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随之，在江西上饶设立了全国最大的法西斯监狱——上饶集中营，用来囚禁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其它抗日爱国人士。
　　上饶集中营当时分成两个部分：囚禁新四军军官、干部的叫“军官队”；囚禁东南地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叫“特别训练班”（简称特训班），对外打的招牌是“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为了对外欺骗舆论，对内进行分化，以达到仅用镇压手段所不能达到的政治目的，集中营还相继成立了剧团、球队和文化组。
　　
　　集中营中的“七君子”
　　
　　“文化组”由七人组成，即冯雪峰（文艺理论家、诗人，皖南事变发生时在金华被捕）、吴大琨（经济学家，在慰问新四军返沪途中被捕）、王闻识（浙西民族日报社社长）、计惜英（国新社记者）、郭静唐（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杨良瓒（独立33旅指导员）、叶苓（新四军干部）。敌人宣称成立“文化组”，是“优待”文化人，可以免除劳动和上课，借以粉饰罪恶，蒙混视听。
　　冯雪峰在集中营用的名字是“冯福春”，“文化组”几个人当然都明白他是谁，但愚蠢的敌人始终不知道他就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著名的领导人冯雪峰。“文化组”这七个同志，后来被人们称为集中营里“七君子”。
　　“七君子”中，冯雪峰同志年龄较大。他面容清瘦，身体虚弱，当时又曾患上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回归热”，幸得好友郭静唐通过关系，从外买回有效药剂，方才挽救了生命。
　　冯雪峰，是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和革命文化领导工作的老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对毛泽东非常敬仰，坚信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经常鼓动难友们：只有坚持斗争，决不屈服才有出路。他说，坚持斗争就是为了生存。雪峰在分析当时形势时说，敌人是疯狂和残暴的，有可能进行大屠杀，因此，身体好的同志应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机会冲出牢笼。狱中的赖少其同志顺利越狱一事大大鼓舞了其他同志。
　　
　　三个“文弱书生”逃离虎口
　　
　　当时“文化组”七个人中，叶苓年纪最小，二十刚刚出头，计惜英、杨良瓒也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三个年轻人决心冲出牢狱，在征求冯雪峰意见时，他立即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说，你们都年轻，冲出去能为革命工作多年。这件事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有，所以一定要作好周密计划，选择有利时机。并指示三个年轻人：一是对看管的宪兵表面“顺从”点，尽量少发生冲突；二是和文化组另四人装得“疏远”点，给宪兵造成文化组内部不和假象。叶、计、杨三人依计而行，就常聚在一块活动，与其它四人显得“泾渭分明”，有次还故意寻找一点小事与吴、王、郭大吵大闹，使室外的宪兵听得清清楚楚，用以迷惑特务。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观察地形，选择“突破口”，为逃离虎口作好行动路线的准备。
　　当时对“文化组”的看管相对较松，下午和晚饭后可由宪兵陪同在警戒圈内散步或到小溪洗澡。敌人大概认为这些文弱书生，不会有什么“越轨”行动，后来散步或洗澡时就不是每次“陪同”了。当看到他们三人也规规矩矩，都能准时回来，值班的宪兵由两个变成了一个。
　　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选择，叶、计、杨三人已选中了小河洗澡处的一个最佳地段，那里离哨所较远，地域僻静，又有树木遮掩，涉过浅水，百米处即可进入山区。时间最好是在黄昏，因为那时哨所的作用受到限制，且一进山区，天色暗下来后，敌人追捕搜索就困难了。这个计划，得到了冯雪峰的肯定。
　　恰在这时，特训班有位同志偷偷告诉叶苓：“一个叛徒已经供出了你是新四军干部”，嘱叶立即作好应急准备。冯雪峰听到这个消息，当机立断，安排三人当天晚饭后马上行动。并说，走时把他们四个人的毛线衣全部带走，一来避免敌人怀疑，再则路途上发生困难时可以变卖使用。
　　晚餐后，冯雪峰让郭、王二人把值班宪兵引到村上散步喝酒去了。叶、计、杨三人急急把雪峰等四人的毛线衣穿在身上，来到河边，并未发现跟踪，就飞快地涉过小河，冲向大山。当三人气喘吁吁地登上山腰，来到树深林密之中时，天色也已完全黑暗。一个多小时后，山下才传来了摩托车声和枪声。这时，三人早已隐身于崇山峻岭之中，狡猾的敌人只有“望山兴叹”，无可奈何了。
　　第二日凌晨，三个脱离险境的青年迎着晨曦，走向了通往铅山的大道。
　　叶苓同志建国后曾任资江日报总编、邵阳地委宣传部部长、湖南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等职，2004年去世。他生前曾多次接受我的访问，亲口向我叙述了当年被囚上饶集中营的生活和冯雪峰组织他们越狱的经过。他晚年写的回忆文章也提到了此事。
　　(作者单位为湖南省隆回县文物所)