乏相互制衡的力量，美国则将亲自以武力镇压，即所谓“离岸平衡政策”。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节约美国的军力而维持其世界权力，但对不同地区各国来说，却背负了高昂的安全成本。尽管实现了表面的和平，但这种安全是以防备强邻的高投入为代价的。
　　上述旧式的手段或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反映国际社会治理能力分布及其支持的意愿的变化，但新的治理方式又尚未成熟，这成为限制全球治理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碍。一方面，反映发达工业国家治理观念和发展模式的全球治理框架，其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崛起的新兴市场对全球治理的诉求。另一方面，新兴市场自身也缺乏一套类似于“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那样的、具备坚实理论基础并且明确而具体的行动纲领，来取代前者，指导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与器物力量变化相匹配的新型治理观念的缺失，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效率趋于低下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新的治理观念与方式的确立，势必需要发达工业国与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本着最大的善意，相互妥协和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