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某部门将把工资提高到足以养廉的水平，心中不禁生疑：多高的薪水才足以养廉呢?报纸上没说，笔者只好作一些猜测。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不妨先看看历史。历史上的封建官吏，薪水不能说不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中可能有夸张，“十万”也许包括“灰色收入”，但白居易公元806年在陕西作县尉时，所写应是真实可信的：“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观刈麦》陕西是个穷地方，官吏有这么高的“薪水”该足以养廉了吧?可那时的社会，贪官污吏还不是比比皆是?明朝的严嵩，位居宰相，总不见得薪水不够花吧?可是嘉靖年间，严嵩仅贪污军饷每年就达180万至300万两。他掌权20年，搜刮了“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珍宝古玩所值又数百万。”(《明史·严嵩传》)。清代的和砷，任军机大臣20年，聚敛的个人财富总值超过20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20年的税银收入。如果要“养廉”，让严嵩和砷之流不贪财受贿，该给他们多高的“薪水”呢?
　　再看当代的几个贪官。成克杰的薪水不会比小公务员少吧?很多小公务员没有贪污行为，而成克杰却捞了 3000多万，不是"出事"，他可能还不满足。胡长清在江西任职期间，平均每天纳贿一万多元；安徽原阜阳市市长肖作新，不明财产就达1336万元，原海南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家中抄出的财产达1400多万元，还有广西玉林的李乘龙等等，贪污受贿均在千万元以上。如果要“养廉”，该给这些人多高的薪水，他们才心满意足，不再伸手呢?恐怕把人民的血汗钱全充作他们的薪水也不行，因为这些贪官还喜欢美色，喜欢养情妇，要“养廉”是不是再给他们配上一些美女呢?
　　在困难时期，在艰苦岁月里，我们的各级干部没有实行“高薪”，那时并没有出现多少贪官，更不要说“成克杰”之类的特大贪官了。可以说，焦裕禄就是那一时期的代表。穷的时期贪官少，富起来了贪官反而多了，能说明不廉洁是薪水不足以养廉造成的吗? 　腐败与薪水的关系其实并不大。滚油里的饼，饥饿的人也不会伸手抓；任人摘取的葡萄，吃饱的人也会带走一串。在这里，制约才是最重要的。高薪只是吸引人才的措施，并不是养廉的手段，某些部门如果招不到优秀人才，提高薪水以吸引人才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为了“养廉”而提高薪水就值得商榷了。古语云：“信使可复，器欲难量。”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再高的薪水也不会使贪婪的人满足。用高薪来防止贪污腐败，等于哭闹的孩子多吃奶，简直近似于奖励腐败。利用垄断的权力地位单方面提高薪水，其实质则是对公众财富的掠夺。反腐只有靠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制度设计得好，你将没有条件腐败。例如干部任职实行民主选举，竞聘上岗，个别人说了不能算数，谁还能卖官?无法卖官还能收到什么贿?监督机制完善了，你将不敢贪。60年代贪宫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仆们”怕挨群众“整”哪怕是大吃大喝；大字报也会贴到你的门上。加上频繁的政治运动，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谁还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大字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像猛药，对治腐有效果，可惜副作用太大，不利于经济建设，弃之不用，当然是对的。但是，要有取代它的新药。就像治感冒，康泰克不用了，你得有其它治感冒的新药。这“新药”绝不是“高薪”。“养廉”要靠“高薪”，那“薪水不高”岂不成了贪污受贿的理由? 　记得一个贪官说过这样的话：“事前无人制约，事后无人监督，事发有人保驾——现在搞腐败的条件实在是太优越了。“如此”肺腑之言“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反腐，关键在于消灭腐败的“优越条件”，使一些人不能“腐”，不敢“腐”，而不是靠“高薪“来满足他们，使他们“不必腐”“不想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