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沈阳的三位年轻作家班宇、郑执、双雪涛，共同構成了一股“东北文学”强劲的冲击波。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东北老工业区的肃杀，看到了小人物的困顿与挣扎，也看到了文学叙事进一步向写实传统的致敬。在我看来，这三位东北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在东北、在血缘和地缘所形成的水波纹式的结构中进行言说，更是对东北之外的、处于每一次席卷在时代浪潮中的普通人所存在的现实世界的隐喻，他们作品中的很多人物，都是身处生存逆境、残酷的生活窘境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坚忍中保持着生命的尊严和存在的勇气。
　　 班宇在其短篇小说《逍遥游》中，塑造了许玲玲这样一个年轻女孩的形象。她在经历了父母离异之后，又得知自己患上重病，母亲为了给她治病，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老破小房子，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主人公困顿的生活为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抹不去的阴影，也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平日里即便困顿也可以维持基本生活，一旦生一场大病，便立即成为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可怜人的日子总是祸不单行，母亲意外离世，为了照顾女儿，离婚后已经离开家的父亲许福明只好回来重新与女儿生活在一起。许福明与许玲玲没什么共同语言，他也没什么能耐，只能靠每天给人拉货干点体力活赚钱度日。然而，他又是许玲玲生活的唯一指望，这种指望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抓住了一根半朽的浮木，又或是在雨季等一个短暂的晴天。班宇在许玲玲这种看似绝望的生活中，为其添加了两个同病相怜的朋友：拖着残破又肥硕的身躯窝在姑姑的袜子摊上混吃等死的谭娜，以及像大多数人一样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但被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磨光耐心的赵东阳。三人的境遇处处显示出露骨的绝望与孤独，这种绝望与孤独使他们想短暂地逃离，逃离虚弱的身躯、残破的家庭，亦或是枯燥的生活。就这样三人坐上了沈阳到秦皇岛的绿皮车，开启了这一趟得到许福明500元支持的“逍遥游”。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作者对主人公大庭叶藏的描写与班宇笔下的许玲玲一样，大庭叶藏因体弱多病而变得敏感又脆弱，虽然身在富有家庭，但得不到亲人的关心也没有朋友，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同样是虚弱又孤独的人，他似乎走向了绝对的悲观，无人关心，“将自己独有的烦恼藏在胸中的小盒子里，竭力将这一犹豫和敏感隐蔽起来……”相比之下，许玲玲有虽然无用但努力挣钱为她治病的父亲，有陪她出游的朋友，还可以在游览澄海楼时登上楼顶看山看海，迎着风想起以前背过的古文《逍遥游》。此时的许玲玲，甚至不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将死之人，而是内心充满浪漫幻想的“文青”，虽然不久之后就被赵东阳的电话叫了下去，但在那个当下她一定得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事实上不止许玲玲，就连谭娜与赵东阳，都在农家乐夜晚片刻的欢愉中得到了些许的慰藉。如果说大庭叶藏是主动地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与激情，那么许玲玲一行人就是在被动的生活重压下依然主动地寻找一些希望。与太宰治、“无赖派”相比，班宇更像是用文字给铅灰色的天空狠狠地撕开一道口子，洒下星星点点的微光，使辛酸的小人物们也能得到一点安慰，使绝望的人生并没那么绝望。
　　 与班宇同时出现在阅读视野中的双雪涛，也是一位非常善于述说生命、命运的青年作家。2015年，双雪涛在《收获》发表了《平原上的摩西》，立即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如果说，双雪涛用以色列人的民族领袖摩西来命名，并多次提及《出埃及记》，是想表达一种凡尘俗世中的不得已，以及无法逃离的某种痛苦的话，那么《天吾手记》就代表了他对青春的追寻和对得与失的释怀。从双雪涛的一些作品中似乎可以看到日本作家的印记，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天吾手记》。从情节结构到人物设定，都充满了村上春树式风格。一个内地警察身处台湾，寻找台北最高的教堂，也追寻少年时代消失的恋人。最终恋人仍然不知所踪，但主人公却已解开心结，努力拥抱现在的幸福。
　　 《天吾手记》中，最吸引我的并不是男主人公李天吾，而是穆天宁。一个会用黑色衣服遮住自己有点胖的身材的编辑，她为李天吾冷清、灰暗的家庭带来了温暖和希望。她会向天吾撒娇，会帮天吾照顾他生病的父亲，这样的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挪威的森林》中的绿子。两者都以救赎者的姿态走进男主人公的生活，也都用自己的坦率与真诚打动着身边的人。穆天宁问天吾愿不愿意做自己男朋友时的一举一动，像极了绿子把脸擦在渡边的脖颈上说：“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女孩儿，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表白说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然而不久之后绿子就指出了渡边的冷漠，并且不再死缠烂打，而是决绝离开。渡边像是主动选择放弃治疗的病患，相比之下天吾在圣诞夜对穆天宁爱的回应是自发的，更是勇敢的。从这个层面来说，《天吾手记》更像是双雪涛对人生意义的一次追寻，故事的结尾天吾透过教堂看到：“残缺的人们手拿着工具，修理着对方，有的用斧子劈着对方的脑袋，有的用螺丝刀拧着对方的胸膛，忙得不亦乐乎。”人生不也是如此吗？同样残缺的你我，能修理别人，却永远无法修复自己。而天吾与渡边的区别就在于愿不愿意接受，接受善，接受爱，也接受新的可能性。
　　 与班宇和双雪涛不同，郑执总是以更冷静也更尖锐的笔触描绘着兵荒马乱的成长过程。以《生吞》为例，故事情节在东北的冰冷与肃杀之中展开，一场凶杀案的背后，是青春年少的憧憬与成人世界的残酷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对人性的思考。故事的开头，王頔的作文题目《黑白战争》就是对小说内容的高度概括。五个从背景到性格都迥然不同的少年，在黑与白、浪漫与黑暗之间游弋。然而残酷的世界总是猝不及防地用现实打碎幻想，在黑与白的战争中，黑终究会将白生吞。就算是这样，也还是有一些人始终坚守着内心的白。故事中的秦理是个天才，在知识的世界里他游刃有余，对别人而言十分简单的骑自行车却成了他久久不能掌握的技能。作者对秦理苦练自行车的样子作了生动的描写：“他终于在摔倒又爬起成百上千次后，练就了最让自己骄傲的技能，而且是非常独特的掏裆式——右腿从横梁下面钻过去踩脚镫子，站着骑，因为他个子太小，坐上去腿就不够长。”这就是秦理，执着到有些偏执，面对别人的误解和欺凌不屑于辩驳，一心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他这种特性在对待黄姝时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给黄姝报仇，他甘心隐忍十年，只是为了抓到真凶。
　　 我想《生吞》被称为中国版的《白夜行》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开头的奸杀抛尸案，还是男女主人公，在黑暗又破碎的青春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情节，都像极了桐原亮司和唐泽雪穗。同样是在污浊泥淖中挣扎着生活的孩子，雪穗和亮司为了保全自己，一步步地杀掉了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知情人，而秦理和黄姝却有着最真诚最纯粹的灵魂，不管是黄姝想为秦理买助听器，还是秦理保护黄姝，都是残酷世界的美好体现。黄姝美丽，秦理聪慧，但跟他们的真实和美好相比，那些都变得不值一提了。与通篇笼罩在阴云之下的《白夜行》相比，《生吞》的感情更加饱满和浓烈，其偶尔透露出的温情还是会让人在读到浑身发冷时感到一丝温暖。
　　 班宇、双雪涛、郑执这三位年轻作家，致力于在小人物的身上寻找新的人生意义，他们勾画出了一幅挣扎着生活却从不放弃希望的人物群像。这三位80后作家创造出的人物，带着中国人身上的坚韧、沉重与浪漫。以往，我们总是将“80后”与青春的“疼痛文学”紧紧相连，“青春”这一文学装置，就像一顶极为有效的保护伞，在“青春”的名义下，再荒诞的故事情节都变得似乎有理有据。然而，当过于空洞的文字成片成片地砸向读者，是否意味着文学作品失去了应有的积极的意义和正能量。就像托尔斯泰说过：“在平庸和矫情之间，只有一条窄路，那是唯一的正道，而矫情比平庸更可怕。”现在我们惊喜地发现有这样一群年轻作家，不再制造那些虚无的物质世界和夸张失真的成长经历，而是真实地踩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从青春故事中探寻人生可能性。这些文字又会变成一种精神力量，激励那些正处于困顿之中的人们，就像班宇在长沙梅溪书店的读者见面会上说的，“文学作品的功效，就是让人可以直接面对心中的任何情绪，不管它是悲伤痛苦，还是欢乐喜悦”。我以为，这才是文学永葆青春和激情的写作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